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双重择偶困境与多元实践机制研究论文

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双重择偶困境与多元实践机制研究论文

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双重择偶困境与多元实践机制研究

魏 丹

(南昌大学 社会学系,江西 南昌 330038)

[摘 要] 通过江西省多个工地的问卷调查和22位青年的深度访谈分析发现,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兼具“边缘性”的一般特征和高度流动性、危险性的行业特殊性,导致婚姻市场上遭遇择偶双重困境。然而建筑业青年农民工主体性作用下发展了现代信息媒介的技术交友实践机制、持续投入的情感实践机制、婚姻要价市场下的举债经济实践机制、社会资本运作的关系实践机制和祛理想化策略等多元实践机制。但他们困境的根本解除需要国家、行业组织、社区、个人等多主体参与。

[关键词] 建筑业 青年农民工 择偶困境 实践机制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成为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奇迹”,这一奇迹离不开农民工这一群体。近年来学界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婚恋和择偶问题是新生代青年农民工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青年择偶问题不仅关系青年个体稳定、家庭幸福、生活质量和青年社会化的顺利与否,同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影响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婚恋观的研究[2],青年农民工婚恋的传统与现代性研究[3],以及“闪婚”“跨省婚姻”“临时夫妻”等多元婚恋现象及模式研究。[4]但这些研究无疑都将农民工看成是均质的群体,“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他们是农民工一般,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物。”社会学研究应当“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 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同时“不能忽略生产过程对塑造农民工的决定性作用”。[5]

(1)记录2组患者手术时长及术后苏醒时间(手术结束至苏醒程度评分[6]达到10分的时间)。(2)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风险评估量表:0分表示术后无恶心、呕吐,1分表示轻度恶心,2分表示严重恶心,3分表示呕吐1次,4分表示呕吐>1次。(3)记录2组患者术后即时(术后0 h)、术后3、6、12、24 h静息状态下的VAS评分。(4)记录2组患者术后24 h内补救镇痛率。(5)记录2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监测数据推算,我国农民工2017年末总量约28652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0.5%;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约5200万人口。建筑业的国民经济地位以及建筑工人的城市建设作用不可估量,然而他们受到的社会关怀和学术关注却极少。建筑业生产独特性:第一,生产高度流动性和极具地方性,一个建筑物的完成意味着从业人员向新的地理坐标和新的建筑物流动;第二,非标准化生产作业,独一无二的某一坐标上因风向、日照自然条件不同加上不同建筑的施工设计、要求与建筑条件不同,导致“批量生产技术”应用的困难;第三,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强,地理位置、气候、天气、地质等自然因素,以及多种材料供应与不同工序衔接等因素导致其生产与准确估算和严格控制的工厂流水线有巨大的差异;第四,劳动高强度,层级分包下工人每天的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值为11.64小时,夏季常常高达12小时[6];第五,劳动环境差且高危险性,金属切割、木板敲击、电钻、混凝土机作用等各种高分贝声音,水泥、沙子等粉尘充斥的污浊空气,以及高空作业、机械、工具操作、电路密集等各种危险因素凸显了建筑业“脏、苦、累和危险”的特征;第六,“同性集聚”或高度男性化的生产场域。建筑业的生产特性会对青年农民工的择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没有务农经历、乡村情感纽带松散、家族情结淡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婚恋观念下又有何实践机制?通过2017年江西省南昌、赣州、石城、寻乌等多地工地的127份有效问卷调查和22名建筑青年农民工的深度访谈资料,为本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二、建筑业青年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课题组通过江西省ZM建筑公司的项目人员的引荐分别在其公司的南昌、赣州、石城、寻乌项目劳务项目组共发放135份问卷,回收127份有效问卷,问卷涉及个人基本情况、择偶途径、择偶方式、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等内容,对其中22位年龄20—39岁的青年人同时进行了深度访谈。127名建筑业农民工,户籍为江西省内的占96个,省外为41个;男性占 81.1%,女性占 18.9%;年龄分布为20-29岁的人口占比最大,为49.61%,其次是30-39岁人口,占33.07%,40-49岁占到了14.17%;受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占50.31%,其中78.64%为技术人员和劳务分包人员,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仅为5.57%,全部为小工(杂工,无技术或低技术水平);收入占比最多的是3000-4999元,占总体的35.43%,3000元以下的占21.26%,5000元以上的占到29.92%。10000元以上的占13.39%,高收入主要是分包人员;已婚比例为45.4%,其中女性全部为已婚人员。

有人说,什么自焚?是报应!一家饱暖千家怨,李驷峋何止是饱暖?是暴富。财富太多,且来路不正,因此仇家太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调查结果显示,建筑业青年择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为性格(54.33%)、共同爱好(43.31%),而经济状况(27.56%)、家庭背景(25.2%)、户籍因素(24.41%)比例相比低得多。关于婚恋择偶理论的解释,主要有社会交换理论与同类匹配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基于比较双方自身所拥有资源,社会成员倾向于选择资源互换和共赢的对象;而同类匹配理论则认为更倾向于选择精神、价值观、兴趣爱好较为契合的对象。课题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交换理论在此解释力较弱,而精神层面的同类匹配理论更具说服力。其次,被调查者认为男性应该比配偶更优秀的方面主要为收入(69.29%)、身高(52.76%)两项指标,因此从择偶观念上青年农民工又不可避免地透露着传统“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的社会性别观念。

三、建筑业青年择偶的双重困境

(一)“边缘性”的农民工共性与弱势婚姻市场地位

加工面包时,首先需要调制好面粉,根据试验要求,区别改性淀粉HS-01,HS-02和HS-03这3种淀粉的最适添加量;试验过程中,研究3种改性淀粉的不同添加量为0,1%,2%,3%,4%,5%(占面粉比例),观察添加量不同对面包制品比容的影响。

“小时候帮忙干过一点农活,但是现在谁都不会想回去种田,又辛苦又赚不到几个钱,主要也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在外头。是农村户口,还是想在城里头安家。但是城里房子太贵了,这几年房价涨得太厉害了。女孩子也不会想跟你回农村,处对象,女的没有要求,女的家里也会要你在城里头有房子,这个不知道有几难。”(袁,33岁,男,NX1116-04)

从图中可以看到,体系温度的波动范围一般,在后期波动的幅度没有前期大,说明体系在随着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过程中,系统的温度波动逐渐变小,体系的不稳定性减弱。

(二)高危与流动性的行业特殊性与“雪上加霜”的建筑业青年择偶困境

小熊,家在瑞金,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初在运动器材台球杆制造厂打工,因为化学染剂和气体接触,小熊做了不到一年,头发变成了咖啡色。家里人出于健康考虑劝说小熊去了工地上做木工。在一次KTV生日会上小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留了联系方式,此后小熊经常约对方,通过持续的情感投入和关怀备至最终实现了交友与择偶成功。情感实践机制弥补了建筑业青年在行业、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弱势,为青年建立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

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在“男性偏好”和打工经济发展的农村尤为突出。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外出流动经历,导致农村本地婚姻市场的未婚女性比例低,有学者提出“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婚姻市场理论”[10],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地位大大提升,彩礼要价呈现水涨船高之势,或是作为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机制,或是作为对青年核心家庭的资助机制,但彩礼也只是婚姻支付其中的一部分。婚姻支付成本还包含了为能够实现缔结婚姻的各种投入形式,即现金和物品,如购买或建造房子、家具电器、婚纱摄影、婚宴、男方家庭给女方的金子等。调查过程中发现,已婚青年中86.5%的人为了结婚借债,用于农村老家建房、装修、置办家具电器、婚宴、彩礼。其次,调查访谈发现,很多青年会通过购买商品房、老家建新房、装修房子等提高自身的婚姻市场议价能力。因此,因婚举债或因婚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

学术界关于农民工择偶问题,形成了人口结构失衡理论[7]、通婚圈理论[8]以及婚姻市场要价理论[9],这些理论虽然视角不同,但农民工男性青年择偶困境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一共识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壁垒以及这一壁垒形成的心理和社会障碍所导致,形成了农民工“边缘性”的特征。我国最早从1951年7月开始实施城市户口管理,至1958年我国限制人口流动,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1958年至1978年为严格控制人口迁移阶段,1978年以后是半开放阶段,直到2014年国务院“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户籍的城乡制度壁垒存续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差异和农民工的二重性边缘地位影响还在。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住房、医疗以及配套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农村居民之间有较大差异。而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务农经历、土地情感、乡村家族情结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在农村,但绝大多数没有农业从业经历,乡土情结较为淡薄,常年的城市打工和生活经历,他们更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希望能够在城市扎根成家,但城市的安家立户巨额成本又使得他们望而生畏,信心不足。对于后方的“农村”又显陌生,成为了转型时代的边缘人。“梯度择偶”准则下,农村女性社会流动经历下,更倾向于选择城市青年,以及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村青年,这就形成了“边缘”地位农民工择偶难,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好比一个大型的空间坐标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决定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个体的行为、思考、感知模式、性情倾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等皆与其所在的位置,以及个体间的密切互动有关。换言之,个体在社会空间的坐标位置,有其特定的思考与行为、生活方式与趣味以及对空间的感知模式。行动者在空间中占据什么位置,拥有什么样的资本,预示着行动者的趣味和习惯。各个群体在空间中的不同坐标位置之间存在不同的距离。建筑业青年和行业领域之外的异性处于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建筑业青年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有限,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建筑业青年形成了该生产场域的生活方式、趣味习惯,与该场域之外的成员存在距离。这种距离影响了其交往和择偶,而要实现距离的突破,则需要该场域的社会个体的实践策略。

四、建筑业青年择偶的多元实践机制

从结构主义大师布尔迪厄结构场域象征暴力理论、到福柯的微权力系统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后现代批评主义,以及詹姆斯·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个体层面的、日常反抗“弱者的武器”的分析,无不重视并显示主体分析的重要性。因此劳工分析以及劳动过程理论也应当从工人的被动阶层位置和被动接受管制的藩篱挣脱出来,关注工人多元主体实践。尽管在“边缘性”身份和建筑业的“特殊”职业劳动过程双重困境下,建筑业青年并非铁板一块,也不只是被动和甘于双重困境之下的劳动者,而是在现代化流动生活经历中积极运用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持续情感投入、多重经济策略增加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以及对关系社会资本的运作,为改变择偶困境而努力抗争与实践。

(一)技术实践机制:现代信息与新媒介下的技术交友策略

2013那届日内瓦举办的EPHJ贸易展上,包括Technotime、Vaucher Manufacture和Dubois Dépraz在内的多家机心厂齐齐到场。但另外两家厂商却因缺席而格外引人注目:以产量而计,Sellita和Soprod是ETA以外瑞士最大的机心厂商。(就在那年底,ETA机心工厂发生了一起大火,更是催生了众多品牌更换机心的想法。)

问卷调查显示,建筑青年对于使用这些新媒介进行择偶的接受度,微信、QQ交友方式、交友软件、婚恋网站的认同比例为66.67%;其中有54.33%的回答者表示有过微信和QQ交友的经历;23.62%表示用过“陌陌”等交友软件或上过婚恋网站交友。选择网络和各种多元交友方式的建筑业青年,除了拥抱新技术新媒体和我国4G通讯网络的发达以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建筑业行业场域内缺乏可以通过工作场所交往的异性;其次高强度和长劳动时间和高流动性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他们的现实交友和择偶。而网络技术和媒介技术,时空脱离性则弥补了这一劳动过程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和现代城市生活经历,自由恋爱成为主旋律。在调查过程中,多数青年考虑的首要因素为性格和共同爱好,“处得来”。情感作为社会个体的基本需求,对于“背井离乡”的流动青年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具有生命早期家庭“弱化”的群体特征。这也是调查过程中,绝大多数青年希望能够通过自主日常交往结识异性,通过互动产生情感的基础上建立恋爱以及婚姻关系的重要原因。而这和城市青年的爱情理想和自由恋爱并无差别,甚至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对于爱情和情感归属的渴望。

小刘从19岁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因缺乏工作经验和技术,跟随叔父在工地上做活,从杂工、小工到后来学会了搭模板。高中时曾学过计算机课程,掌握基本的电脑操作。前两年攒了钱购置台式电脑、智能手机。他阐述了自己的交友经历。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QQ游戏和网络游戏等结识了一些异性。曾通过注册交友网站世纪佳缘和珍爱网并缴纳会员费用,结识过几位女性,但最终多数因为小刘的建筑业行业问题未能深入发展。小刘当前的女朋友是网络游戏中认识的,两个人在网络虚拟世界以夫妻身份游戏,交往,进而到线下见面、交往、确定恋爱和婚姻关系。小刘的案例以网络游戏为媒介,通过电脑操作技术实现联系并建立现实关系,从而缔结婚姻关系。网络交往和新型媒介技术实践拓展了建筑业青年的时间、空间和身份束缚,形成了重要的技术实践机制。

(二)情感实践机制:自由恋爱下持续情感投入策略

“白天干活哪有时间谈朋友,晚上回到住的地方,说实话,太累了,不想动弹。上上网,刷刷手机,这样至少可以先了解部分情况,也可以聊聊看是不是谈得来。还有现在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摇一摇,看你附近和周围有没有一些朋友。还有就是一些交友网站,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各种方式都试一下,反正……”(刘,男,28岁,NS1120-05)

“我老婆在厂里上班,当时我追她,可是追了整整一年半。一开始她没有同意。我当时很郁闷,但是想想可以理解,像我们这行,没什么优势,到处跑,钱也不多。城里头没有房子,家里条件也一般。我就多花时间和精力,追人家,哄人家,然后多关心人家,多打电话,下了工以后找她,一起吃夜宵,有时候看看电影,逛逛。后来看我对她一直都很好,最后她答应了,我俩就在一起了……”(熊,男,32岁,NX1201-03)

“农民工”离开原居留地,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难以作用,加上建筑业高度流动性,危险性,劳动强度大,男性聚集的生产特性,使这一行业的青年择偶“雪上加霜”。高流动性下青年的持续互动和社会交往受到影响,而危险性的特征容易使交往对象缺乏安全感;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限制了他们的社交时间、精力和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对象往往限于工友或是老乡,呈现高度同质性。男性聚集使得这一行业的青年想要通过生产劳动过程结识异性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根据多地的调查显示,建筑业的未婚女性数量极少,女性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夫妻档。

(三)经济实践机制:婚姻市场要价下的举债策略

“工地上干活很辛苦,每天回到住的地方,累得不想动了。这个行业没有个固定的地方,跟着项目到处跑。本来工地上女的就少,有女的也都是结了婚的,未婚的谁肯来这种地方,又脏又累。工地上三四十岁男的没有结婚的一点都不奇怪,讨老婆太难了,别个一听你是工地的,听到都怕了。除非你是包工头,或者你技术很好,工资高。”(赵,30岁,男,SS1027-02)

21世纪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互动和人际。微博、网络论坛、微信、各种交友软件如“陌陌”等新型沟通媒介手段为网络交往与网络表达方式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更容易受城市生活经历和文化的影响,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更强。新型网络和媒介交往方式因其“时空脱离”和多元身份构建的可能,受到建筑业青年的青睐。“时空脱离”体现为新型交往方式时间上可以是即时的微信语音、视频、网络聊天室、QQ视频、语音,也可以是非限时的论坛写手、互动评论;空间上突破物理距离,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网络成员交流成为可能。同时网络交往的匿名性、虚拟性,又允许构建真实主体之外的各种多元身份。

“农村里欠钱除了赌博,不外乎结婚建房子。我是前几年结的婚,彩礼给了6万,原来房子一直没有装修,装修花了12万,水电都还是我自己做的。买了新的家具和电器,办酒,买了便宜的小车,我父母给我老婆买了3万的金子,七七八八加在一起花了二十多万。父母垫上老本给了8万,我自己这些年存了6万块,还欠了将近10万块。现在还有6万块的外债,我们家还算好的,就我一个儿子,村里儿子多的,结婚简直要命。”(古,37岁,XX1021-02)

婚姻市场要价理论下,建筑业青年为提高自身的婚姻市场议价能力,举全家之力,不惜举债,以摆脱成为“光棍”的危险。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因素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日益殖民化,侵入了原属公共道德、伦理、情感的范畴,择偶和婚姻也因此日益经济条件化。举债成为了这一经济条件化的实践机制。

“模块”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感知神经学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加扎尼加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脑是由在神经系统的各个水平上活动的子系统以模块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1]模块的概念最初运用于工业生产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把模块的概念运用于职业教育培训,从而出现了模块式教学法。[2]教学内容或系统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即模块,化“整”为“零”进行设计,每个模块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模块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模块间具有可衔接、可整合的特点,因此这种教学方式既具有综合性,又兼具灵活性。

(四)关系实践机制: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关系资本运作策略

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与布洛维及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市场本质区别在于,建筑业农民工很少以个体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工地是高度网络化的。“他们被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就像一串葡萄那样被整体地拖进劳动力市场,拖进不同的建筑工地,各种各样的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都几乎原封不动被带入工地现场。”[11]关系网络在建筑业青年行业入场、工地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以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工头从学徒、师傅到劳务分包的成长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经验、技术水平、社会资本、信息资源,与工人之间不仅建立了劳动工资关系,同时与工人之间社会交往密切,为工人择偶物色介绍合适人选。工友之间的亲属联谊也成为其中的有效方式。工地场域下包工头与工人,工友之间的日常交往和互动下,相互熟识和了解,包工头、工友为介绍和相亲充当了“守门人”的角色,和盲目、中介机构的相亲介绍相比,更为可靠和有保障。调查显示,部分青年中父母在婚姻大事决策中占据权威地位,父母通过亲属、乡土等关系资源为子女相亲和物色人选,安排子女在春节期间相亲和婚姻事宜。城市社区和工会、妇联组织在社区和行业中的联谊活动。调查发现,已婚建筑业青年通过亲戚朋友同学、工友介绍而相识结婚比例为60.25%,父母安排相亲结婚的比例为13.75%,42.52%的回答者表示他们所在的地区有社区联谊的活动,参加过联谊的比例为31.48%。各种关系资本为建筑业青年择偶发挥了重要的实践技能。

对于技术策略、情感策略、经济策略和关系资本策略无法实现时,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只好降低要求,采取祛理想化的权宜策略,例如接受年龄更大、离异、单身母亲、边远跨省婚姻、上门入赘等。而所有策略均无法实践时,工地上便剩下了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的光棍群体。工地负责人反映,每个项目点工地上都有接近四十岁未成家的工人。建筑行业青年的择偶和其他行业相比,依然是“深度困难”群体。在青年的个体主体实践机制下,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境遇,突破这一困境呢?

五、总结与反思

建筑业青年农民工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乡村与城市之间,高昂的安家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难以在城市扎根;多年的离乡背井,乡土、家族的联结纽带松散,家庭功能弱化,而乡村劳动力的吸纳有限,城市生活的习惯,农村成了回不去的家。他们兼具农民工共同的边缘性特征与职业劳动流动性和高危的生产特殊性,在择偶婚姻市场上遭遇了双重困境。然而,他们并非被动、逆来顺受,而是通过主体性策略,多元实践机制,突破困境,包括媒介信息技术运用的多元交友策略、关怀备至的情感持续投入、举债的经济策略、社会网络资本的充分运作策略,和祛理想化的权宜策略。尽管如此,该行业的青年在择偶上仍然是“深度困难”群体,这一困难的解决除了农民工自身的个体实践努力,改变在社会空间上的位置,突破场域的限制之外,同时行业、社会与国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第一,充分保障建筑业农民工的休息权,落实劳动法的8小时工作制,签订劳动合同,建筑企业建立医疗、工伤和养老保险制度,当地政府以廉价公租房、经济保障房的形式保障他们的城市住房权益;第二,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青年多主体参与的培训与教育机制,提升建筑业青年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个人技能水平,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第三,建筑企业、社会力量共同搭建联谊交友平台,规范网络交友以及中介的婚姻活动,为建筑青年排忧解难;第四,健康、平等婚姻价值观的倡导,减少物质、金钱对婚姻家庭的侵蚀,提倡阶层、职业平等观念,提升建筑业青年的职业地位和职业价值,解决青年的婚姻家庭问题,实现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目标,构建和谐、稳定、安康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全方面发展的目标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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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 912.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 2019) 05-0019-06

DOI: 10.16162/j.issn.1672-3473.2019.05.005

[收稿日期] 2019-07-14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省建筑业青年择偶路径优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SH08)。

[作者简介] 魏 丹,女,南昌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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