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兼论毛泽东民主革命实践的话语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3)02-01-07
所谓毛泽东的民主革命实践，是指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为完成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所进行的独立解放战争和国家政治重建。这一革命的成功实践曾被看作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又一典范。基于这种“常识”，人们自然就把中国现代革命的成功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人所皆知的现象：从王明、李立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张春桥的“批资产阶级法权”，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到“姓社姓资”的论争，似乎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然而实际上，每当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被这些“主义”左右的时候，恰恰是最倒霉、最危险的时候。而，毛泽东那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略（如运用《孙子兵法》）和邓小平借鉴民间“猫论”的大胆实践，看来似乎不怎么“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却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取得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的节节胜利。于是，人们不得不反思和追问：中国革命与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信仰？
本文仅以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完成独立解放战争为题，分析中国革命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引入后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差异和深刻矛盾，希望由此引起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后来者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
一、毛泽东的话语选择：从无产阶级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举世公认，中国共产党经80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成为当今世界上非民选政体中建党时间最早、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组织，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捍卫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其与毛泽东的政治选择及其革命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笔者认为，在苏东剧变后的今天，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怎样摆脱所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束缚和控制，以一个民族国家政党组织的独立性创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而避免了中国革命的夭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国家复兴（辛亥革命）、新旧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权力争夺（军阀混战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三大特定背景下诞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先进分子极大刺激，使在现代化十字路口徘徊的许多政治组织和进步人士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由此先天地注定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当时，仅以共产党、社会主义、波尔什维克命名的政治组织就不计其数”（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主”风行，政党林立。先是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保证集会、结社、组党的自由，出现了社会各阶层各派纷纷组党，争夺国家权力的闹剧。那时“‘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在北京，几乎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同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贯党者’。至于政党之名，五花八门，大凡资本主义各国有的，中国都相应出现过。”尔后，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因“炮响”（夺取政权）而受到在野的各社会党派组织的普遍欢迎，于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的组织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当时，仅以共产党、社会主义、波尔什维克命名的政治组织就不计其数。”分别参见《文史知识》2001年第9期第27页，曾业英《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但真正在实践中脱颖而出的政党组织唯有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真实的原因在于：“给我们送来以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我们怎样理解和应用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怎样选择、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见解、分歧和斗争，而几乎每一次斗争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成立一年多时间便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政治组织，其关键的因素在于：及时地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正了“一大”脱离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理论的“最高纲领”，重新拟定了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政治纲领，即联合中国国民党等多党派“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具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内核的“最低纲领”。由于“二大”重新修订的纲领以统一中国为目标，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坐实在“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基础上，因而此纲领一宣布，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拥护，迅速地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的具有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民主政治组织的新形象，就此重新点燃了自辛亥革命后国人几近破灭的希望。
尊重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国家政体变迁，面临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十月革命“炮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示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样板，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国家组织重新建造的新模式，同时也提供了传统价值信仰体系崩溃后重新整合民族国家的新价值观（加之20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令人失望的经济衰退期）。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新模式的出现，曾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心中，被看成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李大钊于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理想，视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因而必将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甚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就连孙中山也改变了斗争策略，认为中国革命“不以俄为师则断无出路”。而深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立志“致教育，树新人”的毛泽东更是认为“立人必先立国”，尽管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注：见《毛泽东书信集》第5-6页。转引自程世平《文明之源》，第213页。）。
承认历史，我们不应回避，十月革命“炮声”中的“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欧洲德意志复兴大合唱时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苏俄在欧亚大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以地缘政治即共产国际为背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正是这一政治背景，构成了影响中国20世纪现代政治发展的深刻原因。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胜利后，一边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开始抬头，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暗中“以汪限蒋”，分化打击；前者要“亲自镇慑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转引自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89页。），后者则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干预下酝酿新的发展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是独树一帜撑起民主革命的大旗，还是继续依附国民党，抑或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所有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有的选择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看来，以国情为根据，与时俱进，有选择地运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为核心已是题中之义，但在20世纪上半叶与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失范的中国成了人们最想说又最不敢说的敏感的社会话题。几乎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政治都在围绕马克思主义“是非真伪”的话语权力而斗争。的确，是照搬俄国无产阶级农工革命的现成模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条（所谓“本本主义”），抑或独立开创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政治革命中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80年来历经险阻，几乎每一次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危机都与党内所谓“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在民主革命时期，王明路线曾使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达百分之百，只是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才开始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和干扰（注：“独立自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政治方式，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脱离国民党的旗帜”和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
历史表明，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共产国际的真实意图及其理论与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内在差异，也是他带头坚持以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为本，坚决反对教条化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本本主义”，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对于为什么不能照搬俄国以城市为中心、以剥夺资产阶级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模式，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解释，他说：“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34页。）毛泽东不仅对俄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模式作了恰当的解释，而且对中国革命的政治现实作了合于国情的区分和明确的界定。在毛泽东眼里，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是为中国革命的实际即革命的“统一战线”服务的。因为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不是要剥夺、打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要“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迅速地将一个受人凌辱，行将破碎的中国重新整合起来。
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坚持“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种种干扰，主动承担了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其间公开宣称“继承孙中山的遗愿”，实现重建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除国民党右翼集团之外几乎所有民主政治党派和社会阶层的广泛支持，甚至还得到了不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党派和人士的认同和尊重。
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不是外来的理论才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参照系。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看法最贴近现实，他们的思路也最为接近（主张多党派多阶级的政治联合）。如果说孙中山是有所警觉地提出“以俄为师”的话，毛泽东则在党内不断地以民主的、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独立领导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不断强调中国革命多阶级共存、多党派联合的民主革命性质，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大众联合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演绎为多党派联合的话语平台，逐步地将俄国“农工大众参与”的单一阶级专政的“苏维埃”革命演变为中国众多政治党派和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革命实践在中国现代政治进程中最伟大的贡献。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为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提供新的价值支持的同时，也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企图将中国民主革命性质脱变为苏俄式的“无产阶级农工革命”提供了借口，并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埋下了隐患。所幸并值得总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政治领袖中，毛泽东坚定地依据中国国情对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政治上的修正和实践中的选择，在不断地同李立三、王明等“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的政治策略：马克思主义的真伪之辨
从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看，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治权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双重缺失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面临着重新创设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双重标准问题。而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都必以国家民族的传统相承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国家复兴为己任，以孙中山民主共和国理想为继，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取得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国际政治（苏共及共产国际组织）在道义、力量上的支持。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成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课题则是中国革命在形式上不得不以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并无直接联系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政治纲领的基础，而真实的建树是要在此基础上构造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所有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努力，都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以取得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伏着远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关于共产国际组织试图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控制中国的政治战略，笔者将另文论述）（注：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至深，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都对俄国革命持肯定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至蒋介石1924年考察俄国回来后，即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看法，称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参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书摘》2002年第5期47页。）毛泽东对之同样持有高度的戒心，至20世纪70年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为“沙俄帝国主义”，其“亡我之心不死”。）。重新揭示并研究这一问题，是要总结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能够合法地取得各党派和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是以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还是以王明等具有共产国际政治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将中国革命脱变为苏俄“国际共运”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所进行的“路线斗争”，是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更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原则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曾被一些“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实”，同样出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策略，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承担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辨识真假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围绕这一名实关系，对于以共产国际政治控制图谋为背景、处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高唱革命口号（王明提出要作“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名曰“马克思主义”，实则破坏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断送中国民主革命前程的做法，毛泽东对之进行了坚决的、长期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和政治势力所进行的一次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全面清理和整顿（注：据史料，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了他于1931年掌权时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极具诱惑力。）。毛泽东在整风会议上举中国革命数次因“名”害“实”而遭至惨重挫败事例，一针见血地指出：“左倾教条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只知道搬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58页。）。毛泽东借此提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相关的整体辩证观和动态思维法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说。
毛泽东发动和指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理念和组织建设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方法上也具有普遍的意义（注：对于党内在共产国际政治背景下长期形成的左倾势力，毛泽东不只是依事实本身的得失在政治上进行罗列和清算，而是在哲学观和思维方法上抓住西欧—罗马语系“概念至上”的方法论原则的要害，指出其“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主观主义危害。毛泽东以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和辩证思维方法，借用固有的政治话语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它事实上回答了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方向问题：在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践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独立的政治组织，还是依附于共产国际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这对于每一位熟知中国近代丧权辱国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作为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毛泽东来说，“真假马克思主义之辨”的真实原因当然不只是维护党内政治领导权的问题，而主要在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目标与“第三国际向远东输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注：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述：“回顾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转引见《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作为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思想家的毛泽东，建立新民主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他终身笃守的革命目标和理想信念，毛泽东要致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改造和重建，要实践他所主张的“新人观”，然而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又不得不用“俄国式革命”的“变计”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由此决定了毛泽东一生除不得不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治党派及其军事集团作殊死的斗争外，更要在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内部围绕“真假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争夺话语权力的斗争。这也是毛泽东“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又“一个变计”，是陷入“马克思主义”这一“公众语境”的无奈的选择。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政治策略的机巧与应变，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深谋远虑的主动出击，看到毛泽东借助、转化和应用外来话语构建独立的话语体系的良苦用心。这是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革命实践的一把钥匙。
三、毛泽东的话语构造：言路的话语矛盾与思路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政治家。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国内政治斗争（应用阶级斗争学说和路线斗争概念）还是国际政治斗争（中苏论战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名，实则是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斗争），毛泽东都十分巧妙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国内政治概念）的公共话语平台，借以实现既定的政治理念和目标。对于国外各种政治势力和党内政治野心家把马克思主义“抬到吓人的高度”的做法，毛泽东因势利导，针锋相对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以中国革命实践为目的的具体解释与灵活应用。而这恰恰是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同作为一般政治家借以现实政治目标的差别之所在，更是与所谓“概念至上”、“本本主义”并以“百分之百马列主义”自居的教条主义者的差别所在。
毛泽东政治生涯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独创性。正由于此，在中国，在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毛泽东成为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人们会向：早期接受康梁维新思想（“新民学说”）的毛泽东何以会始终坚持并以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自居？何以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又“故意大权旁落”而不断地从事思想领域的文化批判（进行“文化大革命”）？程世平先生在《文明之源》一书中提醒道：“说到毛泽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想到他在思想上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从而忽视他所领导的运动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它变革运动的内在联系，忽视他在思想上与中国近代其它革新思想的内在联系。”（注：见程世平《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因此，把握毛泽东话语言路及其思路内在逻辑的联系，是认识和总结毛泽东革命实践及其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和执政经验的关键。基于此，我们理解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及军事家的毛泽东，面对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身为多次处于危难与绝境中的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在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既要担当政治家、军事家的多重角色，又要阐释、修正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为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革命做出新的解释，寻找新的依据，以扮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者的思想家的角色。
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他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维持政党组织话语（政治）权力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在革命实践中又必须充分地选取、修正、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完成其思路与言路在内在逻辑关系上的统一。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这种政治运作与话语体系的矛盾和困惑主要表现为以政治领导权为核心的谁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之争。中国共产党内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注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将要不断地受到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极左政治势力的挑战。同样也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都在探索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改造和创新。毛泽东在这一特定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角逐中，大量地阐释（如《矛盾论》《实践论》等）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概念，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方法论贯注这一概念（“矢”）之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以实现中国革命实践为目标（“的”）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而且在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嫁接。当毛泽东不得不选用这一话语体系的时候，他抓住“六经注我”以求“变通”这一根本，强调“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阐释而将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陷入十分尴尬被动的境地。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只得用“俄国式的革命”的“变计”，而不是没有更好的话语方式来加以表述（不得不用来自西欧的话语解释中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正如程世平先生指出的：“在毛泽东那里不是认识上的困难，而是表述上的困难。”（注：见程世平《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至224页。）在认识上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表述和操作上他只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无疑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真实的动机只好隐藏在他已为人们所接受的革命的、阶级的语词系统中，给理解他的思想设下了深深的陷阱。”（注：见程世平《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令许多人困惑的是，直到毛泽东晚年，他还坚执而又不无悲凉地叹息说：马克思主义的“刀子不能丢”，“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注：见《毛泽东之谜》，第270页。）。正是这种中国传统思路与外来话语言路在构造和理解上的种种差异，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名实关系的矛盾和20世纪的“毛泽东之谜”。
总之，在政治实践上，毛泽东成功地借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完成了民族国家独立解放的大业，并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话语体系莫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威望。
值得指出的是，透过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理解和改造，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不可回避的深刻矛盾，即原自欧洲文明（中世纪及至近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马克思社会革命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政治理念之间在文明模式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与冲突。只不过，这种内在冲突先是为辛亥革命后慌不择路的政治权力争夺与全面颠覆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掩盖，继而又因毛泽东的话语改造得到暂时的弥补。
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政治模式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历史亦即传统，传统“破碎”了，却一定还散落在现实中。钱穆先生在20世纪中期中国大兴制度革命时就说，“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注：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5页。）思想和文化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然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无法长成。”（注：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中国现代政治发展总摆脱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子，儒家学说与文官政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实就是“实用理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概莫能外。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人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在生活和技术上的有效性。”（注：参见《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第49至53页。）中国人最讲天人、体用、道术合一，判断理论价值是非的标准更近于经验式而非理念式，有用的便是好的，并不深究理论概念的逻辑性。金克木先生最为直接、精道，他说：在中国，话语言词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作为最高统治者（政治家），用得好，国兴；用不好，国亡。而从老百姓来说，讲理论，很难。中国人讲道理的习惯不是几何证题式，而像代数方程式，常比喻，还是把行为当作语言来观察、印证，由事见人，由语言见思想”。这是中国思维逻辑的方式及政治文化的固有特点。金克木联系到近代以来的“义和团”、“五四”、“北伐”不断变换花样的“拥护”与“打倒”，总结道：“尽管内容、形式、语言多变，而思维模式和实际指向没变。自从春秋战国以后……不管叫做什么黄、老、儒、法、道，甚至中国化了的佛，‘万变不离其宗’，思维路数来源基本上是《春秋·公羊传》：尊王、攘夷，‘拨乱世，反诸正’，‘大一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人、我，善、恶，褒、贬，分明。”（注：参见《读书》《风流汉武两千年》2001年第2期，第63至70页。）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归纳和总结，是思维方式上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文明形态和文化模式是民族国家生长发展的“基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只能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之妙”也只能存乎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心”。
倘若我们将历史的坐标线拉长，将中外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政治模式交流影响的脉络纳入思想史的视野，20世纪中国以国共两党斗争为政治背景并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政治角色的现当代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包括世人关注的毛泽东现象，乃至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前途，都会凸现出一个文化冲撞、交流的类似中体西用的大体轮廓。
也许，我们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及其实践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和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毛泽东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即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变故、欧美西方文化及其政治理念的介入和冲击、毛泽东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思维路数与话语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中叶重新统一中国进行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和经济现代化的良苦用心，其评价和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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