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的个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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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除了具有哲学所应具有的一般本质规定性外,它还必须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哲学个性”,惟有如此,该种哲学才能经历哲学自身嬗变与生活的选择而获得存在的根据,从而成为哲学家族中的个性成员,成为被后人反复研究的“对象”,启示人类的精神,积淀为人类永恒的精神资源。这样,任何一种哲学,总是哲学的一般性与个性的统一,是哲学以个性化样态体现哲学的一般性。按照这一思维逻辑来审视马克思哲学,就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哲学置于西方近代哲学与现代性成长的双重历史背景之中来加以考量,方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家族中除了哲学的一般规定性以外所具有的个性特质;惟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哲学在同时态的哲学生态中充分彰显其鲜明的理论品质,从而有益于敞开马克思哲学被遮蔽的本质。同时,也只有真正地掌握住马克思哲学的个性特质,才能避免以错误的路径来解读马克思哲学,从而使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度。

按照惯常的思维定势,发问于“哲学”,总是必先追问“哲学是什么”,从而试图达到将哲学与别的理论、学说的关系得以厘清之目的。然而,当把“哲学是什么”作为一个通识性问题进行追问时,“问题”本身却丧失了“语境”,从而“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无依着性的、抽象的、孤立的问题,即将“哲学”从其生成与存在的文化生态中孤立出来加以形式的“界定”,最终使哲学丧失其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因为该种追问本身是非历史的、抽象式的,且从思维方式视角来看,仅仅将哲学作为一个“名词”,于是,哲学也成为抽象的命题系列组合,最终外在于现实生活,这样,就不得不造成对哲学性质判断的静态镜像。笔者认为,此前所述的这种对哲学认知与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前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知识论的哲学观必然带来的结果;然而长期以来,该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却或隐或明地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传统”,给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为了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应该开启另一种提问方式,即追寻或反思“哲学在哪里?”

追问“哲学在哪里”,与追问“哲学是什么”相比较,前者超越了名词性哲学的取向与定位,将“哲学”作为一个“动词”,赋予哲学一种不断生成性、发展性,以及与文化其他样式之间的互动性,这样就更能体现出哲学的精神价值于整个文化、文明形态“之中”,这不仅使哲学具有了鲜活的个性品质,而且能与同时态的文化相切合,从而使哲学具有凝聚、提升与展示文化精神的内在功能,一句话,追问“哲学在哪里”是把哲学作为活生生的、内在于生活的,从而表达出哲学对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相关性,由此,才能保证哲学具有与生活的未来发展性与待完成性之间的张力。

而当我们聚思于“哲学在哪里”这一问题时,问题本身的开放性给我们展示出一个由表及里、环环紧衔、可剥离、可解读的思维空间。

首先,哲学存在于充满“哲学个性”的哲学家那里。离开了充满哲学个性的哲学家,哲学何以可能存在呢?而一个哲学家不被另一个哲学家所遮蔽或替代之关键则在于“他”的“哲学个性”或曰他的哲学具有个性。没有哲学个性的“哲学家”,既不构成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也没有理由存在于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哲学发展的内在一环。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个性,直接表征为“他”的提问方式、“问题域”、命题系列、理论体系……及其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一系列相关联的诸多环节,而这一系列内在的环节,正是哲学家审视现实、提炼出问题的视角所至,由此构成“他的”哲学个性存在。无论从西方哲学还是从中国哲学的发展均为这一判断作了强有力的经验事实支撑。检讨西方哲学,如果离开了充满哲学个性的柏拉图的“理念”终极、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目的、奥古斯丁的神圣追寻、笛卡儿的反思“自我”、休谟的“必然性”怀疑、康德“批判”中的“先天综合判断”、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实体即主体”与“异化”、克尔凯郭尔的“孤独者”、海德格尔的“Sein und dasein”等等,我们难以设想西方哲学具有自身深厚的“传统”,以及西方哲学派别林立之事实。反过来,正是这些具有哲学个性的哲学家以他们独特的“问题”,构筑起西方哲学连续不断的问题链条或问题的转化,生成西方哲学内在的精脉,从而使哲学镶嵌于人类的精神成长历程中。中国哲学依然如斯。

哲学显现为充满“哲学个性”的哲学,表达了哲学无论是宏大的理论构建还是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审视,总是以哲学的个性化、个体性面貌出场。这是我们研究哲学应该密切关注的一个事实。

其次,哲学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如果说哲学存在于个性化的哲学家之学说中,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个性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即哲学家的哲学个性又是如何生成的呢?在这里存在着两个向度。第一,是哲学家个体生活经历与家庭背景,这是一个显性的微观向度;第二,该哲学家生活于其中的整体文化的特性,即文化性格。因为文化性格体现着一个文化体系的整体倾向与整体价值特征,其中蕴涵着该种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而哲学家的哲学个性则是该种文化体系的文化性格的集中表达,因为正是该种文化孕育了充满个性的哲学家的生成。于此,要把握一种哲学,就必须深入解构该种文化的内核价值观和致思倾向,同时透视哲学与文学、宗教、伦理等多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相生性关系。只有这样,哲学的个性才具有饱满的现实根据。在这里,哲学的个性与文化的整体个性之间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与同时态的事实性关系,我们不能将二者的关系时间化,导致机械的文化决定论。哲学存在于文化生态中,使我们认识到哲学产生的多样文化资源,以及哲学在文化整体架构中整合与纽带功能,从而体现出哲学存在的文化基础之重要性。从这一管道来判断哲学,哲学的文化性与民族性也就获得了确认。

再次,哲学存在于现实的生活结构之中。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个性的哲学,这依然是一种原则性地解析。再进一步追问,具有不同文化个性、不同取向的文化生成的现实基础时,哲学最后的落根处也就显露出来了,一言蔽之,哲学源起于现实生活,参与现实生活的构造,从而使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具有了深度的切入关系。在这一层面上,哲学获得了最根本地解说与透视。因为正是生活的展开使哲学成为生活的内在环节,使哲学不再是哲学家以“旁观者”来静观生活的理性自白,而是融入生活,根据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理性冲动与智慧沉淀;由此,哲学的生活性、主体性以及哲学的时代性等属性规定获得了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哲学以活生生的面貌根植于生活的生成、嬗变之中,成为主体生活一个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从上面三个层面的追问与透视,呈现出哲学不断走向现实生活的理论路向,构成哲学研究必须精细剥离与严谨考量的空间。同时也凸显出在生活视野中,哲学获得了恰当的价值定位,也取得了更为丰富的发展资源。

通过对“哲学在哪里”的追问,使个性化哲学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得以揭示与剥离,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只确认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之属性是远远不足的,还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哲学的文化性、生活性,尤其是哲学具有个体性。只有这样哲学才是不断地在生活中展开的、充满活性的,而不是静态的、僵死的命题集合。这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度研究尤为重要。

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旨在于以理性构造体系的方式观照现实生活,以抽象的方式展示哲学的发展脉络与现实生活、历史进程之间逻辑的相切性,张扬人的主体性、凸显人的自由本质,以理性的权威置换了神学的权威,以理性的“自我”确认来驱逐生活世界中的“异化”,从而消解神学意识形态,最终确立抽象的理性原则至上的价值信念。综观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虽然其间的不同哲学均具有自身特殊的哲学个性,但却在差异性中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整体的精神面貌,即其精神旨归则在于确证“人的自由”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来论证“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生存律令,从而显示出德国古典哲学所孕育的对现实的超越原则与观照理路。

马克思哲学在19世纪的哲学生态中,无疑是充满着自身独特的个性的。这一理论的个性,不仅表征为它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视野,规定了自身哲学新的使命与任务,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显现了该理论鲜明的价值立场,标志着其哲学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品质,从而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忠实的承接者,又是对现实生活最彻底的批判者,与理论上最富生命力的原创者。

再进一步对马克思哲学的个性进行细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个性存在于它的理论资源的批判上、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哲学所内在具有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的个性、哲学与(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哲学的未来归宿等一系列理论特征中。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个性特质,是我们避免误读马克思哲学的观念前提与基本的学理保证。

首先,马克思哲学是批判性、颠覆性的哲学。以马克思哲学个性的真正生成为尺度,《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哲学个性化的宣言。在《提纲》中,马克思昭示了自身哲学批判、颠覆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品质。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在这里,马克思以反思、评断以往哲学的共同品质为切入点,强调自身哲学与先前哲学之间的原则分野,这表明马克思对自身哲学深度清醒的哲学意识,是哲学的彻底自觉。因为前马克思哲学,整体上说来是以肯定“现实”、为现实“辩护”、满足于“真理”的“自足”为价值归宿,即以“解释”世界为宗旨,这样,哲学成了现实生活外观性的、镜像式地折射,哲学理论的至臻完备成为哲学家的使命与任务。而马克思哲学彪炳于哲学史,有别于前马克思的一切哲学之根本就在于以现实的、历史的态度强调哲学是从否定方面把握“现实”、从未来发展的视角批判“现实”,以认证现实、批判现实为起点,以改变、颠覆现实生活为目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由此显示出马克思哲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中,哲学不是与现实剥离的,而是参与现实生活的生成,成为现实生活之环节,由此,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以哲学体系化的完成为指归,而是以哲学理论体系为中介,最终走向现实生活的改变。这样,马克思哲学的生活归属获得了充分地显现与表达。马克思哲学正是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也就渐渐“化”为现实生活,展示出马克思哲学鲜明的现实目的性。

同时,依据马克思对自身哲学生活性、生活改变性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批评了对现实生活异化事实只停留于理论批判的不足,指出必须将理论的批判引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他在指出费尔巴哈对“现实”只停留于“副本”、理论形态所做的抽象批判的局限时强调:“真理的彼岸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 这就不仅表征出马克思哲学对现实批判的彻底性,而且表达了马克思哲学改造现实的价值取向。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批判“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4]。马克思哲学正是通过双重批判、揭露旧世界,从而颠覆旧世界,创造出新生活世界的哲学。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追求自由的超越性哲学。马克思哲学生成于现代性成长的历史背景中,而资本或货币的力量引导生活全面世俗化的时候,生活内蕴着的超越性与神圣性被边缘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渐次全面异化的境况导致人的物化与边缘化。面对人被物化、生活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异化,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使命则在于通过不断批判、超越异化力量,使人类追求的自由与解放获得历史性地展开与实现,使生活的超越性与神圣性返还于生活,使人的本质得以回归,从而使每一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哲学具有深刻伦理意蕴之处。

如前所述,近代哲学的主旨在于表明人的自由不可亵渎,不可委屈。但近代哲学家们所表达、所追求的自由却只是精神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抽象的自由,现实生活中的历史性自由要么尚未进入他们的思维视野,要么未获得真正的现实落根;而马克思在承接了自由理念与自由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全面检讨和对生活世界自身结构的解剖,首先否定了抽象自由追求中所蕴涵的乌托邦思维,强调一切自由均是现实的、历史中不断生成与展开的自由。人类生活就是不断从“实然”中生长出“应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推进。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哲学始终站在未来性的视角来观照、审视现实生活,从而展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超越。

第三,马克思哲学是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出发点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主体观上的革命,促使了马克思哲学观的革命。在马克思哲学之前的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抽象的“主体”为出发点,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出发点来分析社会与国家。对此,马克思在反驳从抽象的、非历史的、非生活中的、想象中的人出发来分析历史、现实与各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时,反复强调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来审视现实社会与历史的恰当性与正确性。他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而社会与国家就绝不是外在于个人的现实生活,而恰好是与个体生活紧密相关,并从个人的生活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7]。这就抓住了历史生成的根。这就超越了以往哲学抽象主体的局限性,使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悬置于生活主体和主体的生活之外,而成为改变“你的”、“我的”生活的哲学。

第四,马克思哲学是以透析“经济生活”的异化逻辑为焦点的哲学。这是马克思哲学路径选择上的个性。马克思哲学批判现实生活的路径选择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入手,而恰好是从最粗糙的、直接的经济生活这一感性活动开始的,从分析最常见的“商品”为起点,探究商品生活的“劳动”这一直接的现实的感性“事实”,从而揭示现实生活的关系生成的基础与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生活的实质,最终也成为解开全部资本主义生活之秘密的钥匙。

马克思置身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现实生活是人类生活历史性的转折,展现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其崭新之处在于生活的本质、轴心,以及现实生活的关系,关系原则与关系尺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活按照新的生成原则与组织原则而运行着。在这里,“资本”成为惟一的、最高的权威,成为新的合法性支撑,“市场社会变成了一种新社会的雏形,也就是说,社会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真正调节者不是(政治的)契约,而是(经济的)市场”[8]。事实上,资本或货币的力量冲破了、颠覆了、边缘化一切旧的、神圣的、合法的关系,全新的生活世界生成着、且不断地开疆拓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9];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0],于此,整个生活世界渐渐地被置于资本或货币的力量控制之下,商品拜物教与拜金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无想象力的宗教,和总的意识形态。在货币或资本意志的扩张下,市民社会与世界交往也渐渐成为“事实”。

面对着这样一个由资本引发而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形态,马克思首先切入到现实生活的内核,揭示其真正的本质。按照马克思哲学的逻辑,马克思是以解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生长史,尤其是以资本主义充分展开的生活为个案,探索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局限性与被替代、被超越的必然性,从而在微观上剖析了社会制度的经济支撑、利益偏向与命运。在此基础上,并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成、发展史,即以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深刻把握为契机、为前提,展开了对人类制度变迁内在规则的探求,从而生成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大历史观。

无论是透析马克思哲学的小历史观,还是解读他的大历史观,均不难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历史事实的把握,对观念、精神本质的揭示,都深深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个性特征,即将一切关系、原则、尺度与理论置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中,加以甄别与透视,这就充分地显现了马克思哲学切入现实生活问题独特的经济视角与路径,从而使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一切事物、现象的本质,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性与彻底性。

第五,马克思哲学是以生活立场为轴心而展开的哲学[11]。马克思哲学是生活的立场、历史立场、现实立场、未来立场、主体立场和阶级立场相统一的哲学。它们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与根本的原则,也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走向。总体而言,“生活的”立场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立场,其他的立场是生活立场的现实展开,其中以主体立场为其哲学的逻辑出发点,历史立场、现实立场和未来为过程,以无产阶级立场为目的与结果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从“生活”入手,以改变无产阶级的生活为目标,以生活主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价值归宿,由此显现出马克思哲学根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哲学的生活立场同时也蕴涵着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实践活动中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历史性思维方式等诸多思维特点。

第六,马克思哲学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内在统一于生活世界的现实生成中,表征着独特的思维个性。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绝不是或绝不仅仅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赋予它深刻批判性的方法论意义。正因为马克思哲学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才使之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种内含科学性的唯物主义与具有直接批判性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不仅使历史的辩证法获得了真实的基础,人类历史的秘密与规律得以揭示,而且超越了应然与实然矛盾解决的外在对立化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内在于生活实践之中,因而成为生活的唯物主义与生活的辩证法。从这意义上来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蕴涵着主体活动性,体现着丰富而深刻的“人道主义”立场。近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个性的解读,表述为“实践式的思维方式”、“生成性的思维方式”、“辩证历史的思维方式”等等,其实质都是该种思维个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哲学思维特征解剖的深化与细化。

第七,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待完成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因以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活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与关注点,昭示着马克思哲学待完成的个性特征。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表达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成长历程中资本主义现实生活智慧的解剖,创立了科学的生活世界观与生活历史观,成为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理论导引。现实生活向未来开放,“马克思哲学”衍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生活历史性地生成为基础。“马克思哲学”的个性品质是不同生活语境的人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精神母体,而不同形态、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个性在充满历史性的生活语境中具体化、现实化的结果。

通过马克思哲学的个性揭示,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与发展马克思哲学,必须厘清马克思哲学的个性品质。首先,不能以前马克思、非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理路来解构马克思哲学,从而保证解读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正当性与正确性;其次,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不在书斋,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那么,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就是开拓我们自己的生活;第三,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个性品质,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我们的生活世界,保持着从否定方面来审视与判定生活的立场。在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绝不是知性知识论意义上的反映,这一原则本身就蕴涵着对各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虚假”理论进行理性的甄别与无情的批判,因为实事求是本质上即是“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的贯彻,它内在要求不粉饰、不美化“现实”,不遮蔽“现实”。这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在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的今天,意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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