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捻军斗争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捻军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捻军（包括其前身捻党与后代）将士前仆后继，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虽然避免不了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是仍有重要的意义。有的学者则认为，“捻军并未能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起着积极作用”（注：傅衣凌：《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73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现就管见所及，试作简单的论述，敬请大家教正。
一
从19世纪初年起，捻党就开始从事活动。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1853年，轰轰烈烈的捻军起义爆发，1868年，这场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失败。随后，捻军余部与后代的斗争断断续续，直至1899年才告终结。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北方地区上百万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集结在捻军的五色旗帜下，拿起长矛、刀枪、齐头鐥，同清军和团练展开殊死搏斗，攻克了64个府、州、县城，占领过广大农村和许多集镇，将抗争力量扩展至安徽、河南、湖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直隶（今河北）等8省。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以英勇的姿态跃登历史舞台，演出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场面。
组成捻军主体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因为遭受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极端困苦，所以对敌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反抗斗争十分坚决。广大捻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挫折失败，顽强坚持战斗。尤其是在斗争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披霜踏雪”，“万苦不辞”（注：《赖文光自述》，《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奏搜捕余匪并收抚李允等情形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充分表现出奋不顾身的刚强斗志。
捻军正是以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同清朝兵勇进行长期斗争。初期主要进行野战，打败过清朝许多地方军队。1857年后，以城市攻防战术与圩寨战术为主，兼用流动战术，在北舞渡、马埠、野猪冈、羊山集、关李家庄、杨柳集等战役中重创清军。1864年后，形成以马队为主的作战部队，进一步运用流动战术，发挥马队能在平原旷野纵横驰骋的特长，弥补武器装备低劣的短处，使新捻军（指捻军与太平军余部组成的部队）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作战上的主动地位。因此，他们于高楼寨之战中歼灭了僧格林沁部。僧军是当时清廷所依靠的主要军事支柱，它的败亡，表明清朝畿辅重地的所谓“长城”倒塌了，也标志着清王朝往昔的军队建制根本瓦解。他们还在以后的罗家集、十里坡、杨家河、六神港及其附近等战役中高奏凯歌，给湘军和淮军造成重大损失。李鸿章后来说过：“仰仗国威歼平巨寇，而良将猛士锋镝疾疫死亡已多。”（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片》（光绪十四年），《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117辑第611页。）捻军“杀得妖兵望风逃”（注：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63页。），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使清朝的军事力量大为受损。
捻军在东临山东海滨、西至陕甘边境、北及黄河两岸、南达长江岸边的辽阔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到处惩办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截断清朝兵力和粮饷的往来要道，夺取地方当局的粮食和财物，拒绝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冲击地主阶级的租课剥削，打乱封建统治秩序。这一切都“闹的清廷安不了天”（注：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Ⅴ页。），对封建统治势力是有力打击。所以，清朝政府面对战后群众困顿、人口锐减的残破局面，不得不采取措施，如在捻军活动过的地区豁免、减少或者缓征钱粮，分别赈济贫民以免流离失所，设置垦务机构，清查田亩，以广为招垦开荒，还推广永佃制，保障佃农权益，使租佃制度出现新的变化，等等，力求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统治秩序，恢复社会生产。
捻军的长期斗争，还消耗了清朝政府的大量物力财力。从咸丰元年二月至同治七年十一月即1851年3月至1868年12月， 清廷在镇压捻军中支付军需的银为10797.2万多两，钱为849.1万余贯，钞为700.9 万余两，耗费巨大（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320卷第42页。）。这使清朝政府的国库更形空虚，财政状况愈加恶化。
清朝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均遭猛烈冲击，因而其统治地位受到强烈震动。《涡阳县志》写道：清朝“倘非元老壮猷，士卒用命，其不为有明甲申之续者几希”（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8页。）。就是说，如果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及其所部湘军与淮军为之卖力，清朝政府很难逃避像明朝政府被农民起义风暴所推翻的同样命运。垮台的厄运固然避免了，可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由于所倚“长城”的倒塌，清朝政府主要是靠湘军和淮军挽救危机，这样，湘军与淮军集团的势力急速增长。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和淮军集团产生了，其势力在长江南北地区；在攻剿捻军的过程中，湘军和淮军集团发展了，其势力由南向北推移，扩至华北与西北地区。为了平定捻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继担任主帅，湘军与淮军一起上阵，其将帅的权势更大了。例如鲍超、黄翼升、刘松山、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成了手握重兵的提督、总兵等统军大员，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等均相继是威势显赫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左宗棠为军机大臣。这些将帅又由贵而富，把在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过程中掠夺或受奖得来的财富，于乡间广置田产，或仗势霸占土地，成为官僚地主。如郭松林“出军中资获，置田宅值十余万金”（注：王闿运等：《湘潭县志》，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9页。），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唐殿魁等各有租稻2万石至5万石（注：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3页。），李鸿章兄弟尤其富有，仅在他们家乡合肥东乡一隅的田地就“占全乡三分之二，为数约在五十万亩以上”（注：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页。），盘剥大批佃农。
湘军和淮军集团不仅掌握了军事权力，而且取得了政治实权；不仅控制了南方，而且扩展到了北方；不仅操纵了地方政权，而且影响了中央政权。此外，它们又占有大片土地。湘军和淮军集团成了近代中国军阀的始祖。国家权力从满洲贵族手中向汉族督抚手中转移，向汉族官僚地主手中转移，反映清廷统治地位的削弱。这种脆弱的地位，使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难经受得起新的人民斗争浪潮的冲击，它的寿命不长了。
捻军的斗争打击了清朝政府，也就打击了支持它的资本主义列强。他们在烟台地区和天津附近，横刀跃马，同列强操纵的洋枪队和侵略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武力较量，奋勇抗击外国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最凶恶的敌人展开血战的英勇气概。
由此可见，捻军所从事的长期斗争，极大地动摇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也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
二
捻军在自己活动基地内，保持着安定发展的局面，没有遭到清朝兵勇的侵扰蹂躏。河南汝宁知府刘成忠在其禀稿中作过以下的记述：“出城二十里之内，田野荒芜，村舍荡尽，惟见断垣数百堵，矗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已。二十里之外，渐入贼境，城市篱落，依然如昨”（注：刘厚泽：《捻军资料零拾》，《近代史资料》（总23号）1958年第6期第26页。）。 说明在距离县城20里内即清军驻守的地区，竟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况，而在20里外即渐入捻军占据的区域，情形恰好相反，“城市篱落，依然如昨”，群众安居乐业。刘成忠还说过：“通计正阳以东，由二十里外至四十里，种麦者十居五六，四十里至六十里，种麦者十居八九，车马所经，两旁田中隐隐皆有青意，寨外小村落，被毁者不过百中之一。”（注：刘厚泽：《捻军资料零拾》，《近代史资料》（总23号）1958年第6期第26页。）更可清楚看出， 距城即距离清朝统治地区越远，越进入捻军占据区域，农业生产愈好。农业生产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好坏。捻军占据的区域，群众劳作如常，生产发展，生活自然得到改善了。
他们在到达的地方，打击富豪，保护穷人。《郏县志》载，清朝当局命令“各乡立保卫社”，“民因未受大创，尚多犹豫，且被害皆富人，贫者愈存观望。”（注：郭景泰等：《郏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3册第114页。）可见捻军冲击的对象是“富人”，并未侵害“贫者”。他们“砸镣放监”（注：阜阳专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捻军歌谣》第174页。）， “不纳银子不纳粮”（注：阜阳专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捻军歌谣》第27页。），使广大群众减少一些痛苦和负担。他们还开仓分粮，或者将夺得的部分财物分给群众，力图实现“穷人天下有吃穿”（注：阜阳专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捻军歌谣》第34页。）的理想。所以，他们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因地为粮”（注：陈昌：《霆军纪略》， 《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236页。），“夜不扎营， 散住村庄”（注：曾国藩：《家书》，《捻军》资料丛刊第5册第345页。），实行流动战术，在一些战役中获得胜利，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这与清军的情况正好不同，兵勇到处肆行抢掠，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兵民相仇”（注：陈昌：《霆军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236页。），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捻军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的斗争，是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这从一个方面印证捻军维护人民的利益，同群众休戚相关。
捻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越来越密切（注：详见拙作《太平天国与捻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从太平天国运动的角度考察它与捻军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1851年至1857年的双方互有影响阶段，1857年至1864年的两军联合作战阶段，与1864年至1868年的双方合并苦斗阶段。）。起初是双方互有影响。虽然捻党由来已久，其斗争也逐渐扩展开来，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却对捻党产生有益的效应。捻军起义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爆发的，反过来它对太平天国运动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捻军在皖北、河南、苏北、山东等地广泛起义，势似燎原烈火，严重地威胁着清朝在北方的统治。他们抗击了一些清军与团练，截断了畿辅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线，使清朝政府很难拼凑足够的力量，自北而南进攻太平军，这对太平天国无疑起了屏障作用，有利于太平军进行北伐、西征和天京外围战。此外，捻军还多方支持北伐军。当然，北伐军深入敌后和南方太平军的战斗，牵制着大量清军，对捻军来说也具有明显的支援作用。两军互相配合，共抗敌人，使清军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接着是两军联合作战。捻军主力到达淮南，与太平军共同战斗，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由于双方各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太平军又有自身的作战任务，捻军则“不能听调用”（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0页。）， 彼此合作时断时续，说明双方都无法根除农民小资产者经济地位所必然产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偏见。捻军的组织与纪律同太平军相比稍逊一筹，有些消极影响，战略上也有失误。尽管如此，他们协助稳定安徽战场，镇守淮南地区，参加一些重要战役，功不可没。淮北捻军倚靠圩寨同清军周旋，并一再出征河南、苏北与山东，打击了当地清军和僧军，又在其活动区域为太平天国筑起了一道屏障，作用不少。清人在谈及两淮捻军的作战于清军对抗太平军的战局所起影响时说道：“所以庐州不免再陷，安庆骤难攻克，而浦口挫衄，金陵劳师，卒未能克日荡平也。”（注：黄恩彤：《捻匪刍议》，《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410页。）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该指出，太平军和捻军协同抗敌，对捻军来说，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后，捻军处境艰难，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援助，他们才能在淮河两岸重新站稳脚跟，继续同敌人抗争。同时，他们还从太平军那里学习了修筑防御工事等技术。1857年清将胜保曾经说过：“该捻挖濠筑垒迥异从前，非有粤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诡谲”（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5卷第10页。）。清将袁甲三也谈及捻军自1857年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注：袁甲三：《端敏公函牍》第1卷第25页，《项城袁氏家集》。）。 这就提高了他们防御作战的能力。至于捻军同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虽然未能完成救援庐州与天京的任务，但是增进了彼此的协作，为日后两军的结合和共抗强敌，准备了更为充实的条件。
最后是双方合并苦斗。太平天国失败后，数万捻军将士与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并聚集了江北、江南各地的起义力量，提出了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斗争任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太平天国军制重加编组，队伍基本上仍用五旗军制，彼此时分时合，但较为严密，且“易步为骑”（注：尹耕云等：《豫军纪略》， 《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72页。），即减少步队，增加马队， 又发展了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流动战术，从而使他们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均获提高。于是，他们能在斗争处于低潮的不利条件下，以新的姿态，顽强抵抗清军的疯狂镇压，坚持艰苦卓绝的战斗，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继承的作用，不然是难以设想的。
捻军于1862年随西北太平军远征，进入陕西，推动了当地回民起义的爆发。这次回民起义固然是清朝政府长期对回族人民实施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而其爆发却是同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外来影响分不开的。后来，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离开陕西，回民起义军所受到的清军压力加大了，不得不从关中地区退往甘肃境内，可见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行动牵连着回民起义军的进退。1866年张宗禹统率西捻军向陕西进军，迫使攻回的清军自西往东转移进行防堵。这样，回民起义军又得以从甘肃向东推进，重新在陕西开展斗争。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的关系诚然有其不足之处，可是两军毕竟一同作战，或互相配合，共同抗击清军，形成陕西反清形势高涨的局面。西捻军离陕后，回民起义军孤军作战，困难增多，只得又向甘肃境内退去，西北的斗争局势为之一变。此后，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斗争逐渐走向低落，终于被清军镇压下去。事实表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曾同西北太平军一起将起义火种延烧至陕西，在江南太平天国运动与陕、甘回民起义之间架起桥梁，使之得以沟通，他们对陕、甘回民起义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和援助作用。
捻军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北方诸省，在他们的影响下，苏北、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农民及其他群众纷纷奋起，反抗清朝。这些起义军成千上万，有苏、鲁边界地区的幅军，鲁西南的长枪会军、鲁西北的八卦教军，山东淄川的刘德培军，山东邹县的文贤教军，直隶、山东等地的盐民军与马军，山东的水套军，河南商丘金楼寨的八卦教军等等。他们抗纳钱粮，围城杀官，斗争虽然比较原始与落后，大都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严密的组织，经受不起长期的考验，时起时伏，却也绵延不绝。不仅如此，捻军的斗争口号、使用旗帜、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一般说来也为这些起义军所效法学习，两者大同小异，如鲁西北的八卦教军也用五色旗帜等。捻军又常和这些起义军协同作战，在苏北、山东、河南等地一起同清军较量，且曾直接出兵援助金楼寨的八卦教军等，以抵抗清军的镇压。同样，这些起义军的斗争对捻军也有相当支援作用。捻军和这些起义军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团结对敌，紧密联系在一道。此外，捻军还成了这些起义军余部投奔的去处。这些起义军战败之后，其余部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就前往入捻，成为其中的一员，继续战斗。捻军对北方人民斗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比较直接和显著的。
捻军反抗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业绩和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始终使后继者受到鼓舞和教育。辛亥革命是近代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曾在自己的刊物《民报》上发表了《赖文光自述》全文，并郑重说明，其目的是“宣示海内，俾前贤幽光，得以昭著，而亦使我人知高曾矩矱之永可遵守，固不啻我四万万同胞之大幸也。”（注：《中州少年来函》，《民报》第20号第101页。）十分清楚，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要宣传太平军和捻军的光辉业绩，弘扬他们的反抗精神，继承他们的斗争传统，以动员人民起来从事反清革命。这次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实现了太平军和捻军当年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仍未完成。
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取得国家权力，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是白朗起义。白朗起义军将其前辈捻军视为学习的英雄榜样，1914年当他们一万多人高举“讨袁军”大旗抵达皖北六安、霍山一带时，曾与六安人民欢度春节，就组织群众观看表演捻首“陆遐龄造反”的“大戏”，“戏里陆遐龄是好人，有本领”（注：吴腾凰等：《陆遐龄起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总46号）1981年第3期第9～10页。）。他们宣扬捻军的战斗事迹和抗争精神，鼓动群众反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这次农民起义后来归于失败。
捻军赴汤蹈火的经历与不屈不挠的斗志，还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老乐（指捻军盟主张乐行）拒捕》、《龚得（即捻军军师龚德树）起手》、《鲁王（即著名捻军将领任化邦）智取李鸿章》等关于“老捻子”造反的传说故事在淮北家喻户晓，《穷人造反要随捻》等一首首捻军歌谣也脍炙人口，连很久以前反映捻军起义的戏曲依然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注：家住安徽定远炉桥镇的一位老教师说过：“小时候，在淮南见人一手打锣，一手敲鼓，唱的就是陆遐龄的事，唱词讲陆‘家住定远西南荒陂（沛）桥（今属长丰县），五个儿子是英豪。’”（吴腾凰等：《陆遐龄起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总46号〕1981年第3期第10 页），录此供参考。），这会产生重要的教育作用，启迪和激励人们奋发进取，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不难看出，捻军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给北方地区广大群众带来好处；它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抹煞；捻军既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引发者又是起义军的友军，提供过动力与助力；捻军起义这个北方人民斗争的中心，对当地的群众反抗运动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它作为近代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环节，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
捻军斗争的历史表明，国内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与列强侵略势力的野蛮掠夺，是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祸根，这两股势力是近代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两大敌人，而且这两大敌人是互相勾结的。所以，要摆脱贫弱落后的处境，中国人民必须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两大斗争任务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只有彻底摧毁中外反动势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国家才能独立富强。
捻军斗争的历史也表明，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受尽欺凌，苦大仇深，斗争积极性极高。在捻军起义中，他们勇敢无畏地向中外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证明他们不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他们。
捻军斗争的历史又表明，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农民群众无法克服自己的种种弱点，出现不少过失甚至严重错误，如没有远大正确的纲领政策，军事指挥失误，纪律松懈以至败坏等等，因而他们发动的这场捻军起义，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这就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要完成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必须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科学革命理论的武装。否则，要实现以上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捻军斗争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应予以总结记取。
捻军斗争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上述关于捻军并未起着积极作用的说法，似缺依据。捻军这支纵横中原的劲旅，是以自己的顽强战斗和卓著业绩，在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
收稿日期：199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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