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社会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多年来，在当代欧洲历史上，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葛兰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在我国葛兰西仍鲜为人知，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许多独辟蹊径的理解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许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完整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一、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实质
葛兰西的历史观突出地表现在对克罗齐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克罗齐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实在。在克罗齐看来，一切“实在”都是精神，历史是精神发展的过程。
葛兰西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角度批判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是“以头立地”的哲学。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替了具体历史事件，就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使主观脱离客观，用观念否定客观实在。“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注：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238页。）在这里， 葛兰西虽没明确从谁为第一性的方面批判，但实际上已经包含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解决。从这里可以看出，葛兰西在历史观上是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统一起来了。
葛兰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揭露克罗齐“历史主义的思辨性”。葛兰西指出，克罗齐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机械地、随意地实体化，从而脱离其赖以成立的经济基础。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道德、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决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
在回击克罗齐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时，葛兰西指出，经济结构不是某种僵死的、抽象的、置于历史之上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这样，克罗齐指责马克思用经济解释一切，成了新的形而上学和“隐匿的上帝”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克罗齐还诬蔑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神学一元论。葛兰西予以反击，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经济结构脱离上层建筑，相反，是从它们的内在联系，必然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它们的关系的。
可见，从葛兰西对克罗齐“历史主义”的批判中，表现了葛兰西鲜明、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可以看出他坚持的是唯物的历史观。葛兰西看到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不彻底性，并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克服这种局限性，这体现了他的基本哲学倾向。
二、对葛兰西社会历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
1.关于国家、市民社会、领导权
“国家”这一概念是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出发点。葛兰西认为国家是“以强制手段巩固起来的领导权”。实际上，葛兰西应用着有关国家两个主要观念，一个是带有局限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延伸的或扩大的。葛兰西所下的延伸的定义是具有主导意义的：“应当这样认为：国家一般观念包括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需要追溯到市民社会的观念（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以高压手段支持的领导权）。”（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 第238页。）
葛兰西对国家所下的延伸的定义，扩大了国家的概念。他说，人们通常把国家看作只是“政治社会”，即看作用来把群众控制得与特定的生产类型相一致的专政或某个其它的强制机器，而不是把它看作“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这一主要倾向。
马克思把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称之为“市民社会”。但葛兰西却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见解：“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的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注：葛兰西：《青年时期著作集（1914—1918）》第 219页。）在上述见解中，葛兰西主要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致性。他还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政治社会代表暴力，作为专政的工具；市民社会则代表舆论，它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起作用。
“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是指统治阶级或新兴阶级对从属集团进行领导，并把他们团结为一个新的、和谐的“历史联合体”的过程。实现领导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起阶级的联盟或统一战线同敌对阶级作斗争的过程。葛兰西认为一个阶级的支配权有两种行使方式，即统治与“知识和道德领导”。统治主要是针对敌对的阶级或集团，领导则主要是针对同盟阶级或集团。他把前者称为“政治领导权”，后者称为“文化领导权”。
对“国家、市民社会和领导权”的阐述是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精髓所在。他的上述这些见解对西方国家的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表明了葛兰西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关于知识分子、政党
葛兰西通常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更能表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他的关于知识分子居中心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是根据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葛兰西则与马克思不同，他主张根据个人在社会上所执行的职能来确定是否是知识分子，可见他把知识分子用于更为广义的概念。葛兰西称知识分子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家”，统治阶级的“管家”。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的主角，是统治阶级行使领导权的主体。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和“有组织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他们错误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似乎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并且超越了社会政治变革。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那么，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社会学上涵义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葛兰西把这种和社会各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并自觉地启发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称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那么，一个阶级如何才能改造传统知识分子，造就本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呢？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政党。
他认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政党不仅是本阶级有组织知识分子的培育者，还是实现传统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知识分子结合的重要手段。葛兰西进一步认为，政党有两种形式：首先，它是一部分优秀的文化活动者；其次，它是作为群众的党。
葛兰西强调政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并在建设新社会中，党也应当成为领导核心。这些思想是极为可贵的。
3.关于历史——政治关系
要在西方国家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有关于国家、政党等问题的一般理论，也要有对历史——政治关系的具体分析。为此，葛兰西提出了如何进行这种分析的方法论。
葛兰西认为，在分析力量对比时，首先应该从分析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因为“一个国家的直接经济生活从属国际关系的程度越大，那么它反映在利用这种情况防止敌对政党取得优势的一定政党的活动上的程度也就越大”（注：《狱中札记》，第262—263页。）。然后转入对国内“客观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对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使人们确定：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改造这个社会所必需的、充分的条件，也就是使人们能够确定这个或那个“思想体系”能够实际实现的程度。第三要进行的就是对政治关系的分析，也就是估计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所达到的团结、自觉和组织性的程度。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一个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过渡的过程。葛兰西指出，在历史的现实里，这些国际关系方面的、经济基础方面的、政治关系方面的因素，以及政治关系发展的这些阶段，可以说是纵横交织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和历史的具体联合，出现这样一类现象：产生于比较发达国家里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发展较差的国家里得以传播。
葛兰西在论述历史——政治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问题时，十分强调分析问题的方法论的重要性。他关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相互关系，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关于历史——政治关系发展的一般过程等问题上的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这些观点是他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问题的重要依据。
三、葛兰西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
葛兰西的上述理论，反映了时代要求。虽然他是立足于意大利的实践，但它的适用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国界，而为英、法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洲）中的无产阶级所理解和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重大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葛兰西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分析是他的理论学说的基础。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实质在于它不仅是政府机构或政治社会，而且是“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称作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平衡体。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葛兰西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思想。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上与俄国不同，那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也必定与其不同，对此，葛兰西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奋斗目标，即无产阶级在最终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首先赢得市民社会。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有独创性的贡献。葛兰西预见到知识分子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将发挥极端重要的作用。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较之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准确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扬弃，而且是“从任何片面的，盲目的意识形态成分中已经解放出来（或自身正想解放出来）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种意识里，哲学家本人既被理解为个人，又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集团的整体，他不但了解这些矛盾，而且把自己视为矛盾的一个成分，并且把这个成分提高到认识的原则，从而也提高到行为的原则。”（注：《狱中札记》第220页。）葛兰西的主要兴趣不甚在于社会经济基础， 而更在于无产阶级能够用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方法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政治手段。所以，葛兰西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对现今的信息社会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看到，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有重大区别的。从基本的方面看，在实践上他可以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用行动维护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声誉；在理论上，他依据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探索，阐发和丰富了列宁主义。尽管他的哲学、政治思想，包含着与列宁思想的某些分歧和区别，但如果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列宁主义的内容实质，那么，葛兰西关于群众性的党的建设，关于全面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恰恰应当看作是对列宁主义的丰富或依据不同条件所做的补充。
在理论研究的风格上，葛兰西也与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主观条件，理论日益与工人运动的实质相脱离，乃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同趋势和弱点。葛兰西则一生保持革命家兼理论家的身份，他的理论探索始终保持着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始终与本国的革命事业息息相通。葛兰西曾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较长期地担任领导职务，有着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直接经验，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后，在他被监禁的7年时间里， 以巨大的无比惊人的革命毅力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在切身的经历中，他认识到意大利无产阶级政党弱小的原因，就在于对本国客观形势的无知，因而他主张“对民族特点要有十分认真的精确的认识”。
毋庸讳言，像历史上一些杰出的马列主义者一样，葛兰西的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的。他论及哲学问题时，都表现了一些不确切的甚至带有他的大学老师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色彩的观点；对于历史过程中主体——客体辩证关系这一十分重要而又难度较大的哲学课题，葛兰西还没能完满地解决；他对在某些概念的把握上、对某些问题的阐述上，也有模糊偏失之处。特别是他对唯物主义与“物质”范畴有较大误解。他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联，“发散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在哲学认识论上，犯有片面性错误。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葛兰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当代革命实践，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解决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革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其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无论人们对他的理论作出的评价如何，都无法否认这一理论在启迪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家、市民社会、上层建筑、领导权等问题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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