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探析论文,主体论文,评价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3—0317—05
自从1983年世界上出现第一例转基因作物以来，转基因作物在一些国家逐渐推广，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已达几千种。转基因食品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转基因食品也存在许多风险，包括人类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如何评价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健康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商业化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在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决策系统——社会评价的代表者和决定者
转基因食品的决策系统（管理机构）主要由相关机关领导、政府和首脑人物等组成。从理论上讲，这类权威机构和人物是转基因食品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决定者”和监督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代表者和决定者，代表一定的社会做出评价。当这些代表者的价值取向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代表者与他的社会成员之间的需要和利益相吻合时，代表者的评价才能体现社会评价的真实含义[1]。反之，一旦他们的评价失当或失误，往往给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灾难，这种情况在专制社会或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屡见不鲜，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这是因为社会评价的真实性和效力既依赖于代表者的需要和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又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被代表者（公众系统）对代表者的制约和选择。为体现出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真实含义，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在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过程中务必充分考虑公众的想法、需要和利益，尤其是在转基因食品的检测、安全评价、风险和技术评估、预警机制的建立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应慎言决策，决策之前理应发挥好组织和协调的功能，让政策的制定者、专家和公众的不同意见得以充分交流、协调和整合。
那么，通过哪些途径，实施哪些策略能更好地实现转基因食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的管理协调作用呢？福柯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在福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实施权力，而是权力如何发生？这也是权力的策略问题。转基因食品的政策是由农业部还是科技部制定，抑或是由中央还是地方制定，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实施过程、运行情况、接受程度及其产生的效力。如福柯所言，“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但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样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伤害”。这是因为，“权力是在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样的系统中实施——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不是他的本质，这无法依赖单独的个人”[2]29。毋庸置疑，“权力策略”的重要性已日益为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决策层所认识。然而，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主体系统中不同“人”的位置并未真正厘清，现有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专家咨询对于实现转基因食品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却未能正确地把权力当成体制来看待，长期忽视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相关性、系统性，忽视了公众系统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现实性、合理性和意义分析，忽视了如何实现广大公众的意愿诉求和意见表达的研究。因此，为了弄清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运行情况，我们不仅要加强政府与专家互动的研究，而且要加强政府、专家和公众互动的研究。
具体来讲，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应该建立能发动公众舆论，及时收集普通民意的机制，将公众纳入到关系到公众利益的转基因食品决策当中来；并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生物体标识管理办法》和《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按照真与善相统一的价值标准，与专家、公众共同制定的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的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且严格执行。就转基因食品而言，事前计划和决策，事中监督和控制，事后检查和验收三个环节紧紧相扣，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关键。政府和管理机构需要更多地对专家和公众如何有效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进行指导，并且制定和落实公众的跟踪和档案制度，以利于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使转基因食品得以健康发展，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二、专家系统——联系决策系统和公众系统的桥梁
知识与权力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知识体制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但权力运作又离不开知识的介入。福柯明确提出，“没有知识，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2]161。专家、学者是“社会理性”、“社会良知”的象征，他们往往是某些知识领域的“权威”。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特别是作为社会精神和知识生产的一分子，也往往对转基因食品做出某些评价。一般来讲，他们作为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要比普通个人的评价深刻得多，理性得多，而且他们往往善于对普通公众的个人评价进行分析、提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着他们作为个体进行社会评价的科学性[3]121。当前，理论界对专家咨询的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并将其视为实现科学决策的主要途径。虽然专家是“咨询”的代名词，但专家作为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的局限，有时使评价离现实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基因技术专家往往抱有技术万能论、技术决定论的想法，或过于关注科研成果及其所涉及到的私人利益，对基因技术应用有一定的偏袒性，这会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而且技术专家有时不能把握好技术内在价值的层次性和系统性，从而忽视了生态、经济、社会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在实践中，专家系统主要是进行转基因技术原理的构思、转基因技术方案的设计、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安全性评价标准的制定，即基于自己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转基因技术的专业知识向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献计献策，可能忽视了要反映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心声或要求。事实上，“特殊”的专家学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通民众，也就并不必然代表或者反映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态度。这种现象体现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转变。利奥塔说：“专家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智力应用之目的并非是在其领域尽量体现普遍主体，而是在其领域尽量达到最佳的运作状态。”[4] 专业主义使基因技术专业阶层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一个特权地位，从而拥有建立在对转基因知识和技能的垄断以及自己社会地位基础之上的利益，逐渐丧失了知识分子独有的超越自身利益，充当社会普遍良知的特性。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重视科学人文主义的培养，弘扬知识分子传统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技术内在的人文精神，促使其自身的觉醒，自觉地将“为民请命”作为共同的目标。基因技术专家系统的所有成员应该倾听和了解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想法，随后对其分析和提炼。既要把自己当作本专业的专家，又要勇敢地肩负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把自己的专业自觉地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结合起来，从而在推进专业化的同时突破专业主义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发展转基因技术和食品脱离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终极意义，政府和专家制定的政策不能反映公众的心声和要求，那么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必然最终脱离人的世界而不能造福于人类。
怎样来恢复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和批判精神呢？要做到这一点，途径是多方面的，但前提是应当重视技术专家和人文学科专家的交流和合作，在尊重多元价值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两者进行实质的对话与沟通。恩格斯曾指出：“如果理论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个半通，那么，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也是个半通——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正确联系同样是不可避免的。”[5] 鉴于专家评价尚有不足之处，同时又考虑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故建立转基因食品的专家论证系统过程中的专家选择颇为重要，仅仅有生物技术专家的参与是不够的。我们应该集合各领域专家的长处，既要有生物技术专家的参与，又要有人文学科（如伦理学、法学、环保、管理学和社会学）专家的参与，广泛地收集各种不同的意见，并给予充分地尊重和重视。人文学科专家不要“封闭”自我、“拒绝”基因技术，基因技术专家也不要回避人文学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三、公众系统——应该享有话语权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公共生活中，必须实现‘话语的民主和自由’，任何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应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6]。“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这也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价范式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7]。公众系统的构成是复杂的，这导致公众系统作为主体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评价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往往以个人的切身体验、心理感受、自我理解为契机而发动，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仅仅从个人的利益、善恶出发做出的评价；二是从自己所属的社会价值要求出发做出的评价。公众评价的最大优点是：敏感、直接、真切、鲜明。它的最大缺点往往是：感性直观，缺乏系统性，理性化程度低，甚至有非理性倾向[3]121。
当然，在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过程中，公众评价的优点和缺点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但只要运用得当，它的正面效应往往是大于负面效应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但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8]12。公众系统在转基因食品评价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与价值，因为公众更容易摆脱工具理性的枷锁，会体现出一种更为直接和鲜明的切身感受，为新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和提出奠定了基础。比如，公众的这种无知在某些时候是有用和必要的。“科学是一个矛盾的怪物：一方面科学是开放的，追求知识；另一方面科学既需要狭隘性，又需要无知”[9]。在真理的发现过程中，专家经常戴着“前见”的眼镜去观察，被本学科的已有智慧蒙蔽了双眼；而公众的这种无知可能有助于他们无视、越过这些“前见”所设下的障碍，从而产生专家不能发现的新“发现”。
公众系统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也是转基因食品决策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公众系统的参与有利于破除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研究框架，有利于带来更多的有效信息，有利于客观、公正地对转基因食品的真正和潜在影响进行识别和分析，从而提高决策质量，促进决策的成功执行。公众参与能带来的更重要的回报是它对于民主价值发挥的作用。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知识和权力的结合造成公众的“失语”，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鸿沟加大了。在福柯看来，掌握知识的人（相当于专家系统）和掌握权力的人（相当于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控制了社会的话语权，而普通公众（既没有知识——相对于专家系统而言，又没有权力）实际上是被排除在话语权（民主）之外的。尽管有些形式上的公众参与，但有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懂、不知情使得公众无法提出更多的可行方案、限于评价的表面，同时，管理者也不信任公众的能力和不屑于给予公众参与评价的正式机会；二是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小我利益”的提倡，要求“小我”服从当局决策，从而抑制了一部分公众的参与技术评价的意识；三是“政治与行政二分论”的潜在影响，使得管理者不注重公众参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四是管理者固执地认为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会增加工作环节，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影响管理绩效；五是专家和企业家为其共同利益而紧密联合起来排斥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评价。
怎样改变这种局面？这就要求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教育，且将其纳入科技政策体系，建立转基因食品知识普及推广的多种渠道和高效机制，从而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在全社会构筑起防范基因科技风险的“绿色屏障”，正如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劳斯在陈述科学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的三种互动关系时所言：“有时我们能分辨出第三种关系，即知识可以把我们从权力的压制作用下解放出来。它能够揭露权力所造成的扭曲，揭开权力进行黑箱操作的面纱”[10]。宣传媒介和新闻工作者严格自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进行客观、真实和正确的报道宣传，给转基因食品营造良好的媒介氛围，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认识。
通过这些措施让公众系统了解、理性对待转基因食品。与此同时，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应正确认识和看待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既然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宗旨是为全人类谋取福利，管理机构或决策系统就有理由、应当发动公众的积极性，提高公众的关注度，使其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监管过程中来，让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讨论和决策，提供让公众开口的渠道，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建立公众的社会评价机制和参与体系，充分考虑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尽量发挥公众在不同维度上的社会评价作用。
四、决策系统、专家系统和公众系统的关系
过去的权力分析只侧重权力的否定性和压抑性，但福柯认为，“权力不同于支配，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坏的、人们必须摆脱的东西，社会不可能在没有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存在”[8]18。同时福柯也承认权力关系总包含着危险，在他看来，权力机制的“三角”是权力、权利和知识，权利话语的主要功能是抵消权力内在的支配性[2]320。这“三角”分别对应着本文所论述的三个子系统。决策系统享有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政策的决定权力，专家系统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享有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政策的咨询和建议权利，也成为联系决策系统和公众系统的中介系统（桥梁和纽带），而应该享有话语权的公众在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供专家系统参考和决策系统决策，三个系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和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公众系统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基础，专家系统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关键，决策系统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保障。
因此，为了使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制定更加合理，应该坚持公开性、透明性、责任性和安全性的原则。能否使转基因食品从仅靠政府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政府控制型走向由政府、专家和社会公众共同管理和协调的社会制衡型，决定了转基因食品能否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弄清各主体的社会角色，认识到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明确并论证各主体的责任；应该正确的把权力当成体制来看待，重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相关性、系统性，真正厘清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主体系统中不同“人”的位置、相互关系和作用。
政府、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的，三者可通过共同参与决策过程的互动平台，最终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决策系统可考虑由科技部内设一个委员会，专项负责建立公众参与渠道，建立技术评价模式和完善技术评价机制，并创造对话和协商的民主环境。决策系统应确保专家咨询制度的科学实施，专家系统成员应是多学科性的，尤其是在论证和评估过程中要做好不同专家意见的整合工作，防止出现决策偏差。较多学者撰文呼吁民意收集制度的建立，这当然重要。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民意的反馈、回复与追踪。我们应充分利用人代会、政协会、听证会和公示制度等现行形式，改革现有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之处，通过明确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程序，使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与监督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制度的保障，促进转基因技术评价的社会互动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探讨如何更好地组织各种论坛，让政府、专家和公众能进行良性地相互监督、制约和协调，使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摆脱以往的单向模式，发挥不同的社会评价主体的作用，制定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政策和完善的法律法规。
总之，在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过程中，我们应破除“科学主义”和“技术决定论”，要学会运用系统思维分析问题，建构和谐的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结构系统，从而促进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整体优化。
收稿日期：2007-12-08
标签：转基因食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