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与决定因素———个基于面板数据的衡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面板论文,因素论文,成本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从事贸易存在多种已知的或潜在的成本，这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有着更高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水平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在不断下降，特别是随着二战后区域一体化的进行和世贸组织的成立（乌拉圭回合），国际贸易成本大幅下降（Jacks,2007;Dennis and Shepherd,2007）。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近30年的发展也得益于融入世界市场，在接受来自国外大量投资的同时，我国的企业也积极出口和开拓国际市场，并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动力。
但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处于那个国家的企业，其进出口依然存在较多的壁垒，贸易成本仍然是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Novy,2006）。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认为即使非正常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存在，现实中的贸易成本也依然很大，关税等价的国际贸易成本大约占74％，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也达到70％。同时，贸易成本也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变量，Obstfeld and Rogoff（2000）认为它是打开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的钥匙，因为贸易成本是构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微观基础的核心要素（Novy,2006）。贸易成本体现了不同国家企业间进行交易的难易程度，是理解一国开放程度和对外一体化水平的基本要素。
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意味着测度和分解贸易成本的必要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之中，并且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随着各种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国的开放程度和贸易自由化水平也日渐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在测度贸易开放水平方面，传统上一般采取贸易依存度、对外依存度等间接指标来衡量，这类指标计算方便，但往往过于模糊，掩盖了很多具体的原因；由于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也无法据此来判别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动情况。而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情况可以为中国的开放程度提供直接的证据，对于理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融入全球经济也十分重要。目前关于中国贸易成本的研究并不多。李坤望等（2006）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估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为我们理解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推导的计算公式过于简化，文中所用的Head and Mayer的模型测算（Head and Mayer,2003）并不具备较好的实证性，其应用存在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各国区域内完全自由贸易）。李坤望和黄玖立（2006）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开放度做了估算和经验分析，但固定效应模型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多边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此外，这两篇文章的样本时间是1987年到1997年，只部分地反应了改革开放特定时期中国贸易开放的变化，无法体现最近时间段的变化情况。钱学锋和梁琦（2008）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revised gravity model）方法综合测度了1980—2006年中国与G7各国关税等价（tariff equivalent）的双边贸易成本，较为准确地证实了中国与G7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及变化情况，但文章并未深入探讨和分解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
本文首先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的结论测度了1993—2007年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然后以此贸易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一个随机方程并利用面板数据将贸易成本进行分解，探求到底是那些可能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对外的双边贸易成本。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二、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
（一）贸易成本的测度公式
我们将贸易成本定义为包括除了生产成本外因获得该产品而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履约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管制成本、销售成本（批发和零售成本）。对于贸易成本的测度，一般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方法，直接法测度贸易成本十分困难，研究者一般采用间接的办法。
目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冰山型运输成本的假设，通过贸易流量（以贸易额形式表示）计算而得；二是通过每物理单位运输成本和产品价值叠加的形式，Hummels and Skiba（2004）最早利用此方法测度了以运输成本为体现的贸易成本；本文利用第一种方法，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解释；第二种方法源于Hummels andSkiba对Alchian and Allen（1966）出口产品质量更高的证实；Hummels and Skiba（2004）首先模型化了存在质量差异的商品需求，以此可以获得贸易成本与贸易品质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和验证了“优质苹果外运之谜”（Shipping the Good Apples Out,即Alchian-Allen推测）。其中，在计算贸易成本时，
包含了贸易成本的价格差异反映了因出口目的地不同而质量也不同，从而解释了“优质苹果外运之谜”。
第二种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需要处理详细分类的产品价格和海关的运费数据，数据要求较高；第一种方法仅利用贸易流量来计算相对的贸易成本，虽然从计算的绝对数值上没有第二种方法精确，但相对性的贸易成本具有同样的解释力。本文将利用第一种方法测度贸易成本，所用的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来源于Novy（2007）的模型的结论。Novy（2007）的模型是一个包括多国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每个国家，垄断竞争的企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消费者消费国内和国外的产品以获得最优化的效用。当产品从j国出口到k国，外生性的冰山型贸易成本
就产生了，这意味着每一单位产品中有在贸易过程中融化消失，就像运输冰块在途中融化了一样。用这种方法处理贸易成本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例如Samuelson（1954），Krugman（1980）和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在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Novy（2007）引入一国总出口与对贸易对象国出口的数量变动关系，这代表了多边贸易壁垒的阻力。此外，模型还考虑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通过上述处理方法的引入，改进的引力模型就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贸易流量模型并使贸易流量与代理变量相关从而推出两国交易的贸易成本。模型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和替代，可以得到以下的（1）式①：
（二）数据与参数设定
我们将利用（3）式来测度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我们选择了最近15年来与中国贸易总额（进口＋出口）最大的15个国家和地区，它们依次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加拿大、巴西、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和南非②，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90％左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成本水平能基本反应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大小及变化情况。根据（3）式，为计算我国与这些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首先需要获取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出口数据、各国的总出口数据以及GDP数据。BvD数据库的CHELEM库（国际商品贸易分析库）向我们提供了1980年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出口数据、总出口数据以及以GDP数据。我们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是1993—2007年，能基本反映1992年以后至今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③。
要得到贸易成本的值，还需要确定（3）式中的两个参数s（可贸易品的份额）和ρ（替代弹性）。从（3）式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贸易品份额s越大，贸易成本t越高。我们之前已经假设了所有国家的可贸易品份额是相同的，由于参数s很难从数据中直接估算出，但我们可以参考已有的研究，Stockman and Tesar（1990）估算了5个OECD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在1960—1988年间私人消费品中非贸易品的份额在18.9％到44.3％之间。Eventt and Keller（2002）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比较低。Novy（2006,2007）,Jacks et al.（2006）将s定为0.8。由于样本中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开放度一般比较高，可贸易品的份额应该也较高，加之原来不能贸易的服务现在部分也可以贸易，所以我们将s定为0.8④。
至于替代弹性ρ，也很难估计一个确定的值。一般而言，较低的弹性意味着消费者对各种商品价格不够敏感，因而倾向于减少贸易，意味着较高的贸易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总结了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认为替代弹性ρ一般介于5—10之间。Novy（2007）、钱学锋和梁琦（2008）都将ρ设定为8，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也将替代弹性ρ定为8。
（三）测度结果
我们借助改进的引力模型的结论，利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测度1993—2007年15年间中国与这些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成本，表1给出了s＝0.8，ρ＝8时，中国15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
通过表1，我们可以总结出1993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如下几个特征：
（1）以2007年中国同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绝对值来看，中国同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成本普遍较低，其中，与我国台湾地区、东盟的贸易成本最低，为0.28，韩国是0.30，日本是0.34，同中国香港地区的贸易成本稍微高些，为0.39，这同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测度模型中可贸易份额的设定有关，但仍低于2007年中国的平均对外贸易成本（0.397）；与两大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在2007年已下降至0.37和0.38，也低于平均水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放性较强的国家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动者。
（2）以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同各贸易伙伴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看，中国同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成本下降的幅度最大，达到64％，与东盟地区的贸易成本下降56％，与韩国的贸易成本下降43％。1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平均下降幅度为28％。与其他“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贸易成本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贸易成本的绝对值依然较高（大于0.45）。
（3）从中国对外贸易成本下降的时间趋势看，2001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趋势最为显著，这7年下降的幅度占总下降幅度的70％以上，这说明中国加入WTO对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是立竿见影的，2001年已成为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标志性的一年。
（4）将贸易国样本划为东亚、欧盟、金砖国家和其他等四个地区，其中，东亚地区包括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东盟，欧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其他地区包括墨西哥、沙特和南非。以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进出贸易总额按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获得中国与这四个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如图1所示。与上面的结果类似，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成本最低（1993年以来的下降幅度也最大），其次是欧美地区，再次是金砖国家，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成本最高。但从1993年以来，与欧美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下降的幅度最小，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拓展与传统欧美发达国家贸易的潜力已经极为有限。
图1 中国与各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
三、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分解
（一）变量的选取与回归方程的确定
关税、非关税壁垒、货物运输费用、甚至进出口的天数（代表时间成本）等直接因素构成了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但就实证的计量而言，将这些直接因素作为贸易成本的解释变量存在诸多困难，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标准化处理、海关货物运费的数据可获得性以及细分商品分类的价格等。目前有研究利用商品价格因素解释贸易成本和出口品质量等问题（Schott,2001;Hummels and Klenow,2001），但囿于中国海关细分商品价格的困难，本文舍弃直接分解贸易成本因素的方法。也有的研究将决定贸易成本的因素分解为交通运输费用、通信费用、关税、国家边界、共同语言和货币同盟等，这些因素包括了决定贸易成本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即贸易伙伴国的国家特征），但其函数形式存在较大差异（Jacks et al.,2006）。基于此，本文使用间接分解贸易成本的处理方式，即利用引力模型来分解贸易成本，这是一种典型的以间接因素影响贸易成本的实证方法，贸易国通过自身的某些特征对贸易量发生作用。
传统的引力模型中，距离被认为是贸易流量的重要决定要素，它间接代表着交通运输费用；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会影响两国贸易成本，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两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愈接近，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产业内贸易已占到全球总贸易量的75％以上；贸易伙伴国的开放程度也明显会影响到同该国进行贸易的难易程度，一般而言，一国的开放程度越高，与该国进行贸易的成本就越低；此外，同贸易对象国有着共同的海陆边界意味着更便利信息沟通和更相近的文化传统，之前同贸易伙伴国的连续交易代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两国贸易成本的降低。考虑到以上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借助已有的测度结果，贸易成本的分解方程如下：
依据上式，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如下的估算方程：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情况，我们对上述估算方程中部分解释变量的统计指标作以下具体说明与解释：（1）大多数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都使用基于当前汇率的名义人均GDP指标，但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而言，名义变量可能会产生偏差（ITC,2000）。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称之为实际人均GDP（收入），可以避免这种偏差，更适合估算较长时间段的贸易流量，本文样本的时间有15年，故采用实际人均收入。（2）传统上都采用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的球面距离或者两国主要港口之间的航海距离来衡量绝对距离，但近年来有学者采用“相对距离”来表示运输成本，即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的比值（ITC,2000;Soloaga and Winters,2001）。因距离而产生的运输费用的相对值与贸易成本的关系更为密切，但绝对距离的遥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国对其他国产品的需求并导致部分产品的进口替代（Polak,1996）。绝对距离也是引力模型的原始变量，本文使用绝对距离作为体现经济体空间贸易关系的解释变量。
（二）数据说明
各国的实际GDP总量、人口、实际总出口额均来自BvD数据库中的EIU CountryData（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分库，以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1993年到2007年中国及15个贸易伙伴的
和
这两个自变量的值。关于中国与15个贸易伙伴的空间球面直线距离
，即绝对距离，我们使用Google Maps Distance Calculator软件从地图上读取⑤。15个主要贸易伙伴中，与中国有共同海陆边界的国家参阅国家测绘局的疆域图，它们是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俄罗斯、印度。通过BvD数据库的CHELEM分库（国际商品贸易分析库）可以找出1981到1993年中国与始终、连续存在贸易联系的国家，它们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印度、香港、俄罗斯（以苏联的形式）、欧盟和东盟。
（三）回归结果
通过假设检验的F统计量的计算方法得知，上述回归方程的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的联合回归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计量回归方程的地区截面和时间也会有两种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通过对随机效应回归结果的Hausman检验，确定本模型并不适合于随机效应（Prob.＝0.3524），故采用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模型中存在距离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无法使用截面固定效应，可以使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做进一步的分析。原计量方程、移除不同变量的改进方程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
回归结果显示，距离变量Dist，与虚拟变量BOR同时存在时，Dist不显著，说明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由于距离变量与虚拟变量共同海陆边界有较大的相关性（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共同的海陆边界），所以这两个变量有较大的重合性或内生性。通过回归的结果也可以发现，在估算方程中剔除Dist或BOR中的任何一个，各变量的显著性就可以顺利通过；在（5）式中剔除BOR项时，Dist的参数为正，这说明距离依然对贸易成本存在影响，较远的距离依然会增大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交易成本；若同时剔除Dist和BOR项，显然，估算方程也可以顺利通过，只是截距项增大了。在本文中，我们也将BOR视为更便捷的信息沟通或更相近的文化传统的替代变量，显然，与信息传递及文化传统相比，距离所代表的交通运输费用与双边贸易成本的关系并不显著。
通过方程式的回归结果，我们还发现与之前变量预期符号不一致的是变量IIT（人均GDP之差），模型几种估算方程的回归结果都证实了人均GDP的差距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两国人均收入相差越大，贸易成本就越低，这直接否定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林德效应”的存在：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国家（即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贸易成本或贸易难度会增加，更无法体现产业内贸易。现实的情况也较为容易解释这一点：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秉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更愿意也更容易向发达国家出口，而中国需要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也大多来自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发展水平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的贸易往来极为有限，从而使得中国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有着更低的贸易成本⑦。
回归结果同时也证实了之前的几个预测：贸易对象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同该国进行贸易存在显著且较大的促进作用（系数超过0.1）。毫无疑问，一国的经济越开放，同该国进行贸易的成本就会越低；通过贸易成本的测度结果（表1）还可以发现，与中国进行贸易成本较低或贸易量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均是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这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此外，回归结果还表明，虚拟变量历史联系（HIS）对贸易成本也有显著的负作用，这并不难理解：之前（1981—1993年）连续的贸易往来意味着两国存在更悠久的政治或经济关系，这显然有助于以后两国进行进出口贸易，从而降低了彼此的双边贸易成本。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增长的是中国企业的进出口变得更加容易了，即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在不断下降。本文利用的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该测度模型在考虑到多边贸易阻力的同时，利用两国贸易流量、经济规模等可获取数据可以间接而准确地衡量两国之间贸易成本水平。本文测度了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从1993到2007年15年来的贸易成本，然后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分解了已测知的贸易成本，寻找出影响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由于贸易成本是根据贸易流量和经济总量等要素计算获得的，所以在回归模型分解贸易成本时，我们可以排除经济规模等引力模型中常用到解释变量，从而可以更加关注其他因素对于贸易活动的影响，这也是本文探求贸易成本决定因素的独特之处。
通过本文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值和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从1993年到2007年，我国的对外双边贸易成本出现了超过20％的下降幅度，特别是与东亚国家的贸易成本，下降到0.3以下。这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更为方便，贸易联系也更加密切⑧。从时间趋势上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成本迅速下降，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经济同时期的高速增长，这印证了加入WTO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且这种好处的获得是快速而有效的，这也否定和打消了加入WTO之前的种种担忧和疑虑。
（2）对中国而言，空间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作用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在本文的模型中体现得并不明显。贸易成本的测度结果和回归方程都显示了中国与有其共同海陆边界的邻国更容易进行贸易，这部分地表明与中国有共同文化传统和更便捷信息传递的国家或地区更容易同中国进行贸易，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距离是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较为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相对于进出口商品的价值和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交通运输费用本身并不能构成较大的贸易障碍。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全球更广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货源。
（3）中国的对外贸易更多更容易发生在与中国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并且，贸易伙伴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中国与其进行贸易的成本就越低。从样本看，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大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出口企业的角度看，这些经济国家有着更大更成熟的市场，相关的软硬环境也更完善，可以降低企业进出口地贸易成本。此外，方程的回归结果也证实了1993年之前与中国有连续的贸易往来同样有助于降低双边的贸易成本。
注释：
① 模型的设定和推导过程可参见Jacks,D.S.,Meissner,C.M.and Novy,D.,2006,"Trade Costs in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12602.
② 本文的东盟（ASEAN）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老挝和柬埔寨，本统计中不包括缅甸。欧盟（EU）是原有的欧盟15国，包括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爱尔兰、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
③ 选取1993年以后的时间段作为我们研究的样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无正式贸易往来（如韩国，中国台湾），由贸易成本测度公式（3）可知，此时中国与这国家的贸易成本最大，为1；同时，1993年之前，因为前苏联的关系，也缺失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数据；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从1993年的数据开始，已较好地反映该阶段的发展情况。
④ 钱学锋和梁琦（2008）也将可贸易品份额设为0.8，能较好反应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变化。但对于两国贸易呈现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例如j国对k国的出口远远大于k国对j国的出口，可贸易品份额0.8可能就存在较大误差，此时需要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可贸易品份额s，在本文的研究中，中国同中国香港的贸易成本就属于这种情况。
⑤ http://www.daftlogic.com/projects-google-maps-distance-calculator.htm.
⑥ 从1993年到2007年时间固定效应的截距项分别为：0.0288、0.0287、0.0250、0.0256、0.0238、0.0248、0.0215、0.0062、0.0007、-0.0112、-0.0282、-0.0440、-0.0543、-0.0617、-0.0636，呈现明显而稳定的递减趋势，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因素（本文变量尚未包括）对贸易成本的降低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⑦ 当然，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发达的经济体一般拥有较好的贸易条件（如航运、港口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更为成熟的消费市场）。其实，“产业内贸易”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贸易中体现的较为明显，较为落后的经济体之间能否显著出现“产业内贸易”，并没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传统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有较强的解释力，而新贸易理论（如产业内贸易等相关理论）更适合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
⑧ 由于回归模型中我们并没有单独设定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这一虚拟变量（回归方程中用共同海陆边界的虚拟变量部分替代），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深受儒教文化侵染和有大量华人居住东亚地区，加之距离上的靠近，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有优势，虚拟变量共同海陆边界HIS的显著性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