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素质论文,重要途径论文,农村人口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把我国农村建立在广泛应用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基础上，使之成为知识最密集型的发达产业。要建设这样的现代农业，单靠改革生产关系、发展商品经济和用工业装备农业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发达，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使千百万农业生产者掌握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技术，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
1.从我国农业的现状上看，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农业劳动者文化素质太差。据1986年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构成是：大专程度占0.06%，中专程度占0.33%，高中程度占6.87%，初中程度占28.58%，小学程度占38.02%，文盲占26.14%。[1]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者大多从事教师、工商或服务行业，因而实际务农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为低下。据70年代末统计，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抚养3.2人，而文化素质较高的丹麦农民则可抚养120人。每个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数量仅相当于丹麦农民的20%，而生产肉类的数量仅有丹麦农民的0.4%。农民文化素质差又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的普及和推广。解放以来，我国农业增产只有30%来自科技成果的转化，而美国农业产量增长的81%和生产效率提高的71%是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取得的。正由于我国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率和普及率很低，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
造成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低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旧中国农民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经济的极端贫困化，埋下了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低的根子。就现实而言，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只注重对农业物的投入，而忽略了对农民的智力投资。70年代，美国每年平均对每个农业劳动力在教育上的投资近1万美元，农民至少要受12年的基础教育；而我国同期用于农民教育的投资平均每人不到1角钱。山东省只有6分钱。二是我国农村教育陷于“升学模式”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农村实际，对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未起到应用的作用。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大批农村知识分子被引入城市，而把愚昧和落后留给农村，造成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越贫困的地方越没有文化，越没有文化的地方越贫困，愈愚愈贫，愈贫愈愚的恶性循环。
2.人们曾为我国水土流失、资源破坏、生态恶化而无限忧虑，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在“大流血”。可是，人们还应注意到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流失”现象——那就是农村人才的外流。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为我国实现农业商品化、专业化乃至现代化的突破口。那么，我们看一看我国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是如何转移的？它给农业生产究竟带来哪些影响？
据对江苏省射阳县14个村的调查，农村外流劳动力中青年占86.9%，而且文化程度越高，流失越严重。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外流劳动力总数的72%。尤其是青年学生大多“跳农门”，留在农村的只占毕业生总数的28.4%，高中毕业生80.5%，都流出农村。[2]
建国后，我国共培养104万农业科技人才，其中63万人跳出了“农门”，26万人进入各级政府和农业科研机构，而留在农村的仅有15万人。就是留在农村的，也不安心农村，能走便走。[3]
由于乡镇企业兴起的冲击，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土地，留在责任田和口粮田上耕种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儿童，号称“三八六一部队”。有技术特长的劳力仅占10.6%，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占3.4%，而86%的劳力是“科盲”[4]。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失控，农村中接受和应用农业科技所需的文化水平出现“断层”。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缺乏科学、严密的规划和引导，致使农村文化程度最高的青壮年务农劳力大批流失，造成现有务农劳力中文盲、半文盲比例急剧上升，整体文化素质下降。[5]
事实清楚地表明，吸引数千万农民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主要原因，并非“劳动力过剩”，“在农村无事可做”，而是由于“倾斜”性政策和“全民经商风”的推动。这里，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商品价值，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商品价格，在交换中表现出严重的比例失调。这种长期倾斜而且在继续倾斜的状况，伴随生产责任制取消了对农民活动区域的限制，加上“农业劳动力过剩说”的提倡和鼓励，使大量农民产生并加剧了恶农厌农的心态，同时逐渐强化了他们的务工经商进城赚钱的欲望。于是就出现了“田野空空，街上攘攘”的“劳动力过剩”，的假象，于是就使农民进城逐步汇集成一股难以遏制的洪流。[6]
因此，农村文化素养较高的青壮年大量流向城市，对本来就缺乏文化、缺乏知识的农村无疑是釜底抽薪，对于亟需亿万知识农民进行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来说，更是一种真正的“大出血”，它是造成我国农业近年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严重障碍。
3.建国以来，我国对人口问题一直缺乏清醒和冷静的认识，忽左忽右，摇摆不定。起初，“人多好办事”曾成为流行的口头禅。“人”，在人的眼中只是个劳动者，而忽略了“人”也是个消费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使无数中华儿女为之自豪和骄傲。但当人口膨胀所造成的一大堆问题向人们涌来时，人们对人口的观念遂转向另外一个极端，“人多地少”、“人均资源贫乏”成了人人议论的热门话题，把我国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上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人口太多。原先为之自豪的东西现在成了万恶之源，原先被视为动力的东西现在反被看作包袱。实际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辩证地看待“人”的双重属性。积极地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促使人口从消费状态转化为生产状态。我国农村蕴藏着数亿农民的劳动力资源，是当今世界最庞大、最宝贵的财富，它的全面开发不仅会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而且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人口这么多而自怨自艾，应当振作起来，把发展农村教育、开发农民智力资源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
也有一些同志在考虑农业现代化问题时，往往只见物不见人，只注重增加资金投入，发展商品经济，推广科技成果，而忽视农民主体行为的投入和智力投资。在制订发展目标时，更是把眼睛盯在农产品产量和产值上，而忽视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须知，我们要搞的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农业。农业发展的出发点是农民，归结点仍是农民；一切都依赖于农民，一切又都是为了农民。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劳动的智力化。农民智力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和生活质量的好差，是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因此，要彻底扭转重物轻人的传统观念，把我们的着眼点转向开发农民智力资源上来，在我国农村实施由以物的增长为中心向以人的增长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实现以农民素质提高为主导的，以教育和文化发展为重点的农村综合发展。
4.中国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则是教育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在于“教育兴农”。“教育兴农”不同于“科技兴农”。首先，“教育兴农”是以农民为主体，着眼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强调农民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先进科技知识。而“科技兴农”则把农民当作客体，着眼于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强调科技人员的主导作用。其次，“科技兴农”收效快、现得利，可解中国农业发展的燃眉之急；而“教育兴农”虽然见效慢、收益晚，却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百年大计。其三，“科技兴农”是针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生产发展缓慢的现状而提出的应急措施，是一种治标之计；而“教育兴农”则是针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根源在于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下而实行的治本之计。其四，“科技兴农”只限于改良我国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教育兴农”则着眼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尤其是农民自身素质的综合发展，造就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有技术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建成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村。其五，“科技兴农”尽管也注重农民对科技的采纳和应用，但农民只被当作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手段；而“教育兴农”则把农民当做目的，农民不仅是生产者，也是享用者，提高农民素质不仅为了发展生产，也要促进生产者自身的完善。因此，从长远上看，“教育兴农”比“科技兴农”更具有生命力，更能全面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
5.关于通过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来实现农业近代化的设想，并非今人首创。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及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梁漱溟提倡“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校化”，主张“知识分子下乡”。晏阳初倡行用“文化教育”救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救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来救农民之“私”，并主张“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相结合。黄炎培则提出了“富教合一”的主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的境况如何，决定着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因此，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先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农村，必须“使教育下乡”，培养一代新人，提出了“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的主张，并大力呼吁“教育与农业携手”，明确指出：“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他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该校的培养目标是“好的乡村教师”，即“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7]他们的这些主张和实践，尽管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很难获得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搞“教育兴农”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并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6.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在农村中普遍设置了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扫盲活动，相当一部分农民已摘掉了“知识贫乏”、“愚昧落后”的帽子。仅仅在1978年到1989年的11年间，全国就有近一亿农民接受了各种科学技术培训，涌现出400多万个懂技术、善经营的“专业户”，许多中国农民已开始从“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化。“科技兴农”成为各地振兴农村经济的主导思想。
近年来，从高等院校到地方中等职业学校，也都在逐渐调整办学方向，积极参与“星火”、“丰收”和“燎原”三个计划，探索教育为地方经济文化服务的新路子。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教改实验县或实验乡，各高校也纷纷与地方政府携手，创立“燎原计划”实验基地。
如果说农林院校在“科技兴农”中发挥着中枢和基地作用的话，那么师范院校将会成为“教育兴农”系统工程的大本营。师范院校具有知识密集、学生较多、辐射面广，地方性强的特点，它通过培养和输送师资而与各级各类学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和信息交流网络。师范教育为适应“教育兴农”的需要，必须进行体制改革。首先，师范教育必须改变只为普通中学服务的观念，不仅要为普通中学提供师资，还必须肩负起为职业中学和农民成人教育培养教师的重任。其次，师范院校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应打破传统的“对口”观念，除了传统的数、理、化、文、史、地、音、体、美外，还要开设一些适应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急需的应用性专业或课程，使学生毕业后不仅能讲授基础知识课，还可以兼开劳动技术课程，便于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的有机结合。其三，师范教育在办学方向上，应突破师范性和地方性，使师范教育突破封闭的教育系统，转移到为当地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走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道路。其四，在培养目标上，要着意对学生进行爱乡爱农教育，帮助同学树立献身家乡农村教育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懂技术的地方建设人材。其五，在师范院校开设农村教育学共同课，并组织乡村教育研究会或教育兴农促进会的组织，联络广大农村教师和有志于建设家乡、改造农村的青年，广泛开展诸如扫盲、推广农技、科技扶贫、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等各种形式的兴农活动。其六，师范院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教、科、农相结合的协作体，设立一批“教育兴农”实验基地，取得成效后再全面推广。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素质差已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主要障碍之一，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高素质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下降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重物轻人”的农业现代化观念，以农业劳动的智力化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尺度，大力实施“教育兴农”系统工程，加快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全面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只有以此为突破口，才能切实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教育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希望之光。
注释：
[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7年版，218页。
[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1期，24页。
[3]《党校论坛》，1989年4期，8页。
[4]《现代化》，1988年，1期，18页。
[5]《农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6]《光明日报》1989年4月15日。
[7]《陶行知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