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国外研究领域的“心理史学派”[*]_美国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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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所谓的“心理历史学派”，在正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历史分析框架之外，强调要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微观个性心理、性格结构以及宏观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毛泽东及其思想，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社会心理研究和个性心理学研究，从主观层面考察和研究毛泽东及其个性心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结构、毛泽东所处时代与地域的宏观社会心理“情境”是否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意识、理论水平、革命斗争和政治实践？这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崭新的问题框架，这种问题框架的转换决定了毛泽东研究中一个全新领域的出现。

一、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及其性格结构研究的动机与背景

从性格结构的角度考察毛泽东的心理因素，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关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不单纯是学术研究的产物，它本身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服务现实政治的功能。在西方，围绕毛泽东而展开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弄清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中国的走向问题，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既然毛泽东可以代表中国，那么弄清毛泽东的思想、性格和潜意识心理结构，也就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作为领袖学研究的一部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处理上的重要决策依据。

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把围绕毛泽东个人及其个性而展开的学术研究纳入其所谓的领袖学研究范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做为一个大国，对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同时，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家领导人进行“个人崇拜”是这一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更是在中国被人为地神化，其形式之极端、参与者之多、崇拜情绪之深而言，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这样一来，一部分西方学者就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文化和心理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决定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任何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实施，都必将与该国领袖个人的思想、理论甚至是个性都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现代政治民主化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的毛泽东现象是与世界进步的潮流与形势相反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是要使人物、思想乃至其他一切事物脱去神圣的光环，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则倾向于将毛泽东的思想予以神圣化。因此，要研究中国政治，就必须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正如美国的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所认为的那样，心理分析的方法尤其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能深入解读中国政治，“我们最好还是更仔细地看一看与此有关的一些心理和历史倾向。”①

同时，在现代学术运作机制中，毛泽东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不单纯是一项基础性研究，而且还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在毛泽东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是精神分析方法和心理历史方法的一个个案式应用。自从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确立以来，从弗罗伊德本人开始，他亲自研究了达·芬奇；做为继承者之一的埃里克森研究了路德和甘地，表明这一方法已经开始在人物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有所应用。然而，也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在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精神分析的做法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并不新鲜，但是，学术界的主流学者和大多数一般读者对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历史人物，尤其是用来解读伟大领袖，都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反感、疑虑甚至愤怒。

二、美国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及其基本状况考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心理历史研究的方法在美国毛泽东研究领域一部分学者中盛行起来，他们试图用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对毛泽东早年精神生活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的分析中，挖掘出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潜意识根据，试图以此来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解。“心理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白鲁恂(Lucian Pye，又译：卢西恩·派伊)、罗伯特·利夫顿以及理查德·所罗门。他们共同使用了一种“新”的“心理历史”的分析方法，并依据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开始研究毛主义中的主观因素，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所谓的“毛主义”的“心理历史”的概念。他们断言，从毛泽东独有的个性心理特征中可以找到“毛主义”在中国表现自己的秘密。

1、白鲁恂。不同于利夫顿，白鲁恂既不是开创性的心理历史学家。也不是职业心理学家。作为政治学家的白鲁恂，其主要兴趣是研究东南亚及中国社会心理作用中的政治方面。他在写作关于毛泽东的著述时，从埃里克森著作和研究“政治心理学”的专家们那里吸取了自己的理论基础。②

为了避免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家只重视方法运用，而忽视对材料的考察，白鲁恂在阐述时，则更加注重对材料的收集和证明。从方法的角度看，就是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材料角度看，就是毛泽东的自述、文章、语录和诗歌等作品。白鲁恂在其作品中开始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心理历史分析，尤其是注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挫折对毛泽东晚年生活所起的作用，详尽分析毛泽东在社会化的各个时期的人际关系，从渗透在毛泽东身上的无意识动机的角度对回忆录与自传作精神分析的研究。白鲁恂把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于分析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分析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以及汇集在著名的《毛主席语录》中的言论，甚至毛泽东的诗歌等。

白鲁恂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和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伟大秘密之所在”。在他看来，毛泽东不论作为哲学家、军事家还是经济调控者，都是伟大的。不过，仅仅看到这些表面的伟大是不够的，重要是在于抓住“掩藏在所有这些伟大特性背后的性格特征”③白鲁恂指出，伟大的秘密在“毛泽东能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④为了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白鲁恂把视角转换到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当时中国人民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当然也在发生根本的扭转。传统中国正确的行为本质，在于完全控制甚至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在现代世界中因软弱而倍受挫折的中国人，则开始诉诸于“公众的热情”。并由适度“控制情感”到不时的“宣泄情感”的转换，吸引了众多要成为英雄并在其自身生活中上演人生话剧的人物。白鲁恂接着指出，毛泽东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具有一种可称之为‘戏剧性’的人格，熟练地掌握了驾驭他人直接感情的反应技巧。”那么，“既然毛的伟大很清楚地在于情感领域，因而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问题。”如果要考察毛泽东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以及为何能调动中国人以及他人的情感，我们就“必须去发掘他个人的情感世界，去发现他和其他人之间的那种精神联系的心理原动力。”⑤由此，自鲁恂认为，中国历史许多东西都可以通过对毛泽东性格的分析而得到很好的解释。

2、罗伯特·利夫顿。罗伯特·利夫顿，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美国著名的心理历史理论家，提出人类“不朽象征”形式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从研究的理论背景看，利夫顿的基本概念框架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理论同存在主义的某些分析要素的混杂物⑥。他把“不朽的象征”定义为保证人类不朽的内在心理结构，这些构成全部文化基础的象征的复兴，被当作是社会革新与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研究路向上看，在《革命不朽》一书中，他试图用其心理历史理论去分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并检验这一理论的实际效用。这当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课题，比如说，毛泽东的“死亡意识”、“幸存意识”、“牺牲意识”等一系列的潜意识心理活动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决策等问题。

在利夫顿那里，“文革”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而中国的“文革”可以被看作是“一般革命的典型个案”来加以研究。在他看来，要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革”，必须研究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个性心理以及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他在讨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在讨论领袖个人心理风格和社会心理之间的“中间地带”时，把毛泽东的个性视作心理史分析的主要对象，提出了“象征不朽”的概念，并尝试以之来说明这些过程及现象形成的原因。

利夫顿把他的理论工具运用于分析中国的许多事件，将“革命不朽”的概念置于显著的地位。在“文革”这个不间断的革命中，革命通过无限的世代相继，从而超越个体的死亡。谈到“死亡”，在这里，我们要穿插一个问题进来。即，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可以发现，毛泽东多次在其作品中涉及到死亡的主题，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悼词，《纪念白求恩》是为了悼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甚至《愚公移山》也与毛泽东的死亡观有关，因为“愚公”之以坚信“移山”的事业能够完成，建立在如下的前提之上，即，虽然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人类子孙万代的种的存在是无限的。再有，就是给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清楚地界定了革命战争年代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总之，毛泽东的死亡观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联性是值得研究的。

利夫顿是西方学界最早注意到毛泽东“心理特质”的学者之一。早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当西方观察家们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到‘文革’起源的权力争夺和人事安排层面上的时候，利夫顿就敏锐地发现，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这一倾向坚持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文化大革命精神基调的最重要因素。”⑦显然，他把文革的动因概括的过于简约了。把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还原为“心理特质”，把其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还原的过程中排斥出去，这显然是一种过度还原，因而是非历史和非科学的，也不能为我们所接受。

3、理查德·所罗门。与白鲁恂一样，所罗门也通过心理学来阐述毛泽东及其思想，不过，他更侧重于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解析。他的代表作《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带有明显的心理分析特色。他认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其行为，必须从人们对待权威和权力的态度入手，因为共同的态度、情感和道德规范，亦即文化，本质上是“被整合了的社会行为”。他举例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是封建等级关系的基础，特别是社会的上层更加强调对权威的忠孝和顺从。在旧时代，农民家庭则更加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但同时也具有排斥权威的可能性。

而后，所罗门从心理学角度上，对毛泽东的“反抗权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作比较，发现有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背离的。毛泽东的个人品格是“反抗权威”和“高度自信”。所罗门把毛泽东反抗父亲的权威以及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看成是毛泽东个人自信的体现。“少年毛泽东拒绝充当一个孝子的角色，他的行为直接反抗着由于依赖父权而造成的痛苦和逆来顺受的摆布，但是毛泽东所获得的则是超出了个人自信的意义。……为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来权威，毛泽东号召迎击日本侵略者，并拒绝处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治指导的从属地位。”⑧所罗门列举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早年反孝行为的历史资料，认为毛泽东反抗父亲的行为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形成鲜明的对比。⑨还有，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也与传统的社会思想相违背⑩，等等。

三、前苏联社会心理学派对“心理历史学派”的批评

相比较其它国家，前苏联学者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关注毛泽东的政治行为与其心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了。比如，佩雷罗莫夫曾经指出，单纯分析毛主义的阶级根源是不够的，因为社会心理因素在这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派的分析，前苏联学者提出了挑战。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前苏联学者更多的侧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他们强调毛泽东思想渗透在社会心理之中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法家和中庸思想中，并指出毛泽东思想究其实质是对中国农民群众的社会情绪及态度的利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前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为主阵地，前苏联学者向美国心理历史分析学派提出强大挑战。代表人物有萨尔利提夫和克里夫索夫，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1982年《远东问题》第1期发表著名学者耶基莫娃的长文《美国汉学界有关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集中表达了前苏联学者对美国心理学派的看法。在耶基莫娃看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白鲁恂和利夫顿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只有通过对毛泽东包括感情发展在内的心理特征的理解才能加以解释”。耶基莫娃认为，白鲁恂和利夫顿的心理历史理论的主要方法论的缺陷在于他们的心理学上的还原论，这种缺陷使他们难以实现自身所设定的目标，即阐明主客观因素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把社会历史原因还原为心理原因，并且唯心地夸张人格在历史上的作用，把毛泽东的主观心理经验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解脱离了毛泽东人格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也脱离了其知识条件。利夫顿和白鲁恂脱离开中国当时许多客观条件，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情感经历来解释毛泽东思想和政治实践。这种方法是考察社会心理现象的唯心主义方法，忽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实质，注定是要失败的。

四、一个简短的评价

归纳社会心理学派理论的片面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学派的主要方法论的缺陷在于他们的心理学上的还原论，这种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夸大了人格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影响。美国学者迪特默着重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白鲁恂的书虽然看出了这个问题，但却仍然表现出两种形态的还原论：“一种是社会和政治事件被还原为心理的原因；另一种是成年后的经理被还原为童年的原因。”(11)二是社会心理学派的主要方法论的片面性还表现在缺少历史的分析方法。和同时期的许多著作一样，社会心理学派的研究目的部分也是为了解释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世纪伟人。“他的性格特征、心理趋向与政治活动是外部情势与个人精力等各种因素交错互动、彼此影响的漫长历史进展的结果。”(12)所以，毛泽东成功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综合，他的意义只有在历史视角下才能够得到恰当的考察、解释和评估。三是社会心理学派分析缺乏证据或对证据的运用牵强附会，导致对问题的分析不够全面。

当然，我们在批评社会心理学派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与价值。他们的学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补充，在宏观框架分析基础上加入了微观性格心理分析。确切地说，白鲁恂等社会心理学家并不是否定宏观政治背景的重要性，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承认政治因素的同时，挖掘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层面的东西。这种做法应当有利于完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注释：

①Robert Jay Lifton: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8,Ch.6.

②王泽壮：《“革命领袖”何以形成——西方学者的三种方法论视角》，《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③④⑤⑧⑨⑩(11)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6、256、264-265、265、265、281页。

⑥前苏联学者耶基莫娃最早指认了利夫顿理论框架中精神分析方法之外的存在主义因素。

⑦萧延中：《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刘宪阁：《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一次重要尝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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