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政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受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政治格局重组的影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股政治改革浪潮。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威权主义政体，使多党政治、议会民主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本文拟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改革作一初步分析，以就教于专家。
一
冷战结束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广泛推行的政治改革，其原因既有苏联、东欧政治民主化浪潮冲击这一国际影响，也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的内在要求。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民主化浪潮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强劲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扩展势力这一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最直接的外部动因，正是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首先，苏联解体，东欧民主化浪潮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在过去，苏联长期以社会主义阵营盟主，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自居，利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手段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还是意识形态体系都程度不同地受苏联模式的制约和影响。苏东剧变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破产，也使原来模仿或搬用苏联模式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摆脱和清除苏联模式的影响。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在东西对抗的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集团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基础，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冷战结束后，昔日庞大的苏联帝国像纸老虎式土崩瓦解，东欧集团被吞没。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却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实力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相对稳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再次，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世界格局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影响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有很大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考虑，总是经常不断地推销他们所崇尚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多党政治，而且往往用贸易制裁，终止经济援助相要挟，而经济上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淫威，有些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马拉维等就是在西方中止经济和财政援助的直接压力下屈服的。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对发展中国家加快政治改革产生很大压力的压力，国际金融机构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是有条件的，它不仅要监督和指导受援国经济政策的制订，贷款项目的实施和保证贷款的顺利回收，而且总是将结构性政经改革作为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和韩国等国家在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先决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虽然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但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存在走向政治多元化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具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发展中国家多是建立在摆脱殖民统治的传统社会的基础上。独立后，亚、非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政治管理体制较多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陋习，家族统治，军人独裁，一党专政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即使那些根据西方政治思想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也带有更多的威权主义特征，这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变革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这种以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具有浓厚封建专制统治残余的政治体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比存在巨大反差，其自身具有进行政治改革，迈向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内在动力。
长期的经济与社会落后是政治变革的直接原因。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是处于世界经济的边沿地带，廉价的资源与劳动力一方面造成了西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发展中国家财务困难，债务沉重，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迫切希望以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为契机，建立西方式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以尽快摆脱贫困落后面貌。
社会结构变化和新兴阶层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十分落后的，但与独立前相比，其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还是有不少发展，社会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使国内资产阶级壮大，工商、金融买办资产阶级人数增多，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地位上升。发展中国家阶级结构变化在政治上出现二种反映，一是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增多，各政党公开、竞相提出政治主张，同时广大人民对政权不满情绪增加，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强烈，二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各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集团的结构逐步改变，其成员通过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由封建地主官僚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军人官僚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社会中新兴阶层的出现，最终必然要求打破现存政治结构，进行机构上的改革，成为促成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二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政治改革，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民主化任务的相互歧异，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非洲地区的国家原来多实行一党制和军事独裁，因此，非洲国家政治改革的特点是“多党民主化”。80年代末非洲出现了一股多党民主化改革浪潮，它猛烈地冲击非洲的一党制和军人政权。5年多来，它已使非洲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89年非洲51个国家实行一党制和军人统治的有39个，占国家总数76%，至1993年实行或准备实行多党制的达47个，占非洲国家总数53个的89%，其余6个为军人政权或无党制国家。至1994年非洲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坚持一党制了，一度在非洲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也失了势。非洲国家多党民主化改革的结果大致有几种情况，一些国家因此陷入持续动荡与混乱，少数国家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逐步走向稳定，但大多数国家则是相对和平地完成了过渡。
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80年代以前都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总统制或议会制，因此，拉美国家改革是相对地侧重于调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完善选举制度，规范政党行为，建立和健全司法体系。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原来执政党与反对党关系紧张，政党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党选举制度不完善，一党独大，选举舞弊现象严重，这些国家的政治改革主要放在调整执政党与反对党关系，规范选举行为，完善选举制度。哥伦比亚、秘鲁和巴拉圭等国家原来的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立法和司法部门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其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制定和颁布新宪法，进一步完善和严格规范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南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前除印度、斯里兰卡已较早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外，其余国家都是长期实行军人独裁或君主专制统治，南亚地区政治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由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制国家过渡。巴基斯坦在80年代末期以前长期实行军人独裁统治，1988年哈克总统遇难后巴基斯坦才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1993年10月，贝.布托通过大选出任总理。孟加拉国自1972年建国后，长期实行军管，先是齐亚.拉赫曼，后是侯赛因.艾尔沙德，1991年举行大选，孟加拉国民族正义党获胜组阁，卡莉达.齐亚夫人出任总理。巴、孟两国在从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向议会民主制的过渡中出现了良好开端。尼泊尔和不丹长期实行君主统治，但近年来也开始改革，尼泊尔于1991年举行大选，尼泊尔大会党获胜组阁，结束了长达28年的评议会制度。
在冷战结束前的中东地区大多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权国家，冷战结束，苏东剧变，海湾战争，形成对中东权威主义政体强有力的外部冲击波，中东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成了一种趋势。1989年约旦举行自1967年以来首次议会选举，1990年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地方选举，刚统一的南北也门于1993年进行自由公正选举，沙特、科威特等海湾王权国家也先后举行政治选举，表示了扩大政权参与的意图。由于受传统封建专制统治和中东地区复杂的教派、民族问题影响，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咨询议会制度，实行由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层分享权力。如沙特和阿曼两个君主制国家建立了咨询议会制度，在贵族阶层中扩大了民主参政范围，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和约旦、摩洛哥等君主立宪制国家在确立君主权力基础上，采用立宪形式，科威特、伊朗、约旦和摩洛哥还以分权形式建立议会制度。
冷战结束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展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改革，如韩国结束了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出现了首届文官政府，台湾终结了蒋家父子的数十年统治，举行省、市长直选。在泰国、菲律宾军人政权先后倒台，民选总统或总理执政，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前苏联支持下长期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越南、老挝和北韩政府也逐步放弃闭关主义政策，实行经济开放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在中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它仍处于“后苏联社会主义专制状态，但受苏东剧强烈影响的中亚国家也崇尚西方民主制度，其政治和经济改革开始处于起步阶段。
三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改革，由于受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制约，仍具有不成熟和不稳定的特征，但总的来说，民主制度已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原则的各种形式正在逐步完善中，一党政治和军人专制普遍遭到唾弃。
1、实行多党统治，政治民主化有较大发展。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社会政治势力政党化，政党林立，云集政坛，他们谋求合法地位，争取参政权利，开展参政活动。实行多党政治打破了传统政治势力和一党势力垄断政坛的旧格局，朝野对峙，相互牵制和以竞争取得政治平衡的新格局初步建立。政党内部候选人的提名，政策的制定更加公开，民主。选举制度更公正，许多国家政党内部对总统等政府职位候选人及党内领导人的提名通过党内初选，不少国家的总统、议员甚至州长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党和少数党权利得到尊重，各政党在获得选举经费，接触媒体等机会上更平等，不少国家建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法规等。总统与议会关系有所改善，加强了议会的立法权力和监督功能，同时又放松了有关不得连任的限制。司法机构得到加强，更具独立性。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政治开放政策时，由于受社会政治环境和宗教文化背景的制约，其政治多元化又是不成熟和有限度的，这表现在，由执政党操纵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以法律形式限制某些政党合法地位，禁止某些政治活动，如土耳其、突尼斯等禁止宗教政党的存在，埃及不准某些有纳赛尔政治倾向的政党合法化，所有的政党都严禁极端宗教组织存在，严厉打击其武装恐慌活动，相当多国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
2、普遍建立体现现代民主规范的议会制度。议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民主化的中心和启动民主机制运作的动力。实行多党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已建立议会制度并初步发挥了作用。发展中国家大多能通过宪法和法律肯定议会的立法职能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地位，重视和强调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即使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议会制度也在王权允许的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如科威特新议会于92年成立后，即对内阁进行监督，全面审查海湾战争以来的财政。议会制度的建立是对单一权力结构和专制性统治的革命，但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议会制度其作用还是有限的，还不足以改变个人和少数人集权的政权结构和作用。首先，由于反对党势力弱小，传统政治势力和一党垄断政坛的格局没有彻底打破，无法实行真正的代议制和实施宪政民主原则，作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领导的国王和总统的权力并没有被触动，没有被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在君主立宪国家君主仍可凭借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利用行政权和立法权制约议会，以主权地位控制国家。在共和制，总统仍可利用执政党地位和势力保证其职位稳固，利用享有制约议会而不受议会有效制约的特殊地位，以弱化行政权和增加政府作用来抵消议会和反对党压力，始终保持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其次，在建立多党制和代议制的同时，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明显增强，君主的地位和权力进一步被确认，专制手段加强，充分显示了最高权力对民主政治生活的限制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有限议会制度是与其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3、宪法和法律开始体现民主原则。所有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都注重以立法形式确认改革的合法化，确认政治民主化原则和开放标准，初步建立规范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法制、法规体系，通过立宪、修宪，制定新宪法、和国民宪章来确认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改革措施。而且，宪法和法律条文在原来着重体现国家民主整体利益和国家权利基础上，开始着力体现公民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重视民主原则主导下的民主建制。
4、军人统治普遍遭唾弃，军人直接干政作用大为减弱。军队在冷战结束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垄断和主宰性作用。许多国家长期实行军人统治，有些国家则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文官政府的现象。冷战结束后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开辟了和平、合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正常途径，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避免政治冲突起了调节作用，因而削弱了军队的直接政治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军人统治广泛遭唾弃，军队地位被削弱。一些发生突发性军事政变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也很快进行权力移交，恢复或重建文官统治，军队执政时间大量缩短。但在发展中国家不稳定、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军队仍不失其政治支柱的重要作用，军事手段仍是政权和权力机制运转的重要因素，与前不同的只是军事手段不再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或唯一方法，更多的是以挽救政权危机和稳定政局的临时性、过渡性手段。
四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受传统威权政治和落后经济水平的制约，存在复杂的教派、民族等社会因素的困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制约和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经济衰退和发展迟缓对政治民主化构成威胁。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保持政治的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否则政治民主化进程将陷入困境和危机。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和东亚与南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但从整体水平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制造业所占比重不高，传统工业和加工工业比重较大，劳动生产率低，技术设备落后，资本利润率低，单一生产结构仍未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一些国家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如1980年至1990年中东地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6%，而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率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5%。自1982年后至90年代初，拉美和南亚经济长期处于动荡中，经济持续衰退，外资大量外流，经济环境恶化，整个80年代拉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8%，南亚国家经济则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发展中国家文盲占47%，而西方仅5%。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系列问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不能不构成威胁。
2、不成熟的政治环境和阶级基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间为了党派利益互相攻击，政党本身成为“裙护主义机器”，它主要用来谋取政府职位。政府决策是由技术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作出的，政客们关心的是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求特权，而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如巴西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决策和运作基本上被利益集团所控制，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政党在掌权后往往制定有利于各自党派的政策，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等政府部门的职位绝大多数被裙带关系所覆盖，这一情况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另方面使广大人民对政府和政治家产生不信任感。发展中国家虽大多已进行市场取向改革，但因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没有建立，作为资产阶级中流砥柱的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薄弱，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在与其他阶级的斗争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和稳固的统治权，甚至还要通过与封建阶级妥协才能取得一些权力，这使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改革受到很大的局限与制约。
3、专制主义因素的影响。东亚、南亚和中东地区的专制主义都具有浓厚的东方专制主义色彩，这些地区的专制主义从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起已延续了数千年，中国的汉、唐封建王朝，印度王国、奥斯曼帝国已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政治使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更加强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先后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但殖民主义统治借用了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专制统治方式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扼杀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使封建专制主义存在深厚的政治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述国家和地区相继取得独立，然而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政权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专制统治方式如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以及个人集权统治方式，军事独裁政体等。这对发展中国家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政治民主化实践成为一种特殊的阻碍因素。
4、教派、民族和地区因素的制约。民族和教派方面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建立和正常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黎巴嫩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派分权原则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由于教派人数变化引起分权原则的分歧，使黎巴嫩1990年的宪政选举、议会组成和政府组阁等方面受到严重干扰。黎巴嫩的教派问题是长期影响民主制度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中东最北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政治利益分歧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不但破坏了塞浦路斯统一，而且影响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苏丹1956年独立以来一直存在南北地区问题，北部阿拉伯人和南部土著部落人在地域、人种、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长期存在差异，北部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也使南北间产生地区的隔阂和仇恨。也门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执政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在地区政治权益方面的分歧使合并后也门的宪政政治步骤步履艰难，民主制发展面临考验。南北问题造成为合并后统一政权和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主要问题。
综观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说明进行政治改革，实行议会制度已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而且，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无疑是一种进步，一种理想与追求。我们在过去反对西方国家将它的民主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认为应对有些国家长期的动荡与混乱负责，但鉴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喜欢一党制和军人政权，而且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多党民主化的改革道路，人们还是应尊重发展中国家与人民的选择，支持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笼统地说多党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当然，现代民主制度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受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文明程度和经济制度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认为在很短时间内便可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进而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最终只能是一种幻想。而且，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生产力水平低，自然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现代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政治和文化条件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政治民主化，只能是地方主义、民族主义膨胀，民族的对立，部族的冲突，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如印度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1947年就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分立的国会、司法和国家首脑制度，充分的言论、新闻、罢工和集会的自由，4年一度的选举以及在选举中各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接受检查的制度等。但这种种体制在过去的47年里并没有给印度的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变化，落后的种姓制度，不断冲突的教派，各民族语言的强化，地方与中央的对立，经济不发达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等仍然是印度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多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也造成政局和社会动荡，如在扎伊尔和刚果，扎有300多个党派，在向民主化过渡中形成的总统派和反对派对抗，出现一个政府和二个议会并存的局面。在刚果也出现种族冲突和党派争斗的混乱状况。相反，一些选择集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进行经济改革，扫清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在国家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以经济或非经济手段统一调配和使用，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使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首先应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并建立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至于是多党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并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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