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1]2003年在《东部产业集群对西部开发的若干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Porter,1998)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优势产业，而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集群。我国的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目前在沿海地区比较集中。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明显，它能够给群内的企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加剧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刺激企业的创新和吸引新企业的进入等。可以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但是，产业集群的强大竞争优势使西部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人才、资金、资源等)大量东移，同时也使东部企业的发展产生路径依赖，东部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西部的成本大大增加，这就使得东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区域粘性，难以向西部地区扩散和转移。因此，东部的产业集群对目前流行的“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西部大开发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东西部地区不合理的区域分工会进一步加强，东西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这也表明，在纯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本不存在可以自动缩小地区差别的均衡机制。但是，加速西部开发，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势在必行。这种情况下，西部开发怎么办呢?本文认为，西部开发，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种手段都应发挥作用。西部应该适当加强政府干预，制定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战略和人才开发引进战略，也应该创造条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以增强区域内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当然，由于东西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所处的市场环境等不同，西部产业集群的产业和产品、集群的形成机制等会具有自身的特色，会不同于东部。
李文清[2]2007年在《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因素及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是过去30年国际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成了推进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为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和和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同样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成正相关。因此，作为中国西部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由于其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国内外的学者对其关注度还不高，更少见有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因素和模式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本论文正是从中国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迫切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影响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及发展模式问题。为了解决西部能否发展产业集群的问题，本文研究了美国硅谷、英国剑桥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等区域和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发展条件和发展经验，剖析了中国东部产业集群的发展途径和发展经验，通过比较得出了产业集群发展的五因素模型。为了解决西部产业集群发展条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问题，本论文通过对区域产业集群的概念、发展特征和案例的研究，得出了要研究产业集群发展条件，必须从企业因素、行业因素、区域内因素、区域外因素、政府因素五个方面入手，并揭示了各因素在机制因素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为了解决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因素体系的建立问题，本论文研究了影响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企业因素、行业因素、区域内因素、区域外因素、政府因素及各因素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进而得出要发展西部产业集群，必须从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作用入手，消除影响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障碍，创造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同时协调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结论。为了解决西部产业集群如何发展的问题，本论文利用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因素研究的成果，结合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条件，提出了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和对策。
王伦强[3]2008年在《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四川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大量由农村转向城市,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城市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在比重上不断降低,即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从而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叁次产业在总产值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和加速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关系到城市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后起的城市化地区,主动运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来发展区域内部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有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对策。然而,现代生产已经表现为基于国际化分工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相互协作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与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城市群空间有机的结构体系为特征)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根据系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以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为特点,城市化本质上表现为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律优化利用。而在一个大区域内,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以区域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发展和完善为特点总体演进趋势。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网络性和层次性:一个城市群在空间上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和数量不等的若干个不同级次的城市所组成,中心城市处于区域产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总是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次级或下级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上,普遍处于中心城市及其上一级城市的下游,而同一级别的城市在产业分工方面注重互补性。这样,从产业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说,城市群经济空间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城市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与协调,以此规定的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能做到区域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四川省和重庆市处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从区域经济的系统性和城市群经济空间理论出发,研究四川省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问题,必须将川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首先构建川渝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各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的定位,来考虑城市之间主导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这样就能够实现川渝经济区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本研究立足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实证地分析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论述了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的空间整合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再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最后论述了促进四川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通过这样的尝试,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合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适合于广大城市化落后的西部地区。一、论文的结构及章节简介研究具体内容以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为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第3章基于空间视觉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这2章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开端和出发点,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的理论综述,它们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至第7章是本研究的主体;第8章是研究结论总结。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如下:第4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四川省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不协调的若干方面,并从理论和量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为第5、6、7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述引出了具体问题。第5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整合。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完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问题,说明了主导产业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区域内宏观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协调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四川省区域城市群空间的完善构想与主导产业发展的区位指向问题。从而指明了四川省城市化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第6章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产业集群发展。由于产业集群是当今重要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前述的主导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仅仅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问题。为实现此方向和目标,必须注重发挥产业集群这种工业化模式对城市化推动效应。本章运用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四川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并结合四川省的情况,探讨了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第7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由于城市化本身意味着空间区域要素利用方式的转换,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载性资源要素,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转换,土地是经济叁要素中的承载性要素,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宏观基本政策和17大精神要求下,必须制定适合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本章运用了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了城市发展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投入的基本原则;从四川省建设用地利用现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四川省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设用地供应解决方案;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中土地利用战略的调整,以保障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8章为结论总结。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讨论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使相关研究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二、论文的创新要点(1)在对传统的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和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现代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立足区域当前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先确立区域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内部结构,再根据各城市在城市群空间体系结构中的定位,确定相应的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以此协调完善城市群体系下,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城市群经济空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通过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不协调的若干情况,提出必须用动态的和系统的方法,构建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应当首先确定城市群的空间内部结构体系,确立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各城市在网络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传统有效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确立各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工业发展战略,这是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下,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基本起点。(3)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决定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的原则。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以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系统思路来设计,各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结构相适应,并且必须为实现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而服务,这就是构思城市发展和主导产业定位的基本思想。根据四川和重庆地区城市化发展基本现实,四川和重庆的城市群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统一的川渝城市群体系,在这个城市群体系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他们处于川渝城市群体系的中心层;在四川省内部,应当发展南充、绵阳、内江、攀枝花、乐山等几个城市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二级城市,其中,要创造条件,将南充发展成为新的区域集聚与增长极;将其他地级城市定位为城市群体系中的叁级城市;再将县级城市(城镇)定位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四级城市(镇),这样的城市群体系结构比较符合四川省和重庆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和现状。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则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有关原则、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以及各城市在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定位来确定主导产业的定位,使区域城市化发展能够持续推进。(4)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四川省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主导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时,必须认清现代工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现实,将工作重心从抓传统的主导产业大型企业发展转移到以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模式推动工业化发展思路上来。为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当制定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应该与城市群空间层次结构相呼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融入城乡统筹规划。本文指出,从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上来看,四川不仅要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传统的主导产业发展;还应该着力发展产业承接型产业集群,迎接沿海地区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向四川的转移,促进中心城市之外的二级城市和叁级城市制造业分层次的协调发展;也应该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以推动四川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应尽快从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专业市场,带动和发展区域产业集群;鼓励移植引进沿海专业企业发展地方产业集群;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产业集群机制自发形成;积极构建区域创新机制,促进四川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5)确立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机制,调整土地利用战略,是确保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保证。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研究四川省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创新观点:为实现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又快又好地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发挥建设用地供应的调控作用,稳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重点保证基础产业发展用地;以“集群”思想规划各城市和区域工业发展用地。此外,在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方面,应当以中心城市和二级成市以及成渝之间的城市带为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确保城市群体系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形成。为了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各类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和节约利用,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根本渠道。在土地利用战略调整上,应注意这样几点:尽快制定与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整理政策,完善土地利用转换的各项制度;根据各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层次和水平确定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用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问题;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完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牛丽娟[4]2016年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基地,能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非常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能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要解决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之外,就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量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对能源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如何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提升“共赢”的目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具体影响,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可以为西部地区制定合理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实现区域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科学界定了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等核心概念,并对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系统阐述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为后续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紧接着在实践层面考察了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压力,在对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进行准确测度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最后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效果的差异性,试图寻找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相容的均衡发展策略。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各种直接和间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间接传导渠道包括企业环境成本、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要想准确地判断环境规制对一个地区能源效率的最终影响结果,必须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各种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第二,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着较大的能源和环境压力,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工业污染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本文通过将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当中,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发现,2000-2013年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能源利用效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叁,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整体较低。在对现有的关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相对全面的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行测度发现,从2000年到2013年的14年期间,西部地区平均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是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第四,在本文考察的样本期内,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面效应。从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来看,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显着增加西部地区企业的环境成本,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在短期内会对企业造成较大冲击,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全要素能源效率也随之下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显着性水平不高,而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贡献为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西部地区工业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减少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会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绿色投资壁垒”,最终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起到限制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起消极作用。第五,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的各种具体工具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与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着。由此可见,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正确选择对于能源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目前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偏低,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较大。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要想实现环境保护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就要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断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公众的节能减排意识,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徐云松[5]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刘春兰[6]2016年在《中国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使得资本不仅仅局限于地区的流动,而更多的是全国或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并呈现出金融资本在地区上的集群现象,产生了金融产业集群区或金融中心。西方学者研究发现金融产业集群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或金融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促进金融产业集群的产生。我国地理面积宽阔,各地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而且通过改革开放来30多年的发展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现,形成了像上海和北京较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那么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与金融资源的分布有关系,我国各省市目前的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怎么样,金融产业集群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怎样,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是否一致。面对这一些列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更长的时间段内,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叁大区的各省市来研究我国金融产业集群与地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论文通过借鉴金融产业功能理论、LS理论的分析框架,详细地分析了金融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叁个路径,这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外,通过对我国经济、金融、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进行统计描述性分析,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金融和地区金融产业集群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我国叁大区里各省市金融产业集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区位熵核算指标分别从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叁个方面计算了我国2003年-2014年各省市的金融产业集群的情况,比较得出东部地区金融产业集群指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用面板数据模型构成了我国各省市金融产业集群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银行业集群指标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高于证券业和保险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源主要来源于银行;东部地区金融产业集群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通过国定效应截距项分析得出近年来叁大区域的金融产业集群对经济促进都在不断增强。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在提出继续发展金融业、加强资本市场结构建设、中西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保险业以及金融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李涛[7]2016年在《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大量的政府投资、潜在的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态势。然而,由于国家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原因,经济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西部地大物博且资源丰富,却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西部的区域创新能力水平也是全国的低洼地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西部应依托现有优势特色产业为基础,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增强西部的竞争力,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换,从而实现西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也有利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因此,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西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分析西部区域创新能力现实状况和制约因素,准确把握西部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关系,从空间视角探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利于我们更加精确分析和全面认识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以上述问题作为切入点,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分析。首先,以创新系统的视角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转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五个方面阐述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对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动态演化趋势研究,得出二者呈非线性关系的推断;接着,为进一步分析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如何非线性的作用经济增长,构建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因子分析,得出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的具体排名情况以及影响西部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接下来,利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刻画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进行系统仿真模拟和敏感性分析,从能力构成的角度分析目前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能力。再次,构建了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最后,归纳并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如何提升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具体来看,本文主要有以下内容:(1)构建西部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分析。从创新系统的视角,构建了包含27个指标的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因子分析进行评价,得出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的整体排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创新的投入不够、知识产出和转化水平低、创新环境的条件较差、产业化程度不高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西部区域创新的绩效产出较低,是西部区域创新能力水平整体偏低的主要原因。(2)刻画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根据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从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反馈的因果关系,从知识创造、获取和转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产出的产业化等层面来刻画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采用2000—2014年的数据,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VensimPLE软件进行模拟仿真和敏感性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五条作用路径中,西部经济增长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比较敏感,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最强;对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创新产业化的产出能力以及知识获取和转化能力不够敏感,且敏感度依次递减。而知识获取和转化能力的影响最小,是目前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能力。(3)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问题。第一,西部区域多数省域的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低低聚类的状态,即本域和邻域的经济增长很少来自于创新能力的带动效应。第二,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拉动,且该指标对西部作用远高于东部,甚至高于全国水平。而创新能力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就连西部的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也在全国处于垫底水平。第叁,我们发现东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东北部、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整体上表现出由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拉动作用效果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4)西部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和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要缩小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就必须提升西部区域创新能力的水平。因此,针对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西部区域应增强地方政府的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从人力和资金方面建立创新投入的长效机制,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交流,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完善知识创新产出的服务体系以及对西部区域创新环境的优化来提升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并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优势来合理安排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实施重点。
王锐[8]2017年在《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我国第叁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工业,第叁产业成为占国民经济比重最大的产业部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我国已经开始呈现工业化发展后期的特征,进入新常态。随着人口和产业的不断集聚,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优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本文以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为线索,试图寻找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梳理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和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的宏观环境。从全国产出结构看,目前第叁产业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已经成为接替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各阶段的产业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叁次产业产值结构、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因素,吉林省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相对滞后,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从吉林省叁次产业产出结构看,在目前第二产业仍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尚未能接替工业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就业结构看,第叁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较大,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产业部门。吉林省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均衡,长春、吉林两地优势突出,两地服务业占全省服务业比重较高,成为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的两大增长极,是全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其优势明显强于东西部地区。本文基于全国省际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做并不显着,东北地区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在四大区域城镇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城镇化的间接传导途径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并且间接的传导效应明显低于直接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快速发展,各产业发展成绩显着。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基于吉林省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吉林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吉林省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吉林省叁大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全省的角度,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出现了不显着的情况,但间接作用上在叁大区域都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仍是吉林省加快发展的关键。财政支出水平对吉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域负相关,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吉林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对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swot分析,找出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从吉林省内部情况看,吉林省具有发展支持政策多,开发区综合实力强,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叁大支柱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人才培养优势明显,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迈出新步伐等多方面的优势;同时面临着叁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工业结构失衡,内需乏力,投入产出效率较低,服务业发展区域结构失衡等劣势。从外部环境看,国家出台了支持东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吉林省面临着重要的政策机遇期,长春吉林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边境口岸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方兴未艾。但也面临着东北地区叁省产业结构同质化的挑战,人口人才流失,外贸形势严峻,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最后,基于吉林省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和经验分析结论,结合吉林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了实现吉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要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优化对外通道,优化发展软环境,加强区域间合作,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等建议。
宋思曼[9]2013年在《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中心是一个大国范围内能级最高的中心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挥引领、集聚、辐射、控制、影响和带动的作用与功能，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是区域发展的空间支点，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国家中心城市是基于国情与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的城市等级规划概念，是对中心城市经典理论和世界城市理论的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其特定的城市的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体现为“1+3+1”的结构体系：政治功能是关键因素，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是主要内容，枢纽功能是基础。本论文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提炼和总结了五大主导功能的概念内涵、作用原理和发展特征，提出了普遍意义上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实现的路径，初步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理论框架。论文围绕“1+3+1”的功能体系建立了评价国家中心城市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有助于国家中心城市的研究更加系统化与科学化。重庆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其地缘特征、特殊市情、规模基础、国家战略的特殊地位和后发型成长优势，都使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道路存在与其他沿海地区国家中心城市较大差异性。论文研究并提出，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要在政治功能上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策划发展重点，在经济功能方面结合传统工业城市和农村区域面积大的特点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叁次产业发展的结构目标和方向，在社会功能方面要重视人口规模集聚与人口结构优化的路径，在文化功能方面重点完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及其产业发展规划，在枢纽功能方面突出构建内陆联通世界的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开放策略。
杨昌鹏[10]2012年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叁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叁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东部产业集群对西部开发的若干影响研究[D]. 刘艳.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因素及模式研究[D]. 李文清. 西南交通大学. 2007
[3]. 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王伦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研究[D]. 牛丽娟. 兰州大学. 2016
[5].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6]. 中国金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刘春兰. 重庆大学. 2016
[7]. 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李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王锐. 吉林大学. 2017
[9].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D]. 宋思曼. 重庆大学. 2013
[10]. 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昌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能源效率论文; 产业集群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