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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于1994年9月联合发表了“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该报告首次展示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24个OECD成员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视为一个整体），20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阿根廷、哥伦比亚、捷克、菲律宾、波兰和俄罗斯等七个国家加入了1994年国际竞争力比较。
1994年中国首次加入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国家体改委研究所作了中国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治环境、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研开发和国民素质等八项要素381项指标的数据计算和处理工作。其中249项是统计指标，这部分指标占全部指标的三分之二，另一部分是向100名企业家作的问卷调查指标。由于中国、俄罗斯两国的经济和统计体系正处于转换之中，这次报告中的某些指标对这两国是不适用的，因而在报告中只列出各单项指标，而未加入全球统一排名。
一、国际竞争力定义与1994年评价结果
过去，OECD国家如下定义竞争力：“竞争力是指一国在自由和公平的市场条件下，能够生产出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和劳务，而同时又能维持和扩大本国人民长期的实际收入水平的程度”。1995年，对全球竞争力统一排名中的竞争力含义特作如下定义：“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竞争力使资产和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
1994年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国际竞争能力的排名顺序为：美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德国、瑞士、丹麦、荷兰、新西兰、瑞典、挪威、奥地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马来西亚、台湾、爱尔兰、芬兰、比利时、卢森堡、智利、泰国、韩国、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葡萄牙、土耳其、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菲律宾、印度、南非、捷克共和国、希腊、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波兰。拉丁美洲、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日益增强，欧洲国家竞争能力相对减弱，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竞争能力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美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国内经济实力强，企业化和国际化程度高，金融市场富有活力，加上经济回升早，因而又夺回了曾失去了8年的竞争能力最强国的桂冠。新加坡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政府政绩好，国民勤奋敬业，自1989年以来，竞争力一直排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首，此次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二。日本的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由于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和国民对政府不信任程度增加，其竞争能力由保持了8年的世界第一的位置降到了第三位。欧洲经济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是德国，它在工业品出口、外汇储备、基础研究、市场垄断度低、青年失业率低和职业培训等方面居世界前列，但统一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影响了德国的竞争能力。
二、对我国竞争力评价
由于我国的经济和统计体系正处于转轨之中，某些指标对我国不适用，而未加入今年的全球统一排名，但从各要素中每一单项指标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列状况，也可大致反映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竞争能力的大小。下面将从衡量一国经济竞争能力的八项要素入手，对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一简要评价。
要素一、国内经济实力，该要素是对一国国内经济实力的全面评价，共由48项指标构成，其中40项统计指标，8项调查指标。典型性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总投资、国内总储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以及各国企业家们对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等。
GNP和GDP是国际通用的反映一国经济状况的宏观总量指标，我国GNP、GDP分别排世界第10位和第11位，美、日、德、分别排第1、2、3位。但是，我国按1993年当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则排最末，按1992年当年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39位。以本国货币为基础按1989年价格计算的1989-1993年实际GDP增长（年复合百分比变化）排第1位，增长率为10.2%。这说明我国经过15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并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竞争潜力。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人均GDP的世界排名靠后，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急待增强。
要素二、国际化程度，该要素是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的程度，共包含61项指标，其中45项统计指标，16项调查指标。典型性指标有：进出口值、投资流量、贸易保护、汇率、利用外资额、法规建设、对外开放度等。
我国商品和劳务的出口总额排世界第12位，1990-1992年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增长（年复合百分比的变化）为17.74%，排第三位。我国出口的超常增长使我国排列世界贸易第十二位，充分显示了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在利用外资方面，1992年我国利用国外直接投资40亿美元，排世界第11位，这表明由于我国政府对外开放措施得力而吸引了大量外资。
要素三、政府作用，该要素反映政府政策有益于增强竞争力的程度，包括55项指标，其中，30项统计指标，25项调查指标。主要指标有：政府债务、政府预算盈余／赤字、官方储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等指标，以及企业家们对政府管理、财政政策、政府透明度、治理腐败、环境保护、法律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指标。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企业竞争的宏观环境。财政政策、立法等是政府发生直接影响的重要方面。在当今国际竞争极为激烈的世界中，政府也必须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而竞争。
我国政府的国债较少，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由小至大排序）、中央政府内债、外债分别排第4、8、9位。官方储备较多，黄金储备、官方储备（由多至少排列）分别排第14、15位。
要素四、金融环境，该要素反映了一国资本市场发育状况和金融服务业的质量，包括36项指标，其中，20项统计指标，16项调查指标。主要指标有：实际短期贷款利率、国际市场筹资、银行规模等统计指标，以及我国企业家对资金的短缺度、中央银行的政策、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金融机构的自主权等项评价指标。
从一些指标来看，我国国际市场筹资占GDP的百分比为1.84%，排36位，股票市场交易额排第20位。此外，在世界最大500家银行（按资产排序）中，我国占有5家。我国企业家们对公众对金融工具的信任程度、股市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企业易得到银行贷款等指标评价很低，分别排第35、38、40位。
要素五、基础设施，该要素反映一国基础设施能力和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程度，包括45项指标，其中，35项统计指标，10项调查指标。主要指标有：自然资源自身的充足与再利用、一国信息、通讯和交通系统，包括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的拥有量等指标。
我国基础设施薄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不足，供给短缺，已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从一些指标来看，我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排在第35位，人均煤产量、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发电量分别排第9、19、31、40位。
要素六、企业管理，该要素反映企业管理在创新、盈利和责任方面的有效程度，包括38项指标，其中，18项统计指标，20项调查指标。主要指标有：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安全生产等，以及企业家们对企业信息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发、全面质量管理、雇员流动等项指标的评价。
我国劳动者人均生产的GDP排第43位，1985-1993年劳动者人均生产的GDP增长率（年复合百分比）为2.67%，排第17位。我国企业家对企业家卓识与创新、充分开发信息技术、新产品开发投放市场的速度、企业家的国际经营经验等指标的评价很低，均排第42位。
要素七、科研开发，该要素评价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能力，包括42项指标，其中，29项统计指标，13项调查指标。主要有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工业部门科学家人数、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的科技投资等统计指标，以及企业家们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技术战略、基础研究、合作研究的评价指标等。
当代，科学与技术活动密不可分，大多数先进技术用来支持科学的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技术的革新，科学技术是竞争力的促进因素之一。我国研究与开发人数、工业中研究与开发总人数均占世界首位，但每1000工人中仅有0.33个研究与开发人员，排第37位。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总额排第17位，1988-1992年研究与开发支出增长率（年复合百分比）为10.05%，排第7位。这说明我国已充分认识到科技对竞争力的影响，正逐步增加科研与开发的费用。
要素八、国民素质，描述了一国国民的素质与生活质量，包括56项指标，其中，35项统计指标，21项调查指标。主要有人口总数、人口增长、人口结构、教育水平、就业、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职业再培训等指标；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指标有：收入分配、生活费用、医疗水平等。
一国或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技能。我国在人口总数、劳动力人数、就业人数等指标均排首位，但企业家们对我国人民的经济知识、计算机知识等评价较低，分加排在第39、42位。
以上八项要素简炼全面地描述了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初步显示了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短处，我国与世界竞争力强国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资金运行的金融环境、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方面的差距，对于我们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当前国际竞争能力变化的新特点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放、技术和管理方法突破性的发展，使竞争规则和经济机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已不再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问题。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放、新技术的引进和管理方法更为科学，经济机制正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简单来说，经济由资产（积累的财富）和转换过程（生产等）组成。当经济运行正常时，这一公式产生工作和收入。但是，虽然经济持续增长，却似乎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以欧洲为例，尽管在八十年代的90个月中经济持续增长，但是，1994年的就业水平仍保持在1980年水平上。德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每年仅增长0.7%，法国为0.6%，美国为1%。
2.开放世界市场对各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今年年初，在Marakech签署的关贸总协定，加上其它一些意义重大的地区协议的签定，如单一的欧洲法(1986)、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等，这些条约首次提供了允许各国、各公司在世界范围竞争的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开放了新的地区市场和新工业区，对世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条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不应被低估。例如，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业化国家雇佣3.5亿人，这些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为18美元，但由于过去十年间，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前苏联、印度、墨西哥等国已加入到世界经济之中，随之，预计约可提供12亿劳动力，其平均小时工资在2美元以下，在许多地区在1美元以下。按照这些标准，即使亚洲四小龙的4.3美元的小时工资也显得“昂贵”。因此，工业化国家向3.5亿人支付63亿美元小时工资。理论上讲，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同的就业人数，只需花费7亿美元的小时工资！这一例子说明工业化国家当不能保持明显的生产率优势时，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毫无疑问，许多工业将被迁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3.世界市场专业化。今天，即使一个中小规模的公司也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供应、开发、制造、销售任何产品，并提供这些产品的售后服务。这意味着价值链已经爆炸。市场的开放和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和电讯）的发展促使价值链完全爆炸。一家公司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完成从研究到售后服务各环节，而不必在同一地方完成价值链的各项职能。结果，许多国家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例如，美国（计算机硅谷、犹他软件、内布拉斯加电讯、新英格兰医药等）的市场销售和研究；新加坡和荷兰为高附加值基地；意大利为设计基地；印度、菲律宾和中欧为软件基地；东亚和墨西哥为制造基地等。
在这一巨大的价值链爆炸中，东亚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一地区吸引西方的加工制造方面很有竞争力。工厂在这一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起来。生产各种产品，从中国产的玩具到泰国的汽车，台湾的电话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高级电器等。质量与西方工厂生产的质量相当（平均30%的废品率），即使将运费考虑进去，其运作成本仍十分低。这种可怕的世界市场专业化的结果使许多国家的生存处于危机之中。
4.“白领”生产力提高。现在已普遍接受了“白领”生产力的概念。预计三人中有一人是在办公室工作。提高“白领”的生产率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企业优先考虑的问题。工业化国家60-80%的人从事办公室的工作，有巨大的潜在竞争力。
此外，经营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是花费在“白领”的活动上。例如，今天，组装一台个人电脑并安装上基本的、用户要求的程序仅花费1小时45分钟。但是，要完成从用户订产品到用户收到产品这一周期，则需花费约72小时。比组装花费的时间多出40倍。通过公司间业务联合、中心化等方面的重大努力使“白领”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象信息处理、付款业务、库存等功能是最有可能影响“白领”生产力的，过去这些业务只是发生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现在通过“白领”活动的联合可以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业务。
5.欧洲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将会减少。欧洲和美国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解决工资这一问题的方法。传统上讲，欧洲的工资，甚至工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相反，美国的工资则越来越多地受经济波动的制约。在1973年至1992年间，美国“兰领”工人失去了15%的购买力。每一雇员实际报酬在1976年达24,000美元最高峰（以1982年价格计算），而16年后的今天，仅为23,000美元！事实上，从1980年至1992年美国税前实际平均工资下降了8%。但是，英国增长了36%，德国22%，意大利14%，法国13%。
将来欧洲很可能会效仿美国，不再保证现在工作的这部分人的工资水平。欧洲的工资可能会象美国的一样，呈波动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欧洲（可能也有美国）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这是工资波动和增税双重作用的结果。
6.西方政府财政超支。大多数政府现在的赤字占GDP的5%以上。甚至传统上一直是公共财政典范的德国，现在其政府赤字占GDP的8%以上。1980年至1992年，美国和西欧的净公债大幅度增长，平均增长了一倍。1993年德国净公债占GDP27.5%，法国为35.6%，美国39.1%，英国41.9%，比利时最高达123.4%，意大利紧随其后达到106.7%。
在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政府赤字低于3%的GDP为财政状况良好。按照这种标准，现在欧洲只有卢森堡达到标准。
工业化国家的债务证明他们实施政策的余地有限，同时预示着将来没有控制间接税的可能性。
7.就业和增长将来自中小企业。在未来几年，西方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大公司大幅度减少经营成本。因此，竞争就是成本降低。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公司正将他们的规模压缩到核心业务范围。
在这种新的结构中，大公司将成为最具竞争力、技术优良、管理先进的中心，但是它们不增加就业。它们将对经济的停滞有“拉动”作用。
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将来自大公司的外围无数中小企业中。这些中小企业在供给、销售、研究等方面是大公司最密切的合作伙伴。由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联结在一起的这些小企业，也可以获得大公司中心的职能，得到质量或产品证书、会计、培训等方面的帮助。
企业的边界将发生变化，企业有固定的核心和更广阔的外围，外围企业的规模和结构是波动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这种结构中，管理合作能力将成为一项很重要的竞争力资产。
8.竞争力不局限于经济方面。竞争力软件部分如技术、教育和价值体系（如企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越是发展，越能使这个国家加强软件方面的竞争力。东亚国家将教育、价值体系放在重要位置上，这表明他们已认识到他们劳动力成本低这一相对优势是暂时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
对一个国家而言，价值体系如同一个公司的一般管理费。必须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优先支付价值体系。竞争力应为一国确定的价值体系提供必要的财富。而价值体系越健全，国家也越具竞争力。
两难的处境是，如果一国失去了竞争力，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为其价值体系提供更多的费用。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政府采取增加公共开支的措施，试图调和这一现实。但是，最终他们债务规模变得如此巨大，使他们面临或者减少价值体系的开支和范围，或者显著增强竞争力的两难选择。所有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将同这种两难处境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