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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5-0121-06
一
近来，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表明，社会批判理论所倡导的社会批判就像社会实证学派所倡导的实证研究一样，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意义。这种有着强烈价值意识介入的社会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套和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社会研究规范。依据这种规范，研究者不仅要理解被研究的社会对象，而且重要的是要对支配研究的形而上预设进行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即使不是社会批判的始作俑者，也是社会批判积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所提倡的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去研究它。这种研究思路使我们特别注意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倾向，对他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有意识介入的价值判断特别感兴趣。这使得现代性问题与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关联成为研究话语的中心。因为，对“抽象理性主义”进行控告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质上隶属于那种对现代文明本质特征作出总体判断的理论范畴。当然，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文明本质特征的判断多是否定性的（从理性的畸形化实现角度对现代性所做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因之称其为“现代性的病理学理论”(a theory of the pathology of modemrnty)。
从现代性的反思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对自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化运动所作出的一种批判性、反省性的精神反应，它无疑应该被归入那种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传统之中。因此，所谓“社会批判理论”，一般可作如是理解：这种理论以焕发西方传统哲学之内蕴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通过整合各种现代思想，发展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及批判的风格独特的思想体系。社会批判理论植根于西方批判传统又对现时代的重大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它思想锋利，义蕴幽玄，在使当代西方各种问题和困境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的行动”，促使西方思想界以矫枉过正的自省姿态进行现代性的自我校正，以图洞烛这个世界的黑暗。所以，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介于社会理论和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一般被归之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批判，并不反映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与旨趣，而社会批判和理性建构（现代社会），才是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的重点。专注于对现代工业化过程进行理性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先验设计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即一种对待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哲学态度。
作为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的哲学态度，社会批判理论尽管摆脱不掉批判理论一般所具有的那种激进品质和浪漫格调，但总起来说，社会批判理论一般能够不诉诸一种情绪化的感性表达，也拒绝采取那种人类自戕的方式，以避免那种宣泄之后的匮乏以及愤懑之后的迷茫。社会批判理论有着自己批判现代性的理论视野。这种视野使得“这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社会批判学家，拥有了一种共同信念——通过社会批判，建构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因此，他们的理论是当代西方“焦虑”、“无言”痛苦的观念表达，它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冲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秩序，暴露其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揭露现代性整体结构中工具理性和进步主义的僭妄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的扭曲，展示消除了物质匮乏和实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之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为大众所不能自觉的压抑与异化的现实，并进而展望一种人性得以彻底解放，异化状态被彻底终结的乌托邦前景。
可见，现代性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话语中心。社会批判理论试图勾画出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日益凸现的现代性问题轮廓，这种轮廓把现代性概念与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判定分开，然后将其巧妙地转换成一种对所有社会进步和发展问题都保持着非意识形态化关注的批判性视野。这样，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就有了一种普适性意义。在他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话语中，就潜藏着他们对现代化路径及其后果的理论省察和实践反映，必将对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发生影响。所以，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专家马丁·杰这样说：对批判理论的兴趣在于，“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式已失去了其活力之后，批判理论也仍然保持着重要性：它意外地适应了在其初创时期只是朦胧觉察到的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1〕(p9)
二
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具有普适性意义，这引起了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反思现代性视野的兴趣。社会批判理论十分重视现代性分析和现代性批判背后的理论原则。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倡导一种有着强烈价值意识介入的社会研究方法，因此，被奉为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视野的理论原则，必须既能被用作社会批判理论分析现代性现象（事实）的研究方法，又能成为对现代性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规范基础。这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视野必须兼顾社会批判与理性重建（社会）双重任务。社会批判理论面对任务的特质决定了它不能选择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作为自己的批判武器。因为，“在马克思学派的阵容中，大多数学者都似乎理所当然地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为理解社会现象和批判社会不平等的制约是紧密相连的，他们较少注意到这种研究社会的方式能否提供正确的社会知识，或是否会损害社会研究的科学地位。”[2](p21)这样，将社会批判同时看作是社会重建的法兰克福学派，必然强调批判社会的依据同时能够成为客观分析社会的依据。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能够使社会批判和社会重建立基其上的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的合理性思想。一方面，韦伯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用以指称一种目的性，即人们通过理性的计算自由地选择适当的手段而意欲达到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韦伯就可以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韦伯径自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或成为能够说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性根据。从合理性角度看，近代西方社会的变化不过就是两个层次的“合理化”：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 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它经过除魅化过程，使现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二是体现为“官僚化”（即社会关系的客观化或物化）的“社会合理化”，社会以一种形式合理性方式来规定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资产阶级私法关系和资本主义官僚统治形式，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运作方式（主要是经济活动）是与社会存在的逻辑准则（资本家依靠自身的能力投资办企业发家致富，而不是依靠投机取巧、政治特权、坐收利息和武力掠夺这些非理性手段来发家致富）成功的经济行为（严格的经济核算等）以及科学的程序（科学的企业管理和严格的官僚科层制度）相一致的，因而是合理的。可见，两个层次合理性的提高（合理化）很好地说明了近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变化。
另一方面，韦伯不仅利用合理性理论说明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而且通过合理性类别及其功能的分析，指出了作为合理化结果的西方近代文明所可能隐含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得合理性概念本身具有了价值追问和批判的意义，为后来的社会批判思潮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平台。在韦伯看来，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一是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前者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对目的恰当与否不管不问，后者则恰恰与前者相反，它对目的、意识和价值意识是否合理尤为关心。在西方社会合理化进程中，形式合理性成为最具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随着社会中诸价值领域的分化，所有社会关系只有以形式合理性方式才能得到控制，这必然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导致异化的深化和自由的减少以及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所以，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必然是悖论式的(paradoxical)。在此意义上，又必须对现代性提出质疑。由此可见，韦伯以他的合理性理论开了解剖西方现代性和诊疗现代性的先河，他对西方现代化即理性化过程的矛盾态度，表明他已将现代性问题转化成为理性批判问题，将现代性设计转变成为理性（社会）重建问题。
社会批判理论虽然在政治取向和许多具体社会分析问题上，与韦伯的观点大不相同，但在现代性批判和理性化重建西方社会问题上，却深受韦伯影响。可以说，社会批判理论完全受制于韦伯合理性理论分析框架，它与韦伯分享同一个社会批判对象。精确地说，社会批判理论并没有另觅批判的目标，不过是从左翼角度延展了韦伯式的批判。
韦伯式的现代性批判显然不同于马克思式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否认观念的社会形态决定现实的社会形态。相反，是社会的现实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要想改变现实的社会结构，关键的是首先要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
与马克思不同，韦伯以及社会批判理论学家认为，合理性规约着现代社会的现实安排，理性化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框架比其他框架更能反映或描述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所从事的现代性批判就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意在揭露现代性的二难：现代性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经济领域的秩序化和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压制与奴役，使得合理化变成为僵死的“铁笼”。这样，韦伯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就被引向了康德所首倡的批判精神，批判的锋芒直指理性本身。区别在于，康德为了理性能够更好地获得真理而进行一种划界性考察，韦伯和社会批判理论为了避免理性化歧路，释放现代性所积聚的、能够实现正面效应的现实潜能而进行一种理性自我反拨。所以，我们看到，韦伯和社会批判理论都不约而同地把理性批判化简为工具理性批判。在他们的视野中，现代社会里的“理性”是用“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目的理性”等所诠释的。理性被理解为逻辑地建构人的认识行为、社会行为和主观行为的自觉能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式被视为知识和理性研究的唯一典范。哈贝马斯说，“理性本身摧毁了使理性成为可能的人性……最初启蒙的过程不过是转化为理性的自我保存的驱动力的结果，因为理性只有在表现为目的理性，更确切地说，只有在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时候，它才有这种支配人类本能的权利。”〔3〕(p140)所以，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眼里，现代性所面对的问题，总是与理性的僭越密切相关，而理性的僭越实际就是工具理性的僭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具理性批判就是现代性批判的入口。合理化社会的重建，把人从压抑和奴役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总是通过批判工具理性无处不在的统治来完成的。
三
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一种工具理性批判，这体现了社会批判理论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一般态度。实际上，由于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切身性，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对待工具理性批判的态度也很不相同。如果不作更为细致的划分，大体说来，我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存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第一代思想家与第二代思想家之间。
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一代思想家，主要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基本上是使用韦伯解剖现代社会的分析框架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的。他们认为，韦伯的研究以及他们的考察已经证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特征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既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原因，也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科学认识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实践领域以及个体信仰实践领域。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就是指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各自在分离状态或分置一关联状态下的现代转型。然而，不幸的是，在社会诸领域的分化与转型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因素落入工具化思维方式控制之下。结果，我们看到，工具理性摆脱了价值理性对它的制约，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统统收归己有，从而导致现代化的异化。工具理性行为的形成及扩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情地行使着支配与控制功能，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具有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正如约翰·基恩谈到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时所说的那样，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证明了，“资产阶级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在这种过程的垄断性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自己结成一个自我奴役的‘铁笼子’。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慢慢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抽象的一般统治制度的不断调整。官僚主义的统治是当前的命运，它的将来可能更是如此。一个‘冰冷黑暗的极地之夜’像幽灵一样徘徊在现代世界上。”〔4〕(p55)这意味着，工具合理性的行为原则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及对社会、文化、个体的越来越严重的侵蚀，最终必然引发非理性的结果。由此导致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所处身的合理化的诸领域不是混乱不堪，就是强遭蹂躏。社会无限制、无规则地分化，思想一片贫瘠，文化丧失价值品位。现代化几乎成了文化平面化、低俗化（主要见之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论述）和社会单面化、异己化（主要见之于马尔库塞的论述）的同义词。
这样，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就论证了现代性进程中的合理化过程在文化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不合理的。标志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两个层次的“合理化”，即，使“世界图像(world 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和使社会关系客观化或物化的“社会合理化”，都得到了相反意义上的完成。可以说，在他们眼里，现代性就是一种风险的文化，现代化就是社会发展的陷阱。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像他们的理论先驱韦伯那样，陷入对理性深深的绝望中，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理性的事业无法从理性内部得到拯救，必须抛弃理性化现代社会这个事业，以有利于寻找“另一个开端”。但是，由于在一个总体毁灭的现代世界中没有可以依赖的（现实）规范支撑点，所以，他们对“另一个开端”的寻找，也就变成了对他们思想上所信奉的极端信念的“乌托邦谋划”。这实际上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后人提供了一种从乐观主义角度重新审视现代性的理论契机。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传人中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抓住了这个理论契机。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依然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他同样看到了工具理性的肆虐给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为忠实的现代性维护者，他的理论始终关注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但是，他的特立独行处在于，他并没有像社会批判理论的前行者那样，因为看到西方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理性的悖论，特别是理性化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而彻底否定理性。相反，哈贝马斯以一个理性主义维护者和现代性病理学家身份出现在西方现代思想舞台上，与因理性批判而走向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思想家不同，他走向了更为积极的理性重建之路。他坚信理性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积极意义，坚信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得到有效的解决。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理性永远都是可能的和全面的谅解的根本。哈贝马斯对待理性、理性化的这种肯定性态度，决定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不仅是一种进行理性批判的现代性理论，而且同时也是一种以理性重建为目标的现代性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它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理性的误用，即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病态就是它的“工具化”。社会批判理论面对工具理性所造就的非理性结局，决不能放弃理性主义而向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缴械投降。人类理性的前途也决不会如此黯淡。真正黯淡的是社会批判理论对理性的简单理解。韦伯和社会批判学家之所以看不到人类理性的前途，关键在于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失误，那就是，“在这些学派中，被指控为‘理性’的东西，不过是被夸张为整体的目的合理性，即一种顽固坚持自己主张的主体性”〔5〕(p50)。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片面地还原为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武断地等同于理性一般，从而将理性与压抑(repression)相等同，将合理化看成是物化的根源，将批判理论仅限于工具理性批判，结果把对工具理性的唾弃视为对理性本身的抛弃。这当然是一种非辩证的错误观点。它的错误在于，“根据启蒙辩证法的观点，理性的自我否定已经盛行到这般境地，以致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以及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鲍洛克(Pollock)居然已经看到政治机构、一切社会机构和日常实践都没有丝毫理性的痕迹。对他们来说，理性已成为一个乌托邦的字眼，丧失了任何立足之地；这暴露出否定辩证法的全部弊病”〔6〕(p74)。
既然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思想家因为走向反理性主义，而在理论上发生倒退，因而不能完成社会批判的任务，那么，新的批判理论就应该从批判这种倒退出发，重新复活理性概念，并把它融入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纠正合理性概念的片面性，把合理性提升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关键性概念”，依此作为完成现代性计划的主要因素。这便是哈贝马斯“脑子里形成的一种进行解释的图式”。这个图式也就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所要表达的东西。而借助“交往行为理论”体现出来的思想意图“是想弄清楚，人们将如何改造对物化和合理化的批判，以便从理论上说明与社会性国家妥协的脆弱性和新运动增强的批判潜力，而不放弃现代化的方案，不倒退到后现代化和反现代化；不像新保守派那样‘僵化’，也不像青年保守派那样‘粗野’”〔6〕(p75-76)。
为实现这个意图，哈贝马斯提出一个新的理性概念，即交往合理性概念。这个概念区别于工具理性概念，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行为者借助内容丰富在相互联系中彼此理解的行为，对客观世界的事物进行干预。”〔7〕(p29)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列出这个概念的特征：
第一，交往合理性是语言性的，因为语言，确切地说，言语内在地包含一个真正的主体间的一致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它天然地就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理性通过言语这个媒介为“建立和完善人际关系服务”。
第二，交往合理性是主体间性的，它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协调一致的关系的可能性条件。交往合理性通过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商谈、论证、说服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
第三，交往合理性是程序性的，不是实体性的、实质性的，其功能只在于从形式上为达成一致的对话、商谈、论证等规定一个可操作的原则，这个原则以社会规范为依归，是“主体之间行之有效的并以一定的仪式巩固下来的行为规范，不能用‘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的规则来解释”〔8〕(p152)。
第四，交往合理性是开放的、暂时的、可误性的，它通过对话等达成的那种共识是暂时的、脆弱的，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可发生错误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总是基于某种理由的，而这种理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恒真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合理性不是他的虚构，这种理性早已存在于历史之中，即存在于社会运动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中。哈贝马斯本人这样说：“我信赖的是最明显表现在社会解放斗争中的交往的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的理性，亦即不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理性；这种交往的理性在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在为民族主权和人权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交往的理性是在民主的法制国家的各种制度中缓慢沉积而成的。”〔5〕(p50)交往合理性以自己的实践与批判的品格对抗着现实中的非理性现象，它表明理性的作用正在于揭露、批判那些非理性的现象（哈贝马斯提到这样一些现象：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造成的灾难，对疯狂备战和几乎无法控制的原子能所产生的无声抗议，对自然资源、动物界、生态平衡、自然美的毁灭性的侵犯的无声抗议，对个人权利和尊严、对少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和尊严的剥夺，等等），并对深受非理性之害的默默受苦者倾注人们的同情，全力完成使非理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东西这一义不容辞的使命。
这样一种新理性概念就使得哈贝马斯能够在社会批判问题上超越他的前辈。基于工具理性批判得出的消极结论就得以解除。工具理性的终结不等于理性的终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全面物化、异化的结局，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也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限制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就能够弘扬它的积极作用。社会批判理论在新的合理性理论引导下，就可以既保持自己的批判社会的功能，又能够为现代社会的重建贡献积极的力量。由此，哈贝马斯抵达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境界。他以一种新的、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理性观，实现了从“主体哲学”到“主体间性哲学”的范式转换，将批判社会的依据同时又是客观分析社会的依据这样一种批评社会学的方法论理想由理论构画，变成了现实的规范。人们不难在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发现，交往理性建构中既存在经验一分析科学的构成性作用，也存在价值介入的积极批判作用，而两者都服务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计划。当然，其中所反映的浪漫品格以及幻想性，是我们必须扬弃的因素。
现代性反映的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代化制度性因素具有极强的扩张性，现代制度的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充分表现，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国家都避不开现代性幽灵。面对现代性问题，脚踏实地地搞清现代性问题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中的具体论域，遵从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要求，克服现代性焦虑，以健全的心态接受现代性，越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陷阱，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在这方面，社会批判理论的遗产就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现代性成为话语的中心，现代理性批判以其普遍性特征，充斥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形成为时代的一种一般存在性维度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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