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的史学思想——兼论《新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鲁滨逊论文,思想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X(1999)02-0034-06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是20世纪初蜚声美国史坛的大家。他留德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桃李盈门，著述丰硕。其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代表作有《西欧史》、《近代欧洲的发展》、《欧洲通史》等。作为一代史学宗师，鲁滨逊在研究欧洲史的同时，还对史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其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912年的《新史学》，这部名闻遐尔的书因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而被称之为“美国新史学的宣言书”[1](P158)。鲁滨逊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2](P26)
一、鲁滨逊史学思想的理论构架
在《新史学》第一章里，鲁滨逊认为“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3](P20)既然需要“革命”，既然是“新史学”，在这里，鲁滨逊自然要牵涉到对传统史学或旧史学的反思问题。事实上，鲁滨逊也正是在充分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新史学观的。
第一，关于历史的界定问题
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完备”、“非常狭隘、非常肤浅”、“把读者引入了歧途”。通过归纳，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有三大通病：1)喜欢罗列那些毫无意义、激不起读者兴趣的人名和地名；2)侧重政治事实的记载；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3](P14)。这无疑是对19世纪风行欧美的兰克政治史学以及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一说的一种反动。毫无疑问，传统史学家“以为人类社会经常是处在混乱的状况之中”，“他们叙述了这一次骚乱，就跳过去叙述那一次骚乱”。而实际上，“人类大部分的进展是发生于和平时期”。如此，传统史学家“也断不能帮助我们去领会历史所能教导我们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历史的连续性”[3](P11-13)。
为寻求这一真理，鲁滨逊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3](P3)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如此看来，鲁滨逊并非完全扬弃传统史学，而是把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涵盖在他的新史学当中。
第二，关于如何选材的问题
既然历史范围如此之广，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传统史学家选材，或因它有趣，或因它离奇，或认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结果写出的书总是包括一些名人轶闻趣事，另外还掺杂着一些枯燥无味的历史事实[3](P11)
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3](P6)。在选材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这一材料“是否能帮助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和某种制度的意义？假使能够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种事实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工具，愈详尽愈好”。简言之，就是要“详述那种可以阐明历史真理的事情”，而“应该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3](P13)。用真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系的联系。他还认为，只要选材适当，就能够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了解。他在此所说的“制度”即是指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
第三，关于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
在鲁滨逊看来，传统史学不仅选题狭隘，注重帝王将相英雄史研究，而且在叙述方法上也是不科学的，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鲁滨逊指出，从修昔底德到麦考莱和兰克时代的西方史家，虽然都主张用忠实的态度、批评的精神来研究历史事件和条件，目的在于使读者得到快乐或受到教育，但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3](P34)。古典史学艺术性太强，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世纪史学又被神学牵着走。近代史学却又随着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弘扬，政治史成为历史研究的圭臬。所以，他们虽硕果累累，但其研究不能说是科学的。
鲁滨逊主张，要想使历史学具有科学性，首先要使之成为历史性历史[3](P45-46)。事实就是追求历史连续性的科学真理，追溯历史“变迁的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认为有真正历史价值的东西，在19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叙述历史的时候，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背景，丝毫认识不到“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则是另外一回事”[3](P46)。今后的历史学家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其“所以然”。只有这样，“历史学家的事业才会是如此迷人，如此错综，以致它无疑会使历史学家逐步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并与文学脱离关系”。而且，“在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它可以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3](P47-48)。
为此，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借助其他科学。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程度，他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历史只有同其它兄弟科学一起取得发展后，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过去上作出一点贡献[3](P54)。他呼吁历史学家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史学新同盟军”，不断更新研究手段，使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一见解突破了西方传统史学划地为牢，固步自封的陈旧樊篱，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趋势，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关于历史的实用性问题
传统史学重垂训，其作品难免道德说教的色彩。鲁滨逊也注重史学经世致用，但其主张有本质的不同。传统史学着重政治军事史，其“历史”往往是武人政客的指导，指导他们怎样去统兵打胜仗，或者怎样在内忧外患的风浪中决定国家大计，转危为安。实际是一些权术性著作。而鲁滨逊则不然。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研究“该用什么方法去教育那一大批将要过早地用自己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青年男女们如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3](P92)。很明显，其史学思想是以尊重普通人为前提，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本。他说，现代工业生产方式逐渐使普通工人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使他们渐渐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工人们“在声音嘈杂、污秽不洁的地方，永远重复着一种简单的工作”，始终不知其自身工作的意义。如何让工人们“觉悟他们的劳动具有社会的和工业的价值”、“解除工业上现存的流弊”，这个问题鲁滨逊认为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历史作为一门学问，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的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像力，把他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才会知道他们的地位虽低，但对于进行世界的工作却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才会对他们的地位充满无限希望。[3](PP97-99)。
总之，鲁滨逊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变成为现在有用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上半叶风传于美国社会“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翻版。难怪鲁滨逊这一派把自己的“新史学有时也称作为“实用史学”[4](P92)。
二、鲁滨逊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
鲁滨逊的史学思想渊源，以往国内研究不多，很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1.社会背景
《新史学》发表前50年，美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南北战争结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体制对抗的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美国开始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美国资本主义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政治积弊成堆，腐化现象严重；世风日下，整个社会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出现“镀金时代”；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纷纷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运用犀利笔锋，撰文揭露社会阴暗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史称“黑幕揭发运动”。他们通过舆论效应直接推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
拥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甘落伍，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进步改革的研究顾问工作。特纳就是罗伯特·拉福莱特州长的改革“智囊团”高级顾问，积极协助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改革。其“边疆学说”也被派上大用场，被用来分析解决该州的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和运费差价等[5](P163)。而鲁滨逊也不失时机地著文立说，阐述历史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可以使管理者拥有更多的知识，“了解现代工业制度的历史演变”。这样，他们就会想法子改善自己同工人的关系，扫除“现在工业所存在的许多流弊”，“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以致提高工业产量[3](P98-99)。很明显，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内容和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运动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故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有时也被冠之为“进步主义史学派”。
总之，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社会的变革呼吁史学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2.史学根源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历史非常短的年轻国家，但就在这么短的历史过程中，美国人却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历史业绩。而且，早期美国人也自信，他们进行的是独一无二的“实验”，“干出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他们都意识到有义务和责任把他们创造历史、奔向胜利的故事按时间顺序一一记载下来，以给欧洲以启迪，使后代满意。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历史如此短暂，其历史学却何以如此繁荣。19世纪中叶出现了美国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历史学家继承的仍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写作传统，选择伟大而广阔的主题，运用色彩描绘的手法，使所记录的每一点东西都浪漫化。“他们从不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伤脑筋”。总是撇开分歧不论，而“苦心孤诣地强调其历史经历的共性并证实其历史的统一性”[6](P416-418)。这些史家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家或浪漫主义史学派。其中最著名者乃“美国历史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即使兰克都曾不无批评地对班克罗夫特说道：“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7](P643)。
然而，进入19世纪下半叶，经过内战，经过工业化时期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美国人终于认识到：“新世界也未能把旧世界的一切艰难与缺陷完全避掉”。即使班克罗夫特，其“摇旗呐喊的喧闹声也稍小了些”。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戏剧，要分析，不要记述，……是人适应自然和历史而不是自然和历史适应人。”为此，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而不再重视对人物的研究[6](P424)。1886年，83岁高龄的班克罗夫特虽然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但那并非因为美国人欣赏其大作，而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史学界耆宿而受到尊重[5](P156)。
如是，从19世纪最后20年开始，美国历史学家不仅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传统的课题，而且还大胆地涉猎许多新的领域。其中影响最大者是特纳的“边疆学说”。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轰动一时，从此便以其“边疆学说”蜚声史坛，其影响是划时代的。此前的美国史家一般都强调政治史、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及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而特纳却强调西部开发的重要性，强调环境和地域因素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使人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影响颇具规模，很快形成一个“边疆学派”。
然而，特纳对史学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他的边疆理论，而在于他提出了20世纪美国新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早在1891年，特纳就在《历史的意义》一文中表示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史的不满。他写道：“历史一直是具有浪漫气氛和悲剧色彩的，从中我们只看到少数人灿烂夺目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不仅仅研究政治、外交、宪法和战争，不只是描述统治精英的行为，而应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是“过去的文学、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总之，它应当包括“人们活动的每个领域”，是“整个社会的沧桑史”。[8](P72)他也强调其他学科对历史的价值。他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文学艺术和宗教学者——所有有关研究社会的工作者——在装备历史学家方面都做出了贡献”[9](P104)。他还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希望“历史能为稳健的改革高举明灯”[9](P175-176)。从特纳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与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其思想的公开稍早于鲁滨逊，杨生茂教授认为他是“新史学”开创人之一[9](P16)。刑佳佳更是称他为美国新史学当之无愧的开创者、首倡者，而鲁滨逊则是新史学的理论阐述者和宣传者。[10](P316-320)
当然，鲁滨逊史学思想之形成更与他在欧洲求学数载、深受欧洲史学变革潮流影响有关。1888年，在一片赴德求学的洪流中，鲁滨逊也来到了德国的费赖堡大学，接受传统研究方法的训练，但同时也深受当时欧洲史学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其时，欧洲史学正处于新旧交替、变革激烈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虽已形成，但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为扩大影响，新史学代表对传统政治史学的兰克学派进行了全面攻讦。尤其在德国，卡尔·哥特弗里德·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学派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主张历史学的题材应扩大到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诸多方面。在方法上，兰普雷希特反对推论史学仅仅要求弄清“事实怎样发生？”而主张弄清“事实为何如此？”其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不仅限于德国，而且波及西欧一些国家乃至美国。紧随其后，法国新史学先驱亨利·贝尔不仅批判传统史学，而且还为未来的新史学进一步勾勒出某些主要特征，即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2](P23-27)。在某种程度上，鲁滨逊之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场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4](P95)。这种姿态代表了20世纪美国第一代历史学家。
3.其他学科的影响
鲁滨逊主张“新史学”研究必须要与其它学科建立一种“同盟”。而实际上，其史学思想的形成也是与其它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两大自然科学成就直接影响了历史观念的革新和历史研究内容的扩大。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动物变来的；另一是英国地质学家来尔证明人类住在地球上决不止6千年，而至少在60万年以上。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新史学每个重要方面的基石[3](P183)。新史学强调研究事件的由来，提倡历史的持续性，主要就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鲁滨逊教授经常指出，是生物学家首先把成长和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传授给历史学家的。为此，他认为，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3](P51)。这无疑提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必须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而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4.社会思潮的影响
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上，鲁滨逊还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土生土长、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其创始人是皮尔士，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士和杜威。实用主义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把“实用”、“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和评价行为合理性的标准。“有用即真理”，真理是人造的，是一种权宜手段。由于塑造真理者的利益、要求、兴趣各不相同，故真理也必然是多元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体制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此要通过教育改变人性的方法去解决，等等。鲁滨逊主张一种“可用的历史(usable past)”，使历史与工业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让工人更好地理解现行工业制度，而不是去推翻它。这不能不说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领域的真实写照。更何况，鲁滨逊与杜威是好朋友。他们和比尔德一起携手于1919年共创“社会研究新学院”，作为“新史学”的传播基地。从中就可以看出新史学同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
另外，鲁滨逊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历史研究中却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手段。鲁滨逊明确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对历史学家所没弄清的事物提供科学解释”的人。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其他某些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使他相信，每件事物都可以用经济学说加以解释[3](P38)。从中可以看出，鲁滨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但也不能忽视，他过分强调了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难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三、鲁滨逊史学思想的本质认识和评价问题
1.鲁滨逊史学思想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实用性，就根本意义而言，是在为当时美国社会的调整和改革摇旗呐喊
鲁滨逊认为：“近世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这是针对传统史学英雄史观的反抗而提出的。所以，他所倡导的“新史学”被认为是以普通人和普通事物为研究对象。孰不知，在他批判传统政治史学是在教人们如何当政治家和军官的同时，他在教“普通人”做什么呢？从实用角度出发，他希望通过“历史”教育那些即将从校门跨入社会的年轻人长大以后，如何去改良自己同工人的地位，以至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提高工业产量。教他们如何满足雇主的要求，以获得较高的工资和较快的提升[3](P97-98)。在此，鲁滨逊显然是想通过历史培养出一批工业社会的优秀管理人才、工人贵族甚或可以说希望产生一批新型资本家。果如是，鲁滨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岂不是殊途而同归？只不过传统史学宣传的是本来在位的英雄人物，而鲁滨逊所关心的是普通人如何尽快变成社会英雄。
再者，传统史学强调对英雄创造历史歌功颂德。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本来，鲁滨逊主张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却不是要求人们如何去创造历史，而是要求他们去适应历史，适应社会。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闪现。人只有“完全适应环境”，才是鲁滨逊所说的人性最佳境界。[11]
为了达到这一境界，鲁滨逊认为，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观点以适应目前的环境，“经常调整我们的回忆来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和希望，并利用它来分析我们现在的问题”[3](P93)。由此看来，在鲁滨逊心目中，“现在”或“现状”是一切历史的参照系，是“历史”发展演变的顶峰。他痛惜：“我们思想习惯的变化要比我们环境的变化慢得多，而且往往差得很远”，并且始终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问题”，“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不能适应我们的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3](P19)。很明显，鲁滨逊不仅要求人们接受“现状”，而且还必须适应它、赞美它，“适者生存”。
由此也可看出，鲁滨逊对现代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高度赞扬。“无论从本质上还是结构上，现代工业社会是没什么错误的”。即使有点困难，也无须什么“革命”，可通过改良予以克服。如何改良，“那就要求援于历史”。显然，鲁滨逊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加合理、更有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说明撰写历史的理由，即阐明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并解释事物发展的缘由时，他都是为现行社会体制提供理论依据的。“任何进化论的历史学家都认定现状的正确性，并以此作为历史对错的衡量标准。”[10]
2.鲁滨逊的“新史学”既是现代美国工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在为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服务并提供历史根据
在《新史学》一书中，鲁滨逊多次谈到一种“可用的历史”，并要详尽叙述这种“历史”，把它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对这种“历史”，不仅要知其“当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实际上，他就是希望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理出可用之材料为现实服务，为现代美国工业制度辩护。引经据典，目的就是要让普通人知道，今天的工业社会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虽有这样那样的“流弊”，但它是人类从手工到机器，从简单到复杂这一史诗般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就。所以，在“普通人应该具有历史知识”这一章里，鲁滨逊花了很大篇幅谈及“历史与工业教育”的关系问题。虽然他也认识到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年轻人必须“过早地用自己双手养活自己”，普通工人逐渐失去独立自主性，变成机器的奴隶，并对他们表示了非常诚恳的同情，但他并没有更深入地去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以及公司化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必然产物。然而，本着为现实服务的宗旨，鲁滨逊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教育，让青年人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接受现行社会，并视自身劳动为“有趣的、有价值的”活动。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与资本家们通力合作，解决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固有流弊，提高工业产量和经济效率。
我个人认为，鲁滨逊上述观点不无可取之处。某种程度上，这对于中国当前形势还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无论是姓资还是姓社，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风气自然不及小农经济时期那样纯朴。对此，我们不应把它们看成是洪水猛兽而对现代社会予以否定。关键问题是考虑该如何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即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素质教育。其实，所谓国民素质教育，其重中之重，当属历史教育。因为只有历史教育，才能使国民了解自身民族文化，理解现行社会，才会自尊、自强、不卑不亢。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都向来重视历史，尤其是本国史的教育。由鲁滨逊之主张就可见一斑。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11](P324)。而历史究竟应该如何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中国历史学家而又不能不应对的课题。从这种意义上看，鲁滨逊的《新史学》常读常新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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