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患论文,沉默论文,形象论文,王秋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历经几千年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的噩梦。“建设／破坏”的历史“怪圈”经由历代史书的正面叙述以及相关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代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一代代国民心理，从而积淀为一种厚重的“集体无意识”。《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显然是将这种破坏性的历史循环视为一种必然性的历史走势；近代学者严复也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概括为“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① 这种文化心理的正面效应或许在于能够不断激发民族的活力和血性，但无法忽视的是，它也在激发着某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和“造反”欲望，催生着某种扭曲的“英雄好汉”的人生狂想。尤其是当这种造反欲望和“英雄”狂想，与蒙昧的、“沉默的国民魂灵”扭结在一起时，往往更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爆发”；一旦历史生成了某种相似的机缘，这种扭曲的欲望和狂想，就会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从“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绿林豪气，到“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识时务”者的乘势而起；从“光脚不怕穿鞋的”的流氓无产者心态，到“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民间复仇情结；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人生风光的幻化向往，到“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的本能的享乐欲求等，都可能成为其“造反”和相机行事的原动力和目标。对于这类“造反”欲望和“英雄（好汉）”的人生狂想，历代文学每每有出于不同价值判断标准的关注和反映，正如在古典白话文学、现代武侠小说中，此类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中较为常见。但真正自觉从国民文化心理的深层去揭示某种被历史扭曲了的悲剧性的灵魂，或者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忧患意识，去揭示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中所蕴涵的历史警示意义，则是由新文学的主流创作来完成的。在新文学史上，这类人物形象所代表的那种愚昧、麻木和“沉默的国民魂灵”，曾激起众多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忧患和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当这类“沉默”的灵魂得以“爆发”，去实现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之“争”和人生狂想时，同样会引起作家们深痛的忧患和焦虑。阿Q（鲁迅《阿Q正传》）、王秋赦（古华《芙蓉镇》）、赵多多（张炜《古船》）等，便是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的代表性形象。
一、“造反”的狂想与灵魂的扭曲
愚昧、“沉默”状态中酝酿的“造反”欲望和“英雄”狂想，在不同时势下的不同人物身上，可能会有迥然相异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如阿Q式的与“生计问题”相关联的食、色欲望满足的幻想，王秋赦式的与不劳而获的生存之道相伴随的“运动”狂热和“分浮财”冲动，赵多多式的与受歧视的“穷光蛋”家世相关联的报复、征服欲望和权势炫耀等，都各不相同。但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却有着相同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生成背景，即贫穷，一无所有；有着相同的负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愚昧、野蛮、劣根性十足；有着相同的行为动机和理想，即由处于贫贱、被歧视地位的“人下人”，摇身一变而成为“要什么就是什么”，可任意支配他人、为所欲为的“人上人”。
对阿Q这样一个愚昧无知但还算安守本分的下层贫民来说，几千年的历史承传和文化积淀，所能形成的最高理想和“造反”目标，也难以超出这样的境界：本能享受（财物和女人）、报复的快感（杀掉跟自己有过节的人）。当阿Q从举人老爷和未庄赵家的恐慌反应中感到并非“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时，便迫不及待地发出“造反了”的呼喊，同时也亮出了自己的“理想”的底牌：“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以及如何处置“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这种目标理想恰恰暴露出在阿Q的“沉默”的思想库中，还有一种与“精神胜利法”同等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即“在沉默中爆发”和扭曲的“造反”狂想。与阿Q相比，同样愚昧、一无所有的王秋赦、赵多多，其人格、品性却更为卑劣、下作和野蛮。比如王秋赦就不具备阿Q的“很能做”和自食其力谋生存品格，而是一个典型的不事生产的“二流子”，“秋赊”、“秋蛇”、“秋奢”的外号便形象概括了他的生存法则和人品本质。正是这种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催生了他那畸形的人生愿望：“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而这种畸形的人生愿望又促成了他的“运动根子”的社会角色，一听到新的“运动”风声，就会立即激起他适逢其时般的兴奋反应，成为荒谬的极左政治思潮的忠实拥护者和推行者。更有甚者是《古船》中的赵多多。对于一次次误国害民的极左政治运动，赵多多一次次欢呼“好日子又来了”；并且在他的造反欲望和权势狂热中，更灌注了一种野蛮、残忍的人格因素。比如，“放一把砍刀在身边”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行为方式；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TQC”，到他手里就变成了对工人随意拳打脚踢的“踢球式”管理；即使对村中顽童，他的口头禅也是“惹我火了，把你干掉”；在与妻子的一次争吵中，他“发起狠来，用力地骑着她，下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等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对隋氏少妇茴子的肆意摧残和凌辱：“他起身去找来一把锈蚀的破剪刀，插进衣服下绞着。茴子扭动着，他每铰一下就发出‘嗯’的一声。不断有皮肉被铰破，鲜血染红了多多的手。……然后慢慢解了腰带。赵多多照准茴子的身体撒起尿来，两手摇动着，把尿从头撒到脚”。赵多多以其特有的无赖方式，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对这个落魄寡妇的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占有欲望，也是最后一次在临死前的茴子身上，找回了自己的权势的威严和满足。
在这里，读者不难捉摸到一种被扭曲了的灵魂。作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本来自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而苟且生存的合理性。如阿Q可以凭他“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很能做”而生存，王秋赦也可以凭他的“秋蛇”（或“奢”、“赊”）方式而“落个肚皮圆”等。但是，当他们在时势之变中追逐食、色和权势的贪欲时，其灵魂也在这种欲望的满足中而扭曲。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以挑战人的善良天性和社会文明的底线，来获得自我的物欲、性欲、权势欲的满足的，其欲壑的填补是以极其愚昧、野蛮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王秋赦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必然与胡玉音家破人亡、秦书田蹲监劳改、谷燕山和黎满庚挨斗罢官的惨痛遭遇同步行进；而他要维护这种欲望满足的生存风光，也必然是“老子在台上一天，你们就莫想改正，莫想平反”；同样，当这种欲望满足的泡沫破灭时，他也必然要走向精神失常。与赵多多的威风凛凛相对应的，则必然是全镇百姓都被置于他的权势威慑之下，粉丝厂的男女青年就要承受无辜的体罚，隋家母女就不得不在是做性奴隶还是生命毁灭之间做出选择。阿Q“造反”未能让他“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②，否则，大堂下遗憾圆圈没有画圆的，就该是小D和王胡们了。总之，那种蕴藏于他们灵魂深处的、作为人的天性的善良因子，往往随着其畸形的造反狂想及其欲望满足而泯灭和消逝，其精神世界和自我人格也随着这种人生狂想和欲望追逐而越发扭曲和堕落。
二、“沉默”中“爆发”的历史警示意义
人们关注阿Q之流“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③ 的“沉默”灵魂的可悲，更应关注他们那种带有先天愚昧胎记的“爆发”及其所可能引发的历史和人性的灾难性效应。正是在这后一点上，这一特定的形象群体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和不可忽视的艺术认识价值。但这种意义和价值却往往容易被同一人物形象的其他层面上的意义所遮蔽。如“阿Q革命”及其英雄狂想的意义，往往被其“精神胜利法”的意义所遮蔽，甚至仅仅被解释为“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王秋赦式的于“沉默”、蒙昧中“爆发”的认识价值，也多被纳入到单纯的极左政治思潮批判的意义格局中；同样的，将赵多多置于这一形象群体中去审视，其“爆发”的意义也就不止于“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那么简单了。
就阿Q形象来说，鲁迅的叙事要旨其实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和“阿Q革命”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前者的“沉默”与后者的“爆发”，是构成阿Q性格的两个基本要素。“精神胜利法”是“沉默的国民魂灵”在阿Q身上的特殊体现，是阿Q式的“沉默”；而“阿Q革命”体现的是“沉默的国民魂灵”的“爆发”，是阿Q式的“沉默中的爆发”。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鲁迅在1925、1926年对阿Q形象做过两次正面解释。前一次主要是自述创作意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展开来谈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④ 后一次主要对“阿Q革命”作了说明：“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⑤ 鲁迅如此不无悲观和忧患地断定自己写出的不仅是过去，更是“其后”，也就明确道出了“阿Q革命”的历史警示意义。因为阿Q式的“爆发”比其“沉默”带有更突出的劣根性特征。不论怎样，“沉默”的灵魂还有希望通过清醒者的呐喊把它唤醒，蒙昧者还可以施之以启蒙，麻木者还可以“疗救”，即使“沉默”到了于“铁屋子”中昏睡的程度，也不是没有唤醒和疗救的可能，但阿Q式的“爆发”却意味着“沉默”的恶性扭曲，意味着“沉默的魂灵”不但不需要他人唤醒和疗救，而且要反过来由他去判定他人的去留或存亡；“沉默”自然让人感到停滞、浑浑噩噩和了无生气，但“爆发”所带来的则是更为荒谬和野蛮，本应被否定的劣根性却成为重估、审判一切的价值标准和律令。因而历史的倒退和文明的劫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鲁迅对“阿Q革命”的解释非常明确，但还是往往出现误读和曲解。当年就曾有人将“阿Q革命”与积极的“农民的思想”、“民众的思想”等同起来，包括正面肯定其“复仇的念头”等；⑥ 后来更有人认为“阿Q革命”体现了“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农民”的思想及其“自发的革命的热情”，体现了鲁迅“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而深刻表现了“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可能的征兆”。⑦ 当我们从新文学的延伸和发展中来看取鲁迅笔下的“阿Q革命”，将阿Q与此后的同类人物的“爆发”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时，上述误读的偏颇更昭然若揭。鲁迅那“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的担忧，就恰恰应验在了王秋赦、赵多多之流身上。
同样愚昧和劣根性十足的王秋赦、赵多多，却比阿Q幸运地体验到了借社会变革之机造反成功的满足。对一直以“吃活饭”度日的王秋赦来说，其人生狂想的翅膀不可能飞越过“饱暖”和“美色”的界域，他梦寐以求的也就是美人、美酒加小曲。但“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斗’你们的‘争’”的懵懂中的“爆发”，却不仅使自己不劳而获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还沐猴而冠地被推向了权力的宝座，恣意表演于荒诞的政治舞台。潜意识中的劣根性的爆发，也使得王秋赦生发出一种可怕的精神意志和恶性破坏力，至于编造“黑材料”、捏造罪名“整人”等，更是刻意而为。于是，极左政治思潮与不劳而获的享乐欲望，这两种同属于历史前进的破坏力量和人类文明的负面因素，结成了一种荒谬而可怕的相互依存和助长的联盟。同时，当这类原本物质和精神世界双重贫困者一旦拥有了滥用社会公权力的特权时，更会造成对正常的现实关系和文明秩序的恶性破坏，一如赵多多（包括赵炳）把洼狸镇变成任由他们作威作福的独立王国一样。当年阿Q所未能使其幻化成形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的阴魂，终于转世附体于洼狸镇赵氏“家天下权力结构”的腐朽皮囊之中；以致在改革开放的新一轮农村变革中，赵多多依然风光无尽地充当着洼狸镇的主宰者和支配者。20世纪中期的那场农村变革，其宗旨本是要“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传统的封建宗法势力并彻底改造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⑧，但赵多多之流在这一变革潮流中的“爆发”及其强势作用，使历史有违初衷地进入了另一个原本打算拆除的房间。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劣根性，一种“沉默”、蒙昧的魂灵，借助特定历史潮流的时势而赤裸裸地“爆发”出来，不仅难以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历史脚步的倒退，而且势必导致邪恶对善良的摧残，野蛮对文明的践踏。作为其代表性形象的阿Q、王秋赦、赵多多之流，便成为这种历史运行轨道上的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
三、创作取向的差异与形象的生命力
如前所述，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于“沉默”、“昏睡”中“爆发”的行为发生及其特征，是孕育于深层的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之中的。这就决定了其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厚重感和艺术生命力的恒久性。无论从文学、历史、文化等学科层面，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层面上说，人们在畅想民族悠久历史传承的奇迹的同时，都不能不正视民族历史进程中特殊的内耗和循环现象；在肯定古老的东方文明薪火相传的积极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无法回避某种负面的文化心理积淀及“沉默的国民魂灵”的强势延续；在认同民族内在的自新力和生生不息的变革追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每每会有与社会变革相伴而生的造反狂想和“沉默的魂灵”的扭曲的“爆发”。这是一种作为巨大历史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沉重的、恒久的话题。人们对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反思和探求是与时俱进的、永无止境的，因而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自身潜在的审美意义和认识价值也不断地被激活，不断地被注入具有不同时代气息的新鲜血液，赋予新的生命活力，使得他们及其所附着的文学文本一起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和文学经典。
当然，这类人物形象的经典性的警示意义和艺术魅力的生成，更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创作主体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可以这样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学浪潮中，只有鲁迅能够写出具有“说不尽”的价值的阿Q；在新时期之初如潮涌般的“反思文学”力作中，是古华推出了有着特殊认知意义和审美内涵的王秋赦；在有关20世纪中期农村变革题材的持续未央的叙事热潮中，是张炜率先在人道主义思想基点上重新解读历史的善、恶对立，推出了赵多多“这一个”时势变迁中的宠儿和“恶”的典型。另一方面，尽管阿Q、王秋赦、赵多多在蒙昧、造反欲望及其历史警示意义等方面具有类同性，但其各自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而这种差异同样取决于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定位和深度悬殊。
如果《芙蓉镇》不是将王秋赦这一形象推到前台，则无论作家如何“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⑨，这个在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学叙事中俯拾即是的“冤案平反”的故事，都是难以在“反思”的文学星空中放射出引人瞩目的意义光辉的。从基本叙事结构上看，《芙蓉镇》没有超出反思文学共同性的认知和叙事模式，其中的历史走势和人物命运同样是在“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正——反——正”的逻辑中上演。正是小说对王秋赦这一人物的发现，将文学对极左思潮蔓延和“文革”劫难的根源的反思，引入到了某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关联以及民族文化心理根源探询的纵深层面。但这一形象也有它的局限性。作家创作的基本取向是反思“政治风云”和“生活变迁”、批判极左政治思潮，王秋赦那让人闻之心惊的“五、六年又来一次啊”的狂呼，正是作家的忧患所在。这种创作取向赋予包括王秋赦在内的多个人物形象以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而生成于极左思潮批判的现实根基上的艺术形象，其审美的意义张力难免被其现实功利化倾向所拘囿。
《古船》不再满足于“否定极左和愚昧、否定流氓无产者的行径”⑩ 的认知定势，而是进一步将历史反思和家族叙事引申到人道主义的善／恶冲突的层面，映照出作家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深度追求。赵多多形象就是在反面意义上，起到了为这一表层的人道主义主题的奠基作用。而小说的人道主义主题的深层蕴涵，虽然也是借助善／恶二元对立来表现的，但这里的“善”已深化为一种道德内省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在追求，一种“内圣”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这里的“恶”也超越了倚势凌弱或家族复仇的内涵层面，而是指一种“外王”式的功利追求，一种疯狂的现实利益“争夺”和物欲扩张。“善”的代表人物是隋抱朴，“恶”的代表人物则是隋见素。也正是在这里，赵多多形象却留下了某种性格成长的遗憾。由于作家着意突出抱朴与见素的善、恶对立，突出见素们“是我们的社会有可能遭受巨大不幸的一个根源”(11)，因而自觉疏离和撇开了赵多多内在的、深层的“恶”：依仗权势而变本加厉的利益争夺和物欲扩张。也就是说，赵多多自身本来有足够的“恶”的元素，在深化小说的人道主义主题方面发挥其艺术功能。但作家却让这一性格过早地停止了发育，其艺术价值内涵没有随着叙事的深入而深入，而是过早地停滞在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以及历史警示意义的揭示方面。
正是作家创作取向及其忧患意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王秋赦、赵多多无法形成超越阿Q形象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无论是为了突出对极左政治运动的批判性及其特定的时代意义，还是在善／恶二元对立中刻意设置某种恶的力量的化身，古华、张炜的关注焦点和忧患取向，显然未能达到鲁迅的文化批判、国民灵魂剖析及其“疗救”追求的深度。历史地看，在五四“启蒙”和“为人生”的文坛主旋律中，“思考的一代”作家塑造着“思考的一代”人物形象，反封建、“个性解放”以及不合理时代的艰难人生和现实场景等，成为作家们首先关注的艺术对象和焦点；而鲁迅坚持的“启蒙”和“为人生”，是在文化批判和灵魂拷问基点上的国民劣根性剖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2)。这种“国民性弱点”和“病苦”，体现在阿Q身上，既包括其魂灵的麻木、蒙昧和“沉默”，即“精神胜利法”，也包括被历史所扭曲的“爆发”的狂想和行为，即“阿Q革命”。从而使阿Q形象具有了“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审美内涵，也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这是鲁迅的历史文化反思和国民灵魂解剖的艺术凝结，也是鲁迅对其主人公的“沉默”和“爆发”的双重忧患的深刻体现。作家的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是阿Q形象以及《阿Q正传》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④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⑤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⑥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70页。
⑦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4页。
⑧ 丁临一：《艰难历程中觉醒的人生——评长篇小说〈古船〉》，《人民日报》1988年1月19日。
⑨ 古华：《〈芙蓉镇〉·后记》，“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之《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⑩ 张炜：《激动和畅想》，《张炜文集·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页。
(11) 张炜：《我的忧虑和感奋》，《张炜文集·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
(1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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