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3－0050－06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中，寻根文学无疑是最复杂的一个。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出现到消失也不过三五年的时间，但却留下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学界广泛的争议，即使是当时的亲力亲为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寻根文学的发起者之一韩少功就曾说过：“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1]然而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谈不清楚的背后一定有着内在的、根本性的动因。尽管寻根文学在表现形态上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寻根文学是80年代的时代产物，它是与时代一起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并且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这构成了本文重新审视寻根文学思潮的基本出发点。
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用王安忆的话说，“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人都是诗人。”[2]虽然当时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物质生活的贫困、思想意识的僵化、社会关系的畸形，但这一切由于“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忽然都有望得到改变，这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与刺激，“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人们的内心洋溢着热情，外表也开始变得活泼而轻松。远离共和国历史多年的、充满个性和自由精神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开始复归，并成为这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征。”[3]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变化表现得特别明显。或许是此前人们受到的思想压抑太重，一旦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之后，其汹涌之势，真正是势不可挡。作为社会思潮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随着政治上的“落实政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陡然上升，突破传统、改变现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围绕中国未来之路的建设问题，一些较早感受改革开放的思想成果，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人，逐步走出了政治依附的思维惯性，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些思考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根本算不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在当时却颇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味道。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把这种思潮称作激进主义。“这决定了这十年在精神气质上，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有着相当的契合。激进主义占据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主流。继承五四传统，追求科学和民主，推动新的启蒙，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反映了强烈的现代性追求。”[4]当然，这里的激进主义不是指学理上的激进主义，而是指一种社会文化倾向，一种只有这个时代的群体才能感知的实际经验，它的存在，构成了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所说的“感觉的结构”，“一种非常深刻和非常广泛的支配”力量[5]，让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个体具有更多的共同性精神特征与思想倾向。这是必然的，因为80年代的改革尚未深及制度领域，整个社会仍处于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中，人们也比较容易形成一致的心理诉求与思想共识。这种时代精神的漫延不仅大大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创造，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纵观80年代中国文学，众声喧哗也好、各领风骚也好，都离不开这个时代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看似不同的精神现象里，无不体现着这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特质，而在这一时代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寻根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将新时期初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将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般认为，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由政治向文学转变的历史拐点，也是当代文化由激进到保守的转折点。但是，一旦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寻根文学看起来与8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逆行之势，但无论是从它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时发动者的内在冲动，还是从作为这一思潮物质存在的具体文本来看，寻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开政治—文化的历史框架，它与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根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摆脱政治制约的政治诉求。当那些寻根作家大谈“文化制约着人类”的时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这里有着突破传统的文化秩序、有目的地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意图。这一点可以通过当时的文化官员与寻根文学参与者的言行寻出端倪来。韩少功回忆说：“有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到湖南讲话，说你们湖南有个作家要‘寻根’，这当然好，但我们的‘根’在延安，怎么寻到封建文化那里去了？湖南文联主席康濯一听就紧张，劝我以后不要再说了。”[6]李庆西也说到当年作协领导“对年轻的寻根派是非常恼火的，因为寻根文学打乱了作协原来的部署。……若干年后，我跟黄育海搞《新时期文学大系》（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后未果时，到北京去找各位老师做编委开会，当时陈荒煤、冯牧他们就很委屈地跟我们讲，你们不知道当时我们斗得多艰难，你们还在后面给我们捣乱。我非常能体会他们那种悲凉的心情。”[7]不能说当时主管宣传、文艺的这些领导们都是一些思想僵化的保守人物，他们的不解、紧张与恼火，恰恰说明他们对寻根文学的这种策略是十分清楚的：“文化”不过是虚晃一枪，“寻根”的目的其实是对现存的秩序与权威的反抗。这一点，作为寻根文学的当事人也并不否认。韩少功回忆“杭州会议”时说，当时出席会议的年轻作家与评论家“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未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8]李庆西也是“杭州会议”的参与者，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与支持者。事过20多年后，他说他十分认可韩国学者宋寅圣这一观点：“八十年代的文学哗变，归根结底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而‘寻根’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叙事策略。”李庆西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一个概乎言之的说法，其实问题的核心是价值反思，‘寻根’的抉择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英雄叙事的拒绝。八十年代初期，伤痕文学退潮之后，相继登场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成了文坛主流。‘寻根派’作家也许并未意识到话语空间开始板结的严峻局面，但是他们显然不愿意延续‘工具论’的文艺思路。可是，‘工具论’在新时期已经获得重生和衍生，作为其代表样式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更是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9]因此，“寻根文学在表面上表现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但其根本上是想从反思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上转移开去，另设一套话语系统。当时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潜意识都在往这里走，实际上是在不言而喻中已达到了共识。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明确地来讲这一点。”[7]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的背后，其实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与变革意愿，文学要走自己的路，这才是寻根文学的真正目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寻根文学在外部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性与暧昧性了。
寻根文学最令人困惑也最容易造成阐释上的分歧的问题，是寻根文学文化价值立场上的混乱、模糊和不确定性。寻根文学的核心是寻根。按照当初那些以知青作家为主体的寻根文学倡导者的观点，“五四”与“文革”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断裂，从而影响了文学走向世界，因此，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曾经中断的传统接续起来。那么，从价值立场而言，寻根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认同态度，也就是说，应当寻找的是一种可供发扬光大的文化“优根”，而不是腐朽不堪的文化“劣根”。作为宣言，寻根文学倡导者对此是毫无异议的，但具体到他们的创作时，这种确定性就变得十分暧昧与可疑。在对“根”的问题上，相当多的作家采取了形是实非的价值态度，这也构成了寻根文学特别鲜明的反讽性特征：建构意义与消解意义互为表里。以阿城为例。阿城是寻根文学重要发起人之一。“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像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2]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视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面看来，崇尚道家、向往自然、亲近乡野的“三王”是地道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阿城的这些小说固然有着浓郁的“文化回归”色彩，但作者对传统文化绝不是完全拜倒其脚下的。比如在小说《棋王》结尾处，作者赞叹了“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但这并不说明他对老庄思想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段话之后作者接着说道：“可囿在其中，终于不太像人。”这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调侃，而是显示《棋王》文化态度非常重要的一笔，这就是说，《棋王》虽然有回归传统文化、向往自然的人生情怀，但却并不满足于此。值得指出的是，小说原来的结尾还有重要的一笔。据李陀回忆说，原来的结尾是：“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里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10]但是这个结尾被编辑删掉了。如果保留这个结尾，《棋王》也就是今天的《棋王》了。因为饥饿与象棋是小说反复描写的两个意象，饥饿时痴迷象棋，有肉吃时却不下棋了，可见精神再好，比不上吃肉实在，这不是对传统思想的讽刺么？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阿城在十几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宣称《棋王》有同性恋意向：“王一生难道就只像文坛评家说的那般：小人物执著于下棋的超俗吗？阿城这一次仿佛要来点儿所谓‘拨乱反正’了，其实《棋王》里的同性恋意向，是评家从来没有看出来的，是没有能力看出来……”[11]将同性恋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那更是不可思议的讽刺。由此可见，在阿城大谈传统文化的背后，其实深烙着五四以来反传统的精神印记。另外一个例子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在当时冯牧主编的《中国作家》上。据作者回忆，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方创刊的《中国作家》，编辑和主编冯牧，与我谈《小鲍庄》的修改意见。一日中午，我们这些青年聚在冯牧前辈的房间，其中有坐着轮椅的史铁生，由陈建功推来赴会。大家前倾着身子，听冯牧说话。冯牧戴一顶睡帽，就像在自家的客厅内，对我们这些后辈并无一点高仰，更无一点屈就，而是十分的坦然。那时候，真的是有规矩，长是长，幼是幼，既有前人，又有来者。回想起来，都有泫然之意。会后不久，我的《小鲍庄》便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2]王安忆“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和事便簇拥着过来，排序和情节都杂乱着，纠成一团，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2]但最终落实到字面上的却只有阿城的游说、冯牧与王安忆等人见面两件事，不能不令人产生联想。冯牧是当时文学界的领导人和评论家，《文艺报》的主编，他对80年代文坛非常熟悉，思想也比较解放，写过很多评论文章，对当时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作家、新作品给予支持，但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却几乎保持了令人不解的沉默，不仅没有公开写文章表示支持，甚至还在私下里有所批评。据韩少功回忆：“有次从北京回长沙，我刚好与他同一趟车，他完全不能接受《爸爸爸》，把我批评了一路。”。[6]1986年11月25日，在湖南常德地区文艺创作会议和省军事文学创作会议上，冯牧作了一个报告，其中谈到了寻根文学，但这个报告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冯牧去世后才被编者收入到他的文集中来。在谈到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时，冯牧举例说道：“湖南在解决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不少好的新鲜的经验。寻根最早是你们湖南提出来的。寻根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因为提出寻根问题的是一个作家而不是理论家。韩少功同志提出寻根，他从热衷于从西方的某些文学典范来寻找创作力量转而走向希望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寻找自己的真根，我觉得是积极的。至于对寻根本身的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些作家对寻根做了一些实践，但我发现他的创作实践和他的理论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我始终是这种看法，所谓寻根，就是寻我们文学创作之根，文学创作之根只能是你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这块土地历史的、现实的生活之根，而这个根又只能是你这个国家、你这块土地、你这个民族文化当中的思想之根。对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排斥，要运用文学批判武器。所以，我也不反对在寻根的主张之下对我们民族传统当中那些陈旧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批判，这也是积极的态度。”[12]在这里，虽然冯牧对寻根文学有所肯定，但仅仅是从文学的借鉴与创新的意义上去说的，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思潮，他事实上是持保留态度的。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小鲍庄》能够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除了对文学新人扶植培养的考虑外，一定是他发现了小说中存在着“在寻根的主张之下对我们民族传统当中那些陈旧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批判”的“积极的态度”。而事实上，《小鲍庄》虽然讲的是有关儒家文化核心的仁义的故事，但王安忆的价值态度却是反思性的。《小鲍庄》小说第一节用鲍彦山的第七胎捞渣的出生和鲍五爷孙子社会子的夭亡一生一死点出历史与人生的“循环”主题，这就是贫困和仁义。小鲍庄最大的特点是仁义，这是小鲍庄人最为自豪的，也是被四方公认的。在舆论中，小鲍庄等于仁义。仁义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小鲍庄人的日常行为，如贫困中的互助，危难中的救人；二是捞渣的仁义形象。但是，紧接着捞渣的出生，小说同时开始了几个非仁义的故事：外乡人拾来的故事，童养媳小翠的故事，鲍秉德疯女人的故事。这三个故事都与爱情有关，且都有悲剧性。这样一种叙事形式，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翻开中国的史书，乍看满是仁义道德，进而细察全是“吃人”。不能说《小鲍庄》是五四小说的翻版，但从上述三人的故事中明显看出，小说对传统的仁义并不是完全认同的，起码在作者看来仁义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一种用现代眼光来看是非常落后的传统秩序与观念。仁义维持了贫困的状态，贫困更加需要仁义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念，显然用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是难以解释的，说它是对五四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或许更为准确。这大概也是冯牧发表它的原因吧。阿城、王安忆等人在文化寻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形是实非的态度说明什么？无他，这正是80年代社会思潮的体现。事实上，80年代的中国，对古代中国文化的黑暗面的揭示和批判更能赢得大量的读者与观众。文化热衷，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从整体上看，寻根文学中主张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和行为系统的坚定的文化认同者并不多，相当多的作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批判的、或看似肯定而实则否定的价值态度与文化立场。
寻根文学令人困惑也最容易造成阐释上的分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价值立场上，也存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公然疏离上。作为一种叙事活动，寻根文学在对根的寻找过程中普遍表现出了一种“远化”现象：故事发生的空间大多是远离现代文明中心的地方，比如草原、大海、荒原、沙漠、大林莽以及偏僻的山野村庄，而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大多远离当今的时代，如远古、战争年代、文革等，或者年代不详。故事所描述的文化形态也大多是远离主流文化的边缘性的文化，比如庄禅、伊斯兰教、喇嘛教、巫术，或者是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一般认为，寻根文学对现实的疏离是寻根文学走向文学、回归本体的最重要的一步。走向文学是肯定的，但疏离现实则未必。细思这种“远化”现象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首先，他们为什么不选择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儒家文化，而对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这说明寻根作家在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上并非一味复古，而是更加重视具有活力的文化形态。文化的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的，二是审美的。儒家文化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起到了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当下时代的现代化要求已经有了很大距离，其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的价值与功能不仅大大弱化，甚至在许多方面起着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以‘传统与现代’为中心的文化讨论，其基调是激进主义的，即对古代传统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将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归咎于古代文化传统。”[4]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虽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在审美的意义上，还有比较强的活力。因为儒家讲究伦理之道，本质上是反艺术的，相比而言，那些边缘性的文化，比如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因受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较弱，因而有着更丰富的想象力与蓬勃的生命力，也更贴近生命的本源与艺术的本质。因此，这种重视边缘性文化的“远化”现象，实则是源于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是将文学从政治拉回审美本体的具体实践。其次，这也是一种反抗主流文学观的姿态。对“远”的向往，也是对“近”的疏离，津津乐道于久远的人物故事，实际上也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因为“在文艺官员和一些批评家的思路中，‘现实’往往被理解为某种社会实践，也即可以从‘当下’推衍开去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他们看来，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本语境。”[9]而这种疏离现实的写作，即使不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反抗。因为“在习惯了一个声音、一种色彩、一个调门的时代，任何新的声音、新的色彩和不同的调门，都可以被理解成或者利用为颠覆性的力量。”[4]而在当时，寻根作家们确实有着反抗的心理，这一点，李庆西说得相当清楚。他说：“作为红卫兵与知青一代，寻根派作家时至当日似乎尚未度过自己的青春反叛期。他们不像当时中年一代作家对于体制有着较强的依附感，对于意识形态的精神枷锁显然更难以忍受。他们在政治上更坚决地告别了革命，决意不让自己成为某种‘工具’或者‘齿轮’、‘螺丝钉’。”[9]显然，这里的“远化”，无疑有着与现实的惯例对抗的意味。再次，这种“远化”的叙事中，也确实有着“近”的思考：文学怎样才能“走向世界”？虽然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在一个时期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它们却很难走向世界，而这也构成了时代的焦虑，而在这些“远”的故事里，作家确实看到了一条通向外界的捷径。当然，由于不再局囿于现实的束缚，“远化”的叙事也的确增加了文学自身的魅力。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写‘打冤’、‘殉古’，写山里的灾禳异变，写山民‘过山’（迁徙）……这跟通常所谓‘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内容完全两码事。……这种远离政治伦理的农村叙事并非脱离了现实关注，而是深有寄寓和象征。时隔多年以后再看，《爸爸爸》描述的那种不曾被人意识到的生存障碍，难道不是乡土中国的症结所在？小说结局给出的大迁徙，简直就是预言了中国农民离乡背井的变革之路。相形之下，那些政策解读式的‘农村题材’小说就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艺术概括能力。”[9]这里虽有过誉之嫌，但确实不无道理。综观80年代的中国文学，那些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品，很多都是在寻根的旗帜下创作出来的。所以，寻根文学“远”的选择，正是80年代“近”的结果，无他，时代使然。
寻根文学令人困惑也容易造成阐释上的分歧的问题，也表现在形东实西的审美追求上。寻根文学的确有一种从古典美学中寻找新的范式的自觉，但是，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艺术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根作家其实并没有从西方的审美文化传统上全身而退，返回到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中，他们不仅仍然程度不同地受着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很典型的现代派文学。比如阿城的小说，似乎很得中国传统小说之精髓，但其冷静的低调叙述，以及反精英主义的倾向，显然是来自于西方现代派的。至于王安忆的《小鲍庄》，不仅具有西方传统的救赎主题，也有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爸爸爸》与其说是中国故事，不如说是在西方文化精神、审美意识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末世寓言。至于张承志在《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等草原小说中创造的有意味的形式，铁凝在《麦秸垛》中使用的整体象征，郑义《老井》中的隐喻叙事，莫言《红高粱》中的任意性修辞，都不是在纯粹的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才说：“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13]而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对现代派的接近、接受，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里，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姿态。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文化的产物。指出并论证这样一个事实是想说明什么？
第一，寻根文学虽然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学回归本体、回归传统方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它仍然是发生于80年代的文学现象，一切都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既不是某几个人的领导发动的，甚至也不是文学自身的力量推动起来的，它是社会上各种力量共同营造出来的。没有时代精神这种内在能量的推动，文学上的任何事件都是不可能被如此迅速激活起来的。而它的迅速没落，也恰恰是因为它的文化旗号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身的激进文化诉求。因此，文学研究是不能脱离具体文化语境的，社会存在永远是精神现象的决定力量。
第二，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寻根文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成熟甚至失误而否定它在推进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变革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寻根文学高扬文化的旗帜但目标不在于文化，但文化的观念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文学更加自由地发展。当文学不再为现实问题而焦虑时，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更加新颖的艺术探索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第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尽管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让人回味不已，但它也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文学研究不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但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未必是更好的方式。当下的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过度阐释的问题，在寻根文学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从时代精神角度切入寻根文学或许有些简单化，但却是对这一文学现象复杂性的根本把握。
收稿日期：20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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