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整体性（注：参见陈中立著《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B1转载)。）的特征，而且具有过程性的特点。整体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过程性则是可持续发展整体性外在的必然表现。整体性是人看不见、摸不着、不可直接感知的，人只能通过知性和理性悟到它、感悟到它、理解它，而过程性则是通过现象的变动、时间的流逝，能为人直接感知的。过程性实际上是整体性的展开。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乃是指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从目前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经济畸形等非可持续的发展，转变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另一层意思是说，即使人类社会转变到现今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那还有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每一个具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都会被更优的新模式所取代。这乃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自1992年以来，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的实践状况充分表明，尽管可持续发展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尽管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但全球要从目前的非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上来，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日。这也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过程。
那么，是哪些原因或因素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呢？
笼统地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说和任何客观事物都呈现为过程一样，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也会呈现为一个过程；二是说由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干扰，从而使它呈现为更曲折的过程。这是一种纯理论、纯逻辑的分析，是一种抽象的分析。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情况是很难区分的。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是整个“地球村”的主体居民都要参与的一项事业；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部分居民的表现(不管是认识性的实践性的、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自发的)都会影响到事业的整体性，影响到战略任务的实现过程。在这里，哪是居于正常的过程，哪是居于非正常的曲折的过程，是很难区分的。而且，正常的过程不一定就是直线的，曲折的过程也不一定就是非正常的。因而，这是采取这一方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呈现过程性的原因。
这是仅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是它的整体性的外在表现，自然也是可持续发展内在必然的方面，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呈现为过程的原因。在这里，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认识的过程性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虽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我们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上还是滞后于实践需要的。应该说，在这里还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大概有三种类型的认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甚至说需要我们永远不断地研究。第一种类型是属于基础性的认识；第二种类型是可操作性的认识；第三种类型是对不确定性因素的认识。
关于基础性的认识，比如，到底何谓可持续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到底什么叫可持续发展？这两种表述，乍一看好像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但实质是不一样的。问“到底何谓可持续发展？”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在那里，是要人的认识去正确地反映它。问“到底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乃是说究竟如何做才可以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显然，后一种提问方式是更准确的。因为，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既有的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只需我们去探究它的真相、它的本来面目。它不是这样的；而是人类社会未来需要走上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如今还没有被人走出来。尽管走这条路具有历史必然性，即所谓人类未来的必由之路。那是指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发展)，将不得不走上这条路。但这并非说，这条路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来。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要认识的“可持续发展”是属于“应然”性的东西，而不是“实然”性的东西。我们现在需要探讨和研究的是到底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到底怎样走出这样一条路来？显然，目前我们给予“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不能完全满足这个要求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大概有这样四层含义：一、代际公平；二、代内公平；三、社会与自然之间、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和谐协调地发展；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为青年人潜能的发挥打造空间，提供条件。
这些含义，实际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所要达到的目标。诚然，这些目标仍是比较抽象的。比如，到底什么算是“代际公平”或“代际平等”？怎样做才算是今天的发展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再说，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是什么含义，它包括哪些方面？以往把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混为一谈。现在从字面上说，已把两者区别开了。但是，两者毕竟又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得很紧密。以至于现在仍有不少人还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这里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居于什么位置？从人类历史上看，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进步。如今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经济的发达状况来区别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它的强国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继续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它的落后地位、落后面貌，更需要集中精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经济建设。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然而，我们知道，只要有生产，便会有对环境的污染。如今我们说，工业生产对人类环境的破坏最大。其实在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等，同样对环境造成污染。只不过那些生产的规模小，生产力较低，因而对环境污染的规模和程度也就不如工业生产那么显著。有人以为，高科技生产对环境的污染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高科技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可以说更高，更难治理。比如，核废料，至今没有一个安全的处理方法。电子信息废料，也一样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一些信息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常把它们的电子信息垃圾运送到欠发达地区去。就是因为要处理这些垃圾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和物质生产是结伴而生、结伴而行的。哪里有物质生产，哪里就会有污染问题。只不过是随着物质生产的类型不同，污染的规模大小和严重程度的轻重，也有不同而已。
因而，摆正经济建设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便是实践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与此相关的属于基础性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怎样理解持续发展？持续发展中是否包含暂时的停滞？贫穷与环境退化的关系？贫富两极分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不断地探索，才可找到较为合理的答案。
除了上述基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理论价值，它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实践价值，在于它能够指引人们真正走上那条健康之路。即它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品格，那么，它便变成为新时代的“乌托邦”。可操作性是一种实践理性，是由理论理性转化为实践的关键一环。所以，可操作性还属于认识的阶段。但它和理论理性不同，它不是属于纯理论性的，而是按照纯理论性的方向和要求，创造出实践的模型(包括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指标要求、计划步骤，等等)，为具体的实践提供蓝图。它是介于基础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实践性理论。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没有可操作性，或者仍然停留在纯理论的阶段，那就像一朵不结果的花，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乌托邦，只能让人在心理上向往而已。可见，可操作性对一个理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虽然可操作性隐藏在一个理论的本性之中(也有些理论可能永远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它却需要人们去揭示、去挖掘。可持续发展也属于这种理论。它的可操作性，也不是那么直观地浮现在人们面前的。比如，人们为了现实的生存、生活得富裕乃至最大地积累财富，总要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句话，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需求。那么，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该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来开展满足当代人需求的活动，即它不应该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可能。那么，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实现这一公平原则呢？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它需要我们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探究。揭示不出它的可操作性，这一原则便是一句空话。同样，要实践代内公平原则以及其他的原则与要求，也都需要研究和揭示出它们的可操作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性，比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理性的探究更重要，更有现实意义，难度也更大。因而，必须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在可操作性的层面上，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当然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即不可能找到一个永远合适的模式。它会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一个合适的模式，总会为另一个更合适的所取代。认识永远不可能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来说，还有一类是属于对它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因素构成，其中既有确定性的因素，也有不确定性的因素。比如，许多突发性的灾害，便属于不确定性因素。像风灾、水灾、虫灾、火灾、地震、泥石流、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突发的传染病、流行病，等等，这些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这些灾害，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笼统地可称为不确定性因素。当然，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未必都是坏事。但它们的到来，常常让人们感到意外，感到突如其来，令人吃惊，叫人瞠目结舌。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中，有些是人为造成的，有些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有些则是人为与自然兼而有之的。对于那些灾害，有些可以实现短期预测，有些则根本无法(在目前条件下)预测。所以，对有些灾害可以做些预防工作，有些则还无法预防。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它都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构成影响。即所谓数不清的意外，常常搅乱了人们的各种安排。然而，凡能事先有所认识，能够预测到并有所准备的，和那些根本没有能预测到以及没有丝毫准备的，其结果却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观察、监控和研究。
对于认识论来说，所谓不确定性因素就是未知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未知因素的一部分。因为，未知因素中还有确定性因素)。即指那些还没有被认识的因素。由于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客观事物，所以，对人的认识来说，不确定性因素将永远存在着。但我们却可以不断地将它转化为可认识和预测之物。如果从复杂性系统来说，不确定性因素就是非线性因素。但非线性因素，并非就是完全不可认识的因素。只不过对它的认识，需要用复杂性研究的眼光，通过复杂的认识过程，才能把握住它。比如，气象的变化，其中便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人们曾经认为，很难对气象变化做出准确预报。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气象学家洛伦兹对它进行电脑模拟试验，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应”，即一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以后，人们便逐渐地揭开了气象变化这个谜。如今不仅能进行比较准确的短期天气预报，而且，也能进行有相当准确率的中、长期天气预报。其准确度将随着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而提高。这就是说，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可以认识、可以掌握的。正像一位未来学家所指出的，通过复杂有效的信息搜集和分析工作，我们能够确认初期的预警信号，了解未知因素的构成，从而拟定可能的回应方式。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对可持续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认识，将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不确定性因素出现的情况复杂，可能率高，数量大，而且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层出不穷的。这就决定了对不确定性因素的认识，将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总之，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上，既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又有不少盲点等待着人们去解决。认识的这种过程性，便决定和制约着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一个过程。
其次，既得利益调整的艰巨性，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个过程。
可持续发展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上提出来的，同时，又是在一个既成的现实世界里来实践它。在这个既成的现实世界里，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人们的既得利益是极不相同的。现实世界的不公平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且，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且以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公为例。在这里，既有“北”富“南”贫的差距，又有少数发达国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更大差距，更有少数豪富群体与多数贫困群体的极大差距。就是说，全球北方的国家并不都是一样的富，南方的国家也不都是一样的穷；在富裕的国家里有相对贫穷的群体，在贫穷的国家里也有相当富裕的群体。这些富国、富人虽然数量少，但他们在全世界占据的财富的份额却相当大。据有关资料，世界上1％最富裕人群的收入相当于57％最贫穷人群收入的总和。发达国家大量地消耗着世界的原材料和能源，贫穷国家却连医药品甚至吃饱饭和喝上清洁水都难以得到保障。比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它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所占世界的份额却远远高于它的人口份额。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召开的时候，美国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24％，消耗的原材料占世界原材料消耗量的30％。1992年以后，到2002年约堡峰会前，美国主要的能源消耗量增加了21％，原材料使用量增加了10％。当然，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13％。这说明它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对个别污染源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但它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却仍是在大量增加。
虽然美国已开始采取某些措施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但是正像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所指出的，它“现在距离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还差很远”，“美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有很长的路要走”。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达到美国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那么我们还需要四个地球。
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公平，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财富的占有、对原材料与能源消耗上的巨大反差，而且还表现在富国大量消耗的自然资源，却来源于穷国；他们尽情享受社会财富，却又把环境污染转嫁给穷国。很显然，对全球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富国应该负主要责任。
如前所说，世界上既得利益的不公平，并不仅仅表现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财富的分配和应该承担的环境污染的责任，也是很不公平的。常常也是少数人占有一国的大部分财富，多数人却很贫穷。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那里，少数人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不惜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而把对环境破坏的后果留给了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有的把污染严重的工厂搬迁到贫困地区，有的则不顾公共利益把污染物偷偷地排放到公共河流里。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同样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广大的贫困地区来说，他们承受的环境恶化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首先为了能生存下去，进一步为了发展自身，但又没有发展的资本，于是不得不以忍受环境破坏为代价，出卖资源，以减少贫穷。他们一方面要接受世界上发达国家施加的不公平，另一方面还要接受本国富裕群体施加的不公平。他们的发展，是以付出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亚洲开发银行2002年发表的地区评估报告指出，现在，该地区环境恶化是普遍现象，而且势头有增无减。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面临危机。亚洲河流河道容纳的污染物是全球平均值的4倍。河流中的有机物污染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其多数大型城市的铅污染超过了安全线；其中东南亚最为突出。亚洲地区空气中悬浮微粒(引发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因素)的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是发达国家正常值的5倍以上；其中中国和南亚的问题尤其严重。亚洲人均森林覆盖率为世界平均值的35％。而且亚洲的森林还在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同时消失的还有数以百计的物种，等等，不一而足。总之，除了新加坡可能是个例外，所有亚洲地区的环境质量几乎都在恶化，其中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环境危机最为严重的地方。
亚洲的环境质量如此地恶化，为何不积极治理呢？最直接的原因是环保资金严重不足。各国政府在环保上的投入普遍较少。其中投入最多的是日本。它每年用于环保的资金，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8％～2％。而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为0.5％～0.7％。
那么，为什么亚洲各国政府不拿出更多的钱出来呢？这和问国内的贫困地区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出来治理环境是一样性质的问题。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惜金(资金)如命，总想把钢用在刀刃上。至于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到底对不对，暂且不说。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这里涉及对人们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
贫穷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好容易换来的一点资金，你又让他投放到治理环境上，这对贫困地区来说，的确是很为难他们的。
全球环境的治理，理应全球一盘棋。首先应该说，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大家不管贫富强弱，都应该来参与。其次应公正地说，发达国家、富裕的地区和人群，应该多出资金，多做贡献。但这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里也涉及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问题。美国布什政府拒签《京都议定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各个国家承诺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都有一个具体的百分比指标。这是一个多边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美国曾经承诺的减排目标是7％。可后来布什政府上台后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要通过对企业提供奖励，即鼓励企业、农场主和个人自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税务刺激措施，同时寻找替代能源、提高节能效果和开发减少污染的技术等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布什声称，这一措施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即到2010年)内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目前的水平上减少18％。
布什的这一方案，表面上看，他也承认了需要采取措施对付全球气候的变化。但是，这是表面的。它没有任何硬指标和具体措施。所以，他遭到了许多方面的批评。该方案一提出，便立即受到了美国国内民主党和环保组织的批评，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对于减少据信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毫无助益。印度科学和环境保护中心的尼兰·辛格指出，这个计划将继续保护美国的那些造成污染的大公司。
比利时能源大臣德勒兹说，布什的新战略不是非常道德的。这有点像在说，财富归现在的人，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孩子或非洲和亚洲的人们。印度的环保专家也认为，这是要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其实《京都议定书》只是改善地球环境的第一步。它只是对各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给以限制。美国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它的政府却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翰·霍顿所指出的，现在人们都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环境污染源。美国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却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5％，而美国政府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后又提出了他的替代方案呢？布什政府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竭力维护美国特别是它的某些大公司的既得利益，不愿承担它本来应尽的多边的治理和维护全球环境的义务。
这也告诉我们，尽管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各国都有利，对当今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有利，但要真正实践它，便会碰到对既得利益的调整问题，便会困难重重。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在制定治理涉及给环境造成影响的每一个行动计划时，都会矛盾重重。比如，关于降低化学物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计划，关于解决十几亿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的问题，关于开发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给“可再生能源”界定的问题，等等。就是说，凡是涉及对既得利益重新调整，诸如提供额外的资源或资金等，便会互相推诿，讨价还价。总要通过多次谈判和协商，才能达到共识。不仅各个国家相互间是如此，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也是如此。
既得利益的调整将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过程。在治理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以及各国的富裕群体，虽然他们应该多负一点责任，多做一些贡献，但是，却不可能采取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办法，更不可能用“劫富济贫”的方法，而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制订比较公平的、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同时，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和通过贫困地区自己的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从而赶上世界先进而富裕的生活水平。当然，在这里，贫困地区的人们还必须认识到，单单提高经济增长率也不能实现脱离贫困的长期目标，而必须采用能为后代保存自然资源的方法，等等。总之，在调整贫穷落后地区与富裕先进地区的既得利益时，我们要尽力使贫穷者有尊严，落后者能自强，富裕者能高尚，先进者能谦恭。所有这一切，也就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三，观念深处转变的艰难性，也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还要求人们在观念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不易性，也决定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在人类实践负效应的基础上，具体地说，是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的、片面的甚至畸形的发展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它既标志着一种旧的思想观念已被突破，又反映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的诞生。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反映在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人生观、科学观等诸方面。过去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主客观关系，在这里必须“客随主便”，为我所用；现在知道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必须和谐协调地相处。过去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增长，甚至认为就是要发展经济；现在知道社会发展必须通过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协调才能实现。过去认为只要对个人有用(有价值)的，就应该去做，去奋斗，现在知道除了应从个体主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应从类主体的角度处理问题，即应考虑到代内的公平和代际公平。过去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和幸福就是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追求(这是就整个社会的总体倾向来说的)，现在知道这种无节制的物质追求是绝对要不得的。过去总把科学当作真理和进步的代名词，现在知道这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其实科学还有社会属性、人文属性方面，即看它是为谁掌握，如何开发应用，为谁服务；同一种科学技术，开发应用的目的不同，其社会后果便有极大的不同。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形成，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的结果。若无实践负效应的结果，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人们便不可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若无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仍然被原有观念束缚着，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便不可能形成。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需要靠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样，它的实践以及在全球的持久实现，确切地说，更需要靠全世界人们有一个思想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首先，实践可持续发展是全球人的事业，必须通过全世界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
任何一个新理念，总是由少数先进人士根据实践的新情况，敢于冲破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亦是如此。就是说，它的提出和形成是由少数先进人士做出的，尔后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应该说，到现在为止，真正认识到它的极其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仍然不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但实践可持续发展和提出可持续发展，却不相同。实践可持续发展不是少数人的事，也不是少数人、少数地区能够做成的事。而是必须全球所有地区、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做才能做成的事。因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直接敌人，它是没有国界的。水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是绝对没有地域界限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环境污染源，它所造成的污染，并不是只局限在美国的国土范围内，只对美国有害。它所排出的温室效应气体和其他国家排出的一样，都一起汇集到高空，影响大气的臭氧层，再返回来影响地球的气温，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少化学物质以及其他对人类直接或间接有害的物质，也会通过水的循环和空气循环影响到世界各地。陆地污染在短暂的时间内，可能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但从长远看，它的危害同样是带有全球性的。这就决定了治理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绝不是一些地区、一些人参与，而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人仍然我行我素所能做到的。如果一些人参与治理，另一些人照常搞污染，那样，全球的环境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你治理了，别人造成的污染一样影响到你这儿来。这大概也是许多国家对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反应强烈的原因。
正因为治理环境污染等是全世界必须一起行动的事，这就要求各国的人们都一起来参与此事。那就要求大家都能认识到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要认识统一了，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但要全世界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水平的认识，那是谈何容易！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之所以会拒绝在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与国际合作，说明它国内的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应有的认识；否则，它的政府在国内就会丢失选票，就不敢那样做。一个科技文化发达国家的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尚且如此，要全世界的人都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那就更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事了。
其次，实践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性行动，人们从理性上把握可持续发展理念，将需要一个过程。
实践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全球的人都来参与，而且要求人们自觉地参与。因为，实践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性的行动。对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整体性，单凭感觉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凭理性才能把握到它。感觉只能触及到事物的局部，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只从感觉的角度，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有的人感觉得到，有的人也许就感觉不到；只有理性才能把握住它对全球的影响。感觉只能体味事物的短暂方面，理性才能把握它的长久方面。吸烟对人体健康是好是坏，感觉只能感受到一时的“痛快”，理性才能把握住它的长期效应。感觉只能认识到事物的表面，理性才能把握到事物的内在机理和本质方面。对人体有害的气体，嗅觉器官只对那些扑鼻难闻的或者令人窒息的气体有感觉，而对另一些虽然是无色无味的，但仍然是有害的气体就感觉不到；只有理性在把握到它们的机理之后，才能(通过仪器等)捕捉到它们。感觉只有个体主体才能体会得到，而理性则可以使群体主体和类主体都把握得到。随便丢弃一节废电池或一个塑料袋，个体主体只能感受到“这样做”的“方便”，而“这样做”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则可通过理性为群体主体和类主体所把握，等等。总之，正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人们只有从理性上把握住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改变自己的自然观、社会伦理观和人生观，也才能自觉地、真正地、正确地实践它。
所谓从理性上把握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要人们在思想观念深处实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新、旧观念的转变。少数先进人士有了那些转变，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现在只有让大家都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才可能让可持续发展由理念变为现实。相比较而言，少数先进人士实现这种观念转变，比起要大家都实现这种转变，可能还是要容易些，简单些。要大多数人都能从理性上把握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还要冲破习惯势力的藩篱。在这里又不能用强迫的手段，而必须用宣传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舆论的方法。所以，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而是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能让大家从思想深处达到共识。
再其次，从可持续发展理念自身观念组成的复杂性方面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完善必定有个过程，这也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
如果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思想观念构成来说，那么，它便不是一个单一的理念，而是一个复合理念。它是由多种思想观念构成的一个新的复杂的观念系统。它包含着反映多个方面关系的思想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反映多个方面思想观念变革后的新的观念统一体。如前所说，它既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变革，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变革，还反映了人与自身关系的观念变革。可持续发展理念则是集中统一地反映了这些经过变革而形成的新观念的整体。所以，它不是那种只反映客观事物某一种关系的单一理念，而是反映了客观事物多种关系统一整体的复合理念。
这里应该指出来的是，所谓可持续发展理念“反映了……关系的观念的变革”，说的只是“应然”的要求，而并非“实然”状况。即使从“应然”方面说，情况也很复杂。总体上说，为了适应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人的观念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变化。但是，就目前我们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看，在这几个方面人的观念到底应做怎样的变化，应该说我们是又清楚又不清楚的，或者说，有些方面清楚，有些方面又不清楚。比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主、客二分特别只把自然环境当作主体可以任意支配、任意掠夺的对象的观念，要树立起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观念。这一点似乎是明确的。但是，到底何谓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主、客二分，又怎么确切的表达呢？中国古代有所谓“天人合一”的表述，那就表述得准确吗？如何能让人理解它的真切含义？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到底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还是两个系统即所谓内部系统和环境系统？同时，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必然要扩大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加强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力度。在这里又怎样体现“尊重”、“爱护”、“和谐”、“协调”呢？当然，“改造”并不等于就是“破坏”，“建设”也是改造。砍树是改造，种树也是改造。但不管砍树和种树，都会改变现有的环境，这里怎么体现和谐协调呢？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怎样充分体现和谐、协调？等等，这些问题，似乎又不是十分清楚的。又比如，在人对自己的要求上，从观念变革方面说，方向并不是很明确的。人对自己的物质欲望该不该有所节制。如果应该有节制的话，那么，应在人类发展的什么阶段，在什么条件下，在哪些方面，应有什么样的节制？如果不应有节制，会不会发生物欲的恶性膨胀，从而毁掉可持续发展，最后毁掉人类自身呢？人到底应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等做什么样的调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现在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都是很难解答清楚的。
总之，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由多种新的思想观念有机构成的一个新的观念集合体。在这些新观念中，有的已然成熟；有的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的则是只提出了对原有的必须加以变革，至于如何变，向哪个具体的新方向变，还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可以说，有些方面的新观念还只是初露端倪，人们对它的真面目还没有看到，对它可能是什么样子，也还猜不透。这些不成熟、不完善和“初露端倪”的“新观念”，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和完善。自然，这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新观念由提出到完善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由旧观念到新观念的变革过程。对一个具体的观念是如此，对作为多个观念集合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说，更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还只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组成它的新观念的“应然”要求来说的，对于由“应然”变为人们的“实然”状态，同样要有一个过程。不过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理念的形成过程即由旧理念变革为新理念的过程，和由理念变为人们的实然状态过程即新理念为人们所掌握的过程，并非是决然分明的两个过程，而是互相交错地发生和发展的同一个过程。
新、旧理念的变革和新理念为人们掌握的过程性，自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理念的实践是一个过程。
从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到2002年约堡地球峰会间，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的进展比人们预期的要迟缓，要不顺利得多，比客观实际需要的更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可持续发展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不够完美；二是在实践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很复杂，特别是涉及对人们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需费时间；三是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转变更非易事。这些都决定了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但是，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消极地慢慢来，一切都可以无限期地等待；而是要我们看到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更加不懈地为之努力。目前的情况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加深；生态问题让人忧心忡忡。这就要求人们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投入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让政策、知识和技术，都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是一条造福于全球人民的光明大道。为了迈向这条大道，我们应该加强各方的协作研究，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论总是有着先导的作用，理论研究必须先行。其次，应加强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实践性理论的研究，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比如，在涉及对人们既得利益需要调整的问题上，需要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和方法。在这里，“双赢”往往比“单赢”的概率高，损失小。再次，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必须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事，不因事小而不为；凡不利于环境的事，不因事小而为之。大家都这样做，地球环境的改善是大有希望的。让我们与地球共荣。
总之，可持续发展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程，又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紧迫性和过程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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