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化及对中国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启示论文,体系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Freeman等人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以来，学术界就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然而，在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1]，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难以独善其身，局限于国内要素联系的创新体系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2]。在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中引入国际化变量，对于揭示国家创新体系开放运行的内在机理，促进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1 文献评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科技全球化[3]和研发国际化[4]问题逐步引起了广泛关注，企业研发国际化、创新体系国际化等成为焦点议题[5]。
跨国公司是研发国际化的载体。Patel和Vega[6]、Gerybadze和Reger[7]等学者根据东道国和母国的各自优势，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复杂化的跨国公司研发组织全球分布模式。徐康宁等[8][9]进一步考察跨国公司研发组织全球分布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问题，陈劲等[10][11]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正在转变，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模式，冯德连[12]则认为中国应采取自主创新为主、模仿与合作创新为辅的组合模式。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测度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3][14]基于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先后提出了专利合作、国际技术平衡表、专利发明的跨国所有(cross－border ownership of inventions)、研究的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search)等指标衡量创新国际化水平。Rycroft[15]探讨了全球化和技术协同演化的指标。作为后发国家，科技全球化对中国科技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薛澜和沈群红[16]指出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重构国家创新体系，江小涓[17]则提出利用全球化机遇提升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是后发国家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应对措施，为此国际化的模式和路径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模式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选择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为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衡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为国际化模式和路径定量分析奠定了经验基础。本文拟将技术流动变量引入创新体系分析框架，阐述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内涵，建立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化分析框架，通过G7国家模式演化路径识别和中国国际化路径选择，为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理论内涵、分析框架和指标选取
2.1 理论内涵
Carlsson认为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是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特征，国家政策在国际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江小涓定义的科技全球化是技术和研发能力大规模跨越国界转移，科技发展的相关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9]。人才、经费和设备等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国际化的重要表征，其实质是相关要素隐含的显性或者隐性知识的跨国流动，技术(知识)跨国流动是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表征。
图1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过程
图2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分析框架
从投入产出的视角而言，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通过研发投入获得创新产出的系统。研发投入是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只有达到一定的研发强度才有可能将新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同时消化和吸收国外流入的技术；而国际化是为了利用国际技术资源、改善创新效率，进而提升创新能力。
国际化是创新体系开放的条件，而创新体系则是国际化的基础。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是以研发经费投入为驱动，技术跨国流动为表征，创新能力成长为导向的开放式创新活动(见图1)。通过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创新能力的关系组合，能够定量描述创新体系国际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模式，进而在时间维度上刻画模式的演化路径。
2.2 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二维矩阵法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化。二维矩阵法是管理学领域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一般而言根据事物(事件、工作、项目等)两个重要属性作为依据进行分类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具有直观清晰、注重分类、尊重经验曲线等优点。本文在传统二维矩阵研究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通过描述不同时间段样本国家在二维矩阵的变化轨迹，刻画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的演化路径。
根据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分析框架(图2)，研发强度—技术流动、技术流动—创新能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可以划分为低－低(LL)、低－高(LH)、高－高(HH)、高－低(HL)四种不同的模式。将研发强度—技术流动、技术流动—创新能力组合形成8种不同的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创新能力模式，具体包括低－低－低(LLL)、低－低－高(LLH)、低－高－低(LHL)、低－高－高(LHH)、高－低－低(HLL)、高－低－高(HLH)、高－高－低(HHL)、高－高－高(HHH)等。通过样本国家在图2矩阵中的位置，可以识别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模式；样本国家在矩阵中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够刻画国际化模式的演化路径。
2.3 指标选取
本研究选择七国集团(G7)作为研究样本，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近年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序不断攀升，G7国家在经济总量规模方面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鉴(与中国具有可比性)；二是，G7国家均为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可以作为中国学习的标杆；三是，创新体系国际化存在四种类型：传统型(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现代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扩张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化)、追赶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国际化)[18]，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是创新国际化的主导类型，其历史悠久的国际化过程能够给路径刻画提供丰富的经验资料，为中国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技术跨国流动(RP)采用技术国际平衡指标。OECD[13]提出运用专利合作、国外来源研发经费比例、技术国际平衡等指标衡量创新国际化，其中专利合作虽然体现创新活动的国际化过程，但是难以衡量东道国和母国在合作中的主次关系；国外来源研发经费比例仅仅考虑了创新对内国际化，没有包含对外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技术国际平衡①包括了技术贸易(专利转让、非专利发明的转让、专利许可证、公开诀窍)、商标(设计、图样)的交易(销售、许可证、特许权)、带有技术内容的服务等内容，能够全面衡量创新体系国际化。技术国际平衡具体包括技术国际支出(technology balance of payments:payments)和技术国际收入(technology balance of payments:receipts)两指标。
创新能力(TP)采用百万人拥有三方发明专利数指标。三方专利是指同时获得美国(USPTO)、欧洲(EPO)和日本(JPO)专利局授权的专利。目前学术界通常以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发明专利作为国家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例如Furman、Porter和Stern(FP&S)[19]，Hu和Mathews[20]，范红忠[21]等人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USPTO专利的创新性毋庸置疑，但是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还包括了日本和诸多欧洲国家，如果仅仅采用USPTO专利可能会对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分析产生误差。
研发强度(RD)选择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ERD/GDP)。研发强度是衡量国家创新投入和研发水平的核心指标，也是测度国家创新能力和判定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指标。上述指标数据来自0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指标时间序列为1985－2007年。
3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趋势及模式演化
3.1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趋势分析
技术跨国流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方向性，技术国际平衡中的支出(payments)表示技术流入(P)，技术国际平衡中的收入(receipts)表示技术流出(R)。运用二维矩阵对1985年和2007年G7国家技术跨国流入—流出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3。
1985年仅有美国和英国在对角线的上方，多数国家在对角线的下方，2007年所有的样本国家均转移到了对角线上方，这表明从1985－2007年除美国和英国之外的其他G7国家均实现了从技术国际净支出向技术国际净收入的转变。由于早期创新体系国际化主要是传统型，技术流动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只有美国和英国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净收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参与到创新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型的国际化类型逐步实施，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开始凸显，所以G7国家均实现了净收入。
虽然2007年G7国家技术国际收支均实现了净收入，但是其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1985年除美国之外的G7国家所处位置比较相似，2007年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聚集在一起，德国、英国和日本沿对角线分布，其中德国距离对角线较近。美国始终处于领导者的位置，不仅技术国际收支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G7国家，而且一直维持较高的技术国际净收入。
3.2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化路径
在技术跨国流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识别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创新能力模式演化路径。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为均量指标，为了保证指标具有可比性，选择技术净收入比＝(技术国际收入－技术国际支出)/(技术国际收入＋技术国际支出)作为技术流动的衡量指标。由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和加权综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图3 1985年(左)和2007年(右)G7国家技术跨国流动分析
运用二维矩阵对规范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附图1。虽然均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但是创新国际化模式及演化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见表1。
从研发强度(RD)—技术流动(RP)模式演化路径来看，加拿大和日本的起点和终点比较一致，基本上遵循了由低向高的演化历程，即LL向HH模式演化；意大利和德国的起点和终点比较一致，其中德国的演化轨迹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最后均实现了向HH模式的演进；英国和法国的起点和终点比较一致，在HL和LH之间徘徊，研发强度和技术流动同步性较差，互补性比较明显。美国研发强度—技术流动模式演化路径比较独特，不同于其他国家从低向高演进或者在高低之间徘徊，美国是从高向低演变。
从技术流动(RP)—创新能力(TP)模式演化路径来看，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G7国家演化路径的起点和终点比较一致，实现了从LL向HH模式的演化，其中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直接实现从低到高的转变，而法国、德国和英国则经过了LH模式的过渡；美国的散点图呈现弧形曲线，呈现出从HL到HH再到LH的演化路径。
从研发强度(RD)—技术流动(RP)—创新能力(TP)模式演化路径来看，加拿大和日本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LLL模式向HHH模式演进；德国和意大利在研发强度方面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逐步从HLL模式向HHH模式演进；法国和英国在研发强度方面却有所下滑，逐步从HLL模式向LHH模式演进；美国的演进路径具有自身的特色，研发强度经历了下降之后又上升，技术流动有所下降，创新能力逐步上升，国际化模式实现了从HHL模式向HLH模式的演进。
4 中国与样本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比较参照系
G7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化路径是历史经验的刻画，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路径选择是面向未来的预测，以G7国家作为中国国际化模式路径选择的学习标杆，首先需要从经济发展阶段、创新发展阶段、创新国际化环境等方面建立中国与G7比较的参照系。
4.1 中国与G7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参照变量分析
无论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②，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四阶段理论③都将科学技术创新的贡献作为发展阶段描述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阶段可以作为创新发展的基本参照。通过创新体系国际化系统变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参照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选择影响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演变的经济发展阶段变量。这里主要选择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作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变量，其中产业结构采用服务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指标，经济水平采用人均GDP指标。
根据表2中相关性分析结果，各国研发强度与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的显著性不强，技术流动、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阶段变量呈现显著相关性。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经济水平与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创新能力的相关性比较显著，法国产业结构与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创新能力的相关性比较显著，美国和意大利经济发展阶段变量与技术流动、创新能力相关性比较显著，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变量与创新国际化变量均比较显著。从G7整体的相关性分析来看，经济水平与创新国际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无论是显著性水平还是相关强度方面，均优于产业结构，所以经济水平作为参照变量更为合适。
4.2 中国与G7国家创新发展阶段比较参照变量分析
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资源依附型、创新驱动型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创新发展阶段是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参照变量。研发强度或者创新能力水平是创新发展阶段关键衡量指标[22]，技术流动和研发强度、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研发强度与技术流动，研发强度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仅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相关性显著，且英国研发强度与技术流动呈现负相关，研发强度并没有增加其技术国际净收入，相反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原因是G7国家创新体系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研发资源存量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研发强度年增量也基本上稳定在一定的区间，变化幅度不大，相对而言技术国际净收入和创新能力水平增长比较快。技术流动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较强，除法国不显著、美国负相关之外，其他国家均呈现正相关，说明技术流动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关系，技术国际净收入增加也是创新能力增强的表现，而技术国际净收入也会影响创新能力提升。
一方面，选择与技术流动相关性较弱的变量作为参照，有利于通过参照变量比较技术流动变量；另一方面，研发强度是创新系统的投入环节，可以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调节变量，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而创新能力是国际化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基于上述考虑，选择研发强度作为创新发展阶段的参照变量。
4.3 中国与G7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环境比较分析
除经济和创新发展阶段差异之外，创新体系国际化环境是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变量，创新国际化环境决定了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可能的路径。
首先，中国创新发展的技术体系与G7国家历史时期的技术体系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40年代末，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开始爆发，信息技术处于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和先导地位。这场新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并迅速扩展到西欧、日本等其他地区。目前G7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则提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让两步并成一步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微电子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而这些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导技术体系。
其次，中国国际化环境与G7国家历史时期国际化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创新体系国际化是技术跨国流动的过程，而技术跨国流动的主要载体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才、经费和设备。从欧洲到美国，再到日本、韩国和东亚地区的转移；从传统制造业到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的转移，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国际化只是少量的研发和人员流动，还没有涉及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接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的产业转移，然而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当前迫切需要面向新技术革命、依托新技术体系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其中创新国际化均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5 中国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路径选择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创新发展阶段参照变量和创新国际化环境比较分析，建立了中国与G7比较的参照系(见表4)。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与G7国家20世纪60－70年的水平相当，虽然各国的年份不完全一致，但是前后相差不大，其中美国最早、意大利最晚，通过经济发展阶段难以准确判断中国可能选择的路径。
从研发强度来看，从1981年到2007年德国和美国的研发强度基本维持在2.5％左右，日本则是从2.33％稳定增长到了3.4％，英国呈现下降的趋势，法国基本维持在2％左右，意大利整体水平较低，在1％左右徘徊，加拿大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2009年的研发强度为1.7％，和加拿大1994年的水平相当，未来的走势可能和加拿大1994年－2005年发展经历类似。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发展目标，201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要达到2％，到2020年研发强度要达到2.5％，也就是说未来1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将和法国的水平相当，但和德国、美国和日本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研发强度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趋势上可能与法国、德国不符。
进一步考虑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面临的技术体系和国际环境。一是，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在支撑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同时，还要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革命的需求，研发强度的增强速度要快于G7的历史水平；二是，由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阶段，短期内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难以替代传统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传统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改造和升级仍然是主要任务；三是，中国还将继续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转移获得了大量的技术流入，通过产品出口带动技术流出，航空航天等领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综上，中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可以选择加拿大和日本的模式，即LLL模式向HHH模式演进，其中加拿大是LLL→HHH路径，日本是LLL→LHH→HHH路径。技术流动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表征，但是技术流动的目标是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大量的技术引进并不一定能获得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来自外资企业④。“以市场换技术”的国际化模式实现需要东道国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进而形成技术流动与创新能力之间显著的协同关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研发强度，通过增加创新投入促进技术跨国流动和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是比较适合中国创新国际化的路径，即选择LLL→HLL→HHH的国际化路径。
6 简要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简要结论：
第一，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概念出发，通过研发强度、技术流动和创新能力指标建立了国际化模式分析框架，并以G7国家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和日本从LLL模式向HHH模式演进；德国和意大利从HLL模式向HHH模式演进；法国和英国逐步从HLL模式向LHH模式演进；美国从HHL模式向HLH模式的演进。
第二，在经济发展阶段、创新发展阶段和创新体系国际化环境等国际比较参照系讨论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创新发展战略，中国比较适合LLL→HLL→HHH的国际化路径。中国创新国际化的路径实现首先是提高研发强度，实现从LLL向HLL模式的转变；其次是技术流动和创新能力协同提升，实现从HLL向HHH模式的转变。考虑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⑤，政府的创新政策以技术创新供给端为主，研发供给推动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仍将是中国主导的创新模式。当前国际化的首要任务不是增加技术引进或者促进技术出口，而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强度和研发效率，提升创新自生能力，获得国内市场的主动权；在具备了一定的研发基础和吸收能力之后，加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力度，促进本土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进而实现技术流动和创新能力的协同提升。
注释：
①资料来自OECD编写的技术国际收支手册，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研究会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②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的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
③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发展要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竞争优势并不相同。见Porter 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90.
④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达到3769.3亿美元，贸易顺差为670.8亿美元，然而出口额中外商独资企业占67.49％，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企业占到了16.81％，合计为84.3％。数据来自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9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状况分析[R].科技统计报告，2010年第3期。
⑤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