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荷兰病”效应：旅游负面经济影响研究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荷兰论文,负面论文,效应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早在19世纪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局长博迪奥(Bodio，1899)发表《关于在意大利的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一文为标志，现代旅游经济研究揭开了序幕[1]。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旅游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旅游经济影响也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业的产业贡献、产业功能、产业地位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乘数理论、灰色理论、投入—产出模型、旅游卫星账户、回归—关联分析、CEG模型等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旅游产业经济影响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Andrew(1997)[2]、左冰(2002)[3]、Narayan & Prasad(2003)[4]、黎洁等(2009)[5]、郎需梅等(2012)[6]等。 但是，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重要缺陷之一是旅游业的积极经济影响研究被高度重视，而负面经济影响的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外尚未有学者对旅游业的负面经济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只是零散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旅游业负面经济影响的学术观点，如依邵华(2004)指出，旅游业会导致目的地的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并增加区域经济发展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7]；陈东田、吴人韦(2002)[8]、李天元(2006)[9]、谢彦君(2006)[10]等提到，过度依赖旅游业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理论渊源 (一)“荷兰病”理论 20世纪中后期，荷兰天然气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其他传统产业的萎缩，学术界将这类自然资源大开发却抑制了其他产业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产业结构失衡现象称为“荷兰病”。科登和尼尔瑞(Corden & Neary，1982)将一国或地区经济划分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三个部分，在假定了充分就业状态的基础上，构建了“荷兰病”经典理论模型[11]。该模型认为自然资源的大开发将导致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 Movement Effect)和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并引发“去工业化”现象和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上升现象，导致工业和服务业的衰退。其中，资源转移效应指劳动和资本大量转移到资源出口部门，导致可贸易的工业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同时，资源出口带来的大量外汇收入会导致本币升值，抑制了产品出口，再度削弱了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并最终导致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衰退。支出效应是指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出口，提高了区域的收入水平，进而带动了对工业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但由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增加的这部分需求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再度重创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二)资源诅咒假说 20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中东等地区的经济衰退，而资源相对贫乏的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经济却异常繁荣。这一反差的出现使得经济学界开始质疑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由奥蒂(Auty，1993)最早提出了著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12]。资源诅咒假说认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远比资源稀缺国家慢。因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反而是经济发展的“诅咒”。此后，萨克斯和沃纳(Sachs & Warner，2001)为代表，以不同发展中国家为例，通过大量的数量经济分析论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13]。 (三)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ps)是继美国经济学家沃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提出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之后，质疑比较优势理论而提出的重要学术论点之一。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或地区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产品，也能获得一定效益，却极易导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和条件恶化。据资料显示，“比较优势陷阱”的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王佃凯(2002)提出，认为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很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14]。 三、文献梳理 (一)“荷兰病”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 “荷兰病”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科登和尼尔瑞(Corden & Neary)作为“荷兰病”研究的代表人物，在1982年指出，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去工业化现象和汇率升值现象[11]。科登和魏恩贝格(Corden & Wijnbergen，1986)进一步分析了“荷兰病”效应对小型开放国家经济的影响及相应的经济政策趋向[15]。日本学者松山(Matsuyama，1992)通过引入非新古典假设的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释了“荷兰病”现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6]。萨克斯和沃纳(Sachs & Warner，1995)在松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再次证明了“荷兰病”现象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17]。还有学者(Auty，1993等)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荷兰病”效应，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或经济政策，以至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18]。漆艰明(1990)是我国较早涉及“荷兰病”研究的学者，他运用“荷兰病”理论，以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石油天然气开发为例，分析了真实汇率管理的相关原理[19]。周建、陈晓燕(1996)对尼日利亚、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石油资源丰足引发“荷兰病”做了分析[20]。此后，“荷兰病”研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常用于警示在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某一种自然资源的风险。刘佳(2009)就基于内蒙古煤炭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了“荷兰病”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警示[21]；应瑞瑶、周力(2009)通过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提出了绿色创新下的资源禀赋是破解“荷兰病”的重要途径[22]。 (二)“荷兰病”的适用性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我国学者结合国外关于“荷兰病”的研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荷兰病”在中国的适用性做了深入研究。龚秀国(2009)提出了“中国式荷兰病”的概念，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对我国农业产业[23]、区域经济[18]和城乡就业[24]的影响效应。之后，刘莉亚(2010)通过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阐述了“荷兰病”在中国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25]；李玫瑰、连序海(2011)对“中国式荷兰病”制约我国农业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和扩大海外投资等方式来缓解“中国式荷兰病”[26]；邢国均(2011)探讨了“荷兰病”在中国的变异，并提出了变异后的“荷兰病”在中国的特征[27]。 (三)“荷兰病”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初见端倪 “荷兰病”理论已经在我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但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荷兰病”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客观存在，但是还缺乏系统研究。哈维尔·卡普·帕里利亚(Javier Capó Parrilla，2005)等通过分析西班牙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在经济上过度依赖旅游业而导致的“荷兰病”效应是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远落后于欧盟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28]。科普兰(Copeland，1991)[29]和查奥、哈拉里、拉法克(Chao & Hazari & Laffargue，2006)[30]提出小型城市生产要素过分集中于旅游业，容易产生“荷兰病”，制约其他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简·雅克·诺瓦克和莫德赫·沙利(Jean-Jacques Nowak & Mondher Sahli，2007)利用经济学界关于“荷兰病”的文献，探讨了蓬勃发展的入境旅游对一个小型开放的海岛型经济的广泛经济影响[31]。哈维尔·卡普、安东尼·里埃拉·方特和杰乌姆·罗塞尔·纳达尔(Javier Capó & Antoni Riera Font & Jaume Rossello Nadal，2009)证明了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过度依赖旅游业发展，出现了“荷兰病”现象[32]。 国内学者徐洪罡(2006)提出了“荷兰病”在中国资源型旅游地中的传导机制，即政府对旅游开发利润的预期过高，导致对其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足；旅游业的过度投资，引起土地和其他资源要素价格的上升，进而投资环境的恶化；通过垄断资源开发实现的高额利润，导致了除旅游业以外的产业相对利润的下降，使得产业选择受限[33]。刘长生(2011)认为“荷兰病”在我国旅游目的地中存在，旅游产业的快速扩张虽然会提高旅游目的地社会福利水平，但“荷兰病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社会福利水平[34]。吕品、麻学锋(2011)提出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适度调整、防止“荷兰病”的出现[35]。左冰(2011)曾提出旅游发展有可能产生“荷兰病”效应，会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6]。徐文海、曹亮(2012)认为旅游部门的扩张会提高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挤出了以牺牲贸易品部门发展为代价的生产要素，即“荷兰病”效应[37]。左冰(2013)又采用计量分析法从省域空间层次对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检验并剖析了其传导机制，认为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增长作用表现为“诅咒”而不是“福音”[38]。 四、概念提出 (一)“荷兰病”是一种常见的经济产业结构病症 “荷兰病”作为一种新自然资源的发现与大开发导致其他产业发展受抑制而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现象，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除荷兰外，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澳大利亚、挪威、英国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出现类似的经济症状。在我国，“荷兰病”现象也广泛存在于在资源型城市中，尤其是在我国分三批确定的69座资源枯竭城市中“症状”较为明显。“荷兰病”的“病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某种自然资源而形成的资源经济依赖。所谓资源经济依赖，是指依靠区域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比较优势，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增长动力而形成的以能源、矿产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39]。具体表现为：资源型经济部门在经济结构占优势地位，资源型产品在区际或国际贸易占主体地位，经济对资源型生产要素的投入依赖性较强且代价较高[40]。 因此，可以发现，传统“荷兰病”的“病源”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区域内发现某一种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2)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3)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这种资源产业，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该资源产业的波动或衰退会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4)这种资源枯竭或产业衰退的可能性较大。 (二)“荷兰病”在我国区域旅游发展中客观存在 左冰(2011)曾提出旅游发展有可能产生“荷兰病”效应，会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6]。近年来，我国各地非常重视发展旅游业，许多地方把旅游业确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更是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作为“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无可非议。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形成了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出现了以云南丽江市、湖南张家界市、海南三亚市、安徽黄山市和四川阿坝州为代表的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旅游地。林毅夫(1999)指出，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一个或几个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41]。阿什沃思和佩奇(Ashworth & Page，2010)也指出，旅游业能够给区域带来持续的经济利益，但那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区域却从旅游业获利较少[42]。这类旅游地虽然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获得了“第一桶金”和巨大的荣耀，但其区域经济却陷入了过度依赖旅游业的“困局”，使其他产业发展困难重重，旅游业的关联带动效应明显下降，将旅游地锁定于“非最优”发展模式[33]。 这类旅游地存在着与资源型地区“荷兰病”类似的“病源”特征，主要表现在：(1)区域内发现了资源的“新用途”，即旅游价值；(2)旅游开发为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3)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产业，但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旅游产业的波动会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4)旅游业作为一种敏感性较高的产业，出现产业衰退的可能性较大。 (三)旅游地“荷兰病”效应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笔者以“荷兰病”和“旅游”作为关键词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旅游产业的繁荣有可能引发“荷兰病”效应[28，31]；二是旅游产业繁荣导致的“荷兰病”效应对旅游地社会福利的影响[34，43，44]；三是通过旅游经济其他领域的研究发现需要重视旅游引发的“荷兰病”效应[29，33，35-37]。但是，对于旅游产业引发“荷兰病”的现象本身却缺乏系统研究，因而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针对上述现象，项怡娴、保继刚(2007)提出“旅游经济依赖”的概念，是指旅游产业高速发展、其他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发展相对滞缓，高度依赖旅游经济的现象[45]；魏敏(2010)提出的“旅游资源依赖”是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优越的区域伴随着旅游的开发而兴起或发展壮大，旅游资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单一支柱产业的现象[46]。 综上，本文提出了“旅游地‘荷兰病’效应”的概念，是指旅游产业异常繁荣，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现象及其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该定义包括以下内涵：(1)旅游地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旅游业是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单一支柱产业；(2)旅游地国民经济发展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3)旅游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回归关系；(4)国民经济发展对旅游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较高，即旅游业的波动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五、结语 “荷兰病”是一种常见的经济产业结构病症，指一国或地区某一产业异常繁荣，而其他产业发展却较为滞后的现象。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旅游产业地位的不断提高，以云南丽江市、湖南张家界市、海南三亚市、安徽黄山市和四川阿坝州为代表的旅游地经济发展形成了对旅游产业的高度依赖，呈现出旅游产业异常繁荣，从而导致其他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的“荷兰病”效应，对其发生机制、传导过程、影响评价、调控对策等的研究将为旅游经济影响尤其是负面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