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源环境问题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退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环境问题论文,战略论文,背景下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态势，如气候异常、淡水匮乏、土地蜕变、农田萎缩。特别严重的是，环境破坏正在由点向面、由东向西迅速蔓延，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经济增长的成果就有可能会被环境破坏的浪潮完全吞没，甚至发展的根基会被完全毁坏。环境问题有隐蔽性、累积性，一旦显化，就有难以逆转性。对此，必须有极其清醒的认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进而考虑对发展的战略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既要保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顾及国土的承受能力。这是一对矛盾，要协调这对矛盾，主要应当正确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问题。
一、发展不平衡问题
中国发展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要满足全体人民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同时要促进国际地位的提升，保证国家安全。历史上，由于自然因素的变化以及不当开发的影响，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别，主要表现为东部和西部的差异，东部由于濒临太平洋而总体优于西部。基于这样的差异，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东移。到20世纪，自东向西经济文化梯度的加大已成不可逆转之势。1935年胡焕庸先生以“爱辉—腾冲线”划分的两部分人口差异，实际上是文化反差的一个体现。近代以后，随着殖民地色彩的加重，城市和乡村的反差也很快拉大，二元性结构问题相当突出。西部乡村则处于两种反差交集的谷底。
回首20世纪，中国有四次经济文化西进的过程：第一次是30年代抗日战争初期的战略撤退，第二次是50年代经济复苏，第三次是60年代“三线”建设，第四次是90年代西部开发。前三次西进项目基本上是工业项目，第四次则兼有工业项目和农林项目。这四次西进中，成效最大者当数第四次中的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天然林保护。林业项目之所以相对成功，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因素。至少在起步阶段，退耕经济补偿政策满足了农民的基本需要。西部大部分农村经济再生产能力低下，退耕还林还草的收益，在相当程度上不亚于耕作收益。第二，技术因素，任何技术的生长都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养护、植被恢复技术与当地民众的文化水平相适应。第三，社会因素。从根本上说，恢复植被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必然有相应的民意支持。总体来说，是因为符合西部的实际。
西部工业项目效益最显著者，当数与人力资源状况相适应的原有门类。前三次西进项目当中，除了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项目之外，许多由于受当地文化环境的制约，逐渐衰落了下来，大批科技人才又逐渐流回东部。第四次西进，不少项目与前三次有共同的境遇，还有不少项目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投资而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前20个城市中，有19个属于东部，只有一个属于中部。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能够得到长足发展的却是对环境破坏相当明显的项目，这些项目与东部相比，后果更加严重。因为，第一，这些项目在东部一般都有违背民意之势，而在西部则有迎合某种民意之势；第二，西部许多环境可以说属于中国的最后净土，也是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之处，一旦毁坏就难以修复，有的可能就万劫不复；第三，西部的资源环境状态不仅影响西部本身，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中部和东部。
历史和现实昭示，西部地区在全国资源环境系统中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如果揠苗助长，到头来可能得不偿失。之所以出现揠苗助长的行为，就主事者的动机来说也许是善良的，而思想方法值得商榷，即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长期以来，我们孜孜以求的一个状态是全国平衡发展，目的是达到全国各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看到解决经济体制采用全面出击方式的非现实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结果很快就突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东部迅速富裕起来之后，中西部与东部尤其是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收入反差开始凸显，这时，开发西部的呼声便逐渐强劲起来。中央在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把退耕还林还草、再造秀美山川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使得这次开发显示出相当成功的一面，但毋庸讳言，也存在着问题。由中国西部学者群体共同研究撰写的首部中国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指出，自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西部的贫困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地区差异仍呈扩大势态，西部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开发资金来源紧缺，科技教育体系仍不健全，投资环境问题成为西部招商引资的最大障碍。
既然找到障碍，顺理成章的任务似乎就应该是大力对障碍进行消除。改善投资环境，首要之点在于改变民众的观念，根本之点是提高文化素质。但这绝非一蹴而就之事，且不说提高文化素质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就是现有人才都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和海外。当然不是说可以放任这种局面的发展，而是必须承认这种现实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同时，投资环境还受到地理条件的严重影响，这一点在更大程度上对西部投资环境产生着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不可能是投资的主体，而对于任何社会投资者来说，唯一的决策依据就是效益。尽管不少人一再强调信息时代的经济已由“临海型”变为“临空型”，但“临海型”的优势绝不仅仅表现在物流成本方面，还有历史形成的各种设施条件以及由公众素质决定的社会环境方面，何况物流成本无论如何确实影响着经济效益，即使是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这种背景下，能在西部立足的必然大部分是初级产品生产项目以及东部地区的淘汰项目。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在西部立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原料获取方便，生产工艺层次较低；第二，地方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低下，甚至不对环境保护提出要求，这就可以使生产成本尽量外化；第三，尽管从长期来看，地方收益与损失远不对称，但仍然可以享受地方政府予以的优惠。以上三条，可以保证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外部性”现象，而是激励性的“外部性”现象。之所以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并不是因为主事者对事物的本质一无所知，而是非经济因素使然。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受政府力量驱动的市场经济，虽然交易机制受市场规律支配，但在项目的选取上，政府却有强劲的导向作用，而导向的动力则源于对经济数量指标的追求。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由于经济指标在政绩考核中权重很大，所以经济增长热度在地方呈不断上升趋势。经济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协调这种关系，需要有相当的思想境界和调控技巧，尤其是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背景下，要协调两者的关系更是有相当的难度。这在东部地区甚至在发达国家都不是容易之事，放在西部地区，情况就可想而知，要想追求速度，许多地方就只能粗放开发、甚至野蛮开发。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求富心态和环境方面的蒙昧意识，又为恶性开发提供了温床。
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滞后于东部，以致经济水平长期低下。与此同时，西部的自然资源却得到了相对保留，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能避免恶性开发，加上退耕多年的成果，中国就可能在工业化高速推进的同时，为自己留下一个相对充裕的资源储备空间，留下一个相对稳固的生态屏障。但如果要用全国“平衡发展”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无异于“竭泽而渔”，最后不仅西部资源会遭到毁灭，而且东部和中部也会失去发展甚至生存的根基。从世界范围看，亚洲的气候土地条件总体较为恶劣，中国又受到青藏高原隆起的特殊条件影响，气候还有更为恶劣的特点，在全球气候变异的背景下，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中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但也有可以非全面推进的一面，这就需要以辩证思维加以把握。所以，对于西部发展，一味强调加快改善投资环境，既无可能，也非必要。
二、非平衡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平常所说的平衡，实际上指的是“对称”，其中主要又指的是“空间对称”。所谓空间对称，指的是事物的结构以一定的中介进行变换时所保持的不变性。真实的空间对称，只有自然界的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才存在，而且是近似存在，例如晶体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随时间而改变，这种状态称为热力学的平衡态，该结构是死的结构。系统科学揭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任何一个有活力的要素集合即系统，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对称结构要实现进化即产生活力，必须出现对称破缺，即远离平衡态。耗散结构理论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当外界条件改变，使体系从平衡态偏离时，开始一段在线性区，服从最小熵产生原理，剩余熵产生随时间的变化大于零。当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个定值以后，剩余熵随时间变化小于零，体系失稳，有可能通过涨落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的状态。
热力学平衡是一种稳定状态，但非有序的稳定状态。哲学上所讲的平衡，实际上指的是稳定状态，即体系内部作用的矛盾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包括但并非仅指热力学平衡状态。一个进化系统总是处在远离热力学平衡的状态下，通过与外界不断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借助随机的涨落，从一个稳定状态跃迁到另一个有序程度更高的稳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序的产生必须以对称性的丧失为代价。原始地球是对称的也就是混沌的，后来因为对称破缺，出现了差异，才改变了混沌状态，成为生机勃勃的系统。所以，我们追求的平衡，应当是非对称的平衡，是动态的平衡。把平衡理解为对称性的平衡即恒定不变的思想，现在看来需要重新探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国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为弱小的革命力量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基于这种认识，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后来我们的失误，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国情把握的失误。我们曾经希望用均贫富的办法来消除贫困，结果是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当邓小平通过对中国发展的非平衡性把握领导改革获得成功以后，地区差异日益凸显。中国是否需要尽快消除地区差异？从主观上说，笔者与国内外许多关于消除社会不公的呼吁者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感情不能替代理性，愿望不能替代规律，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第一，中国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有时候即使在同一地区，经济活动的特点都悬殊甚大，因此经济政策应当有相应的差别，防止出现所谓“一方生病，全国服药”的窘态。例如，林权改革能调动个体职工和个体农户的造林积极性，但林权制度的改革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权制度的改革，对单纯经济效益的追求会造成天然林萎缩的后果，这种情况在天然林稀疏地区影响不会太大，而在天然林茂密地区就可能造成生态功能衰减的严重后果。
第二，对于国际比较要有正确的估量。例如，关于中国社会分配的不平衡状况，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我国还是一个城市化率较低的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还很明显，如果用全国城乡统一的基尼系数，与美国、日本等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相比差距肯定很大，但如果单纯用城市基尼系数相比差距会小得多。因此，对一些指标是否达到了国际警戒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产生误导。
第三，中国的社会发展差异尤其是东西部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差异有相当顽强的历史惯性。对于社会收入的反差，我们当然要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减小，但采取何种措施、持何种态度，都是应当认真考量的。如果措施不当，或者揠苗助长，可能会适得其反，欲速不达，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20世纪50年代前期按入股分红制建立的初级社，实际上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适宜体制，但我们后来盲目拔高，结果错过一个很难再遇的良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四，西部地区的文化有落后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人们进取精神不够；但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狂热带来的极度破坏，这种文化又包含利于生态的一面。对西部民众的生活方式，要持辩证的宽容态度。幸福产生于比较：高度开发、高度消费的紧张生活对一些人来说是幸福，但低度开发、低度消费的恬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未必就是痛苦。生活处在基本需要以下无幸福可言，因此在西部积极进行扶贫开发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一旦越过基本需要，享受需要就会呈多元化形态，东西部地区生活节奏的差异，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保持不变，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强求一律。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异的背景下，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洁净水源日渐枯竭。人们已经看到，在自然灾害面前，再强大的工业设施，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人类改造自然，不能摧毁自己的生存根基，正如一句印度谚语所告诫的那样：“在树上采伐树桠时，不可折断自己所踞的那枝。”如果把最后的生路都断送，那么任何“发展”都将毫无意义。我们不能把全国都变成一片混沌，再来进行回味和反思，到那时可能已经回天无力。现在亡羊补牢，为时可能还不算太晚。
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恶化，我们固然无法单独改变现实，但可以做出贡献，至少可以争取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回旋空间。现在，一方面担忧许多地方的经济过热增长，另一方面又焦虑许多地方的增长不足；部分群体始终深陷于增长之内而不能自拔，部分群体则始终游离于增长之外而冷于进取。如果这些问题总是治不胜治，就应当考虑是否有某种规律在发挥作用。现在看来，不如因势利导，对于西部地区和中东部的生态屏障地带，可以考虑在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把资源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放在首位。人们会问，如果这样做，是否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第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增长已有相当巨大的惯性，即使不把经济指标列为首位，由于社会潮流的外部推动，也绝不会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关于经济增长，历来是生态型经济的声音最弱，在硬性指标压力下，地方往往接受的是有利于获取短期成效的影响。如果这种压力一旦排除，将有利于理性思维的产生，或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发达地区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强大的示范效应，要保持社会稳定，没有财力是难以实现的，当地民众对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期盼是推动经济建设的内在动力。但如果建设项目危害环境，同样会影响社会稳定。目前的增长过热，主要是粗放型增长过热，这样做，阻止的是虚假性的效益而获取的是实质性的成果。
第三，从传统经济学观点看，未经人类加工改造的自然物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在天然资源未经保护时仍然保持使用价值的背景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今天的态势在于，如果不投入一定的劳动来进行保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就极有可能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承认资源保护会创造价值，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自然和社会秩序。
三、正确处理进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理性的发展观，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对于得失和进退，要有明智的权衡。正确处理进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十月革命以后，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非现实性，毅然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决策，他称之为“战略退却”。[1] (P183)他在《政论家的札记》一文中，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1] (P447)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提要中写道：“我们在退却(我们不怕承认这一点；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招致灭亡)。”[2] 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1] (P186)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做了一个全面总结，并重点论述了战略退却问题。他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伺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3] (P203)为此，他还引用了《水浒传》上所描写的林冲与洪教头比武一段情节和《左传》上的《曹刿论战》，来说明以退为进的道理。对于战略撤退丧失土地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3]
邓小平更是一位把握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实行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退却”决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时谈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 (P372)“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 (P373)不仅在经济问题上如此，而且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大跌宕，他断然制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他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4] (P363)“抓住国际形势对发展我国经济有利的机遇，一心一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始终立于不败之地。”[5]
事实证明，在弱小力量的发展过程中，采用战略退却即迂回策略实现最终目标，是一个基本思想方法，这是在承认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思维方法。无论在革命战争还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这种思想方法的运用都使得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今天，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样应当考虑采用这种思想方法。由于环境问题牵涉到几乎是包括天地生人在内的所有因素，所涉关系极其复杂，所涉层面十分深入，当前态势的发展正在不断显露出它的严峻性。关键在于：我们所面临的工业革命是在全球环境已经恶化的背景下、需要和生态革命同步推进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有充分的回旋时空，而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又是如此的脆弱，国民的环境意识又是如此的薄弱。一旦失控，就可能连适宜生存的根基都将不复存在，更遑论发展。因而，必须权衡得失，进退得当。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可以对农业实行反哺的程度，进而可以考虑，是否再实行另外两个反哺：对西部的反哺和对乡镇政权的反哺，这是因为即使在东部和中部，农村也是生态屏障。农业反哺、乡镇反哺、西部反哺，都必须与生态指标紧密相连。
农业生态反哺，目前只看到粮食种植补偿，这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把传统农业的概念扩大到包括林业的大农业，这主要是因为农民是林业经营的主体。但林业效益与农业不能等量齐观，农业主要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而林业则必须兼顾生态效益。在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可能会在经营上出现短期行为：以经济林替换天然林。天然林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经济林难以比拟的作用，一旦天然林被经济林替换，生态功能就会大为削减，即使重新退返自然，受生态演替规律的制约，多少年也很难恢复到原生状态。所以，应当对天然林养护加重补偿。
西部生态反哺，本质上是资源补偿，这里分布着对全国气候、水源有重大影响的积雪资源、森林资源，以及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稀有生物资源、后备的矿藏资源等，妥善保护这些资源，就是在创造价值，其价值量可以按照这些资源的使用价值丧失以后恢复它们所要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计量。这些价值在全国的社会生活中都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体现并将越来越得到体现，因此，通过中央财政杠杆，对西部进行经济补偿，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对此，不能以传统观念来看待，把它视为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当然，这种补偿必须与资源的保护成效联系起来。
乡镇生态反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呼吁多年而未有效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税取消以后，矛盾愈加尖锐起来。乡镇政权(尤其是西部乡镇政权)财政状况的艰难，是造成恶性开发的主要原因，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往往不惜饮鸩止渴。为解决乡镇财政困难，既要缩减人员，也要增加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生产管理领域，对于它们的补偿，要与所提供社会服务的业绩联系，主要应当与资源环境保护和人口管理(计划生育与教育)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与水资源的保护业绩相联系，因为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水资源状况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综合性反映，水资源的保护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
四、结论
中国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的弱势以及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的工业化不能全面出击。对经济开发和发展，应当遵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生态屏障地带有“战略退却”，主要是改变考核指标和实行资源补偿，以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思维方式的采用不是权宜之计，而要贯彻于整个发展过程。由于不平衡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家层次，而且存在于区域层次，所以，该思路不仅对全国工作有意义，而且对局部工作也有意义，各地各部门可以参照这个思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自己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当然，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具体战略的制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