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比较文学界围绕着世纪之末的比较文学的走向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直接起因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93年发表的一份题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现状的报告。报告的作者们（系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比较文学应该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向全球主义方向发展；二是比较文学应该向文化研究方向发展，也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要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文学文本扩大到文化文本。
这份报告问世后，首先在美国比较文学界、接着在国际学术界都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学者们围绕着这两条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
对第一条建议，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似乎也无可非议，因为这符合当前世界局势的“民主化”、“全球化”和“非殖民化”进程，顺应了当前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报告所称的这种“全球主义”着眼的主要是地域上的“扩张”，而不是观念上的更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报告”对盛行于西方比较文学界的“用理论代替比较文学”的做法并没有进行反省，而人们都知道，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界不断“操作”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直到近年来的后现代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犹如一把把渗透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利剑，挥向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削去不符合西方文化精神的“棱角”，然后把它们强行纳入自己的框架。西方比较文学者如此应用理论，说穿了，就是用代表西方价值判断的各种理论对世界各地的文学进行“阐述”，对此，意大利《比较文学评论》主编、罗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尼希说得一针见血：“借口所谓的优越性，强迫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同化的观点，表现了欧洲和北美国家典型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并再次道出了西方科学旧有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等级观念。”[2]
然而，如果说对第一条建议人们的意见（至少在西方比较文学界）还只是略有分歧的话，那么对于第二条建议，人们的意见就已经到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地步了，以至于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派——“文学派”和“文化派”。“文化派”对于报告提出的比较文学要向文化研究方向发展当然没有异议，而“文学派”的反应就相当激烈了。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学、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就对“报告”提出的两个方向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两大发展趋向都可能得到合理甚至是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他具体联系西方各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比较文学系的生存前景谈这两种方向的后果：“你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比较文学系从事全球文化研究，但这无疑至少会引起两个问题：这样一个系仍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系’吗？在此大学中，文学院还有别的系存在的必要吗？”他最后明确指出“既然现有的大学不可能采纳比较文学系该涵盖现有的全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或至少该拥有这些领域所有新的和替补的教席这一具有强烈帝国主义色彩的建议，那么，‘跨世纪的比较文学’这一报告为比较文学所设想的那种无所不包性实际上是任何系都无法实现的。”卡勒的观点很明确，这也就是他所写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3]
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界的这场大争论，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界应取何立场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对这场争论的性质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质言之，目前发生的这场争论还是来源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以来，由于它的跨语言、跨国界、跨学科等性质，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界限一直是模糊的，它的学科定义也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所以它一直是一门富有争议的学科。五十年代美国学者韦勒克提出的“比较文学危机”说，把比较文学从传统的“影响研究”扩大到了没有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了与“人类的其他信仰领域”（也即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这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八十年代中国和亚洲比较文学的重新崛起，揭开了中西和东西比较文学的新篇章，对统治国际比较文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样大大促进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而目前的这场争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次定位，它直接关系到下一世纪世界比较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因此，目前的这场大争论必将使比较文学得到又一次的重大发展。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所以，即使是西方比较文学界的“文学派”也并不排斥从文化层面上研究文学。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能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换句话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事实上，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这一争论的反映是比较冷静的，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学派”和“文化派”。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基本上都赞成比较文学还是应定位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当然，我们同样并不排斥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层面上研究文学。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中国比较文学正在走向成熟的一个反映吧。
最后，我觉得这场大争论实际上暴露出了西方比较文学界存在已久的一个大问题，即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过去几十年来，西方比较文学者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的“城头”上各种“主义”的大旗变幻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蔚为壮观，煞是热闹。然而，细究一下却不难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却没有一个“主义”是属于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西方比较文学者不过是借用了这些理论来为他们所从事的文学研究服务罢了。但是，“借”来的理论毕竟不能代替自身的理论，这样，随着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寿终正寝”，随着西方“理论热”的日渐消退，西方比较文学者便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了。这是这场大争论一个更为深层的根源，它同时也提醒了我们，现在是到了认真思考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的时候了。
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纳尔等人在1983年曾经指出，尽管“经过了八十年正式的正规的实践”，人们“对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定义”却至今“尚未达成协议”[4]，也即是说至今人们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这个小小的事实也已足以说明西方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顺便提一下，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也同样存在：前不久某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应改称为“国别文学比较学”》的文章，文章作者在比较了中外几位比较文学学者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在引述了国内几位著名学者有关比较文学的片言只语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目前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其实际内容是以比较文学研究国别文学的一门学科。有鉴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比较文学改称为‘国别文学比较学’。”[5]把比较文学简单地、片面地理解为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个几十年前就已经遭到批判的观点，而且还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方面，固然是作者认识上的偏差，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不足。
从比较文学历史上看，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一直是比较重视的。远的不说，从本世纪三十年代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算起，也至少有五十年代基亚的《比较文学》，六十年代迪马的《比较文学引论》、七十年代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威斯坦因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布劳厄的《比较文学研究》、朱里申的《比较文学理论》和克莱门茨的《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八十年代布吕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以及九十年代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等等。不下十几本。
这些著作表明，比较文学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没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无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最近，乔纳森·卡勒在《当代世界文学》季刊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可比性》。他指出，在比较文学从专注于影响、出处的研究转到跨文本的研究之后，在比较文学从一门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转化为全球性的一门学科之后，可比性的实质问题比以往更为尖锐地提了出来。“他在文章的开首就劈头劈脑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是什么使得比较成为可能？”他说，“如果我们要对比较文学的性质从理论上作出反应的话，我们就必须探讨文学研究中比较的根基，必须探讨可比性本身的性质。”[6]这篇文章表明了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家对比较文学自身理论的关注。
其实，尽管西方比较文学界有一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7]，但仍有一部分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探讨比较文学的理论并对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年来在德国和法国取得长足进展的形象学(Imagology)研究就是一例。形象学的研究尽管在本世纪三、五十年代已经有所提及，但是过去的比较文学理论专著对它的阐述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并且多局限于民族心理学、思想史等方面，过去的形象学的研究基本上从属于主题学研究，而现在的形象学研究已大大扩展，它正在从单纯主题学的研究领域中摆脱出来，越来越多地关注民族形象的文化空间，关注“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an-Zohar)的多元文化理论也是一例。这种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层面(layer)和许多小块(subdivision)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有许许多多不断争着成为主导这些层面和小块的因素，文学翻译就是这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文学里，文学翻译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有可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特点的小块，并且还能在不同程度上溶入译语国文学中去。多元文化理论还提出了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翻译的发达，恰恰证明这个国家处于弱势文化。
此外，像朱里申的跨文学理论，列弗威尔的传媒理论等，都对推动和深化比较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最后，不无必要强调的是，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它的界限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同样，对于比较文学理论，我们也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定型的、成形的、有完整体系的理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理论也是一个界限模糊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它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对实践的指导性，它能为比较文学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视角，开掘新的研究层面。传统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媒介学、流传学、渊源学、主题学等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形象学、多元文化理论等也是如此。今天，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也许我们应该高呼一声：该是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时候了！
注释：
[1] 关于这场争论可参见奚密《比较文学：何去何从》一文，载《读书》1996.5。
[2] 尼希《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6.4。
[3] 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2。
[4] 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5]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4.1。
[6] 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69,Num.2,Spring 1955,p268.
[7] 说来有趣，反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的学者竟是所谓的“理论派”，如福克玛。笔者在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提出要寻找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他当场表示，比较文学没有自己的理论，也不需要自己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