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十年代初调整政治关系的起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因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考察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历史问题时，人们大都从经济及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和论证。然而，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全面实施和逐步深入，调整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也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中央的工作日程。从根本上讲，这次调整政治关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是和经济调整紧密相关的。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本文试就这次调整政治关系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调整政治关系的历史背景
一般来讲，这次调整政治关系始于196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调整的范围和内容来看，既涉及到党内政治民主生活的改善，又包括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以及民族关系、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诸多方面。综观调整前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可谓为难以乐观。那么，其情形又是如何呢？
从经济方面看，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后，由于受党在经济建设上“左”倾思想指导，运动的规模以及运动中经济指标的制定都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结果事与愿违，经济非旦没有搞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①]按照预先设想，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1958年至1962年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作了说明，其中规定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一五”期间的35%提高到40%左右，投资总额比“一五”期间增长1倍；工业总产值提高1倍；农业总产值增加35%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到1962年，钢产量达到从150万吨到1200万吨；粮食达到5000亿斤左右；棉花达到4800万担。职工平均工资增加25-30%。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指标，后来在所谓“积极平衡论”的作用下，却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这可以从1958年毛泽东为促进“大跃进”运动提出的“生产计划两本帐”的计划工作方法中充分看出。“这种方法，就是选定第一本帐，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帐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本帐，组织第二个平衡。”[③]实行这种工作方法，其结果便是主观上提出高指标。1958年2月，薄一波、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分别作了1958年的经济和预算计划的报告。但到了3月份成都会议上，指标又作了大幅度调整，把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1958年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帐，另外又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帐计划。这个计划，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步入“大跃进”式发展的经济轨道。
在各种经济指标层层加码的情况下，原本想循着稳妥可靠发展之路的国民经济，犹如决堤的洪水迅猛而无规则地溃泻下来。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达到415亿元，比1959年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据1961年的测算，跌到了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棉花产量、油料作物也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37.8%和50.9%。整个农业连续三年大幅度下跌。轻工业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下降局面，棉纱、棉布、食糖等产量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28.6%、28%和60%，轻工日用品供应呈现出奇缺现象。与此同时，重工业却像脱缰的野马，更加孤军冒进。1960年，重工业产值比1959年增长25.9%，如果加上1959年、1958年的冒进增长，实际上比1957年增长了2.3倍。总之，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1960年的农业比1957年下降了14.8%。重工业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农业基础的现状，与轻工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形成比例更加失调。在基本建设方面，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比“一五”计划的总和还高出81%。这个规模过大的基本建设，不仅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也使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三年的困难之中。正如刘少奇在后来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从经济上说，目前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严重困难的形势。”[④]
从政治方面看，是“左”倾指导思想急剧膨胀，并逐渐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已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说得极为明确，并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而广泛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党同各方面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与各方面联系的渠道保持畅通。但是，整风反右扩大化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失误，也给实际中的政治民主生活带来不和谐的因素，使“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⑤]
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尽管党内的许多重大决策多以围绕经济建设的目标来加以讨论和制定，但在政治思想方面，不能不承认存在着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最初反映在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将对经济上提出的反冒进的批评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到成都会议上，又把党内的经济上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毛泽东先后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党内的反冒进与社会上右倾保守思想是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反冒进的直接后果是立了一个只准谈反右不准讲反“左”，不准再提反冒进的不成文的规矩，从而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在党内的扩大化而持续加重。于是，在党内党外都造成了一种很不和谐的政治环境。
二、调整政治关系的范围及其主要内容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就党内党外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的不正常状态进一步作出认真分析，分别就一些主要问题果断地作出决策，调整党内外政治关系的工作随即全面铺开。就其调整工作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调整统一战线方面的关系。
为了改变长时间内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间的联系大大减少的状况，重新沟通与他们的正常联系，1962年3月2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刘少奇在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主要内容后，坦城说明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教训。当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承认“一方面是由于经验不够，另一方面，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调查研究不够，轻信浮夸汇报，未很好同群众商量。”同时他还指出：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严重地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上下不能通气。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能发现、改正。”[⑥]对于造成上述恶果的责任，刘少奇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只有很少责任。”[⑦]
3月23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三次会议。4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报告时，又进一步指出，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为了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周恩来认为，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随后，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与此同时，中断近两年的人大工作，也有了一些恢复。曾三次推迟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也于1962年3月27日在京举行。许多民主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经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重新树立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针对整风反右开始不久知识分子首先受到冲击，以及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整体划入剥削阶级范畴，使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的政治帽子这一状况，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这一不正常局面。
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集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明确表示反对“一切都套上人性论”，“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的错误作法。6月20日，聂荣臻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也曾指出，不能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上有抱负，在学习会上少发几次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白专道路。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不用批判大会、贴大字报来处理学术问题。7月19日，根据上述精神，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并上报中央。中央及时对6月20日的报告和《科研14条》作出批示，并提醒全党，要严重注意近年来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现象的滋长，以端正方向，正确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同时还要求认真执行“双百”方针，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话，真正能畅所欲言，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随即，在1962年2、3月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会上科学家们和文艺工作者提出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等人支持了大家的要求，并针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歪曲，知识分子受到歧视等实际问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⑧]随后，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陈毅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更是鲜明地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第三，调整民族宗教政策，改进民族工作。
民族、宗教工作的主要错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某些地区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针对这些民族工作及宗教政策中存在的问题，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委工作会议。会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了这些问题和错误的客观存在，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和错误的原因。《报告》提出要在今后5年内“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报告》还提出首先要研究解决的10多项比较重大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特别着重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都应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地、迅速地甄别平反。”《报告》还对不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作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进意见，要求“各自治地方更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党委应该特别注意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党委书记和党委部门的领导工作。应该让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情况，及时地无顾虑地反映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民主人士的问题上，《报告》提出应“主动调整同上层的关系。有关当地工作中的重要事情，要同上层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并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他们加以照顾。”6月20日，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并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中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认真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强调：“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⑨]
第四，调整侨务政策，扭转侨务工作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
政治关系紧张具体反映在党的侨务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个较为突出、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1962年5月25日中侨委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说：“我们发现有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国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在这次政治关系调整中极为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这“政治上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也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反复多次强调的有关侨务政策方面的指示。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为了纠正侨务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和极端作法，中侨委在报告中提出了6点建议。5月31日，中央及时批准了这个报告，除了要求侨务部门加强党的侨务政策的宣传力度外，明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治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同时，中央要求“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并将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从此之后，一度受到扭曲的侨务政策、受到损害的侨务工作得以纠正和较为健康地开展起来。
三、调整政治关系的主要原因
透过上述政治、经济方面的实际状况，笔者以为，这次调整政治关系不仅是中央实行全面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和经济关系调整紧密相关，是针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国内经济生活出现的种种“左”的弊端、国民经济秩序发生混乱以及“左”倾指导思想泛滥，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在党内扩大化所造成的政治关系极度紧张而被迫实行的重大举措。其主要原因大致如下：首先，“大跃进”运动的思想意识延续了1957年整风反右扩大化所形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理论。
1957年，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点出发的整风运动，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结果，显然出乎中央意料之外。究其缘由，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发展过程中，受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影响而形成的错误判断所致，也是我党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对新中国历史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复杂政治局面不成熟驾驭的标志。如果结合“大跃进”运动中政治形势与经济状况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形，不难看出，指导思想一旦失误，必然会导致经济秩序的偏差；反过来，如果经济秩序出现了盲动混乱，又会造成社会上各方面政治关系的紧张，且人为的因素会愈发严重。综观“大跃进”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⑩]这也就不难理解这其间产生的种种弊端了。
当然，我们不否认“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力图打开一个崭新局面所进行的尝试，但它毕竟是一次极不成功的尝试。从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大跃进”主要从两方面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一是经济发展要求过快过高，不切实际。二是无视客观比例关系，不顾一切地提出“以钢为纲”，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发展钢铁，结果导致轻重工业之间、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工农业之间矛盾加剧，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城市人口急速增长，大批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内，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上述情况产生的政治上的一个原因是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许多重大决策缺少民主的作用和科学的精神，一些问题常常是个人专断，如像1070万吨钢产量这样一个既冒险又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尽管在决策讨论中存有不同意见，但最后经毛泽东轻率一拍板：“何必拖拖拉拉，干脆一点吧，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年产1070万吨。”[①①]也就无人再议论了。
毛泽东曾再三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说敢想的精神，并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这些号召和言论虽然对于启发和调动群众的创造精神及生产热情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如果指导思想、路线一旦脱离实际，无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就会变成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大跃进”以来这种主观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乌托邦式的理念思想，则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主观唯意志思想，颇具万能倾向的严重状态。
其次，对反冒进盲动主义的持续批判，加剧了“左”倾思想的扩展。
联系到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制定问题的争论，当党内“左”倾指导思想急剧抢占上风时，其政治上则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持续批判反冒进思想。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和1957年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从而，以批判反冒进为前提的技术革命论，作为党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主张被提了出来。因此，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作为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都作了公开检讨。“不断革命”论反映了“左”倾指导思想在党内的升级，它否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要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客观过程，它使事物的各方面始终处于一种人为的不停变化的状态中，每一阶段在立足未稳之际便又匆忙地向新阶段转化；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同对待新民主主义秩序一样，一面建立，一面打破，以求快速地向更高阶段跳跃发展。故此说，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是我党在50年代中后期产生“左”倾错误的一个主导思想，也是导致“左”倾错误扩大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认识根源。因此，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时，不容辩白地指责他们反冒进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随着持续批判反冒进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不断升级，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这个错误思想的直接影响是肯定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否定综合平衡积极稳步发展的经济战略。这样，就加重了“左”倾思想的恶化扩展。其结果是给“左”倾思潮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它迫使许多人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检讨，更多的人则受急功近利的驱动，把经济上的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党内民主生活受到损害，集体领导制度削弱，个人崇拜上升，中央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生活从此陷入非正常状态，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乃至党派团体之间在政治关系方面，愈发地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局面。
其三，庐山会议后期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是加重政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中日益显露的问题，使许多人陆续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农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减少，收购情况极为不妙；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业问题很多；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短缺，通货膨胀急速加大。1959年5月26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①②]6月15日，薄一波在北京作报告时，也谈了经济比例失调的观点。1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大跃进发生了比例失调，“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从科学到空想。”[①③]在社会上，一些群众也对“大跃进”产生了许多疑虑，上海市委6月6日曾向中央报告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思想对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表示怀疑，这种情绪并已反映到党内。6月9日，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的一个干部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成一个主流。”并指出“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
有鉴于此，7月2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庐山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然而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万言谏诤，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为反右。转瞬之间，以彭、黄、张、周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成为人们猛烈攻击的对象。随之而起的一场铺天盖地、殃及社会各界的反右倾运动，给政治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我们认为，反右倾斗争在党内的扩大化，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升级，是“左”倾思想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与此相对应，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党组织，以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伤，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的同志遭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更加发展。这不仅使党内政治关系不甚和谐，同时也使党与各方面的联系阻隔脱节。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上述情况，中央是有所觉察的。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中央曾前后两次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很有信心地布置了一些纠“左”措施。但那些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前提下所进行的纠“左”努力，并非在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实质性转变，因而纠“左”未能坚持也就不足为奇了。用恩格斯的话说：“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①④]这也就是为什么七千人大会召开后中央下决心实行调整政治关系的原因所在。
四、调整政治关系的历史经验
显而易见，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不久，中央决定实施调整政治关系的重大举措，无论从经济形势还是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措施。
第一，这次调整是1958年“郑州会议”后，庐山会议前8个月纠“左”努力的继续。众所周知，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偏差和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1958年11月中央曾在郑州召开会议，商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方针政策。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些纠“左”措施虽然仍未摆脱经济发展形势中不切实际的估计，甚至坚持提出过一些过高的指标要求，但它毕竟是我党建国以来在思想领域进行的一次良好的纠正错误的开端，并在思想认识上，就收缩经济发展势头，压缩继续膨胀的高指标几近达成共识。
第二，这次调整，有力地冲击了1958年以来党内出现的个人专断的骄横作风，推动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后，党在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对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是经验性地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式的体制。七千人大会以后，为统一全党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社会上许多人怕说困难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恐右心理，刘少奇代表中央一方面表示要“老实改正错误，自己揭露缺点，不掩盖。”[①⑤]一面要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并强调进一步密切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明显，这次调整在全党上下取得了一致意见，是中央领导层集体努力的决断。这不仅说明党内民主生活有了改善，也是党内在重大问题上实行民主决策的体现。
第三，由于政治关系的改善，促进了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1962年，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经过调整，从主观上弄清了“左”倾指导思想带来的危害，摆正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贯彻执行了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调整政策，减少了城镇人口，精简了部分职工；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短了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了货币市场；这样，到年底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农业总产值达到430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业总产值850.2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
翌年初，中央又批准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全党上下、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1963年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1.6%；工业总产值增长8.4%。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24.3亿元。随着生产的增长，商品供应量亦随之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按照设想，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调整”，使经济形势在初步好转的基础上，再将调整工作进一步深入，以求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步调一致，更快地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由于八届十中全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重新提出，致使国内政治风向又一次逆转，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再次出现偏差。即便如此，对于60年代初党的调整政治关系的决策也应给予它应有的位置，更应肯定它在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第884页。
②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③财政部：《关于依靠全党，依靠群众办财政的报告》（1958年5月19日）。
④ ⑥ ⑦ ①⑤刘少奇：《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62年3月21日）。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第174页。
⑧《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第122页。
⑨《中央批转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的通知》（1962年6月20日）。
⑩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43页。
①①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①②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1959年5月26日。
①③贾拓夫：《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