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危机与创造——对市场经济下中国经济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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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滞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就会出现危机。社会急遽发生变革时，维系旧格局的理论就象一棵树被连根拔起，要么干枯成“理论标本”，要么是在新土壤中更新。危机似乎是对生死存亡境况的描述，以前我们很避讳这个词。其实危机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环节，是重建的前提，为创新提供了契机。
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来看，即经历过一次次的危机，也同时产生了一次次理论革命。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那一代经济理论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创构的背景下，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必要重新构造，但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在发展的现实面前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从而在上一世纪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结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新古典主义理论发生危机，引生了“凯恩斯革命”，形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很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危机——创造乃是理论（或所有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今天，我们谈到经济理论的危机与创造，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凯恩斯主义之后，目前处于新危机之中，后凯恩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奥地利学派等新派林立，以批评的态度面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以至“经济理论的一致意见已经被打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有关。虽然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后工业社会的危机，但却不能不受世界经济总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包含着全人类性因素，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无法处在其中。二是在世纪末的世界性改革大潮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出现危机。在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短短几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以前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的经济理论，已经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在大幅度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显得苍白无力了。似乎不久后，苏联的解体成了中国的改革必要性的注脚。在经济理论出现危机之际，“摸着石头过河”体现着政治家的睿智。但这并不是对理论的轻忽，相反，这种状况使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感到天降大任的沉重，他们必得肩负理论革命的使命，融合中西，上下求索，以建构起能指导改革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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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改革与经济理论重建中，我们毫无疑问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里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由于受传统封建意识和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影响，而把最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教条化。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所遵从的苏联经济学模式，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扭曲的产物。这也可以说是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拓了理论探索的广阔道路。可以说，中国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回到马克思。
首先，理论家们注意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通过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料，深入分析归纳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一系列规律。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作过一些设想，但毕竟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也就不可能凭空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系统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想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包治一切的药方是没有的。这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需要经济理论工作者给出科学的、有效的回答。这些是无可回避的毫不含糊的理论创造。
同时，理论家们还意识到，以前受政治需要的制约，限制了理论视野，使我们未能站到马克思的高度，也没有马克思广阔的视界。以前我们总是主观地把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以为自己所理解和坚持的才是唯一正确的，一叶障目而规约天下，这曾经造成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曾说过：“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78页）这段话的重要在于，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不同模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而这种结合是没有现成公式的，需要理论家创造性地作出理论回答。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理论要具有中国特色。
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全人类文化精华的开放性给予足够重视，并成为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的学者对以前封闭自守造成的损害，记忆犹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对现代科学方法融合吸收，也不应拒绝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借鉴，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经济理论。
所幸的是，新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并不缺乏追求真理的执着和坚韧。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先生，早在1956年就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当时被当成“异端邪说”受到批判，文革中甚至被投入监狱七年之久。可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伊始，1979年出版了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他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阐发了两个观点：一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以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生产关系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使发展生产力成为盲点。此际提出这个问题，对改革至关重要。二是强调要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以前大轰大嗡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已经尝尽苦头，教训极深。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到孙冶方先生治学的严谨与追寻真理的可贵精神。当然，孙冶方先生只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中的一个代表，象他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关怀着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学者不在少数。这也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总是很活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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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进程艰难复杂，相应的理论建设更任重道远。在近20年改革中，我们的经济理论建设始终与改革实践紧密联系，经济理论工作者身为先驱，孜孜以求，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创造力和责任感。这使经济理论建设显现出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从一开始，经济理论探索的步伐就是沉重的。许多理论问题被几十年形成的成见所遮蔽，积重难返，理论建设仍然要为历史付出沉重代价。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坚持着实践性的品格，为改革寻找决胜之路。改革伊始首先面对的是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早在30年代就有保守派经济学家密塞斯、哈耶克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国家计划经济，没有商品市场，缺乏竞争机制，不可能正确计算产品价值和成本，无法合理分配资源，这种体制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极权和专制。这种观点受到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人批判，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把国家的集中指导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种论争中，已经打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简单化认识。我们经过40年后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虽然遗憾却犹未为晚。我们的理论家从不同理论角度论证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同时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缺陷，汲取了东欧市场社会主义遭致失败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这类著述不胜枚举，它们为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理论的参照系。
随着改革的深化，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被提出来。面对理论未曾涉及过的问题，理论的探寻体现着真正的创造精神。例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许多经济学家立即投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很快产生了我国第一部通货膨胀问题专著——史晋川著《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这部著作虽然未能建构起一套遏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内稳机制理论，但它对社会主义通货膨胀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关系，揭示了通货膨胀的本质，提出在深化改革中使通货膨胀的诱因减少而收敛的主张，仍是极有见地的。它为更成熟的反通货膨胀理论产生做了有益的开拓。再比如，当企业所有制形式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上之后，许多理论家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改革中产权问题的考察，提出了重建产权关系的各种理论和流派。对改革中采取的承包到租赁到股份制的实践，都进行了充分论述。如刘伟、平新乔著《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樊纲著《股份制度论》等，都不乏新的见解。
改革中的经济理论建设，面对着世界经济理论的革命，我们的理论家以开放的目光，广包的胸怀，借鉴国外新经验使之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使理论建构呈现多元的色彩。这些年来，我们对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奥塔·锡克到保罗·萨缪尔逊等理论著作，都做了译介，进行了研究；对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日本模式、东南亚模式等经济运作的实验都进行了反复的分析和借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理论也做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建构的努力。青年经济学家樊纲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一书，即看到三大经济理论差别之一是研究角度的差别，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的观点和方法。这显然极具探索的性质。而更多的理论家是试图在为改革实践提供思路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系统理论的。诸如历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提出“体制、目标、人”的新思路，以严谨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推导出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和结论，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而吴敬琏的《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一书，则体现了他经济体制改革要精心设计、配套进行的主张，被人称为“协调改革派”。或者在经济理论建设中，有不同流派产生，正是理论创新与繁荣的征兆。我们有理由对改革与经济理论建设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