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明型国家”——“中国崛起”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中国崛起论文,国家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4)05-0034-12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张著”)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读物。张教授根据亲身经验和切身感受，向读者描叙出“中国崛起”的事实。“张著”最大的亮点，在于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中国不能削足适履、屈从西方价值观，而必须实事求是、正确总结中华文明复兴的经验。 遗憾的是，作者的核心观点——“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却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核心观点不仅大大降低了本书的说服力，而且会把人们的视线引向错误的方向。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作为一名研究外交与国际关系的资深学者，我们本来也不奢望《中国震撼》有多大的理论深度。作者能向读者呈现中国崛起的一种面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此而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中国触动全球》，可能更有价值。 本文赞同张先生的某些描绘，但试图给某些描绘提供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此，就必须同“张著”就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商榷。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有没有中断?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1](P1-2)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三，中国的未来所遵循的是不是自身“特有的轨迹和逻辑”?[1](P2)同“张著”相反，我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下面分别就这三个问题同“张著”展开讨论。 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说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国近代史。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华民族按照原轨迹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近代”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没有近代，何来现代化，何来改革开放，何来民族复兴?“复兴”的意思难道不正蕴含着“正常的进程被打断”的含义吗?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中国”。相反，此前的中国，是“天下”之中国；此后的中国，则是世界之中国。而“张著”显然连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天下”和“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天下”意味着天父、地母、人子，这是一种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的“文明”，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中国，则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也就是“天下”的核心地带。这个“核心”，不仅是地理上的核心，而且是文化上的核心。“中国”是华夏之国，其周围则是夷狄之国，“闻以夏化夷，未闻以夷化夏也”。 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是“天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夷狄”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那么，1840年以后，“天下”不复存在，“天下”之“中国”也不复存在，“天下”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处于边缘的部分。从此只有世界历史，不再有“天下”的历史。“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否则，连自己的“球籍”都将被开除，更不要奢谈什么“兼济天下”了。 “天下”之“中国”是由华夏创立的，“天下”的历史就是“以夏化夷”的历史。中国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接触之初，所抱的仍然是这样的心态。然而这回的“夷人”(无论是“英夷”，还是“米夷”，或其他种种“夷人”)尽管看起来同原来的夷狄一样野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是华夏所“化”不了的。中国人摸索了近八十年，才搞明白，这帮“夷人”属于“天下”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回，“天”竟然变了，“道”也只能跟着变了。 “天下”之外的世界，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明意义上的。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不再是“天下”，而是“地球”。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不再是“人文化成”，而是世界市场和与此相应的普遍交往。 (一)“天下”与“世界”：地理意义与文明意义 关于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有一个真实的冷笑话：据说康熙年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当钦天监官员听传教士说人类生活在圆形的地球上时，竟然“喷饭满案”——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反驳：如果真的生活在“地球”上，底下的人岂不是要掉下去了吗? 我们知道，早在明朝，传教士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并同中国士人有了接触。徐光启是否见过地球仪，已经不可考；我们所知的是，当时的传教士为了迁就中国人的理解，把中国画在了世界地图的中央位置——尽管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边缘”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想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他的著作竟然也只能称为“海国”图志，不敢公然称“世界地理”。然而，即使如此，魏源的著作给予日本的影响仍然远远大过给予中国的影响。 张先生跑过一百多个国家，他的《中国触动》可以算作新时期的《海国图志》。但他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视为平行的两种文明，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生命力，却是值得商榷的。有人斥责这样的做法是“文化愚民”，未免过分，因为张先生并没有否认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只是主张鲁迅的“拿来主义”。但至少张先生没有了解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没有了解“中国近代”究竟是谁的“近代”，更没有去考虑：如果没有与西方接触，中国能不能进入”近代”；如果能，进入的将是怎样的”近代”。 中国进入的并不是自己的近代，而是西方的“近代”，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西方的“近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西方是16世纪进入近代的，中国却是在1840年被西方用炮舰打入了“近代”；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可能直到今天，中国还停留在“古代”。 显然，这种时代划分完全是西方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的标准，而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史的标准。因为，正如中国人开辟了“天下”的历史一样，西方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如果按照“华夷之辨”的“天下”标准，那么，“中国”早已经被灭亡了，因此无所谓近代、现代。张先生的所谓“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的观点要能够成立，就必须假定中国直到今天还跟西方没有任何接触，一直与西方平行发展。这完全基于一种幻觉。按照这种幻觉，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依然能够按照自己原来的步伐行进，仍然在依次经历自己的古代、近代、现代，而这种古代、近代、现代，与西方并没有交会点，双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因此可以互不相干地独立发展。 必须打破这种封闭、自大的文化心态。中国不仅在地理上不是“天下”的中心，在文明、文化上也落后于西方。如果用世界体系论的语言来说，那么，发达国家才是世界的“中央之国”，中国连“半核心”都不是，只不过是边缘之国。如果不能睁大眼睛，勇敢地接受这一既定事实，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世界历史，更不要谈做世界历史的领导者了。 本文要向读者证明的是：虽然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单就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量来看，并不逊于西方，甚至可能还超过西方，但就生产方式而论，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商业生产方式，更不要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恰恰是由于采取了西方的工商业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取与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因此，别说中国还没有全面超越西方，即使已经超越，也不能认为单是老祖宗的功劳，而不是后人向西方学习的功劳。 可以说，没有一个可供借鉴、可资学习的西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由此能不能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当然不能。中国学习西方，但中国注定变不成西方。中国只能“世界化”，无法“西方化”。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但垄断不了世界历史。这固然是由于“一人之良药，他人之毒药”，也就是张著所认为的西方的好东西，到发展中国家变成了祸乱之源；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张夏准所说的“富国的伪善”：它们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即使有人真心愿意帮助落后国家，在潜意识中却是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超越它们自己。张著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很好地表明了这一道理。但他没有给予马克思主义以足够的关注，使他难以用中国近代史来证明这一道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 (二)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没走通? 为什么说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却垄断不了世界历史?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搞“全盘西化”? 中国近代史上并非没有“全盘西化”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的近80年，中国人民所尝试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条路被西方堵死了。太平天国想学西方的宗教，洋务运动想学西方的经济，戊戌变法想学西方的改良主义政治，辛亥革命想学西方的激进主义政治，都失败了。五四运动中，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看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因而不可能再上当了。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他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P1469-1471)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超过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它准确地阐发了一个道理：问题并不在于西方与中国的对立，而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资产阶级的出发点是人性的自私和国家的自利，由此形成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而把别人、别的国家看成对自己的限制。在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把别的人、别的国家看作对手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他人帮助自己、西方国家帮助中国?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它不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里的“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 就此而言，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接续了被西方打断的历史。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中国。 当然，今天看来，毛泽东的看法不完全准确。说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今天的学术界有太多的人遗漏了“列宁”两字。实际上，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虽然对于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派别。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作为“西学”、“新学”之一传入中国，只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列宁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下根来，并非由于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本身，而是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成果。正是这种改造，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原本产生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能够被应用于东方落后国家。中国就是这种落后国家之一。 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此前，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化已经失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化就失败，列宁主义中国化就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让中国陷于分裂，资产阶级国家又一直欺压中国，而列宁主义愿意帮助中国，列宁主义政党能够把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可以想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其他国家继续瓜分，特别是德国在青岛的权益，竟然要转让给日本；另一方面是新建立的苏维埃俄国宣布归还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这一对比是多么鲜明，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难怪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都是“一边倒”。远离西方，倒向苏联，这一外交政策现在看来固然有值得推敲之处，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先已经把中国推到苏维埃俄国怀抱里的必然结果。中国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推到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人民民主主义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黑夜化为光明，枯木发出新枝。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而出。 试问：没有人民民主主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能够接续已经被打断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吗?结论断然是否定的。 二、文明型国家，还是超文明、超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 “文明型国家”，是张先生创造的一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当代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1](P2)“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1](P3、59)遗憾的是，如同说“中国历史没有中断”一样，这个概念不成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都是超文明、超国家，而不是文明国家或“文明型国家”。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这个超文明、超国家不仅获得了新生，而且在苏东剧变以后，必将承担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成为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核心之国。 (一)历史上的中国是超文明、超国家 被“张著”视为“文明型国家”对照物的，是“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在张先生看来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民族国家，一种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张著”既没有论证为什么中国成不了“民族国家”，也没有说明“古老文明”如何与“现代国家”实现重合、重叠，使中国变成了“文明型国家”。这不仅是张先生，也是任何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确实不是个民族国家。确切地说，它既不是单一的“文明”，也不是单一的“国家”。相反，作为“天下”，它是多民族、多文明融合成的“超国家”。作为民族融合型超国家，中华文明并不是单一民族的文明，而是由多民族文明融合成的“超文明”。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史前文明就像苏秉琦先生断言的那样，是“满天星”式的，后来经历反复的融合，才形成了华夏主体民族与夷狄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我们号称“炎黄子孙”，但炎帝和黄帝来自不同的民族。“以夏化夷”的诸夏，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以夏国为核心的联盟。“中国”(China)一词来自“Chin”(秦)，但秦朝本身并不只是代表秦国，而是秦国吞并六国以后形成的“天下”王朝。同样，“汉人”、“唐人”都根植于汉朝、唐朝这两个“天朝”，而不是两个单一民族，它们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因此不同于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或英吉利人。自夏朝以后，一直到清朝，整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各民族、各文明不断融合的历史，其中宋朝是个分界线：在宋朝以前，是“以夏化夷”的时期；宋朝以后，则进入“以夷化夏”的时期。只不过，直到清朝，统治者多多少少都认可华夏文化，①从而维持了“天下”在形式上的延续性。 鸦片战争以前所谓“连绵不断”的中国史，实际上不仅是王朝更替的历史，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超文明、超国家的民族融合过程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曾经有学者统计过，两千年间，中国真正稳定的王朝统一时间与分裂割据的时间相比长不了多少。不管这一统计的根据何在，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不同民族和文明的融合实际上既有和谐、稳定的包容时期，也有冲突、对立的摩擦时期。大一统王朝不断重建，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相对于“战”而言，“和”始终能够占上风；相对于“天下”这一超国家的分裂而言，民族融合、文明整合始终能够占上风。这与儒家传统分不开：周朝的统一经历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但周朝的稳定却仰赖于周公的开明政策。孔子更突出文王、周公，汉世以后奉行“外儒内法”，都为中华超文明、超国家的发育定了基调。 有这样的视野，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张著运用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理论，得出了荒谬的看法。张先生假定：“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张先生以惋惜的口吻，评论说“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张先生骄傲地说：“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1](P2) 张先生搞错了。各文明中，只有那种本身既具有实力、又具有包容性，能够实现多种文明融合的“超国家”文明，才能延续下来，而以上诸种文明恰恰都属于国家类型的文明，具有排它性，杜绝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对抗性概念，“现代国家”也不例外。以为现代国家除了民族国家外，还有中国这种类型的“文明型国家”，这本身既是基于对文明类型的误解，更是基于对“国家”的误解。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作为“天下”，周朝本来就是由许多国家构成、同时又超越各个国家的一个宗法实体，到秦统一后以郡县制代替周的封建制，再到汉初先后废除异姓诸侯国和同姓诸侯国，中国既不再是单一文明，也不再是一个单一国家。相反，它既是诸种文明的融合，是超文明；又是单一国家的超越，是“天下”或超国家。一直到清朝，中国人都认为，亡国是一家一姓之事，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鸦片战争以后，“天下”亡了，中国却没有亡。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重新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超国家”实体。 之所以采用“超文明”、“超国家”的概念，是由于当代“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同样不属于“现代国家”，而属于现代国家的超越。现代国家，不论是不是民族国家，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而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张著”对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甚了了，因此难以把握当代中国的“超国家”性质；正如“张著”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是多种文明的融合，因而难以把握古代中国的“超文明”性质一样。 这决不意味着“以意识形态划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立场来看，除了作为派别斗争的工具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自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必须夺取全球化的主导权。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先是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未能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后又陷入民族分裂，失去了超国家实体的地位，从而步步挨打，最后终于崩溃。中国之所以在苏东剧变以后取得成功，就是由于中国利用自己的“超国家”性质，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作机遇，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张著”恰恰忽视了中苏之间的这一对比。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固然是由于它们的政策失误，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它们内部不可克服的民族矛盾。当经济还在发展的时候，这种矛盾能够被掩盖住；当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时，这种矛盾能够被压制住；但当这两个条件消失的时候，在外部势力的挑动下，民族矛盾极容易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超国家，有悠久的统一传统。苏东剧变后，中国既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又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使得“超国家”的优势继续保持。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种“超国家”的当代性质，以及它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 (二)当代中国的超文明、超国家性质 张先生对“文明型国家”的看法之所以不能成立，不仅由于作为“天下”，中国在历史上就是超文明、超国家，更重要的是无法说明“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如何实现“重合”或“重叠”。“张著”反对“文明国家”的概念，认为无论是从反面否定、还是从正面肯定中国的“文明国家”性质，都不能说明中国的成功，只有他的“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才能说明中国的成功。但张先生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把被打断的中国历史如何得以接续这一问题包括进来，就只能沦为文字游戏。 “张著”采纳了黄仁宇关于“中国大历史”的观点，认为“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这本来蕴含着超越“文明型国家”观点的萌芽，遗憾的是张先生完全不理解这一从经济基础方面把握中国由古代“超国家”向现代“超国家”转型的线索，反而机械地采纳了黄仁宇关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的观点，得出了“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的结论。[1](P62-63)中国已经完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重任么?在我看来，张著的这一观点，不仅基于对“现代国家”的误解，而且彻底误解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同于中华民国的“上层结构”；它的下层结构根本不再是土地革命结束时的下层结构；而改革开放重构的中层结构则具有不稳定性、过渡性。“张著”之所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建设全面建成之前，就急于宣布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原因就在于这些误解。 张先生不了解，从一开始，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就是一种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因而是与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集中体现的“市民社会”相对而言的。欧洲中世纪形成了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各个主体民族，但并未形成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因为当时独立的“市民社会”还不存在，还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中。现代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城市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把市民社会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这需要君主的帮助，由此形成君主制国家；二是成长壮大起来的市民社会推翻绝对君主的压制，把君主制国家改造为在对外关系中保护本民族经济利益，并与其他民族对抗的“民族国家”。因此，现代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担负起整合市民社会的职能；二是对外，担负起保护本民族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职能。前者表现在“警察”概念中，后者表现在“军队”概念中。张著所说的“国家凝聚力”和“军事动员力”，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古代只存在宗法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这是中国形不成现代国家、缺乏国家凝聚力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没有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民族整体利益，因而也不需要为此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是中国缺乏军事动员力的主要原因。 宗法社会的结构特点是“家天下”，市民社会的结构特点是原子式个人。中国古代的“天下”政府既然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它就只能是一个家长制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为市民社会服务的政治机构，更不可能是一个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外侵略的军事机构。②[3]由于这种家长制政府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都视为自己的家务事，而不是超越于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上、仅负责政治、法制等“公共”事务的机构，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超国家机构，而不可能成为国家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政府同样是一个对社会进行全面监管的政府，用马丁·雅克的话说，它是“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1](P63)而不是仅有政治职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层结构”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天朝”，也不同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它注定了不可能实行“宪政”，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或五权宪法、议会制、多党制等等，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以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健全的市民社会为基础，而中国古代没有市民社会，中国近代形成原子式个人的道路早已经被西方堵死。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是一个“超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国家”。 原子式个人是整个西方历史的产物。古希腊的个人本来是城邦的“公民”，而不是原子式个人，因此当时不存在“市民”社会，只存在“公民”社会。亚历山大灭掉希腊城邦，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从而不仅使希腊人失去了“城邦”这一公共财产，而且失去了精神家园。从此以后，个人与人类的对立取代了公民与公民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对立。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罗马帝国的私法体系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它在遭到日耳曼习惯法的侵蚀以后，必然在中世纪晚期的工商业城市中得到复活，并由此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催化剂。由罗马延续到中世纪、然后通过宗教改革延续到近代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精神家园。城市反对封建主、解放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反对绝对君主、建立政治国家的斗争以所有这些成果为前提。显然，不仅古代中国不存在这些历史前提，即使是现在，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前提仍然不具备。实际上，从中国被强拉进“近代”的时候起，建立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丧失了。 市民社会是由漠不相干的原子式个人通过交换形成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与通过血缘伦理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不同，它不是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而是以独立个人的自我封闭、以个人与他人的分离和对立为前提，个人之独立则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的结合，决定了“人权”和“国家主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所谓人权，实际上是原子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人和人相分离，以便确保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能够不受任何阻碍地实现个人之自私、个人之自利的权利。它并不是把人和人结合起来，以便确保能够使所有人共同发展的权利。与古希腊把城邦社会视为目的、中国宗法社会把家-国共同体视为目的不同，这种“人权”观把集体视为对个人的束缚，因而至多是一种不得不保留的、必要的恶。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在民族内部也是必要的恶；但在对外关系中，民族国家又成为本民族之集体自私、集体自利的单位，因此又被资产阶级视为不可缺少的善。 如果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张著”的看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全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表明：在缺乏原子式个人、不存在市民社会的宗法制度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会导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在群狼环伺、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华民国在外部只能任由帝国主义操纵和蹂躏。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私自利视为人的“天性”。在这个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也像狼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如果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超国家”，中国人早就像非洲黑人一样被变成奴隶，原来作为“天下”的“超国家”早就像美洲那样被帝国主义强占了，哪里还会有“中国崛起”的事实、哪里还会有“民族复兴”的美梦呢! “张著”没有认识到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居然宣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逻辑 中国的未来如何?这一问题不仅牵动每个中国人的心，而且引起整个世界的关切。西方人焦虑的原因，恰恰在于“张著”所说的“自成体系”的文明异质性。那么，中国崛起的方向是不是像“张著”所说的那样“已不可逆转”，中国是不是“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1](P2)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如果真是那样，不仅西方人应当焦虑，中国人更应当焦虑，因为古代中国自有的体系是“天下”体系，而不是“世界”体系。回到这一体系无疑是自寻死路。 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并不是由于它“自成体系”，而是由于它学习了西方；只要中国对自己崛起的真正原因缺乏意识，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闪烁不定的；中国的坐标并不是“内源性”的，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早已离开了“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踏入人类文明大道，它已经背离“天下”之中国，正在向“世界”之中国演变。 (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 由于不懂马克思主义，“张著”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解。例如，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和“四特”的特点：“‘四超’就是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显然，如果单从字面看，这“四超”和“四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存在，但鸦片战争中国还是战败了。由于“张著”把战败的原因归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家，所以他特别指明，就当代中国而言，这“四超”和“四特”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P64-65)前文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并不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政权，因此“张著”这八大特点之经不起推敲也就是必然的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改造中国传统，从而接续中国历史的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有许多派别。它们的共同点，是反对资本由私人占有，主张资本由社会占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研究了“社会”的含义，而且研究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所依靠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如果不借助马克思主义，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2](P1480)既然这三大法宝都不是来自中国传统，就不能说是“内源性”的，恰恰相反，它们都是来自中国之外，来自世界。 三大法宝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核心。这样的党有四个优势：第一，它是民主集中制的党，也就是一个“有纪律”的党，这使它具有极强的向心力；第二，它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党，有一种世界历史视野，因而站得高，看得远；第三，它“采取自我批评方法”，因而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第四，它能“联系人民群众”，从而能够得民心、顺民意。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显然同旧军队截然不同，必然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显然不同于那些貌合神离的利益集团，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这三大法宝表明，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以新的生命力，它排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把由小农经济造就的、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改造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在中国成为可能。 其次，如果不借助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不可能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长达20年之久的左倾错误，挣脱了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羁绊，回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与原来一味突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建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抛弃三大法宝，而是把它发展为新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张先生所特别赞赏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但张先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却缺乏认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概括，表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强调，首要的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连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建立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了。为此，中国共产党发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谓初级阶段，并不是说中国已经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因为那需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生产力水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就生产力水平而论，实际上只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之前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既成的状态，而是一条通往那种状态的道路。如果就一种状态而言，那么我们只能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够格”。 理解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把“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结合起来。脱离三个“有利于”，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生产力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撇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像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样，仅靠发展私人资本来推动生产力发展，那就像把一只小羊羔投入狼群中一样，必然使中国在世界竞争中败于国际垄断资本。由此决定了，在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必须坚持公有制的基础地位，以保证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而且必须利用种种方式，包括市场经济的方式，不断增大国有企业的实力，以便为中央政府实行经济调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础。 把三个“有利于”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张著”所说的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1](P100-114)这八个特点都不是“现代国家”的特征，因此也不是来自“现代国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改造，相反，它们恰恰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的改造，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以“混合经济”为例。“张著”断言：“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1](P109)这是非常精彩的论述。遗憾的是在具体阐述中，他回避了当代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的‘郡县’思路和司马光的地方与地方乡绅互动，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然后引用了张五常的县际竞争观点和史正富的(中央、部门、地方)“三元主体”良性互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在解释既成事实的层面上原也不错，但如果脱离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这些观点出发解释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例如张著所谈到的“三元主体”的缺点(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恰恰来自中国传统特有的“轨迹和逻辑”，既然拒绝用西方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只剩下“社会主义”一条路，而“张著”恰恰没有想到这一点。 (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世界历史 “张著”突出中国“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既不能走孤立封闭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决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套话，而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定位。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向资本主义学习；中国必须超越西方，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提供了这样一种立场，让我们在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学习资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从中世纪晚期的工商业城市，走向民族国家，再走向全球化，这是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的个人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民族主义，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帝国主义。目前的全球秩序正处于由美国主宰的帝国主义阶段。“张著”就事论事，对“美式金融腐败”展开了批判，[1](P96-98)但他没有看到，这种腐败无非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之一。它体现的是金融资本对全球的剥削。在这一意义上，美国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很不幸，中国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民族国家阶段与西方文明狭路相逢的。历史不容假设，但为了分析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天朝”是在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中世纪晚期的工商业城市阶段与西方文明相逢，世界历史会是一幅什么面貌。我们姑且假定出现了最坏的结果：“天朝”完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继承了悠久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商人也未必就竞争不过中世纪晚期西方工商业城市里的资本家们。然而鸦片战争时期中国遇到的却是处于民族国家保护中的资产阶级。那时候的中国商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个体户”，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而西方受到民族国家保护的资产阶级却已经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已经进入常态化的资本积累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无异于以卵击石，中国怎么可能取得成功? 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是单纯依靠个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而是同时依靠社会及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既解放了个人生产力，也发展了组织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同时没有放弃国家层面的宏观计划和经济调控，从而确保了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的生产力结构奠定了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被西方挤垮，反而借机发展了自己，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鲜明体现。 从整个世界经济史来看，是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了中国能够发挥后发优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走了很长一段弯路——西方有三百多年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波动中度过的。虽然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逐渐走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它在理论上始终坚信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认为经济是私人的事，政治是公共的事，因此哈耶克式的对国家和社会的不信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国家调控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使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年代”。很容易想象得到，如果中国所走的不是个人生产力和组织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同时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放弃社会主义，听任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四处泛滥，那么，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三元经济”，更不可能避免由大幅波动造成的经济危机的频繁袭击。中国30多年的平稳发展，恰恰证明了“三个有利于”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经济过剩的危机。过剩有两种：一种是结构性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生产能力过剩了，但劳动人民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表现为由缺乏购买力导致的无效需求，因此也称为相对过剩；另一种是总量过剩，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因而社会总供给相对于总需求来说过剩了。总量过剩也称为绝对过剩或弹性过剩，因为除非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新的产业，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否则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将使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一旦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就崩溃了。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基本上属于前者，即相对过剩的危机或结构性危机，解决相对过剩并不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只需要改变分配方式就够了：在欧洲，社会党通过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就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改变分配方式，就必须在民族国家之外开拓市场，把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外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民族国家间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滞胀导致的危机基本上属于绝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采取的对策，一是放开金融监管，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手段，创造出一个虚拟经济市场，吸纳过量发行的货币；二是制定产业政策，通过技术垄断和信息封锁，实现本国产业的结构升级。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战争很少通过军事方式，而更多地采取了金融战争和信息战争的方式。 实行福利政策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方式筹集资金：一是多印纸币，其结果是导致通货膨胀，进而重新形成结构性过剩局面；二是对富人征税，在此基础上对穷人实行转移支付，其结果是导致资本外逃，促进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三是借债，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实现付本还息之后的纯收益，作为实行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除了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特定范围内采取第二种选择外，欧洲主要采取第三种选择，美国主要采取第一种选择。实际上，第一种选择也只有美国能够承受，因为它能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掠夺全世界的财产，并且通过金融市场把泡沫吸收到虚拟经济中。然而，短视的美国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透支美国的信用，还会导致新型的金融危机。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苟延残喘的唯一希望是通过科技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但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同时创造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由于这是刚性需求满足之后的弹性需求，而且是只有通过货币才能满足的弹性需求，因此资产阶级只有一方面通过广告等手段，不断刺激、制造出对新产品的热望，另一方面引诱消费者通过延长本可以缩短的劳动时间来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人变成了消费机器，一个不断膨胀的欲望黑洞；而大自然母亲则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一个不仅被榨尽乳汁而且被榨干每一滴血的骷髅。 只要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要解决这一切问题，只有抛弃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采取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为中国指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2000年起，中国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问题域。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过剩经济问题，只有通过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高级阶段，直到进入共产主义，才能最终获得解决。 与“张著”不同，笔者断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充满自信地学习西方，而且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被西方同化，是由于它站到了一个从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出来，却又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中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中国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不仅实现自我超越，而且帮助西方实现自我超越。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但它属于全人类。它已经帮助中国走出了古代文明的困境。只要我们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它就必将帮助西方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 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将完成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核心。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它将由旧的“天下”之中国，崛起为新的“世界”之中国。 注释： ①元朝可能是一个例外，但这一例外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地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 ②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请参见马拥军：《“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一文。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