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协调：从国际体系到全球体系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大国论文,全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正陷入持续危机之中，资源、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经济治理不善，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政治冲突加剧等等。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更新着全球治理者们的议程表，而这些问题的久拖不决则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决策和执行体系的失灵。诚如去年过世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全世界最重大的问题在于那些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问题找不到有效的决策者来解决。”①作为掌握物质力量和合法性的大国，理应对全球问题的治理责无旁贷，但事实是，大国不是缺乏有效的共识，就是达成这种共识的程度太浅、速度太慢，根本满足不了全球治理的需要。在这个最需要大国合作的时代，全球治理的管理层出现了“无领导化”(也可称为“G0”化)倾向，即没有国家愿意为全球集体行动提供领导力。②大国合作为什么失灵？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大国合作的失灵源于其合作模式的过时。在这个深度全球化了的体系中，传统上那个以精英主义思维为指导，以顶层设计和全球性缔约为目标的大国协调模式，与全球体系的现实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作为上述论断的自然推论，大国合作模式的转型成为在全球体系下追寻更优的全球治理的必经之路。
一、国际体系下的大国合作
自民族国家体系正式确立以来，“国际”就成为形容世界政治现实的经典用词。这种学术类型的划分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表面上十分丰富的合作形式背后，大国间互动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大国合作的基本形式可被归为三类：双边协调、正式结盟和多边协调。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集体行动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多边框架下的大国协调从补充性地位上升为主要形式，并发展出包括国际机构内大国集体决策、多边谈判中大国磋商和大国定期非正式协调等一系列丰富的大国协调机制。但是，从本质上说，今天的大国协调仍未能超越其国家中心主义内核。纷繁的大国协调机制均是以国家高级领导人为核心的会议集合，大国领导人通过这些小范围会议达成共识，使其在全球范围的多边互动中形成一致立场，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优势，对全球问题应对方案和规则体系进行顶层设计。所以，以排他性集团为平台，政治精英垄断和以达成全球性条约为目标这三大特征可以基本概括国际体系下大国协调的宏观面貌。
1.基于“大国密谋”的全球决策
自大国协调出现以来，排他性就一直是其重要特征。无论是维也纳体系中的五国协调还是现代的西方七/八国协调，都是自我选择、自我为中心、忽视协调机制之外广泛国际社会成员诉求的小圈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排他性大国协调机制主导的全球决策就是“大国密谋”。这是世界政治缺乏民主性的重要表现。
国际机构的现有决策结构是大国密谋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③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全方位的权力优势。这两个组织的运作由执行委员会监管，其中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在内的西方大国都在执委会中拥有执行董事席位，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组成若干选区，选出一个执行董事作为该选区国家的集体代表，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享有自己单独的执行董事席位。同时，大国的投票权由其所持份额(与其资金实力密切相关)决定。美国由于握有国际货币基金超过15%的投票权而对关键事项拥有否决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最高管理人员(总干事和行长)也都受到大国的强大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在理论上更直接地代表成员国，因为各层次的决策都由成员国主导，所有国家都享受平等的投票权。但事实上，形式上的一国一票并不能保证决策的平等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是靠共识而非靠投票进行的，共识的内容一般是在非正式会议上推敲决定的，而这些会议则由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这“四巨头”主导。“世贸组织的大多数决策都是通过小范围会议和磋商做出的，然后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大会”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区别不大。
七/八国集团的建立和发展更加强了大国对于全球决策的控制力。尽管一再尽力否认自己是所谓“全球内阁”，但这一排他性大国俱乐部对全球治理机构的控制力是有目共睹的。七/八国集团是一个“转换器”，它的设计功能包括“协调成员间关系、建构政治领导和为全球经济提供集体管理”。⑤通过完善的大国协调机制，它比较成功地整合了原本各自独立的西方大国力量，使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一致声音，从而形成合力。由于七/八国集团成员国在国际机构中拥有绝对决策权，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塑造虽然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下进行，但事实上多是这些机构根据七/八国集团成员国预先协调得出的一致意见行动的结果。“由七/八国集团定下调子，再由国际组织推动落实，成为国际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⑥因此，七/八国集团也是大国密谋式全球决策的典型。
2.政治精英对大国外交的垄断
自有外交以来，政治精英甚至外交精英就是外交活动的绝对主体。《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为现代外交体系的基础性规范，简化、明确、授权和确保了职业外交家在外交体系中的核心地位。⑦虽然当今世界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成为世界潮流，但是，外交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国家间外交谈判仍然未减弱其神秘性和参与的有限性。
诚然，大国互动框架就形式而言一贯是多层次的。以学者、民间人士等为主要参与者的第二轨道对话的广泛开展可被视为新时期国家间交流形式的创新，也被广泛认为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实际上，政治精英层次之外的互动与这一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层次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从既有实践来看，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间彼此分立、平行运行的情况，要多于二者之间相互制约和渗透的情况。说到底，将第二轨道想象成与国内决策进程中民众参与途径类似的机制是缺乏依据的。国家间关系的常见现象是：第二轨道互动热情洋溢，但第一轨道互动仍矛盾不断甚至充满敌意。这说明，国家的政治精英仍然能够在公众视野之外，并能在不甚考虑公众诉求的情况下做出承诺和采取行动。
精英对决策权的垄断在国际经济机构中更加严重。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权垄断在贸易部长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者是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并且，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常管理和监督的执行董事大都是从财政部长中选拔出来的。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外交垄断称为“筒仓”(silos)。他进一步指出：“当以上国际经济机构着手讨论国际经济体制的问题时……受邀参会的是已经坐在会议桌旁的同一些人。这些人认为其他的参与者只会搞乱讨论……这些机构所做的决策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游戏规则，然而，决策者的范围是非常窄小的。”⑧
七/八国集团协调机制是外交垄断的巅峰之作。七/八国集团会议体系的核心是首脑会议，其他一切会议，包括夏尔巴(Sherpa)系列会议、各种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会议都是为首脑会议服务的。通过会议机制上的创新性设计，大国领导人得以在一种相对轻松，私人性很强，屏蔽技术官僚参与，甚至在关键时刻将负责记录的会务秘书请出会议室的条件下就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寻求一致。⑨在这个空前强调民主和公开性的时代，大国就以这样的方式使外交垄断保持着先前时代的高度，从而放大了政治家的活动空间，使人民仍然保持对外交束手无策的地位。
3.全球问题与全球缔约
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中，具有国际法律强制力的国际条约不仅是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更被视为全球治理目标的一部分。在主流认知中，能否最终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进而在其指导下展开行动，是评判全球治理集体行动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
多边主义和全球谈判是这个时代世界政治的重要标志。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⑩在此意义上，订立一套统一的原则来统摄全球多边行动就成为多边主义需要解决的首要也可能是最核心的问题。因此，全球性制度与多边主义这种解决全球问题的经典模式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关系。全球性制度的灵魂是其对成员国的通用性，而多边行动的灵魂和归宿也是建立国际制度。
以多边缔约为目标的多边谈判是今天最常见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多边谈判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立了大规模国际会议作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这种传统在1815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国际会议成为世界秩序安排的生成途径。二战结束以来，多边缔约谈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联合国系统、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机构和制度的建立都是多边谈判的成果。多边缔约和顶层设计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治理的正统路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作为大国非正式协调机制的“大国集团”(Gx)不制造硬性国际条约，但其达成的“君子协定”却正是以影响全球性缔约谈判为目标的，这一点在距今较远的多哈回合和较近的国际货币基金改革进程中都有明示。
以全球缔约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是全球治理方法中最具雄心的一种。一方面，这种路径关注的是通过订立一套完整的权利和义务分配系统来组织全球性集体行动，如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减排量划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融资额度和投票权划分等。另一方面，这种路径试图将所有相关子议题纳入到一个整合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并建立一套非常宏大的制度系统。多哈回合谈判的志向是极其宏伟的：“它不仅力图建立规范制成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还将一系列与国际贸易并无直接关联的领域包含在内(比如反垄断、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规则等等)”；多哈回合谈判追求一步到位的缔约思路，“以设计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化框架来规范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为目标”。(11)
二、全球体系下传统大国合作模式的危机
作为传统的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国际体系的对立物，全球体系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三点：第一，全球权力分布的平衡化；第二，个人在世界社会中的崛起；第三，全球性问题的空前紧迫和复杂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上述三个特征在今日之世界正愈发显著。全球体系的上述特征与传统的大国合作模式构成了严重紧张关系：排他性大国集团无法有效回应新兴国家的参与诉求；领导人及官僚主导的会议体系使大国协调仍保有与民主潮流格格不入的封闭性；以建章立制为目的的大国协调也不能满足全球治理对决策效率的要求。
1.“非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大国俱乐部”的危机
全球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新兴大国的崛起。虽然大国仍然保有对世界事务的强大控制力，但以大国为核心的传统已经过时。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性物质力量的重新分配速度大大加快。各种统计数字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点，即在西方七大国之外，许多新的力量中心正在兴起。这些被统称为新兴大国的，在传统上被视为秩序的客体和被治理者的新玩家正在显著改变着国际格局。
IMF预计，到2015年，G7的GDP占世界比重将下降至36%，而金砖集团(BIRCS)成员所占比重将升至29.1%。(12)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更预测，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3)虽然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现实困境有待解决，这使它们的发展前景呈现某种不确定性，但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逻辑的。强大的权力基值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前提。人口、土地、资源、市场和高效的管理模式是权力基值的基本构成要素，在世界历史中获得空前宏伟国力的国家必须设法获得上述要素。金砖国家(不包括南非)与七国集团相比具有一定的硬件优势，它的面积是七国集团的1.8倍，人口是七国集团的3.86倍，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相比之下，西欧国家和日本并不具备成为大国的硬性条件，它们在近代史中成长为世界大国的秘诀在于资本主义的“外围剥削”体系，即通过输出资本和掠夺他国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来发展本国经济，维持庞大的综合实力。除美国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依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市场却缺乏技术和有效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的普遍贫穷。但是，剥削体系的致命缺陷在于资本以获利为导向的自由流动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流动性。虽然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它们由于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而得以积累起强大的资本力量，随着可动用资源数量的增加，随着政府逐步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各方面软条件的改善，尤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全球性扩展，这些发展中大国在国土、人口规模、资源、市场方面的巨大优势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从而造成世界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伴随着物质力量的飙升，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日趋强大。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集体行动的参与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程度上都空前上升，其自信心和全球性政治抱负也大为提升。新兴大国崛起造成了七国集团领导地位赖以为继的关键因素——权力优势逐渐弱化。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物质力量差距的迅速缩小侵蚀了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中的代表性；传统强国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能力的下降和新兴大国这方面能力的上升形成反差，也降低了七国集团领导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改革传统的大国俱乐部，调整大国协调参与者的构成成为全球治理的唯一出路。
2.“个人的崛起”与“外交垄断”的式微
全球体系下大大扩宽和加强了的全球联系渠道，使最普通的个人首次与全球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吉登斯对全球化情境下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做过经典论述：“全球化在抽离国家力量的同时，还进一步使事物本土化。许多影响进入到国家层面之下，要么对地方发生直接影响，要么对本土或者城市发生直接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全球化在形构我们行为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同时形构了全球化的世界。”(14)
个人主动性和人类整体意识的双重觉醒是本轮全球化区别于全球化其他时代的重要特征。个人的崛起代表着一种人本位的理性的兴起。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交往体系的形成，以及全球性相互依赖的加深，使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开始清晰化。在中世纪末期以来近四百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共同利益第一次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利益，而“民族、国家等群体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则被视为特殊意义上的共同利益”。(15)随着人本意识的再次觉醒，个人在世界事务中的能动性也大为加强。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较清晰地指明了当代政治体系的发展趋势，即从官僚控制到公民控制。卡梅伦已经认识到，信息技术革命使人民的力量大为增强，个人获取政治体系信息的能力增强了，这改变了政府对于信息的垄断，从而使个人监督、选择和问责的能力也大为加强。(16)在世界政治意义上，对于个人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讨论一般集中在一个概念——“全球公民社会”上。哈贝马斯在其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提出了“世界公民权利”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超越了共同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而突出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强调公民在国际共同体中应直接享有法律地位，应该成为世界公民。虽然全球公民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体系下个人和国家(或者从本质上说，个人和国家政治精英)这对二元关系中，个人利益不可能继续被任意地以“国家名义”而牺牲掉了。
大国决策者的行为从来都与民众的监督相距甚远，个人的崛起更凸显了大国协调的民主赤字。缺乏全球公民参与的大国协调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第一，大国行动缺乏充分的约束力量，由于政治精英可以私下和临机决断，大国背信弃义的风险很大；第二，大国对权势的追求使现有的大国合作继续保持“没有合作主义文化的合作”，虽然超越国界的市民联系已经非常紧密，但公民个人层次的交流并未能有效地作用于政治精英，从而使大国间互动各层次出现脱节现象，其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中日间曾长期持续的“政冷经热”状态；第三，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大国政治精英在作出外交决策时，仍更多地考虑国家权力因素，较少地考虑该行动为民众带来的福利，“国家利益”、“国家理由”、“外交机密”这类挡箭牌仍然被频繁使用。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必将被个人的选择所淘汰。
3.全球系统复杂化与“顶层设计”的失灵
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寻求最优的顶层设计方案看似一个诱人的工程，并且在二战后初期的岁月里，国际制度重建也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同质性和协作精神的逐渐丧失，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的建设速度正越来越慢。其原因在于，全球体系下高度碎片化的利益分布使顶层设计努力陷入僵局。
全球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从原来的相对同质变为十分多元，这使寻找一个为全部参加者所接受的统一方案变得空前困难。以应对金融危机的集体行动为例，主要经济体由于存在着四种不同经济模式——“初级产品生产模式”、“低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高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和“金融膨胀与消费主导模式”——而对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存在很大矛盾。(17)2010年4月的20日集团财长会议本想就建构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达成协议，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金融机构的非储蓄负债和薪酬总和进行征税，以抑制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但是，该提议遭到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未曾出资救助银行业的国家的反对。最终，共同声明不得不采取了模糊化策略，仅仅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各种可能方案，且“同时考虑个别国家的个别情况”。(18)多哈回合的失败也表明，“在所有领域达成协议，否则就没有协议”这种追求一步到位的谈判规则已经成为前进的障碍。(19)全球气候合作的失败更是顶层设计困境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南北方利益诉求已经处于僵死状态，这种情况下任何达成全球性条约的努力都将是极为艰难的。
当今全球治理和大国协调有从“务实”滑向“务虚”的危险倾向。表面上，国际会议频繁，所有大国都在积极参与全球性多边谈判；实质上，各国真正做出的行动却越来越有限。“等待达成协议再行动”的心态可能导致全球层次的“拖延症”，这无疑将严重损害全球治理目标的达成。挪威外交部长在一篇文章中切中当前多边谈判的要害：“全球治理已经进入一种被称为‘峰会狂热’的状态，其特点就是对多边谈判的投入越来越多，而回报越来越少。国际社会投入巨大的精力来创建政府间组织和峰会体系，却较少努力于创建有效的全球制度设计。会议更多，成果却更少。多边谈判从工具成为了目的本身。”(20)
三、新型大国协调：路径和模式
全球体系下传统大国合作模式的日渐落伍使新大国合作模式的建构成为必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新型大国合作的基础性部件仍应是多边大国协调。但是，这种大国协调必须是改良版的：它必须有效地回应全球体系下全球治理的需要，其参加者必须更具包容性，其协调过程必须更具开放性和民主性，其着眼点也必须更务实。只有建成这种改良版的大国协调，才能为新体系下的全球治理提供新动力，使世界社会向更有效的和符合民众利益的治理迈进。
1.更具包容性的大国协调
大国协调机制应当具有积极地回应全球权力变迁现实的能力。对于具有明确的决策权力划分规则的正式全球治理机构而言，改革这种决策权分配规则本身是增加其内部大国协调包容性的手段。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而言，其投票权划分缺乏能动性的问题必须得到改革。虽然新一轮的改革协议已经达成，但这种“一次一议”的权力调整方式是不够完善的。金砖国家《德里宣言》已经指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行分配原则本身的改革，并增加决策权调整的动态性：“迫切需要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前如期落实2010年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在2013年1月前全面审查份额公式……并于2014年1月前完成下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动态改革进程有助于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对于大国非正式协调机制而言，增加包容性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随着20国集团的兴起，以20国集团为基础整合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已经使大国俱乐部朝向包容性迈出了重要一步。虽然20国集团仍然经常受到来自非成员国的抗议，但从代表性、包容性与效率的权衡来看，很难有比20国集团更好的选择。20国集团成员国总共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85%，世界贸易总额的80%和世界人口的2/3。从地域分布来看，其成员遍及全球所有地区，几乎囊括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同时，20国集团大体包容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20国集团面临的问题不应是是否扩员，而是如何架起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沟通桥梁。金砖国家应是建构这一联系枢纽的最佳选择。金砖国家是南方国家利益忠实和有力的代言人，它可以在20国集团会议之前运用自己在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和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协调机制(IBSA)、77国集团(G77)等在内的各种协调机制，预先凝聚南方国家的共识，从而使广大没有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被带入这一最高级别的多边协调机制中来。当然，若想实现这种设想，除了需要七国集团拥有这种比较高尚的政治意愿之外，还需要其和七国集团摒弃传统的零和式互动方式，转而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
2.多层次的大国互动框架
多层次大国互动不是对多轨道交流的简单重复，而是强调建构个人和国家行为间的桥梁，这就需要更彻底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民主化”。(21)这种民主化的组织形式就是多层次的大国互动框架，“它必须是一个深层次、多阶层、紧密相扣的架构，让政治领导人、立法者、官员、专家、企业、政策研究机构、学者、学生和两国社会的其他人，可以建立互信，进行磋商和协调”。(22)政治领导人层次之外的互动体系应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以影响政治精英会议结果为目标，而非仅仅以研讨之类的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出于谈判效率的考虑而不能允许公众对决策进程的参与，但公众对于政治承诺和执行的知情权需要得到保证。“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责任，透明度都是使责任有意义的重要因素”(23)。保证透明度就注定不能仅满足于通过措辞含混的、单向的会议公报或声明来传递信息，而需要与个人的充分互动。需要保证公民获得谈判细节的知情权，取消政治精英以“国家利益无可奉告”加以搪塞。媒体仍然是强化透明性的关键工具。虽然媒体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关系中饱受争议的话题，但目前而言尚无比媒体更成熟和有力的监督手段。媒体和大众的紧密结合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是目前国家唯一真正忌惮的非国家力量。
上述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将互动关系暴露于普通个人的视野之下，增加国家愚民游戏的成本，这正是被观众成本理论所强调的。可以说，无论是国内观众还是国际观众，都体现出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政治条件下，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精英选择的强大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国家间协议是否符合公众利益的评判，以及对于国家遵守条约的真正最有效的监督者应该是个人。诚如林民旺所言：“观众成本促进合作的机制在于，它是‘代价高昂的信号’，能够传递国家的真实意图，也能够限制领导人的行动自由，提高讨价还价中承诺的可信性，影响国家间的互动，进而削弱私有信息和承诺可信性问题对国家间合作的消极影响。”(24)
3.实践导向型大国集体行动
虽然通过主要大国主导的多边谈判订立全球契约仍是全球治理的最理想方案，但是，在这种顶层设计已经越来越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从细处着眼，在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摸索问题的解决方案，以“积跬步”的方式推进大国合作将是一种更优选择。
从顶层设计到实践的转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哥本哈根会议失败而导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面临持续危机以来，一个明确的现实已经摆在眼前，那就是重订全球减排责任分配体系的努力将必然导致一段相当长的无契约约束减排期。在这段旧条约失效而新条约难产的时期里，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主要需要依靠国家在功能性议题上的行动。这种对现实的妥协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也同样适用。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来说，从全球层面再造一个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十分困难，这就使当前对全球经济决策权分配和规则体系进行重构的努力显得“务虚”大于“务实”。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库珀就曾对笔者指出，当今大多数关于G20功能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实现全球经济决策权再分配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多地讨论关于如何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调整监管方式等更加技术性的问题。(25)
这种务实的大国协调就是倡导对理查德·哈斯的“功能性多边主义”理论的大规模应用。他在谈论日益陷入僵局的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金融治理多边缔约进程时提出：“一项有益的举措将是，达成一项全球协定，阻止砍伐和焚烧森林——它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各国政府倒是可以签署一项这样的协议：承诺尽其所能实施一系列与一致认可的国际准则相符的措施。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制定银行资本金要求、会计制度和信用评级方面的标准，上述更为务实的缔约步骤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26)《经济学家》的评论文章已经发现“降低预期和细化谈判”可能是全球缔约困境的解决之道：“要将成员国划分成若干谈判小组，而且允许各小组独立向前推进……一些协议可能并不包括多哈回合的所有参加方，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这些协议可以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介的小团体合作将最终在全球层面上降低关税壁垒。”(27)
新型大国协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往以合作为灵魂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手段。全球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性观念的虚弱和国家中心主义观念的强盛。“‘国家中心主义’理念让国家将全球治理仅仅看作不同行为体之间进行冲突或竞争的新方式而使得主权国家的全球共同体意识缺失，导致全球治理困境的出现”(28)。在自助、自利的国际政治文化下，大国对相对收益的执著和彼此间的信任缺失，都成为全球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原因。因此，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在于观念的革新，而新型大国协调就可以被视为这种观念革新的工具。新型大国协调的长远目标就在于：通过促使大国在积极和协调性互动中建构合作主义文化，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而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提供可靠动力。
在新型大国协调模式中，新参与者的引入具有很强的观念革新的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作为后来者，将带来更积极的改革动能，从而推动全球治理决策的民主化和优化升级，进而强化集体行动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无论是知识社群还是公民社会，他们的文化总体上说都是强调信任和合作的，将它们引入外交体系，打破思想僵化的政治家对外交的垄断，是实现观念变革的一个突破口。信心来源于成功的经验，而当前的全球治理集体行动恰恰缺乏成功的激励。多边谈判的繁琐、低效和一再失败正使许多大国失去信心，转而退回到单边主义上去，从而引发更多的矛盾，使全球治理前景暗淡。但正如前文所言，虽然大国间矛盾难以调和，但大国合作不是无路可走。它们可以选择绕开矛盾，在共识点上开展扎实、深入的集体合作。在某些较容易领域合作的成功将建构一种乐观预期，这种“积跬步”式的前进对于合作主义文化的建构极为关键。总之，如果能够通过新型大国协调最终促进大国关系模式的变革，那么全球治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①朱新伟：“全球最大问题：政治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张维为、陈平专访世界左翼思想家霍布斯鲍姆”，《社会观察》2012年第6期，第10页。
②Bremmer Ian and Roubini Nouriel."A G-Zero World,"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pp.2～7.
③这些负责管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国际机构本身就是通过大国密谋手段建立起来的。
④[英]耐革尔·伍兹、[英]安瑞塔·纳利卡著，祝东力译：“治理与责任的限度：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第4期，第77页。
⑤Nicholas Bayne,"The G8's Past Performance,Present Prospects,Future Potential,"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2000 G8 Pre-Summit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bayne20000713/.
⑥陈晓进：“评析八国集团的作用与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第26页。
⑦Brian Hocking,Jan Melissen,Shaun Riordan and Paul Sharp,"The Future of Diplomacy: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Report of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5.
⑧[英]戴维·赫尔德等著，童新耕译：《驯服全球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⑨加拿大学者彼得·哈吉纳尔对G7/G8会议文献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指出，许多会议文献被加密，许多领导人谈话甚至是在没有书记员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参见[加]彼得·哈吉纳尔著，朱杰进译：《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美]约翰·鲁杰主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11)"Goodbye Doha,Hello Bali," The Economist,2012.9.8,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2196.
(12)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0.10.
(13)Manmohan Agarwal,"The BRICSAM Countries and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Power:Scenarios to 2050," CIGI,Working Paper,No.39,2008.10,pp.22～26.
(14)安东尼·吉登斯，郭忠华、何莉君译：“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5页。
(15)蔡拓：“全球化的时代意义及其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8页。
(16)David Cameron:"The Next Age of Government",http://www.ted.com/talks/david_cameron.html.
(17)自宗良、王志峰：“G20不同发展模式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措施及政策效果分析”，《武汉金融》2010年第3期，第9～12页。
(18)陶冶：“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落幕，主权债务风险成焦点，征收银行税现分歧”，《金融时报》2010年4月26日。
(19)"Goodbye Doha,hello Bali".
(20)Jonas Gahr Store,"Taming Summit-Mania: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Dialogu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2012,p.12.可惜的是，这位政治家正确地提出问题，却仍在老的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内设计解决方案。他提出的基于顶层设计的制度强化方案虽然正确，但达成这种强化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21)“国际关系民主化”在传统意义上是国家中心指向的，仅仅强调增多参与决策的国家，因而是不彻底的，或者说仅为初级层次的。
(22)Jing Huang,Kanti Bajpai and Kishore Mahbubani,"Rising Peacefully together," Foreign Policy,August 1,2012.
(23)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门洪华、王大为译：“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民主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63页。
(24)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7～88页。
(25)库珀教授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会议时，对笔者表达了上述观点。
(26)Richard Haass,"The Case for Messy Multilateralism",The Financial Times,5 January 2010.
(27)"Goodbye Doha,Hello Bali," The Economist,2012.9.8,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2196.
(28)蔡拓、曹亚斌：“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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