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的经验值得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1263 （2001）01—0079—05
二十世纪是中国语言学从古代时期步入现代时期的世纪。一百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哪个领域最为成熟呢？我认为是汉语方言学。说它最为成熟，有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积累了相当丰富、也比较系统的语言资料。我们调查了1000种以上的方言音系，出版过数百种方言志、百余部方言词典、数十种研究单刊（包括比较系统的描写语法），各个大区都有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有了这样的调查研究基础，我们对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历史渊源就有了比较明朗的认识。第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相当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单字记音、音系整理、音变规律的调查、词汇语法调查、方言间的比较、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考求本字（与古汉语比较）以及同汉藏系语言作比较等等。第三，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内学者中大体上都取得了共识，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各有不同体系。第四，从材料到方法、理论，大多已为国外学者所接受，并引起他们的普遍重视，应该说，汉语方言学已经做到了国际接轨。
正因为如此，汉语方言学的百年经验很值得重视，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不但可以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也可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这里试谈谈几条个人的感受，供大家总结时参考。
一 继承传统小学的宝贵遗产和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经验
中国传统语文学有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现代的汉语方言学可以说是全面地吸收了传统小学的科学成果。上世纪末以来，西方兴起了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现代汉语方言学在借鉴域外新学上也是十分及时、十分准确的，并且两方面做到了巧妙的结合。以下分两项来叙述。
1.1 把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相结合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是切合汉语的实际的，有许多独到之处。与现代语音学相结合之后，引进了国际音标和音位分析法，使汉语语音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可理解、可模仿、可传播的国际接轨的科学系统。
1.1.1 关于音节的分析
音节是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传统的音韵学把音节分解为声韵调是十分科学的。反切的制度正是体现了声韵调分析的原理， 双声叠韵则是音节间的关系及对某些多音词的语音分析。关于声母系统， 就发音部位分为唇、舌、齿、牙、喉，就发音方法分为全清、次清、次浊、全浊也是完全合理的。关于韵母系统，把单个韵母分解为韵头、韵腹、韵尾，按韵尾归类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按韵头归类再分等（与韵腹也有关系）、呼，按韵腹和韵尾则归成不同的摄。这种分析方法完全切合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元音辅音相同，可有复合元音，未有复合辅音；不送气音和送气音（全清或次清）区别音位；次浊为无塞通音，可自成音节，确与全浊音有别。因此，用国际音标注明之后， 这套语音分析的系统方法成了不争的方案，国外学者无不接受这套方法和术语。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传统音韵学关于声调类别系统的分析（平上去入）也是切合实际的，有了赵元任创造的五度标调法，关于调值的分析也有了科学的方法。这是中国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学的一个贡献。
1.1.2 关于《方言调查字表》
传统音韵学从《广韵》（中古音）入手，上推上古音，下联近现代音，这是很有道理的。广韵系统作为官方颁布的统一的书面语的读音，统治文坛上千年，这是上古音演变的结果，又是近代音的前身。作为官音又势必对各方言发生影响。因此，广韵系统与现代共同语和方言势必都存在着对应关系，调查现代汉语方言拿按广韵音系编的字表作为凭借，以广韵系统作为方音和国音以及方音之间比较的参照系和换算标准，就便于快速地调查出方音的系统，也便于古今音、南北音的比较研究，这是汉语方言学的一大发明。试想如果没有《方言调查字表》，要记多少字音才能整出方言的音系，又要怎样进行音类的比较？当然，对于广韵系统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既不要理解为现代各方言的共同母语，也不要视为古今南北的“大杂烩”，应该把它作为各种语音折合比较的中介。同时，还不要忘记，只依靠《字表》记的音，总是不可能把方音的系统记全的，整理同音字表时，一定要把词汇中的有音无字的音节也整合进去。
1.1.3 关于汉字读音的分析
传统音韵学只研究字的“读书音”，不注重口语里的“说话音”。汉字又是以表意为主的，既可以构成书面语，读“文读音”；也可以构成口头语，读“白读音”。方言里的文读音往往是共同语语音的折合；白读音则是方言口语词的固有的方音。在普通话里有时也有方言语音的影响（即某些白读音）。在汉语的历史上，还有“四声别义”、“音随义转”等现象，这是近音派生近义词（音义相生）的造词方法，因而字音就不但有“文白异读”，而且有“别义异读”。语言的演变是纵向变异和横向渗透交互作用所推动的。方言的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是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多文多白则是方言里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成分叠置的结果。汉语方言学对于字音的各种异读的分析是十分精采的，既切合汉字超语音的表意特点，也符合现代语言学注重实际口语、以词语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的观念。
1.2 把传统文字学，训诂学和历史语言学相结合
传统文字学对字的“形音义”的分析是科学的，因为它切合汉语用汉字来记录以及汉语是音节语言、大多数音节有意义这样一些特点。对于汉语来说，音节、字形和字义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明代的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字有更革”，这是难能可贵的汉语和汉字互动演变的理论。传统的小学研究证明了，字音的变异、字义的迁移、字形的演进都有一定途径可寻。
为方言词考求本字是沿着传统小学这些理论的思路综合运用的结果，也是十九世纪以来国外历史语言学（包括历史语音学，历史方言学和历史词汇学）的借鉴。考本字不是为方言词寻求古老的书写形式，而是方言语音和语汇、语法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是对方言词的历史透视，是方言研究的基本建设。为方言考本字，首先要进行音韵论证，拿方音和本字的反切作比较，找出二者的对应条件，如果不合对应，还得说明造成特变的原由，若有姊妹方言读音作旁证更好。其次要比较字义，看方言词的意义和本字的字义是否相符或相通，如果是实词虚化，也要追寻其语法意义引申的过程和途径。意义的比较往往也要有其他方言作旁证。最后，还应该为本字的用法寻找书证，看该字的音义是否在古代的语言中有记载，如果有，又要分清是什么时代的语言，是古通语还是古方言。
由此可见，考求方言词的本字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语音、词汇、语法的综合研究；古今南北的比较研究。做好这项研究不但可以说明方言语音、词义的流变，为方言的历史定位积累例证；还可以为汉语的语音史、词汇史乃至语法史提供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历史证明，哪一个学科中学西学结合得好，能够做到相互论证、相互补充，哪个学科就会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方法，从而使该学科得到长足的进步。如果中学积累不足，或西学不切中用，不论是关起门来发扬国粹，或是生搬硬套全盘欧化，都不能使学科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境界的。
二 以实际口语为研究对象，注重田野调查，积累大量语料
中国传统语文学历来只重典籍文献的语言研究，轻视口头语言的研究，一方面，这是因为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差别很大，而方言总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另一方面也因为长期以来书面语作为立国经典和官方文书而具有高度权威，怀着正统观念的学者们就把方言口语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只注重研究规范的、理想化的体系，把方言的变异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然而语言现象最丰富、最实在的还是不息的口头语，书面语总是不断的来自口语、回归口语的，语言学应该以研究口语为本。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重视口语的应用和变异，创立了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进步。
汉语方言学注重口语调查，开始时应该是出于无奈，因为历来的典籍没有积存多少方言材料，即使有前代编成的一些韵书和字典，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也已经有了不少差异。方言调查从记音始，只能以口语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和其他汉语研究的学科相比，方言学重视口语材料的优点是突出的。近些年来语法学界提出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学说也体现了对口语各种应用和变异的重视，语法学理论的这一重大进步是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启发，事实上也是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实践证明了的历史经验。
然而，在汉语方言学者之中也并非所有的人对此都能有深切的领会。有人在整理方言音系时满足于《字表》所记录的字音，甚至记音的时候就只记文读音而不注意追问白读音，记录词汇和语法例句时也只是从普遍话词目出发一一对译，而不注意发掘方言口语中的词汇特点，例如区别方言固有词和借用词，补充同义词和不同的义项，注明特有的词义色彩。这种做法无异于又回到书面语研究的老路上去了，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进一步贯彻注重口语的方向应该提倡从方言口语实际出发调查语料，而不是从普遍话词目出发去找方言词汇：一天到晚的起居生活的内容、方式以及所用器具；一年到头的农事、农具、作物及各种年时、婚丧等习俗活动；从头到脚的人体各部位名称及其动作、姿态、性状，各种服饰、房舍、舟车的名称和使用方式；工农商学兵各式人等的称谓、品、状貌；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的有关活动等等。为了避免套用普通话，掩盖方言特征，应该提倡按方言区制定调查字表、词表和语法例句，在普通话不断普及、方言急剧变化的当前，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
三 如实地把方言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把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
三十年代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就突破了语音研究的局限，在研究方音的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方言词汇和语法，不像古今共同语的研究那样，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语音、词汇、语法各归各地研究。
最近的二十年间，关于方言词语的连读音变发掘了大量的材料。事实告诉我们，有些音变是单纯的联合音变，有些音变则是词汇语法现象所决定的。有的方言成词不成词变调不同；有的方言不同的结构方式变调不同，几个词组成短语或句子，也有的变调有的不变调。除了变调，还有变声、变韵、轻声、儿化、小称音变等等，也莫不与一定的词汇意义或语法关系相关连。
联系词汇、语法现象来看，从整个语言表达来看，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应该包括四个层级：属于声韵调的层面是音素—音位系统，属于音节—字音的层面是音节结构系统及字音的分配（音类及异读）系统，属于词语的层面是连音组的音变系统，属于句子的层面是语调系统。每个层级的语音结构规律都构成了一定的系统。每一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系统。跳出了汉字的“魔方”便可以看到个个语音系统的繁复的世界。在这多层面的语音系统中，异读系统，连音变化系统，语调系统，都是与词汇，语法现象相关的语音现象。
联系语音现象来考察词汇、语法现象，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许多新思路。不少词汇、语法现象，正是拿一定的语音手段作为表现形式的。例如：利用字音的变读来造成新词（异读造词）看来就是汉语特有的一种构词法。因为汉字及其异读正是汉语独有的。在方言中，不但有古来就有的“四声别义”，也有用声母“旁转”或韵母“阴阳对转”来别义的。又如，许多实词虚化后往往伴随着语音的弱化，或声母浊化，或韵母的元音混化，或声调变为轻声。理清虚词和语缀的音变过程，不但可以弄清楚不同方言之间的异同关系，还可以弄清楚古今汉语之间实词虚化的过程。多年来，语法史和词汇史的研究运用音韵学的原理和音变规律，获得了很多新成果，汉藏系语言的同源词研究也利用了古音和方音的对应规律，取得一些重要的突破。
汉语方言学应该珍惜自己的已有经验，继续努力，探讨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研究汉语的结构规律，建立汉语语言学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 注重古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比较研究
二十世纪初，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用北京音和21种方音、4种域外译音作比较，说明汉语语音的古今演变， 可以说是开了古汉语，国音和方音的对比研究的先河。但是，其比较方向是以今证古，内容则只限于字音。后来的许多中国学者通过古音、国音和方音的比较来研究方言，方向是倒过来了，依然还局限于语音。就语音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经验。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共同语及各方言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只有把三者联系起来，经过比较研究，才能对各个分体有真切的了解。事实是，今中有古，古中有今，南中有北，北中有南。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方言割裂开来研究，各部分都只能得到片面的认识，只有把三者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贯通。近二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汉语研究专家陆续的理解了这一点，自觉的运用“三角”比较方法来研究问题，例如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学者越来越多的用方言词汇作论证，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则提出了“古—方—普”大三角的比较研究方法，这都是汉语研究纵深发展的可喜进步。
开展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汉语的各个分体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而且还是研究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探寻其中的规律，建设汉语语言学的根本出路。汉语的历史长，分布广，典籍丰富，使用人口众多，方言复杂，研究时必须分科进行，有所分工，但绝不能把各个部门割裂开来，分而治之。汉语语言学理论之所以至今还建立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割裂和分治。王士元先生十几年前提出，汉语研究的资料丰富和理论贫乏实在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方言工作者必须增强信心，更加自觉地坚持这个研究方向，并进一步把它提到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和贯彻。
五 从语言本体的研究扩展到语言外部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外部语言学的禁区被冲破了，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取得很大进展。其实，早在数十年前，汉语方言学工作者在研究方言分区的时候，就很重视联系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材料，尤其是利用移民史的材料来考察方言的形成和变化。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深入调查方言语料时，积累了许多反映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各种风俗习惯的材料，写成论文或专著。在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建设中，可谓一马当先，功不可没。
联系社会历史文化来理解方言现象，除了通过移民史弄清方言形成和分区以及分布的历史根据之外，还应该联系历史背景来考察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说明为什么有的方言迅速地接受普通话的成分，放弃方言固有成分；有的方言区则采取双语制，方言与普通话并行不悖；有的方言就比较稳定地保守固有的传统和成分。与此同理，不同的方言和周边方言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相互间也有强弱势关系，也会相互渗透。此外，还可以联系社会原因来考察方言的文化类型：区内有无权威方言，各小方言之间是向心的还是离心的；方言的结构系统是单纯的还是驳杂的；在可供比较的时代里，方言的演变是快是慢，方言通行的地域是在扩展还是在收缩。
关于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另一种方向，就是运用方言事实来说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例如，研究方言中的“底层”现象及方言地名的分布以说明早期的民族关系；研究方言中的外语借词以说明方言地区同异国的交往；研究方言中的文化词语（风物词、习俗词、观念词、谚语等）以考察地域文化特征。在国外，这些内容是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课题，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之一，它对于了解国情、民情、社情以及存史资治都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许多学者把它归入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值得大力提倡。做得好，一定能得到社会的欢迎。
六.重视社会应用也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显著优点
古时候，有些学者搜集方音材料是为了说明什么地方语音不正，（如陆游早已指出的闽人歌豪不分）以便“匡谬正俗”。明清以来，官方逐渐重视推广正音。清初雍正年间曾明令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习正音，后来果然也出版了一些指导方言区的人学习正音的书。清末的切音字运动的先驱者们还调查方言，指导学习官音。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不仅是“北拉”还是“国罗”）开始自觉地联系方言来指导学习国语。到了五十年代，调查方言，指导推广普通话更是明确的政府行为。方言工作者调查了大量的方言，为了推广普通话，编过不少“学话手册”，因为没有经过教学法的加工，只是生吞活剥地拿方言材料和普通话作对应。后来实际效果并不大。但是，既然有了正确的方向，只要认真改进，这项工作一定能为共同语的普及和规范作出贡献。
母语教育（共同语教育）是义务教育中的要项。汉语方言差异不但现在广泛存在着，而且还将长期地保留，这就必定给学校的母语教育造成很大的障碍。为了提高母语教育的效率，加强口语训练，必须针对不同方言的实际情况，编写合用的教材，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在民族地区，双语地区，方言地区开展母语教育改革的研究和试验中，方言学家应该和语文教师密切配合，协同工作，为普及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十年代以来，方言学工作者也十分关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语言政策的推行，这也是汉语方言学的优良传统。为了加速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可行的计划，还应该做许多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普通话普及区、双语区、方言活跃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况。在这方面，方言学者还可以大显身手。
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不少学者还埋头于基础研究，只想搜集和整理材料，既不重视理论探讨，也不关心现实应用，真的是路子越走越窄了。语言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应该改变。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一百年来方言学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弱点，把汉语方言学乃至整个汉语语言学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