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适度、结构失调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总量论文,结构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疲软萧条，物价持续走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压力增大的局面，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有两种判断：其一，供给过剩，买方市场；其二，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无论大家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如何不同，但对其存在原因的看法大体一致。即经济总量基本适度，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体制依然不顺，问题主要在微观，而不在宏观。
如果确认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不在于宏观，而在于微观，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就不能简单在“紧”与“松”上绕圈子，而必须及时作出适当调整。本文打算从我国现实的经济困难入手，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搭配及其效应，以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政策搭配——组合方式及其效应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政策很多，是一个体系。它至少应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价格政策、就业政策等等。若从对社会总需求的扩张与收缩影响最大、最直接而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这里主要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及其效应问题。
财政政策注重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益原则，能在不改变社会总需求的条件下，通过分配与再分配调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货币政策注重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能创造社会总需求，能提高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如果两大政策搭配合理，使用得当，就能有效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与效益。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孟德尔的组合理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有四种模式可供选择：其一，双紧政策，即紧缩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二，双松政策，即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三，紧缩型财政政策与扩张型货币政策；其四，扩张型财政政策与紧缩型货币政策。四种不同的政策搭配模式，适用于四种不同的经济状况，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双紧政策属于一种“急刹车”式的调节，只能适用于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物价形势急剧变化时期。双紧政策能有效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稳定经济，但毫无例外地会酿成经济萎缩、效益滑坡，并使已投入的部分生产要素被浪费掉。显然，这是一种“专治驼背，不问死活”的政策处方。
例如，在1988年10月前后，为迅速刹住需求膨胀、经济过热的空气，防止货币信用危机，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紧缩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年过后，虽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恶化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经济增长速度滑坡、经济效益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资金周转失灵等险情。为挽救经济，政府不得不采取“点贷”，“生产启动”、“流通启动”，“基建启动”等措施，“适时调整紧缩力度”。结果，双紧政策前紧后松，引起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可见，双紧政策只是应付非常情况的权宜之计。
双松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一种强劲的刺激作用，一般适用于经济极度萧条，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要素大量闲置时期。双松政策能在短期内刺激总需求迅速回升，使经济保持足够的上升冲力，但是极易导致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诱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在历史上，我国曾三次采取过双松政策。第一次是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是1979年到1980年，第三次是1984年。这三次均毫无例外地引发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政府不得不实行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较长时期的调整和整顿。结果，欲速不达。
紧缩型财政政策与扩张型货币政策搭配，适用于经济结构基本合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比较理想，而社会需求相对不足时期。此时，为适当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速度与效率，增加有效需求，可采取廉价货币政策，适当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
扩张型财政政策与紧缩型货币政策搭配，适用于总需求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主体效益低下时期。采用这种政策搭配模式，能保证在不扩大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社会资源重组，企业运行效益提高。显然，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紧缩型货币政策的约束下，只能走内涵扩张的路子。
此种政策搭配模式究竟会不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应视财政的扩张方式和中央银行的配合程度而定。比如，如果财政采取动用历年节余扩张，中央银行可采取相应收回同额再贷款去平衡，总需求就不会改变。如果财政采取发行债券的办法扩张，由于“挤出效应”，只是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结构，不会引起总需求增加。如果财政采取在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的办法扩张，中央银行也能用发行金融债券的方式去弥补，也不会导致总需求扩大。可见，只要中央银行坚持紧缩政策，财政扩张就不会改变总需求。
以上四种政策组合模式，前两种搭配模式只是对付非常情况的权宜之计，负作用极大。而值得研究的倒是后两种模式。所以，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选择有效的政策搭配，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大势——总量适度、结构失调
今年以来，在内需不足，外部金融动荡，世界经济增速趋缓的多重压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空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据统计，到11月末，广义货币M[,2]增加16.7%， 增幅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增长13.7%，增幅较上月提高0.4 个百分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我们相信，随着再次降息，开展住房、汽车等消费贷款的实施，千亿元国债的顺利发行和增加500亿元财政赤字预算的兑现， 宏观总量将进一步协调。
但是，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趋好的同时，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矛盾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
第一，信贷资金供求结构失调。为实现GDP增长8 %的预定目标， 1998年计划增加银行贷款9000亿元，截止10月底已完成8349亿元，完成计划的93%。其中90 %以上的新增贷款是由国有独资银行发放的， 且70～80%贷给效益并不理想的国有企业（张曙光等，1998）。而占工业总产值60%以上，占工业从业人员73%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支持很少。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测算，不同所有制主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在工业中，非国有资产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大约为2.24个百分点。信贷资金多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将换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8）。据统计，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经济的贷款量仅为1.2%，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存款结构失衡，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在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中，企业存款占比为32%左右，储蓄存款占比为58%左右。其余10%为财政性存款、农村存款和信托类存款等。在所有存款中，占比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属储蓄存款。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储蓄存款余额仅300亿元，1989年增加到5000亿元，1992年达到10000亿元，1994年突破20000亿元，1995年底接近30000亿元，1996 年底达到38400 亿元， 1997年达到46300亿元，1998年11月末已达到52952 亿元。 而企业存款1997年底仅为27000亿元，至1998年11月末为31539亿元。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增量（7759 亿元）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7210亿元）。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长，在缺乏转化为良好投资的机制下，直接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应指出的是，目前我国60%以上的金融资产集中在约8.5%的人手中（王煜、高材林，1998）， 财富过分集中，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消费的发展和升级，衰减了扩大需求、刺激消费政策的效力。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于3月25日、7月1日、12月7日三次降息，财政几次发行国债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是由于下岗人员增多，缺乏社会保障；居民对经济预期看淡，收入水平下降；以及子女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的比例结构仍无多大改观，货币、财政政策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M[,2]对GDP的比例过高。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6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0%，而M[,2]增长速度年均25%左右，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另据测算，1993—1997年，M[,2] 对GDP的比例分别为100.7%、100.4%、103.9%、110.9%和119.6%，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蔡继明、何孝星，1998）。这种金融深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这种状况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过高；二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货币的流动性减弱；三是金融风险加大，通货膨胀在积累。
第四，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为刺激投资，增加需求，保证经济增长速度，1998年我们主要加大了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但由于项目所能带动的产业链过短，产生的投资乘数、需求乘数受到很大限制。其次，由于企业改革滞后，现代企业制度迟迟未建立起来，企业利润继续呈下降趋势，今年1—9月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30.77%。
第五，中央财政收入偏低，财政扩大内需的能力不足。“放权让利”、“藏富于民”的改革思路，使中央财政入不敷出，非常拮据。再加上“吃饭财政”的困扰，国家财政真正用于建设的资金近几年都在10%以下。由于财力所限，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81年的28.1%下降到1995年的3.1%。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 财政很难承担起加大投资、扩大内需的责任。1998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如增发国债、出口退税、免税等措施，对刺激需求、扩大内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以上分析说明，第一，要刺激有效需求、扩大内需、避免经济衰退、增加就业和抑制通货紧缩，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扩张”。第二，在经济总量适度、结构问题突出、宏观向好和微观困难的情况下，货币、财政政策不能同时扩张，而应采取“货币适度”、财政扩张的政策；第三，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结构和质量问题。要彻底解决经济结构和质量问题，还需其他如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的密切配合。
三、事倍功半——宏观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后果、原因
如所共知，宏观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取得成效，一般有一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从事后看，我国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至少应在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调整，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扩张。因为，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下降，从1993年的13.4%降到1996年的9.6%，1997年的8.8 %， 1998年为7.8%。与此同时，物价也逐年回落，从1994年的21.7 %降到1996年的6.1%，1997年的0.8%。特别是1998年以来，物价已连续出现10个月的负增长，年底可能回升到－2%左右。 考虑到经济下滑和物价回落的惯性，以及政策时滞，应该说双紧政策到1996年底已经大见成效；经济在高速增长的上线运行，物价也处在基本稳定的水平。如果适度从紧政策能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松动，至少在1997 年开始适度扩张， 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可能不至于出现，或可大大缓解。
当然，事情不能总停留在“如果”上，应该认真分析为什么当时没象“如果”的那样做。
总体而言，至少有以下主要原因：
第一，适度从紧政策不应成为无条件的既定政策。1993年我国经济过热，1994年爆发了通货膨胀，反高通胀成为中央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当年中央决定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 经过三年努力， 于1996年大见成效。为扩大政策成果，1996年3月17 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纲要指出：在“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已对我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已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等通货紧缩现象，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方向时，1998 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还再次强调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样，对于一个本来就缺乏灵活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把“适度从紧”调整为“适度扩张”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尽管朱总理在年初提出了保经济年增长率达8%的目标， 并提出扩大内需、扩大投资的战略方针；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意识到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滑会导致经济衰退，并且事实上于1997年以来，已经采取了诸如下调法定存款准备率，多次下调存贷利率等扩张举措，但最后均要强调这不意味着适度从紧政策的改变，货币政策改变所引起的扩张效应会通过收回再贷款、本外币对冲等措施抵销。如果真是这样，前边的扩张举措等于徒劳；如果仅是说说而已，则会产生不良后果。这些迟到的扩张举措和“言不由衷”的宣传导向，无疑误导了经济主体和社会成员对我国经济走向的预期和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把“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无条件长期锁定，是宏观政策不能及时灵活调整，以及调整后政策效应衰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企业效益不佳，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过高，金融资产状况不良，影响了决策层调整宏观政策的决心。据调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利润呈不断下滑趋势，亏损面高达45%，1996年甚至出现净亏损378 亿元的局面。国有企业不景气、亏损增加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不良资产上升。据有关方面透露，银行不良资产达25%，其中实际收不回来的死帐占6—7%。另据业内人士估计，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企业效益低下、银行资产不良、风险过大的实际和随即出现的“惜贷”情绪，使决策层很难迅速作出适度扩张的决策。因为在现行机制下，信用扩张的直接后果是银行坏帐增多。
第三，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延误了适度扩张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1997年年初阿尔巴尼亚的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引起了决策层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和我国的文化背景相近，经济建设中存在和遇到的问题相似，和我国的经济往来关系密切。所以，虽然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冲击我国，但却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1997年年底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企业改革。这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举措，也主要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四、适度扩张——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型财政政策结合
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物价长期持续走低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问题，“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向“适度扩张”转化。鉴于造成目前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不在于宏观而在于微观，我们既要抑制通货紧缩，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选择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型财政政策相结合的模式。
所谓中性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既不实行扩张政策，也不采取紧缩政策，只是根据实质经济增长的需要供应货币。所谓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财政部门在适当集中资金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重点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大胆通过各种规范化的方式（发行债券等）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走内涵扩张的路子，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出贡献。
之所以选择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有机配合，是基于下述考虑：
第一，就总量控制而言，货币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动自如，操作灵活，能够及时满足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由于银行贷款占企业流动资金的80%以上，因而货币政策不能过度扩张或过度紧缩，否则，势必引起经济大起大落；最后，目前的经济形势事实上使货币政策处于两难选择上：即如果继续超经济增长扩张货币供应量，以更高的金融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便会诱发通货膨胀；如果紧缩信用，又会造成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因而中央银行应坚持中性货币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再说，相对于适度紧缩而言，中性货币政策对支持经济发展，扩大需求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就结构调节而言，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的优势。财政作为实现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它不但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和分配政策（支出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而且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措施调整生产力在地区间的合理布局，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重组，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三，无论是从深化改革需要的宽松经济环境考虑，还是从国计民生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需要国民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有机配合，是明智之举，万全之策。
第四，是既要抑制通货紧缩，又要防止通货膨胀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1997年至今又出现了城乡储蓄增量超过GDP增量的现象。因此， 货币政策不宜过分扩张。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我国经济中诸如结构失调、体制不顺，企业改革远未到位，以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等深层次矛盾的困扰，因此，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的效应估计不能过分乐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实行制度创新。为此，笔者建议：
1.全面实行职工持股计划，以增加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捆在一起，促进企业焕发生机。
2.把国有银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不良贷款证券化，并拿到国际资本市场出售，并同利用外资结合起来，以改变银行的资产状况，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
3.银行要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改变我国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4.金融机构要贯彻按生产能力供应货币的思想，在做好货币放款（票据和商品抵押放款）的同时，要搞好和扩大资本放款（证券抵押放款），充分发挥货币对再生产的第一动力和持续动力作用，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长期繁荣。
5.财政应进一步采取积极行动，如开征一些如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利得税等新税种。这样，一可配合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回升，二可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6.国家应赋予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财政政策的权力。国家只是根据某一时期的经济形势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和不同时期的政策重点，至于具体采取什么类型的货币、财政政策，应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宏观政策的预见性，前瞻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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