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面对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当资本主义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列宁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腐朽的资本 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等著名论断。毛泽东是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展 ，而又遭受帝国主义野蛮入侵的国家领导革命，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马克思 和列宁未曾遇到过的诸多矛盾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一道历史难题 。在破解这道难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两个区别对待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制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政策有两个区别对待：一 是区别对待国际资本主义；二是区别对待国内资本主义。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分 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1](p.384)
区别对待国际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1936年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 什么?”毛泽东回答说：“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 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 约。”[2](p.390)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 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 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我 们愿意和这些国家，以及一切反战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共 同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他还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 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 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 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2](p.393)
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重申了上述思想。他说：“我们坚信，不 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 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 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1](p.186)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 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 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 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 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 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3](p.1466)
毛泽东上述思想建国后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 本准则，也是对待国际资本主义的基本准则。然而，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却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孤立和敌视的政策，外交上不予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在长达 20余年的时间里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关于 区别对待国际资本主义的一贯思想，主张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同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世界各国 之间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在毛泽东区别对待国际资本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制定和执行了一套正确的对外政 策。其结果，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而且使我国的国际声 望不断提高。在毛泽东晚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中美关系新局面 ，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泽东把国内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这种认识是在抗日战争 胜利后逐步明确的。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回忆说：“写《新 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4](p.140)因 此，那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对象是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没有包括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得到长足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 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凭借其掌握的军事独裁政权残酷压榨中国人民，聚敛了 巨额财富。抗战胜利后，他们又与美国政府相互勾结，一方面向美国大量出卖中国主权 ；另一方面又在美国援助下发动全面内战，充分暴露了其反动本质。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对官僚资本作了如下论 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 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 ，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 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 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 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 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 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3](pp.125 3-1254)
由于官僚资本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结合在一起，要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不能不打倒官僚资本。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不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打倒官僚资本主义等口号，并对原有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作了重要补充。他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 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3](p.1313)
毛泽东在提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重申了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保护的政策。他 指出，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的上层小资产阶 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 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 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 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 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 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3](pp.1254-1255)
二、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思考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商品生产对于社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 ，又有消极作用。对于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对即将参加生产建设的人民军队做出明确指示：“根据过 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 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 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 为法令所不容许。”[5](p.29)
毛泽东这一警示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但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 毛泽东对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却缺乏足够认识。
这种认识及以此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 灾难。为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58年他三次批读斯大林 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中寻求答案。同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多次讲话，批 评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谈他通过读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的新认识。
斯大林在书中说，某些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断定，党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 有以后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 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 之消除。”[6](p.633)这句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 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 所有。因此，对于这句话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但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 另一个地方又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据此可以说，恩格 斯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这种情况下，消除 商品生产当然是正确的。
斯大林看到了苏联的现实与恩格斯的设想之间的差距。他指出，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以后，按照列宁的规划，不是把一切生产资料，而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即工业中 的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对于农业中的分散在众多中小生产者之间的生产资料，并没 有转归全民所有，而是逐步采取了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就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 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 发展苏维埃商业。他说：“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 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7](p.550)
毛泽东赞成斯大林的上述分析。他认为，斯大林所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 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 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 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8](p.439)同时他也看到，中国的情况与苏 联不尽相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也是将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一点与苏联 相同。但是，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而中国没有宣布土地国有。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 商品，商品生产的范围限制在个人消费品之内；而在中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 等农业机械，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工具都是商品。这就是说，中国的全民所有制程 度比苏联低，而商品生产的范围则比苏联大。
毛泽东指出，中国“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8](p.436)。这不仅是由于如 斯大林所说存在两种所有制，而且还由于产品不丰富。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 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不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因此，必须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还有积极作用。只有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才能满足社会需要，团结农民，巩固工农联 盟，引导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还指出，那种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 的，其实质是剥夺农民，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限于孤立。那种害怕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 义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8](p.435)
斯大林认为，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历史范畴，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 方就有价值规律。毛泽东也认为，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现在 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8](p.435)他要求，所有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 算的工具，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合理进行和扩大再生产。
后来，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否认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刮“共产风”， 搞“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1959年3-4月间作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 校”的批示。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 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p.34)
毛泽东上述论述是富有启发的。后来，经过历史的曲折，这些论述为邓小平提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三、发展与限制的矛盾
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与限制资本主义是一对现实的矛盾。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国外帝国主义和 国内封建势力的共同压迫，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毛泽 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 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10](p.650)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回答了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 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个问题。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 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共 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 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 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1](pp.1060-106)
诚然，毛泽东所说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有条件、受限制的。“相当程度”是限制 ，“一定条件”也是限制。其政治条件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其经济条件 是“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但是，他毕竟明确地肯定过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 义，尽管这种肯定是抽象的理论上的。在实践中，发展与限制是一对矛盾。发展本身要 求冲破限制，而限制反过来又阻碍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加以限制；又如何在限制中得到 发展，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由于现实中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人们在强调发展时 往往忽略限制；而在强调限制时又往往忽略发展。毛泽东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毛泽东从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稍后 这一段时期，对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予以比较充分的肯定。这是因为，当时党内存在 着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为了在理论上 同这些思想划清界线，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面。
1943年8月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 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1](p.56)1944年3月他在 一次关于宣传工作的会议上又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 新民主主义。”[1](p.110)1945年5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 还说：“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 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1](p.384)
这些提法表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看成是资本主义，他强调 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忽略了限制资本主义。
随着对官僚资本认识的深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对发展资本 主义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他高度重视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产生的国营经济，认为国营 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根据这种认识，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纠正了上述关于“新资本主义”的 提法。他说：“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 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性质的。”[4](p.139)
这时，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他说：“新中国的经 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 营经济是领导成分。”[4](p.140)这里所说的私人经济主要是指由广大上层小资产阶级 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虽然还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但是与国营经济相比，显然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重申了 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比较具体地阐述了限制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 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 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 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他预言：“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 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pp.1431-1432)
建国初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初建立的高度集 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行的一系列调整工商业措施，都有利于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同时也限制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少资本家出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 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竭力摆脱国家的限制。他们不但使用种种手段破坏国家建设 和抗美援朝，而且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党和国家干部。当时开展的 “三反”、“五反”运动就是这场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过程中，毛泽东重申了他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在 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 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p.231)接着他开始提出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民族资产阶级逼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 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 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 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9](p.114)
由此可见，建国初在实践中毛泽东更注重限制资本主义。尽管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 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并且批评过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 的错误思想，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尖锐复杂的国内 外阶级斗争，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营经济。这样做在当时的 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
强调限制资本主义的同时忽略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问题的另一面。由此引起的弊端 毛泽东是有所觉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国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不能满足多方面的社会需要，一些地下工厂应运而生。针对这种现象，1956 年底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说，要让地下工厂合法化，“可以消灭了资本 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p.170)这就是说，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国营经济领导 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出余地。
毛泽东这一思想转瞬即逝，并没有付诸实施。1957年以后，由于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 不断扩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他关注的头等大事，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不再提 起。因此，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曾经反复阐述的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的正确思想，并没有在建国后坚持下去。他终于未能正确解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限 制资本主义这对矛盾。
四、思想与现实的冲突
毛泽东晚年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从历史上看， 中国社会历经数千年封建统治，从近代开始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部的原 因，决定中国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经过资本主 义阶段，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是缺少历史前提的。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包含着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搞不好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忧虑。这种忧虑基于：中国社 会虽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近代以来，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一批批志士仁人 在寻求强国之路的过程中，首选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他们向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只是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追随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
然而，从那时起，中国思想界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也就开 始。上个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其实 质都是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40年代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回答“中国 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因此，1957年当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新生的社 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时候，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斗 争仍在继续。
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毛泽东上述忧虑还有现实的原因。由于他对右派进攻的形势做 出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继而导致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扩 大。这一切又发生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及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 背景下，从而使毛泽东的忧虑愈发深重。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 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 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9](p.297)
同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 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反 复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认为，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阶级斗争，以至发动“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采取的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措施则基本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种社会制度能 否巩固，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取决于它是否合理，更不 取决于思想、政治、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相反，思想、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 争和冲突，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反映，它们置根于现实社会 中，并且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解释。
根据这种观点，只要现实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这种 矛盾的斗争就会在思想上反映出来，为此，现代中国必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 方式、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归根结底取决于 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因此，发展生产力是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要求和关键所在。
对于发展生产力这一带根本性的重大现实问题，毛泽东曾经有过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 论述。但是，他在晚年却模糊了那些原本正确的思想，往往离开生产力的要求去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去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文化大革命 ”中，还将发展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其结果，只能使中国社会陷入灾 难。
毛泽东留下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 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仍然须要继续解决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因为，社会 主义不可能离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只有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的 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快 的发展；也只有在彻底扬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对 资本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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