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过渡看总供给过剩及其对策——兼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制度性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对策论文,体制论文,原因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一、体制外改革与买方市场形成
买方市场是经济发达国家常有的一种特征。在那里，市场机制发挥着引导和调节资源流向的核心作用，经济的非均衡多表现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从而，政策导向主要在调节需求方面，其作用的发挥也有赖于比较完善而有效的市场机制。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十几年来的快速发展，虽然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总需求制约经济增长的局面，但把它等同于发达国家的买方市场看待尚为时过早。必须注意到我国买方市场是出现在改革的过渡期之中，一方面它是中国特有的改革方式——渐进式改革的阶段性产物；另一方面是当前的经济仍然存在计划成分，市场机制除自身不完善之外，其功能的发挥仍受到变迁中体制的限制，这就注定了我国买方市场同发达国家的制度性差别。
从根本上说，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与改革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同得益于改革促成的短缺弥补效应。1978年开始的“渐近式”改革主要特征是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等。它首先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弥补，在基本保持或不触动原有计划格局条件下，靠“体制外”新的经济活动补充计划配置的不完善之处，在计划分配体制之外发展出自由市场。此种资源配置机制对市场供给的短缺部分产生了一定的弥补作用。W·哈勒根和张军以“边界企业”形容非国有的计划外产出部门并由此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体制外发展起来的市场型的“边界企业”具有追求利润的相对硬的预算约束，在利润目标趋动下首先选择的是存在短缺的产业和产品，跟随市场需求的转变具有较计划支配企业更大的灵活性。这种市场型企业的发展由于处在计划体制外，不造成对原有的计划产出的大的影响，补充性地产生了增量供给，在增加产出的同时短缺现象逐步得以缓解直至消失。
改革初期的一些年里，体制外经济活动的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兴起以及改革过程中这些市场型企业引致的社会分工演进、市场扩大等都是促成短缺弥补效应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基于以上的认识，在改革过渡期，尤其是短缺弥补之后，经济体制上尚很不完善时所形成的买方市场，需要冷静地去对待。特别是微观经济机制尚未得到很好理顺，计划控制的企业由于产权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等原因，企业增产、增效乏力，不适应市场需求或因供给过剩要停或转产的企业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总需求不足不容易缓解，经济增长率衰落有其必然性的一面，截至1999年GDP连续7个年头的衰落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二、体制过渡期的内在特性与总需求萎缩的制度原因
1992年之后出现的GDP增长率持续下降，固然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包括此间实施的为抑制经济过热的“软着陆”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当然，“软着陆”期间的增长率下降根本原因是总需求不足。以下分析显示，这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存在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计划成分和市场成分并行调节下的体制特性，注定了它与发达市场经济的总需求不足在性质上存在着差异。
（一）计划成分与市场成分并存，造成经济信号传递及反应上的偏误
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由市场调节价格，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将通过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内在机制的自动实现，这是市场化的最为关键的一步。然而，以此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能进行充分有效调节的前提，是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行为的一致性和硬的预算约束。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行为及其表达信号的“真、准、实”，没有伪意志和虚假成分。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中，虽然需求主体基本上可认为具有行为一致性和硬的预算约束，在供给主体方面则仍然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计划性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责任和利益关系未得到很好理顺，表现出预算约束软化和行为上缺乏一致性。它们的行为受市场信号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大，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不够，甚至予以不恰当反应，由此决定的行为会对市场信号乃至整个市场产生误导倾向。比如，由于需求选择上的改变使某种商品供给大于需求，而导致价格下降时，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不认为是供给过剩，从而不是自动地调整生产，促成市场对需求面变化反应及调整上的迟滞，加剧供给过剩。而过剩的供给必将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有效产出减少，进而使企业职工收入减少，加剧总需求萎缩。
（二）市场化政策的紧缩效应和体制外政策扩张效应弱化
体制过渡期的最基本特点是体制变迁与经济运行融会在一起。体制变迁影响经济运行；经济运行状况也会显露体制上的问题，其良好的状态又是体制改革所必要的环境。两者相伴而生。政策操作也是双方面的，既有改革中的市场化政策，又有体制外的调节运行的政策。
市场化政策是为完善市场，逐步消除阻碍市场作用发挥或转变计划控制为市场调节或改革经济结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而实施的政策措施。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看，体制变迁效应是双重的。它会促进或推动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抑制供给或需求方面，即改革措施有收益也存在成本。在改革初的一些年里，改革的收益效应得以充分的发挥，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转变为需求制约。随着改革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体制中深层次的改革，其收益效应在短期看来趋于减弱，成本效应则趋于增大。如近年来实施的金融体制改革对推进金融市场向市场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一系列改革措施到位后，由于贷款约束增大，间接融资渠道相对缩小，直接融资渠道不能相应扩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梗阻，加剧了总需求萎缩。住房商品化改革显然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是积极的必需的，但住房商品化强化了居民的短期储蓄倾向，从而加剧消费需求萎缩。
三、福利制度改革与消费需求的萎缩
消费方面的变化也表现出与体制过渡过程存在着极大的适应性，体制变迁会引致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形成了改革初期的消费扩张和后期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促成消费需求萎缩，加剧市场疲软。在改革初期，消费方面仍存在计划的福利分配和自由选择双轨并行。截至1988年，国家职工除住房、医疗、教育仍由政府福利性配给以外，其他的消费品市场逐渐放开，取消了票证和价格管制，食品、衣着及耐用消费品等消费者得以自由选择。与此同时，收入方面由于逐渐取消“大锅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外生性地引致消费者收入的多元化。单一的工资收入被工资、奖金及第二职业收入等多渠道收入所替代，再加上这些变革处在短缺的经济环境，消费伴随收入的增长而迅速增长。在个别年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甚至高于收入增长率，消费倾向较高时接近90%。（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和年消费支出计算）。这种倾向与前文提到的供给方面上的短缺弥补效应相辅相成，促成需求拉动供给、收入引致需求的强化增长机制。近年来消费需求萎缩或消费需求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福利配给制度的逐步改革。
1990年是公费医疗、义务教育、退休福利制度改革进入起步阶段，1995年住房商品化开始推行，应当指出，住房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培育我国市场机制角度来看有重大的意义。可是，此项改革的一个重大效应是使居民的制度风险预期长期化，在消费选择上强化了消费与储蓄跨时均衡，从短期的消费与储蓄配置转向长期的消费与储蓄配置。这体现了理性经济主体一种自然而然的适应性调整。近年来统计资料显示，尽管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明显低于同期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但医疗、教育、住房支出的增长率则远远高于同期消费支出增长率。这表明，消费支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福利制度解体，自救不可避免”，从而“引起储蓄倾向提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设
中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主要表现在体制变迁导致的经济机制上，具有过渡期体制性根源，因此体制外政策扩张效果有限甚至无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不可指望靠扩张性政策迅速扭转，增加微观机制的改革力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尽管财政、货币政策可能起到抑制总需求进一步萎缩的效果，但在实施上应当谨慎，必须注意到经济机体内由于经济机制的不完善，会导致对体制外冲击的脆弱，避免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
对于如何增加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我们仅在此提供两点补充性建议：
（一）实施投资减免税，刺激体制外投资
对投资给予税收优惠，是刺激企业投资的一种重要方法。美国在1962年～1986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投资减免税（又称投资税收信贷），就是一种有效刺激企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具体操作上，是政府准许企业从其应纳所得税中扣除当年投资支出一定比例，实际上是相当于对企业用于投资的那部分所得免收所得税，其效果是减少了企业的资本品价格。在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特别是计划控制外企业投资跟进迟缓情况下，采取这一措施将可以起到刺激作用，有利于投资扩张，带动产品、就业及收入的上升。
（二）推进和完善消费信贷市场，以信用保障替代储蓄，减小储蓄倾向
近年来已开始试行的居民购房、教育及购买耐用消费品的信贷，应在逐步规范化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一些发达国家的储蓄倾向较低，主要是消费信贷市场比较发达。这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消费者的理财意识和市场理念。中国发展消费信贷市场的潜力很大，应当积极推进。
以上两项政策建议并非是能够用来扭转当前总需求不足的措施，但它们可以长期使用，并且是能促进需求而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举措，对减小市场化政策的收缩效应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