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六）——关于新产业革命与劳动危机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话题论文,新产业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引起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结构大变革，传统的劳动方式及建立在这种方式上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空前深刻的转型，出现许多新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及本刊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新产业革命与劳动危机”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到会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探讨。《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本刊记者王伟对有关发言进行整理，形成这篇对话。
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
李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前西方国家的高科技正在迅猛发展，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实际上这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的特点是：（1 ）三大产业在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地位的消长过程接近终结。例如，美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50年为6%，到1980年下降到2.5%，此后，虽仍有所下降，但已大大缓慢，到1995年下降到2%。这说明， 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已接近极限；美国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作为第二产业的主要部分的制造业，195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1980年下降到22%，此后继续下降，到1995年下降到18%，下降速度也趋于缓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增长，从1950年的58%增到1980年的64%，1995年又上升到72%。随着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的趋于缓慢，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自然也趋于缓慢。可以预计，到21世纪初不太久的某个时期，这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消长将接近其终点。（2 ）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据一项统计，包括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纳米（毫微）技术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50%。据另一项统计，这些高技术产业所占比重约为1／3；还有一项统计表明，在1994—1996年间，高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即使按最后这一统计数字，它的比重也已大大超过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支柱产业的住宅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这些高技术产业中，仅信息技术产业（计算机、芯片、软件、互联网络和其他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的产值就占一半以上，也已超过汽车业。（3 ）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使之得到根本性改造。这些传统产业，包括农业、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化工等等，过去长期陷于停滞和衰落，被称为“夕阳产业”，但现在普遍实现了全面自动化和电脑化，采用最新的工艺，生产率、质量和效益都进一步提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使产业部门和社会分工更加深化，另一方面使产业部门的界线愈益模糊不清，因为高技术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十分明确地属于三大产业中的哪一种，而往往是跨行业的。例如互联网络的建设和使用，即属于第二产业，也是第三产业；人造地球卫星的制造、发射和使用，也是跨第二、第三产业，生物工程技术应用于农业和医药、医疗，更是把三大产业结合在一起了。这使产业的划分增加了困难。
吴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产业，既有第二产业的特点，又有第三产业的特点，目前西方社会大分工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历次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分工，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已不足以表明当前产业结构的新变化，现在是否把信息产业独立出来，成为第四产业，教育和知识产业成为第五产业，在概念上应有突破，否则有些问题不好归纳。第一、二、三产业的人数呈金字塔型分布，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底部，会越来越多，从事第一、二产业的人将越来越少。如果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将越来越多，那么第三产业是否能容纳得下，所以信息产业是否能从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形成第四产业。但由于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密切结合，要准确划分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房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信息产业是由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的。信息革命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信息交流或社会交往方式上引起的革命，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它主要是在已有的知识和正在发生的知识的整理、传输、分类、交流方面起到的革命性变化，是人的脑力的延伸。这可以与第二次技术革命作比较，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具有典型意义的技术是电力的广泛使用，对于物质财富或食物产品的生产的影响非常直接。以美国战后农业技术革命来讲，50年代称为物理农业，60年代称为化学农业，70年代是生物农业。前两次转移较迅速，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特点很鲜明，物理农业是指电力和机械化，节约了劳动时间。化学革命提高了单位产量，所谓绿色革命。
杨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通过在美国和西方的实地考察，我对信息业总的感受是，谁要掌控了信息，谁就掌控了权力分配最重要的枢纽。具体来说，信息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在网络上很小的资本量可以控制很大的财富，这跟以往的概念不一样，过去是资本越多，可支配的社会财富越大，但在网络上变化很大，谁掌控了很小的一部分财富，往往可以支配和调动很大一部分资源量，这一点跟过去的经济特征不一样。第二，资本或是财富的转移在网上非常快，今天发明的软件可以暴富，而如果被新的所替代，前者就毫无用处，不存在技术的承继关系。第三，掌握知识的劳动者在网络体系中的位置非常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资本的控制者，或是说知识劳动者和资本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分清。比尔·盖茨也是由知识含量非常高的劳动使得他迅速滚动成为一个大的资本拥有者，这里知识含量是非常重要的。由以上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以信息业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是跟以往的产业革命完全不同的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
劳动关系面临深刻变革
李琮：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劳动力发生了新的转移，其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 ）与三大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消长变化相适应，在三大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大减少，第二产业也趋于减少，而第三产业劳动力则大大增多。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工业化完成后的一定时期中，劳动力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工作。二战后，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但到80年代，劳动力的这一大迁移已接近尾声。与此同时，劳动力又从工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例如美国，从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在工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从占劳动力总人数的33%下降到17%。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了。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有人估计，再过10 年， 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2 %， 到2020年，将只占2%。这是否会成为事实，另当别论。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劳动力将从第二产业继续转移出来，但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极限。（2）过去，西方国家把工人分为“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 前者是在办公室、实验室、操键室等从事文秘、管理、研究、设计、调控、操键和监督生产过程的人员，而后者则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随着三大产业比重的消长，白领工人日益增多，而蓝领工人日益减少。但是，这些年来发生的新变化是，即使一般的白领工人也大批失去工作，更不用说蓝领工人了。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知识型工人”。这些“知识型工人”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高技术专业，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络，对信息进行分析、整理、传播、应用，并具有开发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新型劳动者。这些知识型劳动者就业人数迅速增加。近些年来，美国一项统计表明，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90%是知识型工人。到本世纪末，知识工人将占全部就业人员的1／3，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
吴国庆：产业革命会导致劳动发生质变，这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在劳动里知识含量越来越高，超过了体力劳动含量，在劳动力里形成了脑力劳动和脑体劳动占主要优势的趋势，这是与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述的劳动以及对工人阶级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这种状况不同的发展趋势；二是劳动不再是人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这种过程，而是人处于这种过程之外，监视生产的过程；三是劳动从过去密集型到现在的分散型，劳动力减少，劳动的科技含量非常高；四是劳动从集体劳动向家庭式劳动发展，在电脑方面非常明显，制造软件可以在家里进行，美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有七八百万，占整个劳动力的5%， 而且在逐年发展。北京中关村也有这种现象。信息革命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的工种、新的雇员，旧的岗位不断消失，根据美国的统计，每年都要出现几百种新的岗位。美国有4—5万种工种，其中40%以上都是在信息革命以后出现的。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工人阶级在各个阶级中的比例相对缩小，新中产阶级逐渐增加，所以劳动者除了指工人阶级以外，还应包括新中产阶级。
佟新（北京大学副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讲，劳资关系从原始意义上理解是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从抽象意义上讲，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从基本意义上讲，从中国或是第三世界国家来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是人所共知的，使劳动在跟资本关系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很难改变。在新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前提下，对劳动者本身需要再认识。新的产业革命使劳动者本身的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技术人员或是技术精英来讲，他们都是在出卖劳动，用智力劳动换取报酬，这使得劳动者中出现一个分化，这种分化影响我们所谈的阶级关系、阶层等。重新来审视劳动力市场，它不仅仅单是一个市场，它存在分层，有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之分。高级劳动力市场由高级技术精英、受过大学教育、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的人组成；低级劳动力市场由出卖体力的人组成，这两者间是有鸿沟的，是不可跨越的，低级劳动力市场的人很难进入高级市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高级劳动力市场的人才在新的产业革命中是非常大的受益者，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改变了与资本的关系，甚至可以去统治资本，对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中国的四通或是民间的科技企业来讲，它们的高科技人才跟资本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高科技人才和出卖体力的人构成了两大阶层。
房宁：信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主要指对中间或中产阶级，具体说指管理层的一部分人，还有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的人。信息技术并没有制造新的知识，它只是传输知识，有一个倍增的效益，因此在知识分子（白领）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制造新的知识，另一部分人传输、搬运知识，科技革命主要打击的是传输、搬运、传播知识的人。技术革命实际还是提高了效率，扩大了规模。现在的网络、技术革命带来的是更强大的控制能力、组织能力和投资能力，最后就会制造更高的集中。新技术领域中前沿的企业都是垄断性最强的企业、规模最大的企业，实际上加强了控制。网络的本质特点是没有层级管理的概念了，大量的中间阶层就被甩下来。总之，如果信息革命是这次革命的领头技术，它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将主要是针对中层中“传输者”这部分人。这次革命是脑力的延伸，所以它主要对脑力劳动者存在威胁和挑战。
郭茂安（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员）：由于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竞争加剧，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减少人的成本，工人必须一人多能，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同时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层次减少。西方国家对工会施加压力，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削弱工会的权利，工人自己的凝聚力受到削弱，工会力量也较分散，工会和工人被迫采取守势。那么工会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过去工会会员主要由蓝领工人组成，现在会员流失很严重。就美国而言，85%的就业机会是服务产业和中小企业提供的，其就业方式发生了变化，非全日制工和短工增加，工人不再满足于工时、工资等方面的要求，而是要求如何提供就业保障。针对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开展了多方位的服务，比如失业和退休的工人仍然保持会籍；为了保障就业，提出减工资、减福利的口号。另外，工会采取战略工联主义政策，由原来工会与政府、资方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强调三方对话解决劳资问题，就国民经济增长的全局来审视问题，以减少工资和工时来换取就业。工会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调节劳资关系，成为阶级关系的缓冲器。
张世鹏（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我认为，西方劳动危机是很严重的，而且在不断地恶化。但是，这种恶化是以一种缓慢的形式恶化。德国从200万失业人数发展到400万用了15年时间，社会承受力有一个逐步适应过程，如果在几个月之间，失业率翻了一番，整个社会就要爆炸了。现在西方的罢工少，不能说劳资关系比较和谐、社会稳定。罢工比较频繁的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很快，每一次罢工都会收到效果。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工会和工人都不敢罢工，每一次罢工工会都损失惨重。这是局部还是全局性的问题呢？看来是全球性问题。西欧批评美国的就业神话，以低报酬、少工时来换取高就业。对于美国创造的许多低薪劳动岗位，西欧人认为，像美国那样，工作一小时拿七八个马克，晚上睡在纸箱搭成的房子里，这在西欧是作为社会问题看待的。
劳动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李其庆（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研究和探讨劳动危机，首先面临方法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看到劳动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舍此我们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失业问题从马克思时代就有，《资本论》就谈到产业与货币的关系，而且工人一开始就认为机器是他们的敌人，造成了失业，如果我们单从技术革命和科技革命角度看问题，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生产力这个因素还是应该认真考虑的，特别是在现代，新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作用日益突出，所以还是从两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考虑。具体来讲，有三个因素对劳动危机起非常大的影响（作用），一个是生产力。二次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和生产力迅速发展，对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生产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自我调节能力加强了，国家干预增强，特别是在就业问题上，它的干预是非常明显的，有一整套完整的政策。三是全球化，全球化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化、世界化。马克思有论断，一个社会形态的加强和死亡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衰落，它包含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是不会灭亡的。从科技革命角度来讲，新的科技革命和以前的科技革命相比较，共同点比较多。特别是从本质上分析，它都是两刃剑。科技革命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它必然把工人从就业岗位上排挤出来，另外它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新的科技革命也是如此。
张中云（中央党校教授）：劳动危机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和保障充分就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现在讨论西方失业问题，着眼点还是研究20%的人口享受世界80%的财富或是后工业社会带来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失业保持一定的比例，有增有减，这个趋势是难以解决的，或是不能解决的。以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劳资关系，资本主义要保持一定的产业后备军，以增加利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现在西方失业的存在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问题造成的失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所以我们研究失业和劳动危机问题，不仅要看到科技革命，产业的调整带来的问题。从西方来讲，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五个，第一个原因是结构性生产过剩造成的失业；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普遍实行的三高政策，即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第三个原因是欧盟经济增长缓慢，比美国低。经济增长缓慢带来失业，但不等于说经济增长快一定会减少失业，主要看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的刺激，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是高科技，必然要缩减低能劳动；第四个原因是由于欧盟劳动成本高，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受到削弱；第五个原因是非法移民，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造成欧盟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只用一个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概括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失业的增长也是一个必然因素，现在西方把一些工厂产品转移到第三世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生产，必然带来本土失业的增长。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蓬皮杜曾说过失业率达到5%社会将是不安定的， 最近的资料表明，工业化国家平均的失业率达到8.7%，还没有像50 年代那么不稳定，西方认为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按照现代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发展来看不可能解决失业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科技革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要降低劳动消耗。
罗红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失业问题主要讲的还是西欧，西欧的就业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危机这两个字大家的认识不同，可以冠以危机，也可以不冠以危机，危机可能是到了灭顶之灾，也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所以在于怎样理解危机。还有就业问题，到底什么是就业？在新科技革命下，是不是到一个大的工厂或是一个集体，才称为就业？对就业这个概念需要有新的阐述。讲到世界性的危机，往往是指西欧而言，美国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但它基本上达到充分就业，那么实际上并不是具有高科技的国家，失业就很严重，所以这个概念是不是很陈旧了。西欧人如何看待失业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意大利一位左翼人士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认为西欧的失业不是像人们所想的、数字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西欧人谈到欧元一体化时，会问为什么不把降低失业率作为一体化的标志呢？这说明欧洲人没有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失业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越是落后的地方，失业越严重。英国失业率很低，意大利失业率高达12%，但北部只达到5%，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而南方达到了25%，南方是落后地区，意大利的高科技不在南方，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欧洲所说的失业危机，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引起的，也未必，应该说有很多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比如要实现欧元一体化就要压低财政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必定要砍公共财政支出，过去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就业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所以失业不都是高科技引起的，德国的失业率在近两年才达到11%，难道高科技这两年才发展这么快吗？所以在分析当前西方的高失业率时，应该看得更全面一点。欧元是造成当前就业的一个重大不利因素，将来失业率还会继续增加，其理由是，欧元实现后是一个稳定币制，美元需求会下降，美元币值会相对减弱（不是贬值），西欧的出口就会受到打击。而西欧欧元把利率、通货膨胀、公共财政全都卡死了，要想出口，只能减少劳动成本，这就会导致失业问题，它不可能再增加就业机会。
王小东（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编辑）：高科技发达地区失业率低，高科技不发达地区失业率高，恰恰说明了如果没有掌握高科技，被高科技甩下的国家，就没有前途，这是高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结果。具体讲，西欧就是这种情况，低技术生产领域由于劳动成本过高，无法跟第三世界国家竞争，就高科技而言，它没有跟上美国，这是它失业率很高的主要原因。过去德国的失业率很低，怎么近年来会突然冒上来呢？这正是高科技发展速度之快造成的，实际上在90年代，在3—4年的时间中，高科技对很多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都改变了。
马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英美与欧洲的就业、法律、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有明显的区别。英美是自由市场经济，由自由主义理论支配，而欧洲是社会市场经济，加上社会这个词，这包括欧洲的传统、工会、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党、左翼、福利国家等等，这都是有社会主义、社会因素的。现在问题出在欧洲比较明显，失业较严重。这需要具体分析，美国是部分就业或是打零工这些也算就业，欧洲有严格的劳动立法，工作就必须指全日制，否则就是失业，失业有失业保障，有福利国家制度作保障。现在福利国家制度走进死胡同，失业严重导致积蓄越来越少，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是在战后三十年的经济腾飞的基础上，现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要解决失业，又要保持福利国家，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就业与本身的经济结构是连在一起的。
钱大东（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员）：对是否存在劳动危机，国际劳工组织存在不同的看法，它不赞成存在劳动危机这个看法。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下面由政府、资方、工人三方组成的一个劳工机构，在劳工方面是很有权威的。近几年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讨论就业问题，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1995、1996年，劳工大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根据劳工组织提交的报告来看，它对工作终结持评判态度，它在1996年向劳工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西方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后福特主义社会开始了不创造就业增长，劳动终结了。劳工组织认为这是耸人听闻的，这种看法是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它从静止的观点看科技革命，认为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从正确的能动的观点看，应该看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其它方面的因素和效益。劳工组织在1996年的报告中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60—1973年每年平均增长就业岗位2%，1973—1995年每年平均增长就业岗位1.8%，扣除每年就业人口增加这个因素，按人口平均，就业增加0.7%， 日本按人口平均的就业增加0.2%，西欧国家总的也是增加。 报告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美国在1973年经济要增长2%才能创造就业的岗位， 现在经济只要增长0.6%就能创造就业岗位，西欧1973年经济增长4.5%才能创造就业岗位，现在经济增长2%就能创造就业岗位。 因此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说，只要政策制度开发得好，长期的充分就业是可以实现的。
郭茂安：失业和就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以1973年为界，在这之后，西方国家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相当于1973年前的一半左右。尽管低速增长，就业却在增长，虽然失业的绝对数和相对失业率在增加，但就业也在增加，美国西欧都是如此。美国和西欧还有所不同，美国就业人数增加，工作时间也增加，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所以要看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增加了，而不是看就业人数的增加。西欧是就业增加，但增加的量的速度比美国少，绝对数在增加，劳动时间却在减少。西欧在减少每个就业者的劳动时间，尽管劳动人数在增加，但劳动总数在减少。相反美国由于劳动收入的差距在扩大，高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在增加，低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在减少，就业者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或是要改善生活，要搞第二职业。据统计，美国待业者平均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比发生失业危机以前全年要多工作8%， 每个人一年要多劳动一个月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所以劳动危机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失业的标准是什么呢？由于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在提高，西欧和美国都是这样，因此水涨船高，战后以1973年为界，西方世界把4%作为界限，超过4%的失业就被认为出现了失业问题，4%以下就算充分就业。现在人为地定为6%（这是美国的资料），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在5%以下，没有达到失业标准。 失业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认为是严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人为的因素，是政策造成的。一直到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都把解决失业问题、失业率压在他们认为的标准以下，作为经济、社会政策的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到了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其政策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对失业不够重视。而且维持一定的劳动后备军有利于对工人和工会施加压力，降低劳动成本，提高效率。造成失业的第一个根本原因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管理方式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改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劳动力是相对的概念，低素质的劳动力过剩，高素质的劳动力不足。 据有关资料，到2010年， 美国具有高科技水平的工人还缺少40万。
杨平：中国的产业发展状况跟西方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不是新技术革命或是新的科技革命这种条件下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而是低技术的老的产业向较高层次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或是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中间较低档次的企业和行业向新的结构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这是较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包括部分科技革命变化对于劳动力和就业市场的影响，有两重经济结构调整或是经济实际意义上的变迁，第一个变化是由生产力增长造成的，首先是低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大，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非常突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旧体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在它的发展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迅速膨胀，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阶段算是基本完成了。与此同时，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过剩。今天就业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说二次产业中低层次的加工业在处于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包括上海纺织业向中西部转移等。第二个变化是围绕低技术产业的迅速扩张的同时，过去几万亿的国有资产的虚置，现在要迅速地明确产权关系，这个过程是很混乱的，在这个过程中掌控不同权力的人实际上完成了产权关系的变更。
张世鹏：我们所说的发达国家劳动社会危机与中国的问题很不一样，中国学者用考虑中国问题的思路来考虑西方问题，这个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发达国家像德国在一战前，工业和农业就业人口一半对一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西方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移，我们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而且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此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社会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失业是个综合症。人们讨论劳动危机已经持续了20年，但内涵是不一样的。原来是产业结构向后工业社会转移，现在是向信息社会转移，科技革命对消灭劳动岗位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西方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有许多政策和人为的因素，高失业使得工会步步后退。
探索新的劳动方式
张世鹏：西欧左翼认为人类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文明。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已足以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关键是社会分配格局太不合理，要有一个公正的分配制度、公正的税收制度、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这就牵涉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变革。应该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缩短劳动时间、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改变税收和分配政策、利用各种可能积累知识。
罗红波：美国劳动市场和西欧劳动市场是有区别的，一是西欧劳动市场不灵活，受到许多制度和法规的制约，美国采取的是企业内部和地区间的工资协议，欧洲采取的是全国性的由政府、雇主、工会三方达成的工资协议，就工资的灵活性来讲，欧洲只是美国的一半；二是就流动性而言，美国是一个国家，而欧洲是很多国家，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来讲，都存在差异，从理论上说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实际操作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还有很大的局限；三是工会力量不同，美国在80年代生产分散以后，工会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西欧生产虽然分散了，但工会的力量没有削弱，因为它采取的制度不同，是全国性的，相对而言，工会力量比较强大，它迫使国家和雇主协会不得不遵守达成的工资协议和劳动合同。四是由于欧洲实行的是比较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所以人们只是想从国家拿多少，而不是为国家做多少贡献。西欧之所以会出现高失业率，重要原因是企业无法解雇人，市场不灵活。现在需要采取一些灵活措施，但不是很容易，比如达到36小时工作问题，要减工时，从资方来讲，它不允许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从工会来讲，它不允许降低工资水平，欧洲处于矛盾时期。
钱大东：就劳动方式而言，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的措施是压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其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大量雇佣非全日制工人，因此工人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就业也不稳定，20%的工人处于失业的波动之中。第二种是以西欧为代表的模式，采取保持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换取工资福利的稳定，工资福利处于优先地位，其劳动力市场非常僵化。关于第三种模式，国际劳工组织选取接近美国的方式，即控制工资的增长，分享工作，以此创造就业的机会，大量雇佣非全日制工人，女工中有60%为非全日制工人。第三种模式同其他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工资福利不是压得很低，非全日制工人可以等比例地享受福利等优惠条件。
李其庆：为了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危机，西方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缩短工时、增加半日工、增加妇女就业、增加工人培训等社会就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劳动危机。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就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劳动危机永远不能克服，解决的唯一出路是雇佣劳动的超越和商品关系的超越。发展性的产业可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还是有局限的，第三产业有一部份劳动是国家干预的，非市场的，是超越商品关系的，没有利润的，是市场空缺的一部分，由国家控制，包括教育、福利、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这些都能增加就业机会，但是这些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没有利润的，而资本没有利润是不可能的，所以劳动危机无法克服。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马胜利：人们的观点认为劳动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是社会发展低级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劳动医学，认为劳动可以使人生病。但至今却没有娱乐的医学，人类本身并不是说非要干一辈子，劳动应该越来越少，越来越轻松，娱乐时间越来越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应该逐渐缩短工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到了未来的社会，劳动应该成为一种乐趣，不再是负担。现在发达国家的危机提出了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含义的问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应该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社会主义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苏联或专制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本义的、公正的、公平的、人道的、和谐的、进步的，这才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劳动危机问题，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还是没有解决，通过凯恩斯主义或是福利国家制度、二次分配、国家干预等削弱了矛盾。这也是一种尝试和实践，西方和东方都在思考用什么社会理想来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
殷叙彝（中央编译局研究员）：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产业革命是在脑力劳动领域展开的，它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结构性失业，成了劳动消亡的直接原因和现实表现。“劳动消亡”在目前当然还只是一种趋势，但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资源稀缺与人口膨胀之间的矛盾正强化着这一趋势。初露端倪的劳动危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潜在影响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了：雇佣劳动的消亡实际意味着产生工人阶级的消亡，意味着以阶级运动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消亡。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借助缩短工时、平均分配就业机会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或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失业补助来缓解因劳动岗位不足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现在看来都是治标之策，而任何治标之策都有它的限度。事实上，普遍就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个传统目标，已经被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放弃了。尤其是在全球性的市场争夺和技术争夺的背景下，维持普遍就业无异于维持低效率，牺牲经济效益，结果只能被淘汰。显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放弃经济发展而为劳动保留一块安恬的净土。那么，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支点在哪里？亚当·沙夫曾从对劳动消亡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结论：雇佣劳动消亡，即人的劳动不再是劳动市场上的商品，必然引起资本主义自身的消亡；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将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有效就业所取代，这是一场就业文明的根本转变；这场转变必然包含着向一种集体式、社会计划经济转变的必要性，而转变过程中行动者的自觉的政治态度将决定转变的最终结果。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从中不难体会到一种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和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力量。
陈林（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改造，是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必须重点加以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不应忽视科技发展的影响，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也不可能离开科学技术。并且，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浅层次，更不能搞形而上学，在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发展之间作直线思维。事实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若干中介环节，需要一定的运行机制，需要一整套技术传递系统及相应的环境保障；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商品化、市场化的广泛实现，极大地改变了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各种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根本性的社会进步也有昙花一现的炒作喧嚣；在技术社会条件下，国家权力的行使，意识形态的制约，利益关系的重组，都随时发生着渐进的但却异常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往往通过一段时间的累积而完成让人出乎意料的质变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尤其决定着它的一些具体实现形式的有效性。比如说，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开发就对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提出了根本挑战。因此，探讨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除了泛泛地谈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开辟了广阔前景”之类宏观命题外，还应就上述具体问题的产生、表现、影响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