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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4-0005-07
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哲学学科？相信既是关心和操心学科建设的同仁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内涵与制度安排上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功能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哲学不外乎就是与文学、历史并列的人文学科，而且是一门理论性的、“冷门”性的人文学科，这一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为定论。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表明的是：在现代性知识、社会与文化条件下，哲学不应该仅仅确定为理论性的人文学科，而应该看成是一门具有较强的学科渗透性与广泛运用价值的综合性理论学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很有必要淡化哲学的学科性。
哲学被看成是一门理论学科，源于亚里士多德。亚氏把学问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与制作科学三类。其中理论科学又包括“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与“第二哲学”(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二者统称为哲学。对亚氏而言，哲学主要是指形而上学，或者说是指形而上学主导下的整个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及制作科学，则由于其目的就是实用，因而被亚氏看成是应用学科。在亚氏看来，哲学或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及制作科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后者属于实用学科，哲学作为纯粹理论研究，是“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的”。[1] (P5)因此，哲学是绝对不能看成应用学科的。
但问题是，一方面，哲学并不仅仅只是形而上学。哲学必然还包含相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内涵，而这些相关学科也都很愿意把自己称之为哲学，其实，当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笼统地称作哲学时，就已经承认了哲学的这种泛学科性或学科包容性。就哲学学科的内部情形看，形而上学虽然是哲学的硬核，但哲学还不能归结为形而上学，除了形而上学外，哲学还包含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领域，包含东西方各种哲学传统，包含诸如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次一级的哲学学科——其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归之于实践科学的伦理学，本身就是典型的应用学科——还包含深深扎根于各知识学科以及现实问题之中，并且在当今社会日益呈现其广阔前景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环境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等，这些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无疑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与应用性。
另一方面，即使是形而上学，也存在某种常为我们忽视的应有功能。我们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纯理论性的，这其实是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而言的。形而上学特有的应用功能，不只是所谓“无用之用”，而是指形而上学对相关哲学领域、知识学科以及生活现实构成了一种理论性的解释、渗透和引导功能，是具有实际用途的“理论技术”。形而上学表现并支撑着哲学学科的理论性，这种理论性并不只是形而上学本身的理论规定性，而是通过思想智慧以及思维方法的阐释、传播、批判以及引导从而表现出来的理论开放性。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哲学学科体系“内部”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各“二级哲学学科”包括存在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在内的哲学领域，以及与相关知识学科发生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或部门哲学，都必然渗透和浸润着形而上学。二是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开放，实际上，知识学科从理论上必然关联着形而上学，而生活实践中也必然蕴含着形而上学内涵，因而形而上学天然地要考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对理论的本质诉求，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将这种深刻的理论诉求表达出来。在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被框定于存在论之中，而形而上学本身也成为超验存在论的理论表达形式，现代哲学对传统存在论的反叛，包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同时也破解了形而上学与存在论的前定同一，从而释放和开启了形而上学面向整个哲学学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的开放性。从这一意义而言，形而上学并不只是哲学中的一个部门、一个领域，而应该看成是对整个哲学以及在此意义上的整个知识学科体系具有基础性支撑、解释和规范功能的理论平台。看起来高居于一切知识学科体系之“上”的“形而上学”，在其实际的意义上，恰恰是承载着一切知识学科的基础，而哲学对知识学科的意义，也不在于自上而下式的“指导”，而在于形成一种智慧与知识、理论与现实以及超验与经验之关联，进而展开分析、评价与前瞻活动，反思知识以及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引导知识进化以及变革的可能方向。
从很大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代表一种重理论学科轻应用学科的传统学科等级观念，这种观念是与传统社会的学术状况相吻合的。传统学术强调的是研究及其成果的认识论取向，由于尚未形成知识成果的产业化、并反过来刺激应用学科发展的工商业条件，因此研究成果的理论性显然要远远优越于其可能具有的应用性。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市场型和消费型社会，应用学科不仅只是生产性的，而且也是市场性的，这种状况必然刺激和影响传统的理论科学，导致理论研究与其应用功能融为一体，其结果是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从分化走向融合，其典范样式即理工融合模式，而社会科学也开始走向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的融合。这一新的变化对哲学学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本来就具有亲和性，二者都追求客观性与精确性，是人类理性化以及科学知识进化的学科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哲学与自然科学就是“一家人”，以至于今日欧美的自然科学博士仍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哲学博士(Ph.D)。但是，现代性条件下的自然科学学科与技术学科的新同盟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尖端化和技术化趋势，逐渐瓦解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原有”同盟，以至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无形中“退出”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盟。这样一来，哲学似乎被自然而然地归属于人文学科了。
把哲学看成是人文学科，其理由在于：人文学科的主要功能是承载和表达人文精神，如果说，文学、历史、艺术等都是直接承载着人文精神的，那么哲学则通过形而上学给这一人文精神提供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并赋予人文精神以多方面的内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构成历史及时代的精神硬核，意味着人性中某种道通天地且与时偕行的生命智慧与创造性，意味着对真、善、美、自由、正义的终极理念与价值的求证、领悟、追求与反省，而且，通过缜密的理论分析与抽象思辨，哲学提炼并确证了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及其规定性，进而确立起人文学科的精神内核。如果没有形而上学以及理性思维的支撑及阐释，人文学科承担的人文精神就可能显得散漫空疏并流于形式，不牢靠，不可信。因此，哲学本身就蕴含着某种稳定的人文立场与精神关怀，哲学支撑着整个人文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甚至就是人文学科的领头羊，当人们用哲学社会科学来称呼人文社会科学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哲学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哲学之被定位于人文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条件下学科分化的产物。现代性条件造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同盟，而人文学科则是上述学科同盟以及被现代性知识状况边缘化了的一类学科群，这类学科群看起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都承载着传统的人文精神，并与日益技术化和工具理性化的科学技术学科抗衡。人文精神以传统形而上学为核心，因而哲学便被看成是这类学科的“旗手”。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人文学科是否就真正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学科同盟？第二，哲学是否只是属于人文学科？
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文学科并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学科群，在“严谨”的意义上，人文学科不能称为人文科学。可是，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在趋向于科学范式，如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对考据的考证方式，语言文学对信息科学技术的依赖，哲学对逻辑学的强调。而诸多人文学科，在寻求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强化了应用化趋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就是实践科学，诗学实际上是制作技术的典范。鲍姆加登创立美学时，实际上是把美学作为认识论的分支学科看待的，随着美学在具体艺术活动中的广泛运用，美学已逐渐呈现技术化的特征。因此，人文学科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这一学科群的存在，其意义在于承载人文精神，但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范式上，已经融入了现代知识学科的样式，所以，把人文学科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学科群是不当的。
其次，哲学也并不只是隶属于人文学科。实际上，哲学活动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所谓人文学科，而是常常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发生密切关联。哲学被直接看成是人文学科，而哲学的工作范围却不限于人文科学，而是深深地关联于相关知识学科。前面说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未分化状况，并不只是存在于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上，近代及其以前的哲学，都是扎根于自然科学中的，相比之下，对所谓人文学科，哲学反倒保持着某种距离。当柏拉图在其学院旁立下“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时，实际上也表明了哲学这门严谨高级的思维艺术与数学的天然关联；相反，当他在《理想国》中逐出“诗人”时，却表明哲学对于某种容易流于浮躁散漫、夸夸其谈的人文学科的警惕。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大价值之间，哲学更多地倾向于科学精神，或者说是更强调一种充分包容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恰恰是强调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
哲学总是与知识进化状况息息相关的。复杂而细化的现代知识学科体系，本身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横向和深刻的关联形式，由此实现知识学科的整合。这是哲学的当代使命。这一点本身也决定了哲学学科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中的存在方式，哲学学科必须体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哲学工作者需要有尽可能宽广的知识面，把握当代知识以及技术发展的走向，特别是要具备良好的知识整合与分析能力，对知识发展的社会条件及其人性基础保持某种审慎的反思与批判态度，从而促进知识的有效的和创造性的进化。这样一种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哲学的素养与能力，是哲学精神的当代表现形式。当代哲学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性以及学科综合性。
然而，哲学的跨学科性以及综合化功能，已经超出了哲学学科的承载范围，当哲学拓展其与知识学科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广泛而深刻的关联时，哲学学科却被退守到人文学科之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把文、史、哲、艺等学科归并于人文学院的管理设置方式并不可取。前面说过，人文学科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这一学科群从形式上看是被现代知识与技术学科边缘化的，但实际上只是人为的边缘化。因而把所谓人文学科集成为人文学院，实际上是从管理模式上制造出、并强化了各人文学科的“冷门”性。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直接妨碍了各人文学科向其他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的开放，并发挥其应用功能，而且也加剧了各人文学科“内部”在资源分配及管理结构上的矛盾。这种状况值得引起高教界及哲学教育界的认真反思。
接下来分析所谓哲学学科的“冷门”问题。
在传统的学科意义上，哲学只能算是一门“冷门”学科。判定一门学科是热门还是冷门，主要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学科的市场度以及市场回报程度。市场度大、市场回报程度高的学科就是热门学科，这样的学科往往涉及到多种职业，辐射的领域往往也较宽，因而更需要一种学科交叉性。另一个因素是从事学科的难度，一般而言，难度高且市场需要不大的学科专业更容易成为冷门学科。像医学、法学等学科，虽属于高难度的学科，但因具有较高市场度，显然不属于“冷门”学科。但基础科学、历史学、特别是哲学却极易成为冷门学科。
至少传统哲学属于冷门学科。在传统时代，虽然自然科学常常受惠于哲学思想，但自然科学事业相对而言仍是独立的，即使一位哲学家同时也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他的职业领域主要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哲学可能具有的精神教化功能，往往被宗教更有效地承担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是难以成为一门有广阔就业前景的职业的。传统的哲学职业大概只能限定在学院内，哲学教授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培养哲学学生，但学生毕业后在专业范围内的最佳、同时差不多也是惟一的选择仍是教授和研究哲学，可这个市场毕竟很小，如果他希望走向社会，就得淡化甚至放弃哲学专业。而且，哲学教授并不一定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也并不一定就是通过学院造就出来的，哲学家的成长常常在专业哲学之外，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其哲学造诣竟是在其主业领域之外完成的。可见，即使想成为哲学家，学院式的学习也并非是惟一的道路，这显然又削弱了哲学学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就业市场。当然，哲学学问本身的理论性与抽象性也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世俗意义上的吸引力，从事哲学研究往往需要冒相当大的人生风险，以至于若打算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就必须忍受日常生活的困苦，甚至放弃常人的幸福。我们现在对传统哲学家存在某种偏见，好像这些哲学家为研究形而上学，甚至于生活上都失去了常规，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哲学家的生活难处。当康德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婚娶时，他给出的答案其实是老实话：“当我想结婚的时候我没有钱，而当我有钱的时候，已经不想结婚”。为了形而上学而舍弃常人的幸福，看来是人们对传统哲学家的误解，同时也道出了形而上学的宿命：形而上学在精神上高高在上，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只能将它晾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传统哲学只能是贵族学科。那些贵族出身的哲学家可以专心致志于哲学研究而无生存之虞，但即使如此，都保不住仍会在世俗的意义上受到指责或误解。老实说，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是无法直接实现现金兑换价值的。相对于诸多热门学科，它只能是“冷门”学科。
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哲学的境况却发生了一种深刻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里，哲学还可能被保留于贵族生活层面，并且在这一意义上哲学也保存着与贵族生活相匹配的存在样式，那么，在现代社会，随着大众生活品质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哲学成为老百姓日益自觉的“自家事体”。对于实现自我理解、沟通社会、拓展知识结构、提高交往能力、增进对于幸福的感受与理解，包括提供为人处事、审时度势的实践智慧，哲学本身就成为全面渗透于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有用技术，成为关注生命和生活意义并具有一定思维意识的人们都能够探讨的大众话题，甚至于成为富于吸收力的文化消费对象。这种情形从客观上也要求哲学转换和调整关于哲学学科的认识与从业方式。当代哲学的最主要的转换就是前所未有地要求实现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沟通，形而上学也要求通过一种“内在翻转”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复；当代形而上学更多地要求对生活世界的生存论关怀，而传统的形而上学，其实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停留在相当专业化的学院中。与此相关，各个哲学领域都在努力探讨与相关知识学科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关联，应用伦理学以及应用美学的兴起、比较哲学的繁荣、逻辑学的广泛运用以及各种领域哲学与部门哲学的繁荣都说明了这一点。哲学家们则利用各种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研究与公共讨论，对诸多热点问题表达哲学的理解。对于仍然坚持、也有理由坚持传统哲学理想的人士看来，这种繁荣景象或许并不值得乐观，甚至本身就是哲学精神的衰落。然而，哲学与周围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关联，却是哲学界必须面对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包括对哲学大众化的抵抗，这本身就已经成为哲学大众化的一道景观。
在本文看来，哲学应用乃当代哲学之客观要求。传统哲学虽然也要满足现实的需要，但那种现实更多的是哲学理性规定了的现实，或者说是通过超验方法给经验世界确立的内在的规则。相对而言，传统的“现实”要简约一些、也单纯一些。但现代性条件下的“现实”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流动性与可变性。换句话说，理论与现实的解释框架已经逸出了超验与经验的传统解释框架，现代经验世界的主体并不只是与超验世界发生内在关联的单子式的个体，而是基于不同生存方式、文化背景、语言能力、知识技术以及生活体验，并需要在现代社会架构中实现有效交往的异质个体。换句话说，对于当代哲学而言，首要的问题已不再是个体如何实现与超验者的沟通，而是个体如何实现与有着复杂结构和网络的现代社会的沟通。哲学必须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与知识社会的进化状况以及生活世界的不同个体关联起来。因此，诸如社会理论、语言分析哲学、科技哲学、交往理论、实践哲学、生活伦理、生存论哲学以及现象学解释学运动的兴起，本身就应该看成是哲学研究应用化的实际表现。
当然，现代性条件也不会把哲学“造就”成一门“热门”学科。把哲学看成是热门学科，曾经是泛政治时代的一场历史性误会，那种做法不仅没有抬高哲学，反而糟践了哲学。相应的，市场经济也不应把哲学弄成“热门”学科。市场的需要的确造就了一门又一门热门学科，这些学科地位显耀，人们趋之若鹜。但是，哲学却没有、也不应该有这种学科荣耀。对于哲学学科的市场而言，持续性甚至比市场性更为重要。因此，即使哲学真正大众化，也不应该成为一门热门学科。不仅如此，哲学还应当对现代性保持一种审慎的分析和批判态度，哲学的思考与分析活动不能完全同一于现代性社会，哲学需要积极面对市场经济以及知识与技术学科的发展，但不会盲目地认同于此，在此，理性的思考与批判活动始终是哲学学科的从业要求。哲学的应用功能同时还表现在对于社会发展在文化及教育层面的贡献与服务上面，主要体现在精神品质、文化教养的积累与培植，体现在创造性与想像力的挖掘与培养，体现在科学精神与现代意识的弘扬与提升，等等，这是哲学学科的基本的教育职能，对此，哲学教育工作者应当始终保持冷静。当然，这些方面本身也是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一个健康的和可持续的现代性社会，恰恰需要充分地调动哲学学科的这一应用功能。显然，哲学的应用功能也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是可操作的、实效性的甚至完全是实用的。哲学的应用功能主要是理论性的。因此，一个更为妥当的说法是：哲学既不是冷门学科，也不是热门学科，而是一门基础性和长线性、具有广泛应用性与知识整合功能的综合性理论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或许不应该被看成是某一门“学科”。海德格尔曾指出：“就本质而论，哲学并不属于哲学系科，一如数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系科。人们以现在这种方式来安置哲学和数学，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或者只是课程总目录上的一个疏忽”。[2] (P849-850)哲学的学科化，基本上是出于知识时代学科化的命名需要。但这一学科的边界可以说从来都不是很明确的。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价值，哲学存在于一切知识学科之中；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哲学弥漫于一切知识学科范式之中；作为哲学家这一群体，就存在于一般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哲学很可能是哲学家所从事的专业的副业，哲学似乎一直就没有自己独属的领地，哲学的领地就存在于相关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中。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是什么呢？认真地想一想，这其实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当把哲学还原为形而上学时，我们倾向于、也似乎有理由说哲学是一门学科。不过，前面已作过分析，即使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样式表现出来的，相对于哲学而言，形而上学同样也有理由存在于宗教与伦理学中；另一方面是与具体知识学科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形下的“物理学”，就没有形上的形而上学。哲学的存在恰恰是对于学科化的知识进化与发展方式的反省和评价。哲学既不能仅仅看成是人文学科，也不能看成是科学，还不能看成是什么都懂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万金油式的“综合性”学科。可见，哲学本质上不能被学科化。换句话说，哲学若要表现为学科化，也只能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
哲学并不只是存在于哲学家那里，哲学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之中。这也许点出了哲学不能看成是一门学科的秘密。其实，不管一位哲学从业人员对哲学精通到何种程度，正如他自己往往会在什么是哲学之类的根本性问题上踌躇，他同样也会对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究竟是什么犯难，或许，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一位地道的哲学家视野中去。哲学这门学问确实不同于一般知识学科，一般知识学科都有自身明确的学科边界，这一边界既是同行认可的，也是相关学科认可的。但是哲学看来却没有这种确定的边界。也许哲学学科本身设定了某种边界，但是，这些边界对于非从业人员来说，往往形同虚设。例如本体论研究，在专业哲学研究中特别指一种超验的、并与认识论及神学相关联的存在论理论。但是，几乎每一门知识学科都声称自己有一门属于本学科“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大致相当于本学科的原理性的基础假说。这样一种“本体论”显然是与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大不相同的，但哲学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责怪这种概念的误用，相反倒需要对这种情形保持足够的开放与宽容。这种开放性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其他学科都会对属于本学科范围的问题给出确定性的裁决，但对于哲学而言，专业哲学家很少会对一位普通人的哲学观给予裁决。倒是相反，专业哲学家往往需要认真倾听普通人的哲学见解。可以说，在哲学的资格问题上，专业哲学家并不比普通人更多。每一位普通人都有理由成为哲学爱好者，并且每一位哲学爱好者都会坚定不移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是真正的哲学，不过，不少哲学爱好者总是希望他们的哲学观能够彻底影响并改变专业哲学界，恐怕就属于过高的希望了。如果每位普通人都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哲学家的话，那么，专业人员倒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哲学专家。然而，这种定位如果太过，就可能出现专业哲学研究与生活世界的疏离，而这种疏离，同时也是哲学学科与哲学本身的疏离。
也许，只有把哲学从林林总总的“学科”中解放出来，才能还原哲学的丰富性并拓展其广泛的学科与理论应用功能。
[编后记]哲学的学科定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是关于哲学的性质、对象与功能问题探讨的进一步具体化。作为爱智慧的学问，或者说当所有的知识学科都有理由看成哲学时，哲学并没有、也没有必要从学科意义上定位。哲学被确定为一门最抽象的理论学科并以相应的职业化方式固定下来，客观上是现代人类知识学科体系以及社会分工体系发展的结果。哲学作为抽象的理论学科，并且作为一门冷门性的理论性人文学科，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恰恰是在现代社会，哲学的这种学科定位却直接限制甚至束缚了哲学的作为。实际上，人们大体上已经注意到，哲学界对哲学的学科定位与整个社会、特别是不同知识学科对哲学的学科定位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而社会对哲学的要求实际上也远远超过哲学学科所能提供的成果及产品，因而，哲学的学科定位不能仅仅取决于哲学专业，更应考虑到哲学与整个社会及其知识体系的复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把哲学看成是冷门性的理论性人文学科，恐怕还不够。本文通过历史性地考察、分析和反思哲学与相关知识社会学科的复杂关联以及哲学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不同的市场效应，提出应当把哲学看成一门具有较强学科渗透性与广泛运用价值的综合性理论学科，并建议尽可能淡化哲学学科性。这一观点合理与否，本身就值得探讨，但本文涉及到的问题却是哲学以及哲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恰逢一个学科大转换的时期，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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