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构建的五维探析
——以西方传统国际价值观为研究视角
陈 鑫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之下,逐渐形成了体现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政治上推崇霸权主义,在经济上倡导零和博弈,在文化上主张文化霸权,在安全上尊崇冷战思维,在生态上坚持资本逻辑,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严重地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西方传统国际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基于一定的思维而做出的价值选择。与之相类似,国际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一定的思维方式而做出的价值理解与价值判断,体现着本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选择。价值观一经形成,便有着极大的稳固性与持久性。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之下,逐渐形成了体现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政治上推崇霸权主义,在经济上倡导零和博弈,在文化上主张文化霸权,在安全上尊崇冷战思维,在生态上坚持资本逻辑,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严重地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一、政治层面的霸权思维
“霸权主义”并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并存在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早在奴隶社会时期,欧洲便产生了原始意义上的霸权主义。那一时期,希腊、迦太基、罗马等城邦国家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地位,相互之间争斗了近千年。而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以往城邦国家间的争霸逐渐被主权国家间的霸权所取代,争霸的重点也从陆地转向海洋。二战之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老牌强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削弱,国际地位不断降低。与此相反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综合国力直线飙升,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丧失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更是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准则,践踏他国主权,甚至以武力进行粗暴干涉,扶持亲美的傀儡政权。但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美国以往粗暴的军事干涉,赤裸的武装入侵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在此背景下,称霸之心未泯的美国政府,为了构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策略方法,使霸权主义表现出种种新特点。
有机氰化反应最初采用极毒氢氰酸和金属氰化物为氰化剂,但这些氰化剂容易造成对人和环境的危害。近几年以三甲基硅烷氰化物(TMSCN)为氰化剂的研究报道[17-19]不断出现,但这种氰化试剂对水气很敏感,容易潮解而释放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仍然摆脱不了对环境的危险性,所以也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氰化试剂。随着近年来绿色化学的兴起和发展,环境友好和原子经济性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不但对绿色有机合成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发展机遇。目前此类反应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绿色高效的氰化剂探寻和相关衍生物的合成[20-21]。
第一,“新干涉主义”日渐兴起。21世纪以来,面对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兴起,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美国以往的军事干涉、武装入侵等粗暴手段已不再十分有效。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开始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军事打击,反对战争行动。在此背景下,美国也一改以往粗暴、直接的霸权行径,努力寻求更为间接的“新干涉主义”。而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就是指一些国家以“人权”“人道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为借口,用强权政治、军事打击等手段干涉别国内政,进而实现其霸权目的的行为模式。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这种“新干涉主义”并非什么新鲜事物,甚至早已成为美国新时期称霸全球的惯用伎俩,科索沃战争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20世纪末,奉行“新干涉主义”的美国,正是打着“人权”“人道主义”的旗号,先后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乱炸,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轰炸中,由于中国坚决反对北约霸权行径,美国竟公然发射导弹炸毁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十余人伤亡。可以说,美国的这种“新干涉主义”,虽然为赤裸裸的军事入侵披上了“仁慈”的外衣,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并未消亡,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第二,霸权方式转向软硬结合。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军事打击、“新干涉主义”,虽然是美国实现霸权主义的有效手段,但绝非其唯一手段。21世纪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等软实力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软实力概念的创始人约瑟夫·奈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1]60基辛格更是直白地表示:“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以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2]146正是在这种思维观念的影响之下,21世纪的美国政府极其重视软实力的扩张与建设,极力发展本国文化产业,竭力输出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不断开拓世界文化市场。除此之外,秉持霸权主义思维的美国政府同样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斗争,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优势,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妄图使整个世界都遵从美国的价值观念,接受美国的制度体制,成为美国的附庸之国,进而为其称霸全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The teachersare proud of good students and hope every student has a good future. Therefore, I think as a student, it is most meaningful thing to study hard.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假借文化援助进行文化占领。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府为了网罗世界优秀人才,维持其霸权优势,先后斥巨资推出了不同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作为美国文化援助的典型案例,先后资助了140多个国家的25万余名学者到美国来留学访问。这些学者在美国不仅学习了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的文化与价值,并在回国之后,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文化的传播者。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通过教师支教、捐赠图书、宗教传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宣扬“普世价值”,传播西方文化,试图实现“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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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崩塌,国际社会也随之陷入剧烈的动荡与变动之中。但即便如此,冷战时期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却依旧为西方国家所固守。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在冷战结束后,便进行“北约东扩”,先后将捷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国家势力范围,以此来遏制俄罗斯,防止其再度崛起,危及西方国家利益。21世纪以来,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改往日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升。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幻,面对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又逐渐将冷战思维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妄图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为此,美国不仅改变了自身以往的全球战略,同时更高调地推行了“重返亚太”战略,明确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中国。正因如此,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檀香山讲话时高调宣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政府则更为直白地讲到:“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威胁。”[11]在此背景下,美国一边故意曲解中国和平的海防政策,宣扬“中国威胁论”;一边却又不断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挑拨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相互关系,试图在南海、台湾地区、钓鱼岛等问题上制造矛盾纠纷,阻碍中国的稳步发展。近些年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相关公约的限制,大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妄图以此来打破世界的核平衡,保证自身绝对安全。
总的来说,不论是披着“仁慈”外衣的“新干涉主义”,还是双管齐下式的“软硬结合”,抑或是间接的“制度霸权”,都不过是美国新时期霸权主义的新表征。究其本质,美国的霸权野心始终未泯,美国的霸权追求始终未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期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始终秉承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原则理念,与霸权主义的传统思维格格不入。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美国的种种霸权行径,将不仅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同时更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造成极大的阻挠与挑战。
二、经济层面的零和思维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联系日趋紧密,整个世界日渐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有机整体。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并竭力倡导世界各国坚持开放创新,坚持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了维护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大肆推崇零和博弈,积极倡导以邻为壑,致使零和思维在国际社会中大行其道,严重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所谓的零和,其实最早起源于一种游戏的博弈理论。20个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在其共同撰写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了零和博弈理论,并开创了现代博弈理论。他们认为,世界上虽然存在着各类形式迥异的博弈,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又称零和游戏,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收益的一方与损失的一方,且二者相加永远为零,即1+(-1)=0。无独有偶,这种益损之和总是为零的博弈方式,恰好与资产阶级利己、竞争的价值观相契合,并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一种思维模式。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血脉,同时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人类社会自形成伊始,便产生了诸多不同的价值文化,它们孕育于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之中,彰显着多彩的特色与风格,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违背文明发展规律,阻碍文化的多元发展。他们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文化一元论,妄图实现文化霸权主义。
在部分学者看来,所谓的冷战思维就是指“以传统的权力政治为基点,以意识形态为载体或者说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以缔结军事同盟为手段,以对抗为核心的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理论模式或认识框架”[10]62。这一传统安全观念,虽然被称之为冷战思维,但并不意味着其在冷战对峙中产生。早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这种追求绝对安全的思维模式便有所萌芽。1661年,掌权不足20年的路易十四,凭借对内集权和对外战争,使法国迅速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霸主。但即便如此,路易十四认为法国仍旧处于岌岌可危的环境之中,唯有不断进攻才能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导下,路易十四以接连不断的战争扩张实现了自身的绝对安全,但却从未意识到给邻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几百年来,这种追求绝对安全、否定相对安全,设定假想敌人、主动寻求对抗的思维模式,不仅始终彰显着西方狭隘的国际价值体系,同时更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三、文化层面的一元思维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为了打破僵化的零和思维,走出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先后制定并形成了诸多的世界经济规则与组织,但最终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现有的经济秩序,始终固守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低迷的发展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贫富差距更加凸显,社会失业率也快速上升,社会矛盾日趋凸显。据统计,在2016年,“美国5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340倍,普通工人2015年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与50年前几乎没有差别。”[4]39面对经济增长乏力,面对国内贫富差距,原本作为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零和博弈思维模式的驱动之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竟一反常态,转而推崇“逆全球化”,美国便是其中最有力的代表。它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强倡导者,但面对金融危机,却成为了21世纪“逆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护自身产业,竟无视国际贸易准则,不断设置贸易壁垒,甚至大肆挑起贸易纠纷。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美国在“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一年就采取了90项,位居各国之首”[5]。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的“逆全球化”趋向非但未能有所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凸显。作为民粹主义代表的特朗普,在就职之后,便始终秉承着“美国优先”的利益政策,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等公约组织,并试图在国内掀起一股“再工业化”浪潮,以此解决国民就业问题。更为甚者,特朗普政府竟不顾国际贸易规则,无故宣称“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率先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在世界经济仍未复苏的今天,美国因一己私利而公然发起贸易战争,这种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主义,以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的贸易挑战,不仅不利于其自身的长远发展,同时更将阻碍全球的经济复苏。
总的来说,不论是通过控制传播媒介来实现文化输出,还是假借文化援助来进行文化渗透,在本质上都不过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霸权思维的驱动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肆叫嚣“文明优越论”,积极推崇文化一元论,并在此基础上竭力传播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妄图以此来取代其他所有文明,实现世界的全盘西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9],西方国家这种追求文化霸权的一元思维,不仅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同时更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网络媒介进行文化输出。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在此背景下,联接全球的互联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同时更逐渐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介。可以说,谁掌控了互联网,谁就掌控了新世纪的文化导向。“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7]116-11721世纪以来,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信息优势,实现其文化霸权,更是积极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文化输出。据统计,“如今的互联网,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5%,中文信息目前还不到1%。”[8]24正是凭借这种悬殊的信息差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通过互联网传输其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宣扬“普世价值”,丑化、矮化其他文化,妄图在潜移默化中西化世界文明,实现文化霸权。
近年来研究发现,CD4+CD25+T细胞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免疫负性调节作用的T细胞亚群[14],能够抑制T细胞对外源与自身抗体的免疫反应,在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维持外周免疫耐受中起重要作用。肝脏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CD4+CD25+T细胞与慢性肝病的关系已引起人们的关注[15-17]。Ma等[18]通过对伴有NAFLD的肥胖小鼠进行Tregs在肝脏组织中研究,发现其比例未发生明显改变,但是数量有所下降。提示CD4+CD25+T细胞明确参与了肝脏的免疫调节,NAFLD与外周血CD4+CD25+T细胞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高速公路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事故也层出不穷. 如2014年3月1日,晋济高速的岩后隧道内发生交通碰撞事故并导致甲醇泄漏燃爆,为高速公路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 2015年11月29日,山西省运城到侯马段高速公路,因受团雾影响发生特大交通事故,47辆车连环相撞,共造成3死7伤.
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文化渗透。文化的传播不仅需要传播源与受众,同时更需要传播媒介,这是连接二者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积极借助广播、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渗透。对此,有资料曾指出:“只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网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总量的100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电影的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6]79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对各类传播媒介的把控,才形成了自身强大的信息优势,不仅弱化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时更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安全层面的冷战思维
在此背景下,英国公投脱欧,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整个世界都日益笼罩在一种“逆全球化”的思潮之中。这种“逆全球化”作为21世纪“零和思维”的新表征,它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发展,同时更为构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了诸多的困难与挑战。
第三,制度霸权不断彰显。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指出:“为了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订立协议,建立制度并提供一个有助于使全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实行民主、开放市场、确保法治和致力于和平这些基本原则周围的典范。”[3]58对此,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霸权国家实现霸权的有效有段,就是通过管理和控制各类国际制度,进而达到预期的霸权目的。冷战结束以来,深谙此道的美国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不断干涉国际事务,妄图主导各类国际体制机制。政治上,美国试图通过主导联合国改革,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经济上,美国掌控着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并主导着国际贸易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安全上,美国更是强化其全球的军事同盟,不断巩固与西欧、日本的盟友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制度霸权”模式,美国不仅全方位地掌控了各类国际体制机制,同时更巩固了其自身的霸权地位。
总的来说,不论是美国高调的“重返亚太”战略,还是其单方面地追求自身绝对安全,都不过是冷战思维的时代新表现。但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2],西方国家这种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不仅违背时代发展要求,同时更日渐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与发展。
五、生态层面的资本逻辑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资产阶级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反对封建统治,提倡民主自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36但即便如此,资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既不能消弭其内在的本质缺陷,也不能掩盖其本身的贪婪本性,反而更加凸显了其“反生态性”的资本逻辑。
这里的资本逻辑并非“泛指资本内含的一切属性,而是特指资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谋求利润无限增殖的运动过程中所展露出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表征为‘以资为本’的社会形态特有的历史性逻辑”[14]92。从自然层面上看,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在本质上具有极强的反生态性。一方面,资本逻辑遵循着“效用原则”。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始终坚持以“有用与否”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对其有用,则作为工具,对其无用,则弃之一旁。正因如此,拥有丰富资源与原材料的自然界,难免会沦为资本生产的廉价工具。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5]389而另一方面,资本逻辑还秉承着“增值原则”,“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6]892。为此,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自身的增值与利润,便不惜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在此背景下,土地不再是人类的美好家园,而是成为资本家的投资对象;森林不再是动物的栖居之处,而是成为资本家的财富来源;海洋也不再是鱼类的生存母体,而是成为资本家的排污之地,整个自然都被迫处于一种无止境的利用与破坏之中。可以说,只要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依旧存在,自然环境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关心与保护,资本逻辑是一切生态问题的根源。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之国,也是各类生态问题的多发之地。19世纪中期,拥有先进生产力的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在此背景下,煤炭替代手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力。煤炭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其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有害物质,污染大气环境。但英国资本家对此却毫无顾忌,他们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之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煤炭燃烧数量,试图以此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直至1952年12月5日,伦敦在反气旋的影响下,大量燃煤废气无法正常扩散并在伦敦上空越积越多,最终酿成严重的伦敦烟雾事件,造成四千余人伤亡。然而,像“伦敦烟雾事件”这样盲目追求经济而不顾生态环境保护的例子,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比比皆是。如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事件等。这些不仅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同时更是资本逻辑“反生态性”的鲜明体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日益尖锐的人地冲突,西方国家不仅未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反而始终固守其“资本逻辑”,其中尤其以美国为代表,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发展,竭力反对甚至悍然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环境公约,逃避生态治理责任,反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甚至宣称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污染的主要来源。殊不知,经历了几百年工业发展的西方国家,“消耗了全球3/4的资源,排放了80%的温室气体,至今人均排放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8倍”[17]5,他们才是全球生态的最大破坏者,才是全球生态治理的最大责任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社会日益融为一体。始终追求自身经济发展而全然不顾生态保护的“资本逻辑”,将不仅破坏本国的自然环境,危及国民的生存发展,同时更将威胁全球生态治理,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构建。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现实构建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实践过程。即便如此,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有信心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勠力同心的世界人民更是有能力推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这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18]
重晶石熟料是重晶石矿经碳热还原的产物,主要成分为BaS,重晶石熟料经水浸后进一步制备钡盐是钡盐生产的主要方法[1]。而工业生产中BaS的浸取率普遍低于70%,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2]。因此,重晶石熟料中的BaS浸取是否完全是钡资源是否高效利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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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v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Factors Hi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Western International Values
Chen Xi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PLA, Nanjing, Jiangsu 210003,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ed by the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s gradually formed Western international values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This kind of values advocat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egemony, promotes a zero-sum game in the economy, respects the Cold War mentality in safety, and insists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ecology, which shows severe limitations and narrowness and seriously hin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pitalism; developed countries; traditional western international values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5.001
作者简介: 陈鑫(1992-),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 2019) 05-0001-07
收稿日期: 2018-10-08
[责任编辑:焦玉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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