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的回回民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延安论文,回回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回族研究工作开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倾注大量心血，开展回回民族研究工作，归根结蒂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抗战客观形势的需要。
回族聚居地背靠陕甘宁边区，回族的政治倾向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早在抗战初期，回族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的核心，继占领内蒙东部，策动德王建立“伪蒙古”政权后，日本侵略者又派遣所谓山本调查队及江畸特务机关继续向西蒙和宁夏、青海等地推进。归绥、包头两特务机关长恒井松田派马选三等到甘肃、青海、新疆各地煽动回教各族人民，大批汉奸特务也不断深入回族聚居区，阴谋策划“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成立“回回国”。从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截获的日本文件和地图，清楚看出日本战略意图是由青海直抵成都，撒成一大包围线[①]，最终灭亡全中国。
出于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加强了舆论攻势，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大肆宣扬“回教民族”的谬论。日本与英德意法西斯一唱一合，打着尊崇回教的幌子，力图将亚非欧信奉回教的不同国家和所有民族联合起来，筑起一道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民族的防线。在中国，在特务长川茂秀和操纵下，1938年2月7日，北平成立了以回奸马良、王瑞兰为首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接着又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建立了分会，北平又冒出了“中国回教青年团”；在东京，日本扶持流亡回族贵族成立了“回教圈研究会”。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挑拨回人与汉人固有的民族矛盾，向广大回民贯输反共及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反动思想，气焰十分嚣张。
从大汉族主义出发，抗战初期，蒋介石公开讲话，否认回回民族的存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仍然认为回族与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一个宗支。步蒋后尘，马鸿逵及一部分回族上层也认为回民是一种宗教群体，不是一个民族，回民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只是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②]。正如《西京平报》社论所说：“回教同胞与汉人原来是同一祖先，同一种族，只是因为回教来自中亚，西北人民信奉者较多，自然形成为一个集团”[③]。这种谬论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作用。
受苏联和孙中山的影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在中共“二大”和“六大”决议中，都涉及到回族，《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重申回族有完全自决权。1936年5月发表的《对回族人民宣言》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回族人民的一贯主张。1936年9月，适应开展回族工作的要求，党设立了定边工作委员会，芦沟桥事变后该组织又扩大为民族工作委员会，指导回族工作。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动员少数民族包括回族人民抗日问题，明确列为当时的第13个任务。
（二）回回民族研究新的一页
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初，中共中央设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辖的民族问题研究室专设回族研究组，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在李维汉、贾拓夫和主任刘春带领下，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回回民族。
初期研究成果主要是系列论文，即李维汉的《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刘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贾拓夫代表西工委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回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回回民族已经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揭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回回民族研究史崭新的一页。
这些论文显著特点在于以马列主义民族学理论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回族的实际，这表现在：
其一，重视社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阐明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李维汉的论文和贾拓夫的报告，都论述了回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明确指出：回族几百年的经济，以从事农业为主，回族社会和汉族社会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回族内部生长着民族资本主义成份，但仍然是很微弱的，商业资本的势力深入到了回族的每一个角落里，他一方面同一切中世纪的剥削关系密切结合着，另一方面又促进这种关系的解体。这种经济关系正是回族上层建筑的主要基础[④]。李维汉也注意到经济因素是回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基本原因，如认为苏四十三事件的爆发“由于连年用兵，加重了甘肃人民的负担，又加上连年收成不好，到处发生饥荒，回民的生活同样陷于悲苦的境地”[⑤]。刘春在分析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时，首先阐明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进一步指出：“当时阿拉伯的社会生活就是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基础”[⑥]，同时又指出伊斯兰教的反作用，“伊斯兰教的教义又是穆汗默德‘复国’作战以及统一阿拉伯的政策与策略的典范”[⑦]。
其二，注重阶级分析，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民族和宗教问题。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列主义民族学的基本方法，阶级社会中宗教的阶级性是客观存在的，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刘春根据伊斯兰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明确提出：“伊斯兰教的制度，当它还是被压迫剥削者宗教集团时，是代表一定被压迫剥削的阶层和种族的利益，以反对统治的阶级和种族，而当这阶层和这个种族成为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时候，它便变成了这个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代表”[⑧]，伊斯兰教这一发展变化现象，实际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在阶级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又当别论，它只是人们一种精神信仰。对于回族历史上的教派斗争，李维汉指出：“实际上一切教派的斗争与结局，都不过是上层少数人在政权和教权上的胜利或失败。有人把回族历史上的‘教争’，看作纯粹的宗教内争，那是不对的”[⑨]，以阶级分析的观点，透过了阶级社会‘教争’的表象，“创见性的分析了回族内部所谓‘新旧争教’的实质，指出回族史上的矛盾和斗争往往以新的教派反对旧有的教派的形式表现出来”[⑩]，我们认为白寿彝先生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形成的特殊门宦制度，李维汉一针见血指出：“门宦制度是大地主同教主的统一体，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反门宦制度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意义，至于宗教仪式的差别，只有次要的意义”[11]，这比前此出版的《甘宁青史略》的认识：“甘肃之回教门宦，隐然一封建制度也”[12]，更明确，更全面和深刻。出于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的勇气，李维汉表示：“我们应当推翻民族压迫者的历史论断，把回回对于满清的一切‘叛乱’，看作英勇的起义与革命行动”[13]这些具体结论，在今天社会主义新形势下，有些虽已过时，但作为对阶级社会中的民族和宗教的认识，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
其三，贯彻了马列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抓住了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提纲》指出：“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主要是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的矛盾。因此，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的抗日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它方面的解放”[14]。关于回族解放与中华民族解放的关系，李维汉阐述道：“回族的解放同中华民族（这是中华各民族的总称）的解放不可分离，回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没有回族的解放，中华民族即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反之，回族如不积极参加全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15]。开展回族工作必须“肃清大汉族主义传统，纠正狭隘回族主义倾向”[16]。这里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其四，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民族平等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回回民族问题是从争取回族成为坚决抗日力量目的出发，依据民族平等原则来制订自己的工作纲领。在对待回族上，就是在回族同胞中广泛宣传抗日，在政治上回族与汉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回教等十一条具体措施[17]。马列主义民族自决原则落实到回族问题上就是“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实现回汉民族间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妨碍我们去反对回族中可能发生的‘傅仪主义’和‘德王主义’。相反的，只有克服这种投降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决权”[18]。
（三）回回民族研究的丰碑
由刘春执笔的《回回民族问题》，是在上述系列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一本专著。该书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于1941年4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45年、1947年先后由鲁南和渤海出版社再版；解放后，民族出版社又在1958年、1980年两次再版。
《回回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19]。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回回民族研究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该书的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作用，正如李维汉所言：“从史实上和理论上给予国民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以沉重打击，获得了全国回族人民，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在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回民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
本书是在马列主义民族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部回回民族研究专著，这个问题上面已有论述，这里我们着重谈其它特色。
首先，研究视野广阔，结构合理。全书共分九章，另附特载。第一、二章，论述了回回民族的历史。第三、四章，论述与回回民族日益相关的宗教。第五、六章，着重阐述了回回民族的现状及危机和出路。第七、八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认识及解决回回问题的基本主张。第九章，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环境中回民的基本情况。附录的特载，摘录了4份文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及陕甘宁、晋察冀边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全书浑然一体，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军事有机结合起来，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具体政策，还有陕甘宁边区回民的实际处境，从而增强了说服力，体现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回回民族问题》不仅科学说明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各种错误见解，而且指出其危害和险恶用心。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回汉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隔阂，分裂和破坏回汉之间的团结抗日，诱惑回族独立自治，国民党官方从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表面上回击了日寇的阴谋，实际上“无异于在客观上替日寇分裂回汉的煽动造成有利的借口和条件了。事实上大汉族主义者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说教，在汉人轻视回民与回民岐视汉人双方所给的影响，正如‘火上加油’，而日寇正利用机会煽动这个火焰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21]这一分析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又详细分析了“回教运动”的起因及日寇宣扬这一谬论的险恶意图。“回教运动”的发动与起因是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联系着的，英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这一运动的幕后策动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推动的‘回教民族’与‘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世界穆斯林组成一条‘反共阵线’。……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在中国来推动‘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在这一旗帜掩盖之下，来分裂中国的民族团结，来达到其灭亡中国，并吞回族，‘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22]。这些精辟深刻的分析，对在回族问题上持错误态度和认识迷惘的人，不失为一副清醒剂。
再次，发表了一系列正确的看法和主张。根据回族实际和中国抗战形势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回族工作的十一条措施，是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正确主张。对伊斯兰教的产生、回族与回教的关系、门宦制度、新旧争教的实质的分析和认识，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观点。牙含章根据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唐代回纥到宋代改为回鹘，到元代改为畏兀，纠正了传统的“回纥——回鹘——回回”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的回回，是元代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细亚一带迁至我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汉人等等，虽然由于资料所限，未能探讨回回民族形成的主体问题，但对回回民族的来源问题获得了科学的认识，这一看法与白寿彝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认识不约而同，今天已被学术界认同。
另外，该书资料丰富、详实、反映出严谨的求实态度。仅“回回民族的来源”一章33条材料就来自29种书籍报刊，包括历代官修史书，个人著述、文集笔记、近人专著、新闻记者采访，日报社论及方志等等。注意运用境外材料及反面材料，也是该书资料采摘的特色，如《支那研究》、伪《回教》、《防共学概论》、《回教与新中国的将来》、《回教月刊》及《时事类编》上辑录的《德国政治月刊》上的文章，观点等，都予以引用、分析。注意运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最新资料是该书又一特色，为说明陕甘宁边区回民现状，长篇引用了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特载资料有民国30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条例》，民国30年4月5日《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主张》中民族政策的内容。
（四）回族研究的特点、取得成就的原因及其意义
抗战时期，延安的回族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工委时期，主要成果就是上述系列论文和专著，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就是民族问题研究室的主要成员。当时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了对马列词句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学风。回回民族问题研究是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初期，有的同志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衡量回回民族，认为回回尚不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因而也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西工委委员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这种看法，最终克服了以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来衡量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回回民族的教条主义错误。西工委大部分同志从事具体的实际工作，既使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如贾拓夫、李维汉、刘春参予了回族文化促进会筹备等工作。研究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理论研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现实问题，为了指导现实工作，《关于回回问题的提纲》既为中央全面开展回族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也直接指导着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这在当时确是比较特别的。二是个人攻关与集体研究相结合。李维汉侧重于回族历史上的革命斗争及现实政策，刘春着重于日寇对回族的阴谋和伊斯兰教，牙含章致力于回族的来源，但重大问题却是通过集体讨论解决的，如关于回回是否为民族，上报中央的提纲都经过西工委大多数委员认真讨论。
回族研究取得巨大成效，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毛泽东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紧密相连。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政策，核心是强调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西工委的研究蒙、回民族问题，拟定团结蒙、回民族抗日图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中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以及纲领、基本方针、民族政策为依据而进行的[23]。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回回问题的提纲》时又进一步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24]。
第二，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的直接帮助分不开。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艾思奇与吴亮平在《唯物史观》中对马列民族理论的介绍，杨松《论民族》文章在《解放》杂志上的连载，毫无疑义地提高了回回问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何干之拟定的民族理论问题研究大纲，王若飞起草的关于回族工作的文件，都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加上具有民族工作经验的党的高级干部谢觉哉、王若飞、李富春、张闻天、贾拓夫、李维汉和高岗等的指导，研究者的自身阅历和民族出身，使得研究的不利条件大大减少，保证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西工委成立之初，党中央就将与日寇展开尖锐的争夺蒙回民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看作与前方打仗同样重要的工作[25]。西工委专程指派刘春到西安所有书店购进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民族问题书刊和资料，又从毛泽东处借回有关民族问题的书籍，加之又经常向少数民族干部战士及到过少数民族地区同志口头采访，基本上克服了资料不足的困难，使研究工作建立在较为丰富的资料基础上。
以上因素，加上学者个人的主观努力，最终使回回问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
回族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回族政策的制订，直接指导着实际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从而将广大回族同胞推到抗日救亡的行列。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方面的实际工作，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延安身临其境后所言：“在解放区，特别在陕甘宁边区，他们住居的地区，民主政府给设立了回民乡，……经济上，从耕地到劳动工具，从营业资本到交通运输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扶助，……政治上，他们不只和各族人民一样，参加……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创造，……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充分尊重”[26]。在中国共产党人启发和支持下，回族优秀儿女在陕甘宁边区，河北、山西、山东及安徽等地，建立了大小数十支武装，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自己民族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回族同胞从内心认识到：“回回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与领导下才能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回汉分裂的种种阴谋终于破产，孙中山“唤起民众，使其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而这一切正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之上。
回回问题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推动了对回族历史的研究，正如尹达在评价西工委工作时所说：“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反过来，它又指导着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进步”[27]。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形成时间，回回民族的社会性质，历史上的回回人民起义，延安的民族理论工作者都给以正确的解答，这些为科学探讨回族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民族理论方面，不仅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找到了回回民族彻底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了在回汉杂居的地方，“设置由当地回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回族有关的事务，调节回汉间的关系”[28]，民族自治的思想已经形成。对回族的未来，虽然还未能提出与新政权采取何种关系，但已明确否认了东欧国家里少数民族与统治民族的关系，指出回族的未来“不是被压迫的，而是平等的，不是被束缚的而是自由的，不是资本主义专政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29]，少数民族在未来国家自治的思想已经萌芽，在实践中已部分实现。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苏联邦联体制之外开始探求到一种新的模式。建国后，我国能很快决定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抗战时期开展的回族理论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谢觉哉日记》（上），P140—141。
[②] [③] [21] [22]《回回民族问题》P12，P104，P106。
[④] [⑨] [13] [15] [16] [17] [18] [29]罗迈：《回回问题研究》，参见《解放》第109期。
[⑤] [11]罗迈《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续）《解放》第106，107期。
[⑥] [⑦] [⑧]刘春《什么是伊斯兰教》，见《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
[⑩]《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P183。
[12]转引自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增订本），P239。
[14] [28]《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转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P376。
[19]《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说明》，1980年民族出版社版。
[20]李维汉：《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23]刘春《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第37期。
[24]参见注[23]；又见《回忆与研究》（下）P455。
[25]《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P9—10。
[26]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P102—103，光华书店1948年版。
[27]《尹达史学论著选集》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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