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流亡文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争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等生活面貌，也改变人的精神，改变文学的进程，创造新的文学机遇和流向。如果说第二次大战曾经造就了一种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流亡文学潮流，那么，中国抗日流亡文学无疑是其中光辉灿烂的一章。从难忘的九·一八开始，随着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中国一批又一批作家被迫离开故土，他们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又分散到西安、重庆、桂林，又从桂林到广州、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如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流亡文学潮流，形成了中国一次文化大交融和大转换，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一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源起于“九·一八”事变，首先踏上流亡之路的正是东北的一群作家，他们先后从东北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逃出，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一个特殊流派“东北作家群”。其中萧军、萧红、李辉英、舒群、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孙陵、白朗等许多作家都是经历过亡省的痛苦，在长期的流亡迁徒中进行创作的。
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故土沦陷是促使他们创作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原因， 而流亡生活则增加其创作的感情力度。 例如李辉英就曾在1935年《丰年·白序》中谈到：“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美酒，女人——一句话，在享受上兜圈子，可是，紧跟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蹂躏了我的故乡，‘一·二八’沪战，沪战的炮火又摧毁了我的学校，这使我不但要遥领着三省亡家的头衔，同时又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我彷徨，我恐慌，我悲哀，我更气愤，终至，激起了我反抗暴力的情绪！‘醒醒罢，把你的小说笔锋改改方向不行吗？’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九·一八”之后，他很快写出了象《最后一课》那样的反帝抗日小说，表现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同胞的屈辱生活及其反抗情绪，不久，他在丁玲的鼓励下，又写出了十万字的小说《万宝山》，受到当时茅盾的注意。这些虽然不能算精致完美的小说作品，但其中透露出作者激愤的情感却是真实感人的，抗战期间，李辉英出的短篇小说集《夜袭》《火花》，长篇小说《松花江上》等，都带着激励抗战，颂扬民族战斗精神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迸发出来的，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和人性的危机感，这正是东北作家群最重要的创作特色之一。侵略者的暴行，把人性、人的尊严推向了最残酷的境地，制造了血肉横飞的人生悲剧。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呼兰河边》、《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轮下》、《生与死》等都是在一种悲剧氛围中展示人生的。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悲剧意味是实现于生和死的风水岭上，用血，用生命的毁灭，用青春的残酷烧铸的。伴随这种悲剧意识的是发自内心沉痛而又急切的倾吐和呐喊。例如，我们在罗峰的《呼兰河边》中就看到这种悲剧的情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小牛和它的主人牧童被胡乱捉来，然后在草丛中留下自己的尸体。在毫无声息之中，生命遭受了最大的轻蔑和戕害。作者把人生最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唤起民族自救的热情。这种悲剧意识因为是在作者亲历的生活中滋长起来的，所以非常自然，而又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的典型，她的大部分写作生涯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遗憾的是，一直到她逝世那年（1942），都没能够看到故乡的收复。1934年逃出哈尔滨之前，她已经尝到了流浪生活的滋味，当她后来的情人萧军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被关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冰冷的房间里，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此后，她经历了抗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悲剧的时刻：“九·一八”事变时，萧红正在哈尔滨，在这里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斗争生活：“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发生时，萧红正在上海，亲睹日军的侵略，于是撤到内地；紧接着日军进攻华北，萧红正好在山西临汾，不得不回到武汉；日军进攻武汉，萧红等又逃到大后方重庆；1939年初日军开始轰炸重庆，萧红又飞往香港，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萧红不久含恨而亡。在这种流亡生活中，每一次迁徒都意味着距离自己的家乡更远一步，都意味着心灵上一次重创。
其实，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东北作家群的雏形已出现于“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文坛上。较之内地，西洋文化很早就由西伯利亚铁路输入东北了，由于日、德、俄等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北成为多种文化汇合的一个区域。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东北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大批白俄贵族流落东北，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由于这些原因，在东北一些大城市，例如哈尔滨、长春等，是具有比较好的文化艺术基础的，已有一批文人在文坛上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作家很快聚集起来，用自己的笔进行最后的反抗，例如萧红、萧军、白朗、舒群，还有孙陵、杨朔、金人（张君悌）、铁弦（张全欣）等。当时，他们在哈尔滨开设“明月饭店”作为作家据点，白朗主编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孙陵主编长春大同报副刊，发表一些表示抗日情绪的作品。直到后来在东北无法立足才先后转移内地，这种报刊自然而然地把一些作家联结在一起。
《生死场》的出版，把萧红的名字，也把东北作家群的气势扩展到内地的文坛。《生死场》是萧红在流亡中写成的，它携裹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掠过荒凉、沾满血迹的土地，来到了人们中间。在这篇作品中，诉诸人们感官的是死了的小孩躺在旷野的小庙前，是杆头晒着在蒸气里的肠索，是腥气，是血污构成的意象。在沉重的悲剧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日积月累的，压抑着的反抗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现实，也来自于作者本身。苦难和挫折、血光和剑影、荒漠和风雪，赋予了萧红一种男子汉的气概，赋予了她的作品一种悲壮的阳刚之美。她知道，人们经过了乞求已不再需要乞求了；经过呻吟已不能继续呻吟；经过忍耐，已无法再忍耐，要站立在世界上更需要原始和雄强的力量，需要男子汉的热血和气概。这种粗犷的雄性的气质贯串在整个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之中。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李七嫂，舒群《誓言》中的杨三愣，白朗《伊瓦鲁河畔》中的贾德，端木蕻良《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等都带着这种刚烈强悍的品性。
二
作家的流亡和迁徒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次历史大流动，形成了多个临时性的文学中心。除了重庆、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香港等大都市都一度聚集了很多作家之外，桂林也在中国抗战流亡文学中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
显然，是历史给了桂林这样一个机会， 使它成了一个文学名都。 1938年10月，武汉告急，由京沪等地撤留武汉的作家，又分三路退往后方，其中一路顺粤汉路南下，往长沙、桂林。时隔月余，广州突然沦陷，留广州的作家纷纷逃往桂林。当年底，长沙大火，又把留集长沙的作家引向桂林。1941年，太平洋战争，上海孤岛和香港被占，沪港作家也陆续流向内地，先汇集桂林，其中一大部分蛰居下来。该二地区的出版和文学期刊跟着集中桂林。一时间桂林群英荟萃，一个文坛中心在形成，文学出版空前繁荣，虽然这繁荣也是短暂的——1944年11月，日军陷桂林，一切都化为烟尘，但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战时流徒的频繁，生存的艰难，出版业的萧条，不可能不给文学创作造成致命的挫损。但是，作家们是绝不甘沉默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流亡生活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题材，赋予他们作为作家的使命感，因此也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调。
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下，大大地传播和普及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学第一次和广大民众贴近起来。正是这些流亡的文人、艺术家，给桂林带来了为期六年的文学黄金时期，也给本来可能更加凋零的中国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片繁荣。很多作家就是在这里创办杂志、出版丛书，创作小说，为战斗的土地呐喊，为奋战的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例如在抗战烽火中崛起的“七月派”就与桂林有不解之缘。其主要杂志《七月》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桂林，吸引和造就了一大批作家，产生了广泛的文学影响。
战争锻炼了文学，流亡也造就了作家，把他们推到了文学的前沿，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学传奇。1938年，艾芜举家从宁远辗转逃难来到山城，在此停居了五年，时年35岁至40岁。这个在30年代初就步入文坛的文学青年，此时，已是有影响的作家了，和司马文森一样，他出身贫寒，早年曾到异国他乡漂泊。
在桂林，除为《桂林晚报》担任过副刊编辑外，艾芜主要从事创作，这是抗战时期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作家”，从1939年至1944年，他每年每月有作品问世。仅写于桂林的就有小说长篇：《故乡》、《山野》、《花落时节》；中篇《我的旅伴》、《母亲》、《春天》、《打猎记》；短篇《荒地》、《冬夜》、《轭下》、《黄昏》、《尚德忠》、《邻居》、《苦闷》、《纺车复活的时候》、《穿破衣服的人》、《老好人》、《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春天的原野》等。其中，《故乡》和《纺车复活的时候》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
鲁彦在桂林的文学活动也是精彩的一章。战争爆发时，鲁彦37岁，战争胜利前夕，鲁彦44岁，然而这一年竟是一个多才作家生命的终点。他象那个时代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一样，终于未能走出黑夜的尽头。他曾是活跃在上海文坛的颇有个性的“乡土文学作家”兼翻译家。他有郁达夫的多情，爱自然，爱猫狗，爱孩子；他又有鲁迅的热烈，善于描写城乡各种各样的人生，尤其擅长描写乡村小知识分子及农民的心理，被称为“近代中国的典型作家”。然而，1937年，鲁彦离开上海，开始了他最不幸的流亡生活。先到湖南，为长沙《抗战日报》工作。不久赴武汉。1938年10月偕妻儿抵桂林。为解决生计，他创办了《文艺杂志》（1942年1月）。在他主编时期， 这份杂志一直是当时桂林一流的文学期刊，而且是独立作家所办的独立性杂志。出了一卷五期后，鲁彦终于病重不能支撑，移交给刚来桂林的端木蕻良主编。其间，鲁彦还往返于广西或湖南教书和养病。1944年8月日军攻陷桂林前夕， 鲁彦偕家由湘返桂林，终于倒在桂林医院再没有起来，死后连入敛的衣服都没钱买。鲁彦死后，他的遗孀覃英又带着几个孤儿踏上继续流亡的的路。
鲁彦在流亡路上也曾留下一串风格题材迥异的、闪着他才华的最后光芒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抗战有关的人和事，颂扬了投身于抗日前线和后方的军民们：短篇小说《陈老奶》、《我们喇叭》、《杨连副》、《伤兵旅馆》、《樱花时节》、《千家村》和遗著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第二部《春草》。《春草》就是他于1939年在桂林稍为安定时创作，在《广西日报》副刊上陆续发表的，可惜仅写了一半。
值得一提的还有司马文森，他的创作也是和流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流亡给予他机会和灵感，使他在创作中欲罢不能。司马文森出身贫寒，少年时曾在新加坡一带打工，饱受异国凄苦。1934年只身赴上海，加入左联，从此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以长篇小说《风雨桐江》而闻名。战争来到时，他才21岁，上海沦陷两天后，司马文森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广州撤退。同行有郭沫若、夏衍。在这期间，司马文森这位勤奋的作家，写作和发表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展开通俗化运动》（上海《救亡日报》10.3）和《再谈展开通俗化运动》（同上10.7）作为一位当年饱尝异国苦楚的归侨作家，他深知民众切身的疾苦和文化的饥渴。正是他，很早就提出了文学的通俗化问题，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个主张。 1939 年11月17、18日，他在《救亡日报》连载长篇论文《论“文章入伍”》。配合了文协桂林分会提出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并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在战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口号确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日后的影响更重大，这也许是出乎倡导者意料之外的。他在桂林创作的小说长篇有《雨季》、《人的希望》；中篇有《天才的悲剧》、《希望》、《转形》、《落日》、《王英和李漫》；短篇有《蠢货》、《渣》、《孤独》、《奇遇》等。他同时还是优秀的散文作家，文章风格清丽，情感丰富蓬勃，有散文集《过客》。
三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精采的一章，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范围，它对于中国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转型，对于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勾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首先，从文学上看，抗战流亡文学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产生的，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沉重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带有民族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例如抗战中兴起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就与这种流亡生活很有关联。郭沫若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 先后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及《南冠草》等多部历史剧，并陆续在重庆、桂林等地上演，就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追寻。特别是《屈原》，之所以当时能深深打动人心，与它表现了一种与现实人们相通的感情息息相关。屈原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流亡者和流放者，他被迫流落异地，但心系祖国和人民，很容易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
显然，这种悲剧性不仅来自国难，而且来自对流亡生活，异地生活的种种体验。例如残酷的人情世故，狭隘的地方主义情志，都曾给这些作家心灵上留下创痛。本来，流亡在外的作家，就象失却母亲的儿女一样更需要爱抚和理解。但是，如端木蕻良所说，流亡到内地的作家仍然没有摆脱“两重的奴隶”的处境，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种难言的苦痛，这使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更加浓厚了。
其次，流亡文学在表现人情、乡情和民族文化之情方面，不仅拓宽了题材范围，而且，流亡生活加深了对故土故乡的怀念，也丰富了对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验。无疑，对祖国、故乡的怀念是流亡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其中所表露的感情深度也更加深刻。另外，一些因战事流亡海外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抗战文学特殊的一部分。他们又比在国内流亡的作家多了一层苦难和情怀，所以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情感更加深厚和强烈。
第三，中国抗战流亡文学不仅促进了文学交流，而且深刻推动了新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把新文学的根真正扎进了民族的土壤。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新文学平民化、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而抗日战争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作家在流亡之中，也就意味着彻底走出了过去各自的文学小圈子，并且失去了过去的依赖，必然要走向社会和大众，在创作方向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抗战流亡文学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非常突出。作家奔赴前线、奔赴乡村，用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和表现抗日精神，走出了一条通俗化的文学之路。这些作品在语言上和情感表达方式方面都非常贴近中国传统习惯和人民大众，因此很容易勾通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这种文学的通俗化、平民化追求，几乎表现在所有历经流亡的作家的创作中，只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当革命文学作家走向民间，收集和学习民间文学形式，创造大众化文学的同时，上海滩上《万象》杂志也在倡导通俗文学，促使当时言情小说向新的方向发展。
总之，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本世纪产生的新文学是一个新生儿，一直在寻找自己可靠的归宿，那么，只有经过了一种流亡的磨砺，才真正成熟起来，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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