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历史的特色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文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曰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注：见《国史大纲·引论》页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钱氏之论，言简意赅，我们还可以做以下的申论。就时间悠久而无间断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注：今日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巴比伦约当今日的伊拉克）已是回教世界，和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和民族，都不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所以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间虽有少数民族和域外文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文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轮，近世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注：西安半坡距今约六千余年，裴李岗距今约八千余年。）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远在殷商时代，即已有史官的设置，《尚书·多士篇》说：“惟殷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近代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伟大史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的“断代史”通用体例。其他史书的体裁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专记典章制度的文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光是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不知从何说起”之叹！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并世各国所不及。梁启超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九，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61年三版。），并非自夸之词。
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历史学家，除了记录历史和著作史书以外，更具有正直的性格与批判的精神，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注：文天祥《正气歌》句。董狐之笔，尤为后代史家所称道。春秋时代晋国的赵穿把晋灵公杀掉，晋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为此甚感慌恐而加以辩驳，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因为晋灵公的被杀，表面上是由赵穿下手，实则赵盾隐藏在背后而不肯露面，董狐看得清楚，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认为这是“书法不隐”。），这是中国历史独具的特色，为世界各国所未有。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例如《诗经·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西汉贾谊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注：贾谊：《过秦论》，引“野谚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唐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注：《旧唐书·魏征传》。），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切了解，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之功用。“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这是钱穆先生语重心长之言。（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2-3。台湾商务印书馆。）
除了上述以外，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功用。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实不须逐一列举。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系是对历史知识的性质不够了解之故。笔者曾经指出，就中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注：王仲孚：《国中历史科的性质与历史教学的基础知识》，《历史教育论集》，页228-232，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6月。）：
1.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清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不须多言的。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时人论者已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经过、文化上光荣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努力。这样，民族精神才能落实，以往中学的历史教学即特别强调这一点。
2.历史是文化陶冶的科目。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具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教育的性质。培养健全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为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各国的公民教育具有历史背景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立国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注：陈光辉：《公民教育的意义、内涵、目标与沿革》，载《明日的公民教育》，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主编，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3年。）。公民教育既不能从国外移植，所以必须在本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科的性质既如上述，所以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语文、数理、或技艺科目，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总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用”似指现实生活中立即的“应用”，当然是错误的。
根据学者分析，“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趋向完善。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注：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页224，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3月一版。）。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著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的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的同样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著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实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注：刘备、诸葛亮在四川的政权，当时系以“汉”自居，北伐的目的在“讨贼兴汉”，蜀或蜀汉系后人所称。）。
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便是由于有国家立场之故。“历史认同”，实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其道理也就在此。
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世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与青年早期（约当17-25岁之间）。因此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社会记忆成为受重视的研究主题。台湾在地理、政治上一直处于中国边缘，如此产生的认同危机使得来此的大陆移民常需强调其中国或汉族认同。特别是在国民党退据台湾时，强调中国认同更是重要，如此造成数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成为台湾文化教育的核心。近十年来，台湾经历相当急剧的政治社会变迁，“台湾本土认同”成为与“中国认同”抗衡或对立的一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势力（注：王明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失忆》，《历史月刊》第105期，页34-40，1996年。）。八十年代末以来台湾积极进行本土化运动，不仅在各级学校课程安排及课业内容上注重台湾乡土知识的传授，同时在各传播媒题上乡土主题文化都受到极大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些学校与社会的“本土化运动”，将深深影响当代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他们的社会认同。青少年的历史记忆，易因政治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事实上，历史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会改变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两年前台湾实施“认识台湾”历史篇、“认识台湾”社会篇等新课程，引起社会许多人的忧虑和争论，就是因为“认识台湾”的课程和教科书，将台湾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当时还有一位中研院之“院士”，提出中学历史教学的进程应“由近及远”，即先念台湾史、再念中国史、再念亚洲史、再念世界史，自谓是“同心圆”式的课程设计，姑不论这种“同心圆”名词的误用，与教育学上的“同心圆”概念混淆，而这种课程如付诸实施，势必使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发生改变，他们会以为“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注：有关《认识台湾》教科书之讨论、抗议以及对“同心圆”历史教育之质疑等相关文献收入《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献》，台湾史研究会出版，1997年9月。）
（三）民族的凝聚力与历史认同
“民族”一词的概念，西方学者似乎还没有一致的共识，中文“民族”一词，系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1903)把欧洲政治理论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民族”一词才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布伦奇利认为民族有八种特征：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因素：第一血统、第二生活、第三语言、第四宗教、第五风俗习惯。孙先生对“民族”一词所提的概念，影响颇为广泛。
今日的中国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据芮逸夫先生在〈中国民族〉一文统计，中国民族可分七个宗支，凡七十五族（注：见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页50，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1982年及1990年大陆地区人口普查时，则共有56族，其中最大多数为汉族，其他为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南地区最多。台湾省也有九个之多（注：台湾省少数民族，现称为“原住民”，他们是：泰雅、赛夏、布农、曹族（邹族）、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等九族。近五十年来已接受现代化教育与生活方式。）。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就如同一道江河的过程，河流越大，会萃的支流也越多，中国民族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即是明显的例子。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名。梁启超指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是指汉族，但也包括中国各民族。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
“历史的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异常的作用”。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注：王仲孚：《试论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其时历史的认同并不十分强烈，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唐（尧）、虞（舜）、夏、商、周（注：王仲孚：《试论中国古史统的形成与破坏》，《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页1-36，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此后，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取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注：《魏书卷一·序纪》以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氏。”《周书·文帝纪》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350-353，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这是一种从历史意识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之表现，实则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汉人变成少数民族的事例极多（注：见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页159-177，北京，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历史认同应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
（四）结语
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础，前者如体质、经济生活，后者如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等皆是，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应是“历史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似乎被以往中外学者所忽略。
中国自古以来有敬天尊祖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为淡薄，所以“历史认同”对于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其作用远大于以上所列的诸要素。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体质相同、经济生活相同者，未必即能凝聚成一个民族而不分散，语言相同、生活习俗相同、宗教相同的民族，走上分裂之途者也不乏其例。
“历史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所以保留历史记忆应是近代国家各级学校中设置历史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保留“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一种历史意识，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或是“这是他们的历史”，才能产生“历史认同”；有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语。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认同”发生错乱，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地也就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可见“历史认同”之于“民族认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二年前台湾当局在初中一年级实施“认识台湾”新课程，令人担心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会发生错乱，最近一年来，又在草拟九年一贯课程，欲以社会科“合科”的名义，将历史、地理等学科消失于国民教育之中，并拟于2001年付诸实施，如果实现，则势将造成下一世纪台湾的青少年历史失忆的现象。一旦“历史失忆”，自然就不会对中国历史认同，当然也就不会对中华民族认同了。这是一个值得严肃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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