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张闻天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十论文,年来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对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他的生平、思想等的研究文章约有130多篇，是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十年。 从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问题的研究
关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问题的研究过去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周青山撰文指出，建国后，在当时“左”倾错误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他对社会主义矛盾探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张闻天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矛盾。“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真正思想，即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且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张闻天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性质及特点。第一，在矛盾性质方面，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二，在矛盾发展趋势方面，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经过人们的认识和自觉行动而及时得到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但可以不断解决，某些矛盾的解决可以使矛盾逐渐缓和以至消灭。第三，在矛盾解决方法方面，张闻天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解决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途。（三）张闻天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四）张闻天具体分析了我国的两个突出问题：党内矛盾和思想意识的矛盾。〔1〕
纪万春对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张闻天社会主义观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张闻天针对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社会主义也是分阶段的。其二，张闻天针对“唯生产关系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其三，张闻天针对“唯意志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
龚育之等对《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在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论稿》都是针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可以说《论稿》乃是全部《文集》中最有现实意义、最有光彩的篇章。”〔3〕
彭必源著文论述了张闻天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他认为“张闻天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集中反映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直到1976 年7月去世前所撰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稿中”。认为张闻天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按劳分配的性质与坚持按劳分配的必要性；二是劳动力价值与按劳分配的两重性；三是按劳分配的性质和作用；四是按劳分配的形式；五是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六是按劳分配与思想政治工作。〔4〕
程中原把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学习时期：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31年留苏回国；实践探索前期：从1931年2月留苏回国到新中国建立；实践探索后期：1950年转入外交战线，大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中止其一切活动为止；理论升华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他1976年在无锡逝世。”〔5〕
二、关于张闻天经济思想的研究
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张闻天的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十年这方面研究继续是一个热点。
李玉荣将张闻天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前夕，在东北期间，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最早提出新中国五种经济成份和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张闻天搞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第二阶段。建国后至庐山会议，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有益的主张。第三阶段。庐山会议以后，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化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总结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对张闻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二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三是要用经济的办法领导经济；四是主张开放市场加强商品的交换和流通；五是应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等。”〔6〕
有些学者认为张闻天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者，张闻天“对许多经济理论问题的认识，走在了他人的前面”。他们将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国前夕论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第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第三，论我国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第四，论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第五，论“平稳、协调、稳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7〕
王金献对张闻天建国前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实施方面贡献尤大”。他将张闻天建国前的经济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根据地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对苏区经济的认识；充分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主张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张经济核算制。三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工作重心的转移；东北经济构成等。〔8〕
石雅贞对张闻天的土地问题政策和策略思想进行了研究。他指出，“1945年5月，张闻天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从此， 他潜心研究东北农村的政治、经济，在领导合江土改运动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制定和完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闻天在土地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贡献有：首先，他认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要有步骤地进行，科学地解决了“满拓地”、“开拓地”的所有权及分配原则问题。其次，他精辟地论述了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的辩证关系，坚决地抵制土改中出现的“扫堂子”风。最后，张闻天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9〕
房月生还对由张闻天首创的订立劳资合同这一活动进行了研究，对这一活动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由张闻天积极倡导的在私有企业中开展订立劳资集体合同的活动，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而且，其作法也是目前我国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在改善劳资关系方面所应当借鉴的”。〔10〕
对张闻天经济思想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李伟对《张闻天研究文集》中《新发现的张闻天农村调查史料述评》中所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新中国建国前夕和1942年相比较，张闻天的经济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认为新中国建国前夕“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较之1942年，不仅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甚至有了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这些才是充分表达了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11〕。
三、关于张闻天建党思想的研究
张闻天的建党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也是近十年广大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
宿忠显对张闻天的防“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张闻天的防“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搞经济工作，必须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二是发扬民主，是坚持正确路线的根本保证。另外对张闻天提出如此深刻纠“左”防“左”思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刻苦学习马列，理论功底雄厚。第二，坚持调查研究，坚信以事实为理论分析依据的观点。第三，对党无限忠诚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铸成了为真理而义无反顾的思想品格。第四，真正从自己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更加强了纠“左”的决心。〔12〕
刘振华对张闻天的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张闻天一生理论著述甚丰，涉及许多领域，党的建设便是其中之一”。张闻天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即：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群关系；正确认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对如何开展解决党内矛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第一，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根源和性质，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前提。第二，正确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的关键。〔13〕
李兆荣对张闻天的党群关系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张闻天的党群关系思想的内涵包括：“一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二是关心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三是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四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尺度；五是脱离群众，是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14〕
刘振华等对张闻天建党思想按历史先后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建党思想。遵义会议前建党思想主要包括：一是从1931年2月自苏联回国至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前， 张闻天的建党思想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二是从1933年初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 张闻天对错误的建党思想开始觉悟到转向正确方向，实现了建党思想的初步转变。遵义会议后建党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共产党；二是鉴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内正常生活受破坏的教训，他提出党内生活应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三是他提出，不应以社会成份为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四是指出“思想路线决定党的工作方式”；五是在党与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张闻天认为党是群众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群众中的先进部分，因而领导群众。第二阶段，延安整风前后张闻天的建党思想。一是关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的理论；二是关于共产党人应重视党性修养和世界观改造的系统论述；三是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第三阶段，张闻天晚年建党思想。一是保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二是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15〕
宋歌等认为：“张闻天从1931年到中央工作直到他逝世，经历了党内多次反对‘左’倾的斗争， 其中较为严峻的两次是， 第一次是反对1931年至1935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第二次是反对1957年至1978年长达20多年‘左’的错误。张闻天是第一次‘左’的错误的坚决反对者，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二次‘左’的错误的勇敢战士。”〔16〕
有些学者对张闻天的群众观点进行了阐述，吴文华认为“张闻天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群众观点。主要包括：一是人民群众是主人；二是领导就是服务；三是党必须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四是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17〕。
陆水明认为张闻天对我党群众路线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地论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张闻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见解’一，党要永远靠在群众身上，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二，党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学生。三，党要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群众，使群众心悦口服地接受党的领导，自觉自愿地跟党走。四，党要处理好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二是较早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这一命题。而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张闻天提出要改进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改进领导方式；二要改进我们的报纸宣传工作；三要改进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工作。三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民主建设。〔18〕
吴苗林对张闻天对我党干部工作理论的贡献作了研究。他认为张闻天“有关我党干部队伍建设的许多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新时期研究干部问题，建设好干部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张闻天对我党干部队伍建设理论的贡献主要包括：一是提出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二是通过以老带新，在实践中锻炼、培养、提拔新干部，开辟了一条培养、提拔干部的新路子；三是正确处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与提高业务水平的关系，对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
四、关于张闻天在长征中贡献的研究
张闻天在长征中的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
有些学者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分析。郑文云指出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遵义会议前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促成会议召开。第二，遵义会议上，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反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证了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第三，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中共总负责，起草并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促成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20〕
张培森在肯定毛泽东等人在遵义会议历史转折的贡献的同时，认为“张闻天在促使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方面同样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张闻天对遵义会议转折的历史作用还应该包括遵义会议之后起草会议决议以及传达和贯彻会议决议方面”；认为“毛泽东和张闻天遵义会议前的合作，不但促成了党的路线顺利转变，而且保持了全党的团结；遵义会议后他们的合作，则有力地保证了毛泽东路线的贯彻，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21〕
张寿春把张闻天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写社论，正确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和目的；二是敢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意见；三是提建议，努力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四是高风格，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五是讲原则，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活动；六是明方向，共同确定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22〕
对张闻天在红军长征中贡献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徐波对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的历史作用及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现行现代史著作通行的那种认为张闻天虽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却并不是转折的实际的领导者的观点，与史实并不相符，显然是不可商榷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进而认为，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动“变换领导”、“改组决策机构”的斗争：二是改变政治、军事领导机制；三是果断地全面推行一系列重要的调整和转变。〔23〕
五、关于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研究
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方面的研究仍然是近十年张闻天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程中原对张闻天对洛川会议的重要贡献作了阐述。他指出，“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性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9日）。为会议作准备，会后他主持统一战线座谈会，贯彻会议精神。他对洛川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24〕。
徐波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根据近年陆续公开的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目前情况已经逐渐明了：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和解，共御外侮的转变中，张闻天乃是领导中共实现转变的核心领导者”。他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定者；二是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三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25〕
范龙堂对张闻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了分析。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形成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张闻天1931年2月回国后的二年间，通过参加中国革命实践， 对临时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已有所察觉，开始了从‘左’倾到正确的逐步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萌芽。1933年到1934年间，张闻天认真吸取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教训，逐步挣脱了‘左’的桎梏，对关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前后，张闻天根据华北事变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使党的政治路线在瓦窑堡会议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作出了重大贡献。”〔26〕
有些学者著文研究了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孙彦钊撰文认为“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27〕。他的作用主要在：一是“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二是“我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三是“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张闻天来到了西安。徐波撰文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诸多因素中，中共及其中央的核心领导张闻天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立下了不配的功勋”〔28〕
周一平对张闻天在革命史研究中的统战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张闻天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仅写下了许多决议、指示、政论文章来宣传中共的统战思想，而且也写下了史学著作来宣传中共的统战思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成功。第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既有利于中国革命，也有利于国共双方，反之，既不利于中国革命，也不利于国共双方。第三，批判否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种种谬论。第四，继往开来战线要由先进阶级的领导。第五，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第六，从统一战线需要出发，避免对国民党进行激烈批评。〔29〕
六、关于张闻天生平及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
除了上述五方面比较集中的研究以外，近十年来，广大学者对张闻天的研究领域在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入，他们还就张闻天对城市工作、白区工作、东北地区的贡献等作了研究。在张闻天生平、他的文化观、思想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施松寒对张闻天对城市工作的贡献作了研究，他指出“张闻天关于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关于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关于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根本任务，关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关于国营工厂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连同他在城市工作方面的实践，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30〕。
徐波对张闻天对我党白区工作的贡献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或重要环节的白区即国统区工作——包括白军工作——在当时得以快速、及时的调整转变和恢复、发展；而在此一重要而复杂的转变之中，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并直接负责白区工作的张闻天始终居于直接的主持者、领导者乃至理论策略上的指导者的地位，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领导作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张闻天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显然应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有意义的课题之一”〔31〕。
张培森对张闻天的思想方法作了研究，提出“为什么在几个转变的历史关头他都能正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坚定地坚持真理”。这和张闻天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认为“张闻天作为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其思想方法首先一个突出的优点是注重从世界整体上观察重大问题。”“必须指出，这位老革命家广阔的世界眼光是同他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的。”“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张闻天始终立足于经济这个根本，把握无产阶级政治的方向。”“张闻天坚持群众实践至上的标准，不仅使得他在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能够辨别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不断地探索新的问题，大胆地破除旧的观念，提出符合实际的新的认识。”〔32〕
曾成贵对张闻天领导方式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3年初春，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这时，他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张闻天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一组论领导方式的文章，这组文章，集中体现了这期间张闻天的领导思想”〔33〕。
对张闻天在党内的领导职务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张世贵对张闻天中央负总责职位变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张闻天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比他更合适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体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认；二是张闻天推贤让能的博大胸怀；三是对王明“左”的政治路线认识迟缓；认为“张闻天由在党内负总责一下子降为政治局委员。连书记处也没有进是有些出人意料的。究其原因那就是与毛泽东相比他认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比较迟缓”。四是也包括对张闻天的某些误解。认为“张闻天职务安排落差如此之大，既有其本人的原因，如曾追随错误路线和认识错误路线迟缓，也包含有毛泽东对他的一些误解”〔34〕。
王建科对张闻天何时离开党内总负责人的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张闻天何时不再‘负总责’，多数论著忽略不提，或语焉不详”。经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认为“综上所述，张闻天在1943年春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中正式离开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35〕。
对张闻天研究资料的挖掘也有一定的进展，时善刚具体考证了有关张闻天的若干重要史料。一是关于张闻天早年的著作。认为“1924年11月至次年5月张闻天在重庆任教，并创办和主编《南鸿》周刊， 虽仅半年时间，但这却是他早年革命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南鸿》周刊是张闻天主编的第一种刊物，是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和组织青年向旧势力作斗争的重要阵地，真实地记录了他在重庆时的革命斗争的活动和思想发展，是张闻天研究中极为珍贵的史料”。二是关于《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今后的任务》单行本。“1940年1月5日至7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今后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了全面总结，对抗日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政策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和毛泽东在同一个会议上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同为我党领导抗日运动极为重要的文献，指导着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三是发现关于“刘梦云”是张闻天笔名的文字根据等。〔36〕
另外，学者们还就张闻天的生平事迹，他对东北地区以及外交战线等的重大贡献作了广泛研究。可以预见，随着张闻天诞辰100 周年的到来，对张闻天的研究必将出现一个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