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统一：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2-0117-05
历史与逻辑统一，已俨然一句口头禅。它不但成为许多著述者的自觉追求，甚且成了著书立说成功与否的衡量尺度。但该命题却有其出身的可疑性，更有其能否被认可的前提批判的必要性。该命题出自哲学领域，而非文学史领域。它能否被准入这一领域，必须事先接受一番质疑与检验。这种工作已在进行。王元化说：“历史的发展固然可以从中推考出某些逻辑性的规律，但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是可以根据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的。”[1] 214俞吾金主张“必须放弃寻求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无谓游戏”[2] 348-349。也有其他学者对其或质疑，或修正①。文学史界内部则似乎只有正面提倡的声音②。掘除该命题之根、穷究该命题之伪仍很必要。
一、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述略
穷根究原地清理历史与逻辑统一命题必须溯及黑格尔，而这方面仍做得不足。故缕述其思想要点如下：
(一)强调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黑格尔说：“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是纯粹的思维，是“概念的纯思”，而普通思维则是表象思维[3] 38-42。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历史性展开，因此哲学史即是哲学。其它科学则不具有哲学的这一特点，其它科学的历史也不具有哲学史的上述特点。“我们必须考虑到：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是与别种科学的历史不同的。”[4] 13-15因此，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有一个前提性条件，即强调哲学、哲学史的独特性。这表明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具有特殊适用性，不具有普适性。文学史界恰恰忽略了黑格尔这一前提。
(二)强调理念的总体统摄性与现实具体性。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的核心是其绝对理念。这个绝对理念，好比是最高点的明灯，照亮了下面一切。从这一顶点出发，黑格尔获得了“一个一般的概观”，看到了部分与全体的内在联系，“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看见了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4] 11同样，黑格尔出于绝对理念的思想，把历史统摄于“一”：“‘真理只有一个’那句话，还是很抽象很形式的。在较深的意义下，这话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做源泉，一切其它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着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所以，最要紧的倒是要去认识那唯一的真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空虚的思想，而乃是一个自身规定的思想。”[4] 24-25立足于绝对理念，黑格尔接着提出了两个原则：“发展”和“具体”，强调了“潜在”向“真在”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是精神发展，而“精神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4] 25-28说来说去，这种发展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兜圈子。黑格尔的发展观，带有强烈的唯心论色彩。就“具体”原则，黑格尔说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比如他反对单纯的理智抽象，强调“理性知识与单纯理智知识的区别”，“真理、理念不是由空洞的普遍所构成，而乃包含在一种普遍里，这种普遍自身就是特殊，自身就是有决定性的。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是不真的。健康的人类理性趋向于具体的东西。理智的反省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真的，只是在头脑里是正确的，而且没有实践性。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回复到具体。”[4] 29可谓开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之先声。
但是，由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具有上帝一般的特性，或者说，黑格尔自己冒充上帝，则其观点之可靠是要大打折扣的：“普遍的理念始终是内在的根本，是无所不包的和永恒不变的。”[4] 32这就直接背离了其辩证法思想。这样，“作为现实的自然而存在着的东西，乃是神圣理性的肖像。”[5] 372
(三)强调必然性的前进。哲学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必然性。“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3] 55基于此，黑格尔进而强调理性与现实和解，“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3] 43-45，强调逻辑与历史对应：“我希望，你们可以由此看到，哲学的历史不是一些偶然幻想的盲目聚集，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进程。我毋宁曾试图指出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必然出现，因而一种哲学必然以先行的哲学为前提。哲学史一般的结论是：(1)在一切时代里只存在着一个哲学，它的同时代的不同表现构成一个原则的诸必然方面。(2)哲学体系的递相接连的次序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了这门科学发展阶段的次序。(3)一个时代的最后一种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成果，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可以提供的最高形态的真理。因此那最后的哲学包含着前此的哲学、包括所有前此各阶段在自身内，是一切先行的哲学的产物和成果。”[5] 378
(四)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偶然性包容于必然性。黑格尔正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承认历史的矛盾性。黑格尔强调忠于历史：“我们只须忠于历史去进行工作，对于过去的哲学我们只应归给它那些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我们只须引用哲学家自己的字句，至于原字句之发展或引申乃是进一步的思想范畴，尚不属于原哲学家本人的意识”[4] 46-47。黑格尔强调哲学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每一个哲学在全部过程里是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这地位上有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定去认识它的特殊性格，必须承认它的地位，对于它才有正确合理的处理”；“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4] 48。诸如此类的观点亦富有启发性和重要价值。但是，这在其整个思想里面是次要的。黑格尔强调得更多的还是哲学历史发展的逻辑一贯性，纯粹的必然性。对于他来说，偶然性、多样性，只是理念避免抽象、空洞，走向具体、外化的自我实现过程的诸环节。
(五)强调哲学的体系性。“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3] 56哲学史最终是一个体系，是“一系列的哲学精神形态的进展过程”，“这一长系列的精神形态乃是在精神的生命过程中跳动着的个别的脉搏。它们是我们的实体的有机体。”[5] 379
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个核心，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问题是黑格尔凭什么自己就能够超越时代局限而获得这一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呢？黑格尔既然说“作为全体中的部分，个人就像瞎子一样，他乃是各全体的内在精神驱使着前进的”[5] 379，那么他本人何以就不是瞎子，而站在绝对理念的顶点，“一览众山小”？不错，历史是一整体进程，但何以单就他把握了这个整体进程？何以单就他代表全体而发言？黑格尔这样做未免过于僭妄，给人一种“挟天子(上帝性的绝对理念)以令诸侯(历史)”的架势。
二、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弊端与局限
以上总结了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统一思想的几条要点，但首先要认准一条：文学不同于哲学，文学史不是哲学史。黑格尔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有所继承发展，对其唯心主义局限性加以克服。但是，仔细研读马、恩相关论述会发现对于研究方法两人有一明显分歧。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6] 25恩格斯则认为：“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6] 43从马克思观点，恰恰得不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结论。恩格斯的观点则是逻辑与历史合一，取消了历史的方法的独立性。无论他们怎么讲，仍要认准这一条：他们都是针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专门问题而言，而不是就文学、文学史而言。我们决不能不加审视地照搬，而必须看看其适用性前提，先证明其普适性。我们文学史界往往缺乏这一前提性审视而径直挪用，以致没有借鉴其好的方面，却发挥了其坏的思想。进一步揭示黑格尔观点之弊端与局限，十分必要。
黑格尔上述思想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理性与现实和解、逻辑与历史对应的思想过于简单化与绝对化。历史发展往往有断裂，有曲折，有突变。黑格尔出于绝对理念，有意地加以平均化，把曲折起伏的历史简化为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线索。尽管黑格尔强调每一环节的正、反、合，强调圆圈式发展，但是，贯穿这些圆圈的仍然是一条直线式发展之路。文德尔班就指出了这一问题：“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被黑格尔外加的一种假说弄得模糊、破损了”，“本来是正确的基本思想，在某种哲学体系的控制下，导致了哲学史的结构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7] 20。
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命题是立足于绝对精神的“完成”的终点而说的。黑格尔是从终点来回顾开端，展开过程，最后重新归结到终点。但问题在于，发展恰恰是无止境的，黑格尔的体系却违背这一根本规律而呈现为封闭的圆圈。海德格尔说：“在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哲学已经得到了完成，亦即达到了它的顶峰，并且由之而来已经结束了。人们对黑格尔关于哲学之完成的命题感到反感。人们认为这个命题狂妄不羁，并把它称为一个早已被历史驳倒了的错误。因为在黑格尔之后，继续还有哲学，而且现在也还有哲学。然而，这个关于哲学之完成的命题并不是说，哲学在停止和中断的意义上结束了。而毋宁说，这种完成才恰恰给出多重构成的可能性，甚至包括其最简单的形态，即：粗暴的颠倒和巨大的对立。”[8] 508即使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完成不是结束，而是“给出多重构成的可能性”，人们的上述指责也仍是正确的。我更赞同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只有当历史事实上终结，人类不再有将来，不再有新事物产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哲学才拥有可观真理。”[9] 51
历史与逻辑统一，是预定式思维的产物。它预先把历史进程看作一个“完成了的”整体结构，这个整体结构如同金字塔，纷繁复杂的历史好比塔基，各边逐渐汇拢，最终凝于塔尖。这种整体结构的事先假定性，是值得怀疑的。按照辩证法，历史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有两层意思：1.历史本身的时间性演历。2.历史对于后来人的不断展现。前者逝不可及，后者渺无尽期。而预定式思维假想自己的立足为塔顶，试图俯瞰无余，岂不虚妄？这是恩格斯早已批判过了的[10] 216-219。
由此遂重视预定式回溯法之运用，黑格尔称作“反思”[3] 74-76或“回忆”[11] 274-275。预定历史后一环必包含前一环，历史长河被理解为一个又一个前后相联的水库，终点是吞进一切水源的大海，却忽略了东流到海途中，许多水源枯涸、中断、蒸发的事实。由大海回溯河流，以海水逆知河水，海水既含盐则河水必味咸，可乎？历史回溯是少不了的，但此预定式回溯法却大有危险。以今推古，据后知前，很容易以今之所有加古之所无，以后之新酒充前之旧瓶。
三、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论悖谬及本文的基本主张
逻辑与历史统一之说既然存在上述诸问题，则我们何须挂它于嘴边？它只是金字幌子罢了。它作为伪命题，对于文学史领域无效，必须赶它出去！那么，文学史界该如何发展，如何进行著述？要言之，自由发展，多样推进，灵活书写。但首先要确立一个较为恰切的理论立足点，然后再谈如何进行文学研究。让我们且就历史、文学史研究本身，进一步辨明逻辑与历史统一之悖谬，并阐释本文的基本主张。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是人类的实践过程。实践即是做事，但是，这一做事必须看作是从古至今的不断生成。因此，事之结果也必然是不可穷尽，即不可数。所谓历史就是不可数的大写之事。历史具有不可穷尽性，历史具有无限开放性。强调历史大事的不可数性，正是为了约束自我的膨胀，从而避免黑格尔式的僭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立场、视野的有限性、局部性。我们不是上帝，我们的历史叙述必然是限知视角而不是全知视角。尽管我们具体行文可用全知视角，但必须认识到这一“全知视角”的局限性。比如历史之记言，“公言私语，盖无不有”；但密室接耳、私下腹诽，除非史家是上帝，岂能尽知而全录？史家如此记载，不过设身处地，想当然耳[12] 164-166。
总有人以为历史乃一个一个可以计数的事件之积累，故历史可以历历如珠地数过来。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恩格斯有段名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3] 733我国学者亦言：“整个宇宙，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意识领域，是一个普遍联系之网，宇宙间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现象，都是网上的纽结或者说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同宇宙间其他交叉点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时间上的，宇宙间除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现实世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超时空的、超验的东西躲藏在现实世界背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这网上的一个个交叉点，人也是这样一个交叉点，只不过人这个交叉点能意识到‘自我’，即具有自我意识，并能超越‘自我’。”[14] 266
但是，以前我们对于“总画面”强调得不够，尤其是对于“总画面”的不可穷尽性强调得不够。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主观上试图看到“总画面”，尽管我们试图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永远是“总画面”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我们固然可以引“一沙一世界”、“一毛见全狮”以自壮；但是却须知这“一沙”、“一毛”既是世界、全狮之局部，则磨磷交错、缁涅混杂，拔茅连茹、丝牵缕系，且“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仅就这“一沙”、“一毛”细细辨析，亦是不可穷尽。对于过去了的历史而言，更是如此。残篇断简、蛛丝马迹，又如何可以助我们恢复历史的整体面貌？
因此我们须从两个层面理解历史之“事”：1.那不可数的、不可穷尽的总体大事，大写的事。这个大事就是历史的总过程。对此，我们是有限趋近，而不可径达。2.限于我们的主观视角，我们把那不可数之大事加以计件，那浑然一体的大事，被我们一件件分开了，这就是一个个小写的具体事件。我们看到的已经是可数化了的东西，是相对孤立开来的一个个点了。进而，我们还要明白，过往之事实际上已经是“事迹”，即事件残迹。这些残迹遗存于片纸只字间，所谓研究历史乃依照残存文字——事件残迹——具体事件——历史大事之序层层追溯。
如我们确立了上述基本立场，则当自我克制，不会狂妄到自以为把握了历史的总貌。既不会自信于已经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总逻辑，也不会自矜于已经获得了历史全体之真相。我们只能把握相对的逻辑与有限的历史，故历史与逻辑统一乃遥遥无期之事。当然有人会修正说：我们追求的是相对的、有限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这就等于取消了逻辑与历史统一这一命题，或者说这是自相矛盾。因为，相对的逻辑认识既然是相对的，就不会是绝对必然性的，其客观可靠性就是有待检验的，而这种检验是长期的、甚至是久远的；有限的历史认识也同样如此。两个相对、有限的，其必然可靠性尚有待检验的东西，怎么可能提前统一呢？学术研究是阶段性的，其成果是有待检验的，即使暂时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将来还可能被证明为错误。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懂得如何以此来警醒自己的学术良知，则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观点可以休矣！一切归于学术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先行设定逻辑与历史统一。只要我们承认前者的第一性，则后者自不能先行成立。我们的治学所得，不过一人之力、一时之见，相对于漫长无尽的学术史，能算什么呢？设定空想目标，预支空头支票，有什么用处呢？无非是大言自雄罢了，即恩格斯所讥“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13] 427-429。
四、灵活多样地进行文学研究
历史依照历史大事——具体事件——残存事迹——残存文字的顺序展现于我们面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乃逆此上溯。质言之，历史即事象。我们接触历史，是与历史之事相遇与相交。这一相遇、相交的过程就是历史之事的对象化，简称事象。但是，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视角有限性，必然导致事象的计件化，所以事象变成事项，即一件件项目之罗列。文学史的事项包括三方面：物象、心象、语象。物象即文学反映的外部世界，心象即文学展现的心灵世界，语象则是二者的语言化，即审美化了的语言世界。文学研究无非文学事项的一分为三，合三为一。此已足决定文学研究的多样与灵活。
喜欢宏观审视的人，大可突破事项之局限，不滞于项目之罗列，去把握整个事象，甚至捕捉历史本来之大事。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倾向于文学历史的逻辑性地理解，追求规律的归结与贯穿。但是，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很可能以牺牲历史性为代价。因为，他把握到手的只是相对的逻辑性结果，不能涵尽整体历史。
喜欢小处实证的人，也大可关注一个个事件之清点、整理。但是，他同样必须正视自己的局限性，即可能见树而忽林。他的研究价值在于相对的历史真实性。他不可轻视搞宏观研究的人，因为此举实乃五十步笑百步。
那些关注物象的人，大可去把握外部世界、社会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研究作家的生平阅历与时代背景。那些关注心象的人，则可挖掘文学展现的人类的、民族的心灵史、情感历程、生命体验等。喜欢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人，大可关注语言艺术本身的演历，诸如古今语象之嬗递、手法技巧之通变，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既有其相对的、不可轻忽的学术价值，又尽有其不可掩饰的局限。首要的是自觉其限：既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不相互排挤、相互诋毁；而是相互尊重、各得其所，进而沟通交流、相资为用。学术个性不同，难免此长彼短。学界之习，美己之专擅而丑己之偏缺。长于义理短于考证者，则指斥考证之琐屑；长于考辨短于义理者，则鄙夷理论之空泛。鸟羞渊沉，以掩不能；鱼耻高翔，以济所困。粪土珠玉，贱己所乏；敝帚自珍，贵所自得。但愿相轻之习日消，相重之风大行。唯如此，学术研究才会多姿多彩。汉学、宋学并存，义理、考据、辞章兼济，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理想或可不期而自至。世纪之交，谈论文学研究方法、范式的文章多矣！但大多以自己为尺度，把研究经验、心得扩推为甚至夸大为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把特定适用性的研究方法提升为普遍有效性的治学之路。这难免给人假学术公器之名义，护一己门户之私利的印象。
总之，我们若树立上述基本认识，则有望获得学术研究的高度自由。须知，我们今天的学术自由之威胁主要不在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学术自由首先是精神自由、思想解放。所以，先要自我解脱一切羁绊，获得心灵的澄明。消除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乌托邦幻想，承认我们各自的研究限度，目的恰恰是尊重逻辑与历史的各自相对价值。也许我们这样无意去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而侧重于或历史或逻辑的某一面，说不定逻辑与历史反能牵起手来，走在一起。我们面对的是黑暗的历史隧道，各自默默地从隧道的一端摸索前进，也许我们擦肩而过而互不相识，也许我们迎面相逢而会意一笑。但首先要走出自我的视界隧道，以免盲人摸象，各执一端。
谨结以徐复观先生之言：“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我再进一步说一句吧！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15] 7
注释：
①如刘成纪：《重新认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郑元者：《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优先性原则》，《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②如王钟陵：《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两种类型》，《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陈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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