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重构论文,当代论文,利益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01-06
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国际与国内问题都涉及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等概念都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思考。
一、何为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利益重新组合即利益重构。在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界限泾渭分明，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似乎只有对抗而不能发生利益融合。冷战结束以来，用“纯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来划分国家利益界限的适用范围不断缩小。特别是中国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进程，与西方国家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制度创新和改革，社会主义因素在其内部逐渐积累①，也为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创造着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时代背景。
国际关系的利益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利益重构。市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市场交往的成本和收益相抵，各方所得的净收益就是利益。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反映着世界市场的要素流动趋向。当一部分世界市场要素流入中国，另一部分中国市场要素流向他国时，就出现了利益重组。随着这种要素流动的逐渐稳定化，一种新的利益结构呈现在世界面前，这就是经济利益的重构。在所有国家利益的重组重构中，最基础的就是经济利益重构。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71年，中美贸易额约为500万美元；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的1973年，中美贸易额增至2.6亿美元。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11年，距离尼克松首次访华40年后，这一数字已攀升至4467亿美元，是两国1979年建交时的180倍，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②。虽然尼克松在首次访华的演讲中提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但他绝不会想象中美之间将会构建如此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又如，2012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二者相加的总额，这种经济利益的叠加效应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美韩军事同盟对韩国国家利益的意义。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日本都出现类似的利益结构。换言之，中国与整个发达国家即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市场体系的主要支撑之一，或者说已经互相成为“利益攸关方”，这就是国际经济利益重构的战略意义。
其二，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利益重构。在该领域的利益重构突出表现在传统安全利益的范畴趋于缩小，非传统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安全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这个特点为各国非传统安全利益相互交织交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利益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利益结构交织在一起，使安全利益重构呈现低端化、广泛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传统安全利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显著下降，国家之间安全威胁往往通过民族、宗教、资源、生态等冲突形式体现出来并发生作用。“9·11”以后，美国一度以“反恐”为轴心划分敌友，其他大国也与美国配合组成全球范围的反恐联盟。这就是超越传统安全范畴的利益重构，它本来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然而，由于美国没有放弃其霸权和冷战的安全思维模式，极力在非传统安全利益中渗透传统安全战略，使大国安全利益重构中途夭折。尽管如此，安全利益重构的模式特点已经显现出来。
其三，各种跨国行为体的社会利益重构。跨国社会利益与跨国安全利益、跨国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要素的跨国流动带来的国际关系利益重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跨国人员流动把巨大的财富、文化、个人关系等等资源从一个国家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种流出、流入和对流使原有的国家利益模糊化，使国家利益的外围部分发生重叠和融合，并且不断向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浸润和渗透。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以至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人员和信息流动空前频繁，出现庞大的财富移民，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结构。假设一个中国投资移民带到加拿大的投资金额平均为100万加元，100万个中国移民就给加拿大带去1万亿加元，这个数字就足以使加拿大可以抵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利益的重构足以引起国际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的重构。又如，中国留学生在主要英语国家就学所带去的人才资源和所支付的各类费用，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大学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中国与西方展开教育科技合作的基础。而由此带来的利益重构远远超出家庭培养后代的需要，也不只是相关国家之间的教育利益重构，它将最终打破冷战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技术壁垒和文化障碍。
因此，若将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利益重构叠加起来，就形成一种系统的国际利益重构。这种国际利益重构超越国家核心利益的传统定义，即基本制度是否被颠覆、主权是否被侵犯、领土是否完整等。换言之，随着国际利益重构的进程，国家核心利益正在发生变形。这种变形主要来自于大国之间的利益重合，利益重合部分越多，利益变形的部分也就越大②；反之，大国之间利益重合的部分越小，利益重构的形式和内容就越少，传统核心利益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也就越多。这可以看作是当代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主要特征，由此就可以找到大国间利益重构的空间生长点。
二、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主要路径
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方式或者路径主要体现在利益的开放性、依存性、流动性、渗透性、妥协性和成长性。由于全球市场体系和国际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难以孤立地、封闭地存在，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保持其原有的利益形态。当代世界上，少数处于困境的中小国家几乎都是以封闭、停滞的方式来维护其国家利益，结果是其核心利益不仅难以得到保护，而且处于日益受到生存威胁甚至被颠覆和侵占。即使是传统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以封闭、停滞的方式来维护其国家利益，同样会陷入战略困境，只是它们的战略危机出现得相对迟缓一些。从长远和整体上看，否认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开放性、流动性、依存性等特点，只能导致国家利益的萎缩和丧失。
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最终体现为各主要大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依存性。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安全利益或社会利益，利益重构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利益的相互依存。只要保持国际关系的开放性和国际要素的流动性，就会产生和加深国际利益的相互依存性。这种相互依存性既包括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也包括共同威胁的相互依存；既包括正能量的要素流动，也包括负能量的要素流动。由于利益和威胁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同，正负能量的要素流动在不同国家的作用不同，利益重构所产生的相互依存度也有显著差别。例如，A国依赖B国70%，B国依赖A国30%，这就意味着依赖度越大的A国获得的利益越小，反之依赖度越小的B国获得的利益越大。
在这种利益重构过程中，“敏感性”和“脆弱性”是衡量依存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如果互动双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接近，双方呈对称关系，反之则呈非对称关系。因此，改变依存度和防止负面要素的过度流入，就成为弱势国家在利益重构过程中的战略选择；而保持非对称依存度就成为强势国家的战略目标。一般认为，拥有低依存度和要素流出优势的强势国家，在国际利益重构过程中成为主要获利方。因此，强势国家往往不愿意在利益重构过程中改变既有的国际利益结构即国际体系和机制，它们对于后起国家试图改变体系和规则可能带来的利益重构保持警惕。
然而，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终将改变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所固化的全球利益结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利益依存度和利益相关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依存度变化最为典型。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依存度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主要内涵。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中国投资的依存度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升。可以预测，中国资本和美国技术的结合，加上两个最大国内市场的相互依存，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利益重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国家之间的利益渗透和利益融合是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主要途径。利益渗透和融合都具有主动型和被动型的两种状态，一般是强势方为主动方，弱势方为被动方；但是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弱势方也开始扮演主动融合的角色。在利益构成中的己方利益和彼方利益之间形成的中间地带，就是双边或多边利益的渗透和融合部分。当利益渗透和融合从偶然和个别发展为常态和整体时，利益重构就可能转变为利益的机制化以至制度化，这就是区域合作机制和一体化组织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基础。欧盟形成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利益渗透和利益融合对于区域一体化的直接推动作用。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市场、从欧共体到欧盟、从货币一体化到政治外交一体化，欧盟的利益重构过程成为几乎所有区域组织发展的蓝本。我们看到，尽管欧盟在金融危机后存在着利益重构的严重障碍，但是欧盟解体所隐含着的巨大利益风险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无法承担的。欧盟从货币一体化走向财政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选择。因此，建立在利益渗透和融合基础上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区域合作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是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先后递进的关系，也有同步交叉甚至反复交叉的关系。在亚洲、美洲、非洲等不同区域内，由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权重和利益结构差别，利益渗透融合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会出现差别，但是这种利益重构的大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让渡和利益妥协是利益重构的另一重要路径。与利益渗透融合的客观进程略有区别，利益让渡和妥协更多的是一种主观选择。不管是在外部压力下的非自愿让渡、还是战略目标下的自主妥协，国家行为体始终是这种利益重构的主体。在二战前和冷战时期，大国战略利益冲突往往和势力范围划分相关，或者以牺牲小国利益实现绥靖，或者以一个大国的强势控制、另一个大国的战略退却而实现利益再分割。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利益妥协往往在涉及第三方争端、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双方各自退让部分立场和诉求。此时大国利益重构的重点正在从巩固势力范围和盟国体系转向保持国际规则的创制权和话语权，软实力成分在竞争中逐渐增多，而硬实力内涵逐步退其次，因而妥协的可能性也较之以往增加。
在利益重构过程中，后起的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采用利益让渡的方式来换取大国承认它们的国际地位上升和发展空间扩大。同以往大国崛起必然要挑战现存霸权国家、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以至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惯例不同，当代新兴大国的崛起几乎都与现存霸权体系维持和平相处关系，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崛起过程中的自身利益做出局部让渡，以获得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地位和空间。中国、印度、俄罗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国际贸易规则、让渡部分国内市场利益，以取得WTO正式成员的资格。事实证明，这种让渡最终有利于新兴大国拓宽发展空间。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领域，中小国家大多数接受有关国际机制的限制，对国际监督机制采取部分利益让渡的妥协方式。而极少数拒不接受国际机制、坚持不作任何利益让渡的国家，则陷入极为孤立的境地。可见，利益让渡已经成为后起国家换取地位上升的重要策略，这也是当代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与和平转型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本质在于各国之间形成新的共同利益生长点。这意味着在大国之间、大小国之间出现了新的利益领域，这些新领域可以被称为“全球治理体系”或“全球公域”。它们不同于双边关系中的利益相互依存或相互妥协，而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出现的、以往从未遇过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领域。它们的产生原因在于：一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原有的国际体系难以适应，如国际货币体系、联合国维和机制等，需要加以改革。二是由于科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开始大规模进入一些以往难以进入的空间，例如太空、深海、极地问题等，需要创建新的运行和管理规则。三是由于世界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贫困、资源、生态、气候等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四是由于网络化和全球信息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网络安全和黑客问题，它同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毒品走私、人口贩卖和洗钱等跨国犯罪网络结合，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挑战之一。上述这些新领域和新挑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危机，因而就成为一系列新的共同利益生长点。
如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最近的“棱镜门”事件表面上看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点，实际上也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生长点。因为网络黑客是反对所有国家权威的“网络无政府主义”，它们不仅威胁美国的安全，也威胁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斯诺登、维基解密等个人和机构反映的是一种网民与国家对抗的极端力量，对于人类整体存在而言，他们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这也证明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用网络从事针对别国的安全威胁活动，最终受到威胁的是美国本身。这就像美国利用国际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最后培育的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基地组织。如果美国不能接受这类教训而继续利用网络威胁和颠覆别国，那么世界各国的网络安全以至法制秩序都将受到根本性的瓦解，全球治理乃至本国治理都将成为空话。因此，网络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大国之间的共同治理问题，成为新的共同安全利益生长点。类似这样的利益生成空间还会大量出现，成为国际关系利益重构的最主要动力。
简言之，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流动与依存、利益渗透与融合、利益让渡与妥协，以及利益共生与共存等等，形成利益重构的复杂路径和诸多平台，表明利益重构正在或已经成为普遍的、长远的全球趋势。
三、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
价值(value)是利益(interest)的反映，没有利益作为基础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价值的深层次却依然是物质的。对利益的重构也反映了价值重构的必然性，即利益的重构必然导致价值的重构。
就中国而言，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首先体现在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再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倾向于用世界体系或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判断来指导自己的国际行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者。这个转变速度之快超出国际社会甚至我们自己的预料。5年前，中国官方文件基本上不提“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仅仅提及“全球经济治理”；对于“全球化”也只是以“经济全球化”加以涵盖。但是在2012年11月出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表明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十几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还回避“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但是现在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普遍使用这两个概念，而且在制度建设和政策实践中已经明确“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正式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向前推20年，中国官方对于“增长极限”、“全球变暖”等概念的使用也是谨小慎微，现在都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的价值重构还体现在不同国际行为体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价值再判断。这里应特别关注中国人民的国家价值重构。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主要价值是国家至上，这与长期的封建主义历史、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国家学说有关。但是，国家作为政治价值的判断标准正在发生动摇。这种动摇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向市场放权的过程，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控制地位逐步削弱；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价值迅速上升，从市场经济开始发端的非国家行为体逐渐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三是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官方信息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人们开始从多维、多元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中国的国家价值判断变化可能是当代国际政治诸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发展从低政治领域到高政治领域，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其地位和作用处于上升的过程之中③。可以想象，若干年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价值判断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的政治价值重构实际上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一旦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获得成功，世界上将多一种政治制度和模式选择，为陷入制度危机陷阱的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提供一种借鉴。实际上，维持僵化政治体制不变的正是美国等传统西方大国，金融危机后暴露出来的西方制度缺陷至今几乎没有获得认真的反思和改革。无论是国内治理或全球治理，世界各国都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构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取向，它将使人类走向开放、公正、合理的社会。
国际关系的价值重构还在于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走向趋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强势特别是英美霸权体系的存在，西方价值观一直被当作国际关系价值评判的基本标准。但是，这个价值标准的普世性连同西方制度模式的普适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怀疑。不仅非西方国家和人民不愿意接受西方大国的价值标准，西方中小国家也不愿意接受西方盟主的价值评判，甚至在西方大国内部也出现了深刻的价值分歧。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之间对社会价值判断的两极分化，证明了西方价值观正在其核心部分出现裂痕④。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普世价值正在融合、孕育和形成。其一，东方文化价值和西方文化价值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等诸子百家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普通市民中广为传播。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绿色政治”等思潮也在新兴国家中获得广泛受众。其二，在许多新领域内的价值标准已经难以区分西方或东方的界限，如“气候变暖”、“低碳社会”等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都已经成为发展共识。其三，在核心价值判断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两极走向中间，从多元标准中融合出新的一元标准。例如，关于“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判断，西方价值曾把“个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东方则把“集体”放在“个体”之上⑤。当下的世界趋势是这两种价值判断都在发生变化，未来“个体”与“集体”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在这一价值重构的过程中，既要探索符合人类普遍需求(universal)的价值判断，又要保护源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西方价值和东方价值之间寻求能够达成共识的中间点和结合点。
基于国际关系利益和价值重构的发展趋势，中国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判断必然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价值重构并不是照搬照抄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也不是彻底抛弃数百年来世界体系演变过程中积累沉淀的人类优秀价值。它是根据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和发展战略的需要，逐步调整和深化我们对世界体系的认识，扬弃和改造西方关于世界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的价值判断，进而提出中国和新兴国家实践所需要的更普遍的价值理念。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后来者，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和遵循这个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和价值判断；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又必然比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更具有体系的改革动力和价值的创新意识。长远看，中国不仅要与各国建设“利益共同体”，而且要与各国奠定“命运共同体”，还要努力创建“价值共同体”，这些应当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价值重构的历史定位。
(本文是笔者在2013年6月2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研讨会所作主旨发言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丹对于文中部分数据和资料的搜集亦有贡献。)
①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第45页。
②人民网北京2月16日电，http://www.china.com.cn/v/zhuanti/2012-02/24/content_24724135.htm
③吕有志：“第三部门与国际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第23页。
④“占领华尔街”运动属于左翼社会运动，而形成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则带有鲜明的右翼极端主义色彩。参见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86页。
⑤辜正坤认为中国人注重整体，重集体；而西方人恰好相反，是重局部，重个人。参见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重构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