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真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
《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的真传？这些问题，自古代一直到现代，都曾有人提出过怀疑，但文献中很难查找到他们对这些问题有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对有关乎此的先人论述，做一番细致的梳理工作，显得十分必要。
二、问题的回顾
今天所见到的《赋篇》，是以唐代杨倞校注的《荀子》为蓝本的。
荀子作有《赋篇》，第一次见诸文字记载，是在西汉刘向所编的《孙卿[①]书录》中，但刘向的工作是编“书录”，并不附具体的篇章内容。在汉初，托名先秦诸子进行创作，是一种风气，荀子是被人托名最多的一个。刘向校雠《荀子》，从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才选定三十二篇，其被托名的情形可以想见。刘向校定的《荀子》三十二篇中，并不篇篇都是荀子的原作，其中杂凑的文字很多。这种情形，至唐代杨倞第一次为之作注时还未改变。杨倞说：“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
可见，刘向校雠《荀子》，受托名风气的影响，其中有他人篇章的讹错舛误在所难免。
荀子的生平事迹，最早见诸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时代，荀子已是近乎传闻式的人物，所以史公为之作传甚是简略，只百余字，突出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显示了一位史学家严谨的治史态度。司马迁在列传中，并不曾提到荀子第一次“以赋名篇”而写有《赋篇》。此等文化史上的大事，如果确乎发生，以史公敏锐的史识，《史记》中是不会不添上精彩一笔的。因为司马迁不仅在其他列传中表现了对“赋”体的极大关注，同时，他自己也写赋，传世曾有八篇赋，至今尚可见到的惟有《感士不遇赋》。这是一篇抒情小赋，与今天所见的荀子《赋篇》相比，截然不属一类，其取“赋”的标准，正可类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司马迁对于赋体的出现，表示了极大关注。“以赋见称”，一方面是指宋玉等人以作赋而称名于世，同时也包含了这个意义——宋玉是第一次“以赋为篇”的排头兵。假如荀子是“以赋名篇”的排头兵，当然也就“以赋见称”于世，司马迁怎会不加注意呢？
刘向编《孙卿书录》，叙写荀子的生平事迹，却大抵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但刘向的记载，已与《史记》多处不合。这是否意味着刘向时代有关荀子的传闻开始转多？
最早对荀子《赋篇》内容作出评论的，当属东汉的班固。班固将刘向的“书录”引入《艺文志》，第一次确定：“孙卿赋十篇”。班固虽然没有附列具体的十篇作品，但他揭示了这些赋的主旨：“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离谗忧国”，这是古诗（指《诗三百》）创作的社会根源，也是古诗的基本内容。赋体创作，也不例外，它是古诗的延续。可见，班固对于赋源的认识，与司马迁对楚辞源流的评价是一致的。[②]
班固读荀子的赋，鲜明地感受到了“离谗忧国”的古诗之义，这一判断的前提，应当是荀赋内容与屈原作品的极为接近，否则，班固不会将荀子与屈原相提并论的。
但是，如今荀子《赋篇》的内容，是隐语，是谜语，与班固“离谗忧国”的阅读感受大相迳庭。由此可以怀疑，班固所读到的“孙卿赋十篇”，是不是今本所传的荀子《赋篇》呢？
汉代以后，晋朝人对于荀赋内容的评价，大多依据班固的说法，强调其中的“古诗之义”。如皇甫谧《三都赋序》说：“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挚虞《文章流别论》也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也许晋人还能见到班固读过的荀赋文本，因而作出了与班固相同的评价；也许晋人已看不到班固所见的荀赋原文，所以只好沿述班固的说法，不敢乱添文字，连荀前屈后的时代错误也一样照抄。但到了梁朝，情况就有了不同。
梁刘勰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荀赋的篇章，对所举篇章的特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文心雕龙·诠赋》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才略》篇又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刘勰在这里具体标举了荀赋中的《礼》《智》等二篇，为行文韵律之便，略去了《云》、《蚕》、《箴》等三篇。可见，他与杨倞所见的荀子《赋篇》是同一个文本。刘勰认为这几篇赋都是“隐语”，而对“隐语”文字的基本要求就是“象物”。
这就是说，直到梁朝，才有了对荀赋的第二种评价。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出于所见文本的不同。刘勰以为《礼》《智》等篇是“事数自环”，“象物名赋”的“隐语”，他丝毫感受不出班固所言“离谗忧国”的意味，所以并不象有些人那样沿述班固的评价。这就进一步坐实了我们前面的疑问：班固所见荀赋并非今日所传的《礼》、《智》、《云》、《蚕》、《箴》。
除刘勰外，梁朝其他诸人对于赋的认识，基本上承袭司马迁、班固的说法。如任昉《文章缘起》说：“赋，楚大夫宋玉作”。萧统《文选序》说：“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这几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班固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
值得注意的是，与刘勰同时代的萧绎在《金缕子·立言》中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在这些辞赋大家的排座次中，荀子连一席之位也没有。刘勰以为《礼》《智》等篇是赋，而萧绎却有意作出这种不同的提法，是否隐含了他对刘勰那种评论的保留态度呢？
到了唐代，史家对荀赋的评价又有了变化，其特点就是对前朝不同观点进行兼容并蓄的揉合。这种揉合，与唐朝人恢宏的气度、开放的性格可能是分不开的。如令狐德棻结合刘勰所举篇章评论荀赋说：“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谕之义”。[③]《礼》《智》等篇，何以又有了“讽谕之义”？刘勰只不过第一次明确标举了荀子作了《礼》《智》等赋篇，但他自己并不认为《礼》《智》等篇有“讽谕之义”。杨倞为《赋篇》作注说：“礼之功用甚大，时人莫知，故荀卿假为隐语，问于先王”。这种肯定让勰的解释似乎合理，又与“讽谕”沾点边，但杨倞以为荀子时代的人“莫知”“礼”之功用甚大，这是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礼”之功大，为何要用“隐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又让人不得其解。
至此，围绕荀赋便有了三种评价：一、班固的“古诗之义”说；二、刘勰的“隐语”说；三、“揉合”说。实际上，涉及到《礼》《智》等具体篇章的阅读，大多数人会同意刘勰的观点，撇开具体作品不论，荀子与屈原、宋玉时代相近，荀子又曾在楚国一度为春申君的兰陵令，荀赋格调当与屈原、宋玉相近，颇具古诗讽谕之义，这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这样来论述赋的源流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赋赋》）“揉合”说，本身就显得窒碍不通，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明清人对此提出了不少批评。
宋人研究《楚辞》，倾注了不少精力，他们不仅对屈原爱国给予了极高评价，同时也认为《离骚》是辞赋之祖。但披览宋人赋论，对于荀赋几乎不置一词，这至少表明他们是不把《礼》《智》等篇看作正规赋体的，虽然他们在语言上未曾有明晰的评判。这种不置可否的阙疑，对后代赋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迪作用。
第一个对荀子《赋篇》进行指责的人，是元代的祝尧，他说：“（荀）卿赋五篇一律全是隐语，描形写影，名状形容，尽其工巧，自是赋家一体，要不可废。然其辞既不先本于情之所发，又不尽本于理之所存，若视风骚所赋，则有间矣。[④]”在祝尧看来，风骚是赋体的真正渊源，它们发乎“情”，尽乎“理”，所以对人有教化作用。而荀赋五篇，描摹虽极工巧，但缺乏“情”“理”，与“风骚所赋”相比，有一定的距离。可见，祝尧虽然肯定荀赋五篇“自是别家一体”，但弦外之音包涵着对它的否定。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祝尧把荀子《赋篇》末尾的“佹诗”列入卷十“歌”这类别体，不作赋的正体看待。
明代人对荀赋的评价，与祝尧基本相同。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写道：“倘论世次，屈在荀后[⑤]，而《成相》《佹诗》亦非赋体，故今特附古歌谣后，而仍载《楚辞》于古赋之首。”荀子作有韵文《成相篇》，而《汉书·艺文志》载赋体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故也有人以为荀子《成相》为赋体的。在吴讷眼中，《成相》《佹诗》都不能算作赋体，只能作为歌谣。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说：“荀卿六赋[⑥]，自创机轴，不可例论。”他的意思，也就是祝尧所说的荀赋“自是赋家一体”，不可与骚赋例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荀子“所作五赋，工巧深刻，纯用隐语，若今人之揣谜，于诗六义，不啻天壤，君子盖无取焉。”言辞较为激烈的要算王世贞了，他在《艺苑卮言》中说：“荀赋《成相》诸篇，便是千古恶道。”
以上各家的讨论，都是把《赋篇》与荀子、作品与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承认《赋篇》的作者确是荀子的前提下来分析《赋篇》是不是赋体的。如果撇开这一前提呢？第一个对《赋篇》作者表示怀疑的人是明代的胡应麟，他在《诗数》外编卷一说：“荀卿有赋十篇，今传仅半，《成相杂辞》十一篇，亦不止今所传也。”这里，胡应麟根据《汉书·艺文志》对荀赋的流传进行了评论。《艺文志》记载荀子有赋十篇，但今传只有《赋篇》所列的五篇。今传五篇是否荀卿的原传呢？一个“亦”字，轻轻逗引出答案：当初的荀赋十篇和《成相杂辞》十一篇，都不是今日所传的《赋篇》和《成相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胡应麟分析说：“然荀自以子重，赋非子亦不能传。”荀卿是诸子中的大家，别人作赋，非借荀子之名绝不可能传。应当说，胡应麟这种分析的角度，是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的。
胡应麟的怀疑，引起了清人对荀子《赋篇》内容和荀子生平事迹的进一步考证和争议。
谢墉认为，《赋篇》末尾文字，采自《战国策》中荀子致春申君书。他在《〈荀子笺释〉序》中说：“相其文势，其‘《小歌》曰’以下，皆当为致春申君书中之语。而《国策》于‘易惟其同’下尚有‘《诗》曰：“上帝甚神，无自瘵也”！’《韩诗外传》亦然。此尤见卓识，今本文脱去，而其谢春申君书亦不载，杨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审也。”《赋篇》中这种文字羼杂是至为明显的，清人的讨论也主要是由此展开的。
汪中则认为，荀子致春申君书是编造的。他在《荀卿子通论》中说：“春申君请孙（荀）子，孙子答书，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弑杀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属。且灵王虽无道，固楚之先君也，岂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凿空为此，韩婴误以说《诗》，刘向不察，采入《国策》，其叙《荀子新书》又载之，斯失之矣。”汪中认为，荀子致书，是由《韩非子》和《赋篇》杂凑而成的：“此书自‘厉怜王’以下，乃《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文，其言刻核舞知以御人，固非之本志。其赋词乃荀子《佹诗》之‘小歌’，见于《赋篇》。由二书杂采成篇，故文义前后不属。幸本书具在，其妄不难破尔。”汪中还认为，这类杂采以为缘饰的文字现象，是周、秦间记载的共同特点。
胡元仪对《艺文志》所载荀子赋十篇的散落，作了独特的分析：“《汉志》既列孙卿子三十二篇于诸子儒家，又列孙卿赋十篇于诗赋，今《荀卿书·赋篇》仅有赋六篇，读者莫明其故，盖即《荀卿书》中《赋篇》、《成相篇》也。”在他看来，《艺文志》中所列荀赋十篇，是《赋篇》和《成相篇》的总数之和。这样一来，《成相篇》也就成了赋体。胡元仪在《荀卿列传·考异》中说：“今案《赋篇》‘礼’‘知’‘云’‘蚕’‘箴’五赋之外，有‘佹诗’一篇凡六篇。《成相篇》……五篇，合之《赋》六篇，实十有一篇。今《汉志》云‘孙卿赋十篇’者，亦脱‘一’字，当作‘十一篇’也”。胡元仪认为《艺文志》记载有脱字，证据虽嫌不足，但其见识，实发前人所未发。
除以上三家对《赋篇》内容的考证外，清人对荀子在赋史上的地位，多以为荀子在屈原之前，所以荀子为赋体之祖。如《〈历代赋汇〉序》说：“春秋之后，聘问咏歌不行于列国，于是羁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赋乃作焉。其始创自荀况，宦游于楚，作为五赋。”王芑孙《读赋卮言》说：“（赋）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浦铣《复小斋赋话》说：“赋始于兰陵而屈宋为之增华。”李调元《赋话》说：“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谕，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说：“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不谋同称，并名为赋。”这些观点，基本上沿袭了班固《艺文志》中荀前屈后的说法。
对荀子在前、屈原在后的观点，清代研究辞赋的人中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如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是体物之祖。”在这里，荀卿的排列次序与前面引述的不同，他不仅排在屈原之后，更在宋玉之后。吴乔不认为荀赋有屈赋那种“离谗忧国”的“古诗之义”，而认为荀卿只是第一次用赋来“体物”，所以“荀赋是体物之祖。”程廷祚的观点比吴乔更为旗帜鲜明，以为宋玉是赋体之祖。他在《骚赋论》中认为，赋来源于楚骚：“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作于屈原，但屈原并不是“以赋名篇”的始祖，“赋何始乎？曰：宋玉。”自从班固对赋的源流作出了“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的评述之后，宋玉在赋史上一直没有突出显要的位置，是程廷祚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第一次为宋玉重新划定了他在赋史上的座标。
程廷祚还说：“荀卿《礼》《知》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荀赋虽始用赋名，但纯用隐语，也无讽谕之义，所以“君子”轻视这种体裁。言外之意是，不能把《礼》《知》等篇当作赋的正体来看待。
由于心中认定荀子时代在屈原之前，一些人便循此推论赋的正体和变体：荀赋为赋之正体。最早明确提出这种看法的还是写《读赋卮言》的王芑孙，他以为“荀正而屈变”。后来的王闿运在《论文体》中也继承这种说法：“赋以荀子为正体”。这种推论，显然是不符合赋体发展以骚赋为正宗的实际情形的。
近代大家章炳麟、刘师培，也认为荀子《赋篇》《成相篇》是赋体。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说：“夫宛转偯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前人对荀卿《赋篇》是否具“讽谕之致”，争论颇多，很少对《成相》是否具“讽谕之致”作出评价，章炳麟是第一个认为《成相》缺乏“谏戒”的“讽谕之致”的人。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观荀卿作《成相篇》，已近于赋体，而其考列往迹，阐明事理，已开后世之联珠。《蚕赋》诸篇，亦即小验大，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赋为阐理之赋也。”《蚕赋》诸篇，既是“阐理”之作，故无“感人”的“讽谕之致”，但刘师培同时又认为《蚕赋》诸篇，“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忧深虑远”，就带有“讽谕”的特性了。荀赋评价中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现象，其原因概产生于既要揭示作品本身的风格特点，又要肯定班固的开山始论，两者若不能相通相融，只好把矛盾交给读者了。
今人的观点，多认同刘勰的“隐语”说，既认为《赋篇》是“隐语”，又认为它是赋体。朱光潜在三十年代所写的著名的《诗论》一书中就指出：“荀卿是赋的始祖，他的《赋篇》本包含《礼》、《知》、《云》、《蚕》、《箴》、《乱》六篇独立的赋，前五篇都极力铺张所赋事物的状态、本质和功用，到最后才用一句话点明题旨，最后一篇就简直不点明题旨。例如《蚕赋》：（略）全篇都是蚕的谜语，最后一句揭出谜底，在当时也许这个谜底是独立的，如现在谜语书在谜面之下注明谜底一样。”[⑦]但谜语为何竟成了赋体之祖，其间蹊跷，朱光潜未作解说。目前通行的几部文学史及有关著述，其观点与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大致不二，此不赘述。
三、问题的分析
综上所述，问题的焦点是由原始的文论材料与实物文本的不尽符合而引起的。在刘勰以前，文论材料显示出荀子曾写过旨有“古诗之义”的赋，但赋的篇章文本无人提及。刘勰以后，荀子所作的赋才渐渐落实到《赋篇》和《成相篇》上，但其主旨与班固的评论相抵牾，从而聚讼纷纭，由风格的争论旁及篇数、作者、真伪诸方面。
如何解开这个疑团呢？正本清源应当是史料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
“源”有几处需要检讨？至少有五：司马迁、刘向、班固、《赋篇》和荀子。
或云：刘向近战国末世，记荀卿事当为不诬。但刘向记荀卿事，大抵依据司马迁《史记》而增饰。司马迁在刘向之前，班固称誉他的《史记》为“实录”，其史料可靠的程度更为众人所接受。前面说过，如果荀卿首次“以赋名篇”而写有《赋篇》，此等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以史公敏锐的史识，《史记》中不会不留下一笔，况且史公本人也是喜欢作赋的人。而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列传中对此不曾作过记录。《赋篇》不仅“以赋名篇”，其“隐语”的赋体特征更是与众不同，这足以引人注目的文体变迁现象，司马迁为何不曾重视呢？按理，荀子应当属于“以赋见称”的人物，可司马迁对“以赋见称”的人物偏偏是这么记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在史公眼中，荀子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这侧面证明了荀子在当时没有写过著名的赋篇。
退一步说，如果《赋篇》的内容确象某些论者说的，它暗示了春申君的危机，而且果如荀子所料，那么司马迁是不会放过对这一系乎生死的历史线索的记述的。乙为史公是那样推重申君的人品。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是这样记述的：“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相楚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李园伏死士刺春申君，斩其头。”如果《赋篇》确实暗示春申君要有所防范，以史公对春申君的偏爱，他不会不添上荀子《赋篇》一笔来表示遗憾的。
从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发现如上问题。从刘向本人编录《荀子》，也可发现不少破绽。
前面说过，在汉初，托名先秦诸子进行创作，是一种时代风气，而荀子是被人托名最多者之一。刘向编荀子“书录”，从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才选定三十二篇，其托名的情形可以想见。这种情形，至唐代杨倞第一次为《荀子》作注时还未改变，“编简烂脱，传写谬误”的地方很多。可见，刘向“书录”中杂凑的文字很多，非荀子所作的作品羼杂其中是在所难免的。清末梁启超曾指出这种现象，“如《尧问篇》末一段，纯属批评荀子之语，其为他人所述尤为显然。”[⑧]刘向编《孙卿书录》，只举篇目，不列具体文本，因而可以提出疑问：刘向“书录”中的《赋篇》，是否真的就是今天所见杨倞本中的《赋篇》呢？
考刘向给《荀子》篇目拟名，颇有可注意之处。《荀子》篇名，皆仿效《论语》，以每篇开头句中某些词语来拟题，比如第一《劝学篇》，其首句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第二《修身篇》首句是：“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第三《不苟篇》首句是：“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即使是《成相篇》这一所谓的“赋”体，开头的句子也是：“请成相”。但《赋篇》的命名就显得奇怪了，它的内容，自始至终也不见有一“赋”字。连一“赋”字都不曾在文中出现，为什么刘向却命名它为《赋篇》呢？刘向以前的赋家，其作品的篇名都较明确，比如《风赋》、《钓赋》、《鵩鸟赋》、《上林赋》等等，所赋对象及题旨，已在篇题中约略点出，从不曾见过有《赋篇》这样奇怪的拟题的。这种奇怪地拟题，不仅刘向以前未曾有，刘向以后至今的赋篇里也难找到。
刘向《孙卿书录》中的篇名，除《非十二子篇》外，皆用两字名篇拟题，如《荣辱篇》、《非相篇》、《富国篇》，《赋篇》夹杂其中，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赋，是一种体裁，如果以此可以名篇，那么同理可用其它体裁名篇，作出《辞篇》、《论篇》等可笑的“书录”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赋篇》的可疑。
从刘向身上可以找到如上破绽，从班固身上也能找到一些问题的突破口。
在司马迁、刘向眼中，荀子还不是一个“以赋见称”的人物。为什么到了班固的笔下，荀子不仅“以赋见称”，而且一跃成了赋体之祖？“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固不仅在《艺文志》中吸收了刘向“书录”的成果，而且还给荀赋以极高的地位，作为四类赋的代表之一，并认为荀卿此类赋作有十篇。
前后评价，差别悬殊如此之大，是颇可疑问的。可能成立的理由之一是，在班固时代的赋作中，又出现了不少托名荀子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又确实影响很大，所以班固作了如上的评价；理由之二是，班固时代，确实发现了不少荀赋的真品，所以班固作了极高的评价。但后一理由，从司马迁那里得不到印证。凿空缘饰，托名行世，是最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班固所谓的“孙卿赋十篇”是否就是刘向“书录”中所指的《赋篇》呢？由于班固、刘向只举篇目、篇数，不附具体作品，我们不能对此妄下结论，暂且以今日所见的《赋篇》来参照分析。
如果刘向“书录”中的《赋篇》即是今日见到的《礼》、《知》、《云》、《蚕》、《箴》诸篇，班固在《诗赋略》中会如何处理呢？班固分赋为四类，其中有一类便是“杂赋”，它包括“成相杂辞”和“隐书”等体裁。而《礼》、《知》、《云》、《蚕》、《箴》诸篇，“工巧深刻，纯用隐语”，其归类应当列在“杂赋”类的“隐书”中。班固列“隐书十八篇”，其中是否包含了《礼》《知》诸篇“隐语”也未可知，但可能性是很大的。[⑨]
如果必须承认班固以为荀赋有“恻隐古诗之义”这种阅读感受的真实性，那么班固所谓的“孙卿赋十篇”当是别有它指，而绝非“于诗六义，不啻天壤”（见前文引明徐师曾语）的《礼》《知》诸篇，否则就很难将班固的评论与今日文本统一起来。
《赋篇》本身，其内容也驳杂不一，《礼》、《知》、《云》、《蚕》、《箴》，“纯用隐语”，而从“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以下文字，格调迥异，文义前后不属，前人已指出它采自《韩诗外传》四、《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和《战国策·楚策》。如前文所引清人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就说：荀子谢春申君书一事，“不知何人凿空为此，韩婴误以说《诗》。刘向不察，采入《国策》，其叙《荀子新书》又载之，斯失之矣。此书自‘厉怜王’以下，乃《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文。”《赋篇》文字的此番杂凑，证明它不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既然是一篇杂凑而成的作品，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的作者，可能出自众人之手，而不一定就是荀子。《诗赋略》列“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其作者都是无名氏，所以班固把它们统统列入“杂赋”一类。就“隐语”的性质而言，它往往起源于民间，经多代流传，众人加工，渐臻于成熟。再看《赋篇》的《礼》《知》诸篇“隐语”民间文学的质朴特色，它的原始作者也当是民间无名氏。
荀子的文章文笔犀利，意蕴浑厚，论辩缜密，结构严谨，从这种创作风格去审视杂凑而成的《赋篇》，《赋篇》的作者是否应该归属于荀子名下，就值得思考了。刘向编“孙卿书录”，把《赋篇》置于“书录”之末，是否也包含了他对作者归属于谁有所怀疑的心理动机呢？
荀子生在屈原之后，中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楚国度过的，与宋玉等人的时代接近。而这时候的楚国文坛，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对作者的创作影响最深最广，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从此种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去分析，如果荀子写有赋作，其风格也应当与屈原、宋玉等人接近，所以班固读他所见到的荀子或托名荀子的赋，就很自然地把它们归之于屈原一类，以为“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如果视《赋篇》为荀子所作，则很难从文化氛围、创作环境方面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以上一番正本清源的检讨，使我们大致能从纷乱的史料中理出一些较为清晰的头绪：
第一、我们不能把班固对荀赋的评论与目前见到的《赋篇》等同起来分析和思考。班固所评论的荀赋当另有它指，已非今日所见。班固的评论，是针对《诗赋略》所列“孙卿赋十篇”等正体而言，而这十篇不包含今日流传的《赋篇》和《成相篇》等杂体赋。
第二，《赋篇》的民间“隐语”特点以及各篇相对独立的杂凑性质，显示了它可能出自众多的民间无名氏之手。到了汉初，有人把它杂凑而成，托名荀子以行世，所以刘向收入“书录”。也许出于对作者归属问题的疑虑，刘向置《赋篇》于“书录”之末座，以暗示其取舍态度。
第三、《赋篇》的拟题是颇可解剖的，它的全文既不见有一“赋”字，何以题名为《赋篇》呢？况且，它拟题的格式更是与“孙卿书录”中的其它篇章不相符合。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拟题出现呢？考《诗赋略》中的行文格式是：○○赋○篇”。比如：“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等，无一例外。班固编《艺文志·诗赋略》，其形式来源于刘向父子所编《七略·诗赋略》，当初刘向搜集荀赋篇数时，一定也是这么编写目录的。本来的书写格式是“荀卿赋○篇”，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行文一错讹，就成了“荀卿赋篇”的格式，后人沿用不疑，一经标点，就成了“荀子《赋篇》”。这虽然是一种推测，但为《赋篇》拟题之难以索解找到了较为合情合理的依据。这一推断如果成立，《赋篇》就是《赋○篇》的缩写错讹，那么它原只是表示篇数，而不是表示篇题；不是表示篇题，显然荀子就不是“以赋名篇”的始祖，也不是赋体之始祖。
第四，按照班固《诗赋略》中的分类标准，《礼》、《知》、《云》、《蚕》、《箴》诸篇“隐语”是杂体赋，不能借班固确有它指的荀赋评论而将此诸篇定性为赋之正体，更不能把它们作为赋源之正宗来对待。
注释：
①汉人避宣帝刘珣讳，称荀卿为孙卿。
②班固以为赋源于古诗，司马迁论《离骚》也源于《诗经》，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注，《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关。”
③《周书·五褒庚信传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古赋辨体》卷二，见《古今图书集成·骚赋部》。
⑤班固论荀赋时，把荀子放在屈原之前，这是后世赋论中“荀前屈后”观点的来头。
⑥指《礼》《知》《云》《蚕》《箴》以及后面的《乱》一章。《乱》不是“隐语”。
⑦《诗论》“诗与隐”，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⑧《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书版社，1982年版。
⑨吕思勉持这种观点，他在《经子解题》中说：“《汉·志》赋分四家，《成相杂辞》与隐书并附于杂赋之末。此（《成相》）篇即所谓成相。而下《赋篇》，每先云‘爰有大物’，‘有物于此’，极陈其物，然后举其名，盖所谓隐书矣。”见《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