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变动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 系问题已日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为了促进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尝试就 这一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进行整理，综述如下。
一、国外学者对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就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但是在一些著作中也零 星 地提到或暗示了制度影响产业结构或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因素进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变动方 面的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1.促使产业结构产生转换的制度安排
H·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谈到一国经济在非均衡增长模式下的 增长的制约因素时，提到“生产自增长的成功的程度通过以下方式度量，一是观察增长与产 业部门的联系的强度，二是观察使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激励机制。”（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9页。
）由于作者把经济结构 定义为“不同部门中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使用”（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7页。
），因而作者指的经 济结构可以理解为主要是产业结构，而一定的激励机制总是与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的。从 而，作者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非平衡增长模式下，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判断度量方式 ，即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1)该国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该国产业部门 增长所致；(2)是否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使该国产业结构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发生转变。实际上 这句话已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定的制度安排能促使产业结构的自动转换。但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作者没有展开分析。
2.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
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了制度及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问题相关的 内容，如他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谈到不发达国家的非经济特征时指出，“我所说的整 合是指不发达国家不久以前或目前的制度和精神条件，鼓励不同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团结、合 作与联合。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结构：所谓直接是指它对劳动分工和市场的影响；所 谓间接是指它影响着负责一国经济增长中重大问题决策的机构。”（注：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在这里，作者对经济结 构的定义比产业结构要宽泛得多，但是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这句话中 作者已经隐含了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作者指出的制度影响经济结构的途径，即通过 直 接影响劳动分工和市场及间接影响着负责一国经济增长中重大问题决策的机构来影响经济结 构的，对于产业结构来说可能都是间接的，只是前者的制度是从客观上，后者是从主观上的 影响进而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又如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总结经济的和非经济 的结构变化时，也暗含了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内容，“经济结构的变化则是因人 口结构，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是的确需要 的。”（注：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0页。
）同样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律和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因而作者在这句话中已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制度的变化会引起产 业结构的变化。然而，制度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制度是如何通过 影响劳动分工、市场和负责一国经济增长中重大问题决策的机构进而来影响产业结构的？作 者没有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诺曼·尼科尔森在《制度分析与发展的现状》一文中，论述到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 型的重要性时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进一步 的进步将需要在经济结构上出现重要的变化。而经济结构向着更高水平的效率和生产率转变 ，并不是市场力量的自发结果，相反，这是支配着制度的变化及实验的法律和政策结构作用 的结果。并认为，为了实现增长和发展，并且为了推动生产方式上的结构变化，经济制度在 配置资源、动力和信息方面的方式必须加以根本的转变。（注：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第11页。
）虽然，诺曼·尼科尔森论述的是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他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制度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而 且还指出制度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途径、方式，以及制度在决定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地位。
3.制度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用截面方法考察了总产值中部门份额的国际 比较后，认为除了国家大小、需求结构、工艺技术以外，制度也是影响部门及细分部门人均 产值在人均总产值中的份额的因素，“有非经济性的伴随因素，如人口统计的、政治的和其 他 社会制度的——都可能对生产结构有某些影响。虽然其中有一些不可能显著地影响主要部门 的份额，但它们对恰当说明某些细分部门份额的型式例如对住房收入或公共服务则是有关的 。”（注：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3页 。
）至于制度是如何影响不同部门在总产值中的份额的，他认为制度通过改变人类需求的 先后次序，进而影响需求结构，由于人类对不同商品在制度差别上决定的最终需求的敏感性 不同，从而造成对不同部门的不同影响。他用各国人均产值标准增长20%时的反应弹性值对 各收入组别进行了考察，对收入需求弹性反映人类需要的先后次序提出了怀疑，认为它们只 有在技术和制度不变的条件下才反映人类需要的天性，而在技术和制度变化的情况下，人类 需求的空间和时间可能是可以改变的，因而也就意味着制度能改变人类需求的先后次序，进 而影响需求结构。同时，由于人类对M（制造业）和S（服务业）部门比A（农业）部门在制度差别 上决定的最终需求更为敏感，因而他作了进一步推论，制度对M和S部门的影响比A部门更为 重要。“如果说，制度的、技术的和物价的因素在按人口平均产值和提供与生理需要关系最 紧密的主要必需品的A部门之间的联系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那些并非主要必需品而是对制 度上和技术上的差别决定最终需求时更为敏感的其它商品来说，甚至可能更为重要”（注：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0页 。
）。然 而，作者没有对制度是如何影响人类需要的先后次序方面进行展开分析。
T.W.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从不同部门对制度的不同需求 角度暗示了制度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激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对此我们有几个更为一般的 看法：……在一个每户收入都在提高的经济中，对于服务于非农部门的经济活动的合约与财 产 安排的需求会相对于农业部门相联的合约与财产权利的需求而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 法）。”（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
）由于人们对制度的需求是他们收益的函数，对制度的需求越大收益也就越大，那 么反推过来讲，舒尔茨的论述——非农部门对合约与财产制度的需求大于农业部门的合约与 财产制度的需求，也就暗示这样一个观点，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制度对非农部门的影响 大于农业部门。但是，非农部门对制度的需求为何大于农业部门作者没有作出解释。
4.财产制度与产业结构
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讲到工业革命的反思时认为，所有权制度的改 善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扩大，而这引起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为了降低 交易费用而设计了组织变革，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而且，同时扩大的市场规模和 对发明规定完善的所有权还提高了创新的收益率。而这一系列发展为真正的技术革命——第 二次经济革命（它将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铺平了道路。（注：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页。
）诺斯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指出 制度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然而正是由于第二次经济革命使工业有了快速发展，从而 导致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提高，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降低，因而可以认为诺斯 的论述中隐含了制度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动带来影响以及影响的途径和方式。
路易斯·德阿莱希在《市场如何缓解稀缺》一文中，从制度影响人的行为的角度，指出了 财产制度影响产业结构以及影响途径。如“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现不同的财产结构，它们使决 策者面临不同的获利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有条不紊地作出选择。如财产权制度影响了对这 样一些经济方面的考虑：如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投入数量与总和费用，新的生产技术 的开发和采用；产业结构；对目前和未来资源消费的分配。”（注：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第254页。
）这句话说明财产制度对经济 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产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是国外研究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到了制度对产 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从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来看，H·钱纳里的提法比较含蓄抽象；西蒙· 库兹涅茨则相对明确具体一些，不仅直接指出制度以及制度变化会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而且还指出制度对需求结构、不同部门的影响和途径；而诺曼·尼科尔森更直截了当，不 仅指出制度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途径、方式，以及制度在决定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地位；路易 斯·德阿莱希也比较直接地指出了具体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影响途径、方式；诺斯和舒 尔茨没有直接指出，只是在文中暗示制度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另外，前面两位提出 观点时都涉及了市场欠发达国家，这一点虽然在钱纳里引言中并不明显，但在钱纳里的著作 中曾指出非均衡增长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远比发达国家严重，因而可以认为钱纳里指的也是市 场欠发达国家。然而不足之处是他们只提出了一些零星的观点，没有进行很好的展开分析。 这可能与制度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及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制约特别明显，而对发达的市场经 济国家来说这一问题可能并不存在或影响不那么严重，因而对他们本国的经济影响不大有关 。而后面四位没有对他们的观点展开进行分析，可能是由于这一问题与他们的研究方向或论 证的主题关系不大的原因。
二、国内学者对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问题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较广，但总的说来还处于起步阶段，基本上属于 初步的实证分析和相关的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变迁的制度解释
有学者认为，目前三次产业变迁的生产率和需求弹性说忽视了为获取贸易收益而劳动分工 所付出的代价，即忽视了交易费用随劳动分工的扩大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所以这种解释 就不能对产业变迁的机制做出深刻的说明，而只不过说明了产业增长过程的变化方式。因此 光用生产率和需求弹性说解释产业变迁存在着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该作者从劳动分工和制度 安排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变迁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为了降低劳动分工扩大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制度创新就成为产业变迁的关键，并据此提出了产业变迁的原因、趋势和动力三个假说， 即(1)产业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些因素包括个人职业专业化 、机器生产与标准化、规模经济、产权与交易费用等。(2)服务业的增长基本上表现为交易 部门和增加人力资本价值部门的增长。(3)在上述两个假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个假 说，即人类社会产业活动的演进已造成要素价格的历史变迁。（注：贾根良：“产业变迁的制度解释”，《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2.体制转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郭克莎和王延中认为，体制转轨之所以会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是由于：(1)在经济体制 转轨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结构、信息传递方式、动力结构的选择、调节方式的选择 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这些多元决策主体的共同介入，带来了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地 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规模的一系列变化。(2)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双重体制的共同作用以 及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碰撞和磨擦，影响了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 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现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困难。（注：郭克莎、王延中主编：《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版。
）但是他们没有就这些因素是 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沈玉良在实证分析地方或某一地区体制转 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后，认为(1)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制度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内生变 量，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产业结构运行的轨迹可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2)产业结构变动的 本质是各产业主体利益的再分配，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不能使用休克疗法，只有在新制 度逐步建立并得以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结构合理化调整才有效率。（注：沈玉良：《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
）沈玉良的研究不仅修 正了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制度不变的假说前提，而且提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途径，但是他的结论是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没有在理论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3.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升级
有学者从目标政策、产业结构与体制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论证了造成我国产业结构 不合理的体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策。（注：朱锡平：“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3期。
） 也有学者从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的角度，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失调最根本的原因是宏 观经济体制和微观企业制度的缺陷，因此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注：王保安：“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财贸经济》2000年第12期。
）还有学者从产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本途径这一角度，认为我国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原因是由于以往我国 在结构调整中轻视了存量调整，因此必须加快存量调整即通过产权改革，促进产权流动来优 化我国产业结构。（注：邓伟根、蒋盛辉：“结构调整与产权改革”，《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
）然而，该作者没有对产权制度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作出进一步 的理论分析。
4.体制转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江小涓在她的《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一书中，通过对中国若干制造业 和电信业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增长、绩效和产业组织变化的实证研究后认为：（注：参见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版。
）(1)体制 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的行为和绩效不同。其原因是：第一，体制转轨向其他方面推进的顺序 和速度不同，转轨不配套、不衔接造成了对不同行业的不同影响。如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 轨不同步，在产品市场价格放开但要素市场仍实行管制，其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必 然导致要素供给方大量建立加工企业，以获得在市场价格下本应获得的要素收益。第二，国 有企业由于历史负担沉重及严重的退出障碍，造成已有许多企业已处于低效益甚至亏损状况 下，新进入企业仍可获得满意回报，造成了“一边亏损，一边积压，一边建设”的现象。第 三，行业特点决定，如产业周期、资产、技术特点等。(2)分行业增长速度与这些行业中非 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没有呈现出正相关性。认为，在卖方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在扩张速度和 及 时获取短缺要素能力方面占优势，因而非国有企业优势不明显，非国有企业只有在买方市场 形成以后，竞争转向适用性、成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方面时优势才开始显现。（3 ）体制转轨与产业组织。认为在卖方市场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是下降的，但这不能看作是 产业结构的恶化，而当买方市场形成以后，产业集中度才开始稳步上升。(4)体制转轨程度 的判断标准，作者提出了规则标准、行为标准和绩效标准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标准。张春霖在 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1)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认为在考虑体制转轨时期的结 构调整问题时应关注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在中国的发育程度。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是结 构优化的必要条件。(2)结构调整的计划标准与市场标准，认为判断项目成败的标准不应当 看它是否重复，而应当看它是否给投资者提供了足够高的回报。（注：张春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
）也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发 展史的角度论证了产权制度的合理化是第三产业增长的根本动力。（注：李寿德：“论产权制度改革与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攀登》1995年第3期。
）还有学者论证了产业 的性质、制度特点与制度对产业的偏好及它们的相容性，提出了产业制度设计的产业性质与 制度的相容性原则，并对世界上主要国家产业制度安排的趋同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注：席春迎：“试论产业的制度安排”，《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
5.体制转轨对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关联因素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没有跟产业结构变动直接联系起来，但这些研究能为研 究制度与产业结构变动带来启发。如张亚斌的《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在机制》一文中，分 析了制度通过对人力资本、交易费用、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的影响，以及内部制度与外部制 度的磨擦成本等五个方面影响贸易的内在机制。（注：张亚斌：“论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在机制”，《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2期。
）又如江春的《产权制度与中国投资需求 》一文中，从产权这一角度研究了我国目前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认为我国传统国有产权制 度的长期运行导致了目前没有好的投资项目且投资收益率低下，投资风险过大及风险与收益 不对称，以致造成缺乏利润向投资转化这一刺激投资需求不断扩大的重要源泉。因此，要真 正刺激我国的投资需求，最根本的措施是进行产权改革。（注：江春：“产权制度与中国投资需求”，《财贸问题研究》2000年第7期。
6.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与产业结构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安排是造成产业过度进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集中度低 ，规模不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诱因。（注：孙天齐：“论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过度竞争”，《人文杂志》1998年第6 期。
）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 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是我国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周期性出现的重要因素。这种干预的根本 原 因在于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注：卢现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四大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3期。
以上是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概况，从内容上看涉及范围比较宽，但研究以实证分析 为主，理论分析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可能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又在进行体制转轨， 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先通 过实证分析理清它们的内在关系，然而才能由具体上升到理论有关。
三、有待研究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同时又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实践在 呼唤新的理论探索。显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制度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范畴，其中有些方面至今尚未搞清楚，如产权的真正含义，制 度的量化等等。因而在研究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关系时，构建规范化的理论模型的 时机还没成熟。但是笔者认为，有些问题是可以而且急需广大学者进行研究的，如体制转轨 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制度及制度变迁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作用机制、途 径 、方式，以及制度及制度变迁是如何对不同行业进行影响的、又有什么不同特点？影响制度 对某一行业影响程度的因素是什么？怎样建立我国产业结构自动转换机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