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新视角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人们大多运用社会学“以文证史”的方法，侧重于探讨小说文本对某一时代或某一阶段经济生活的反映情况，尤其通常人云亦云地将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经济活动作为印证明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商品经济发达”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投影，而较少从小说有机体内部来探讨物欲叙事的形态特征。要全方位诠释传统社会物欲世态之于小说文本叙事题外题内的作用，我们应当运用形态学以及叙述学自律研究的理论方法，结合文化学、社会学他律研究的经验，深入探讨传统经济观念、经济生活，尤其是物欲世态与小说文本内部结构的同谋关系，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小说“物欲”叙事形态①。
一、从经济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说起
在近年的学科争霸中，经济学一跃而成为“帝国主义”。一方面，它在不断地“侵略”其他各门传统社会科学领地的过程中，不可一世地争当了“霸主”；另一方面，虽然它给人以社会科学界“老大”的印象，但它又经常虚心地从其他学科那里得到启示，即使对文学这一当今相对“弱势”的学科，它也注意从中获取了很多的滋补。与此同时，当文学的地盘不断被挤占的同时，“文学性”却悄悄地打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赢得了相当自在的生存空间。由于自古以来文学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声息相通，因而，近年的文学研究也从经济学那里获取了很多资鉴，乃至有些文学叙事话语、理论批评术语也纷纷来自经济学。因此，经济研究与文学研究呈现出相互渗透的格局，两者在多侧面、多角度的互动中不断地运转着。
关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研究对经济学建设的影响，美国学者黛尔德拉在其《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一书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在她看来，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是一种煽情性，经济学家在说服他的读者时，不仅要借鉴文学的煽情招数，而且还常常采取文学的修辞手段。从这个意义上，黛尔德拉认为，“经济学是文学”、“经济学家是诗人”、“经济学家是小说家”，并进而得出结论说：“写作即表演”②。这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基于对经济学与文学亲密无间的认识，她通过列举经济科学中大量有关文学性的事实，言之凿凿地指出：
一篇科学论文，和文中的一个如需求律（当某种商品酌价格上升时，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下降）这样的判断，都包含着文学的功劳。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从那些优秀科学家或经常发表演说称科学是描述自然的科学代言人所体现的科学传统来看，科学判断是一种言谈行为③。
由于经济学家要借助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他们的经济学叙述就必然要采取文学的修辞手段。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使用众多的修辞手段是其关键，他们在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隐喻等修辞手段时，并不次于小说家或诗人。如，经济学家把隐喻称为“模式”，他们用供求曲线代表市场，与诗人把西风喻为“秋天的呼吸”一样如出一辙；而非常叫响的“博弈论”之类的命名，本身就是来自文学化的隐喻。这样，经济学面临的话语危机自然可以通过文学性的注入来获得某种救赎。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性”的意义和建设成果就会被经济学建设所分享。
在基本研究思路上，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意虚心接受文学批评理论。如罗伊·温特劳布的内生货币理论就直接受到了费什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对此，杨玉成曾经撰文如是说：
费什的文学批评理论批判直接影响了温特劳布的经济学方法论批判。温特劳布区分了大写的方法论（Methodology）和小写的“方法论”（methodology），认为前者是规范的事业，而后者则指的是“方法论话语”，是经济学家们有关他们进行学科训练的方式的讨论。……温特劳布坚持，经济学论证始终应该从经济学内部得到评价，运用经济学论证进行评价，绝不应该用来自经济学之外的“大写的方法论”论证进行评价。他还声称“不存在完全撇开经济学活动的立场，能够教导对经济学活动的思考”。为了支持这个论证，他引述了费什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理论不可能指导实践，因为它的规则和程序都不过是来自实践史的概括（而且只是来自该历史的一小部分实践），而且理论不可能改良实践，因为理论并不是无偏见的，它始终渗透着利益，并把某些局部的、特殊的和党派性的利益要求上升到一般概念状态。”④
这段论述阐释了费什的结构主义文论对著名经济学家罗伊·温特劳布的经济学理论在基本思路上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由此可见，且不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带来的经济效益会给经济学家提供外部的理论佐料，即使是在理论的内部形态和论述思路上，文学研究对经济学研究也能够发生不可忽视的渗透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向文学研究“输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致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不是机械地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法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皮埃尔·马契雷曾著有《文学生产原理》，具体运用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等哲学思想进行文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发明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生活固有的意义、神话、象征、思想生活、意识形态等“原材料”或“半成品”乃至“零部件”的大致结构框架基础上，加工生产出来的。他特别指出：“作品并不是直接植根于历史现实，而仅仅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⑤ 的确，在以往关于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重视了作品生成的外在社会历史条件，强调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偏重于“他律”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环节。而事实上，经济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通常是间接的，需要经过中介环节，而只有经济与文学传播、接受的关系才可能是直接的。为此，在解读小说叙事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与社会生活细节对号入座，而应当从“社会构型”出发去理解小说的结构模式。近年来，西方叙事学研究更是主动借鉴了很多经济学的思想和话语。如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压缩了俄罗斯普罗普提出的功能种类，提出了影响较大的叙事学的契约理论。他认为，在契约型结构中，叙事可能采取这样的模式来进行：立约——毁约——复约⑥。后来，契约理论不断走向完善和丰富。如，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前法兰西学院院士巴特（又译为“巴尔特”）在其《S／Z》一书中，以《萨拉辛》为例，进一步探讨了叙事学书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然而生产叙事，欲望必须经常变换，必须进入等价物及换喻的系统；或更进一步：为了被生产，叙事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基于此，巴特进而指出：“叙事以目迷神离的诀窍，成为契约的再现，而契约乃是叙事的基石。”因为《萨拉辛》成功地运用了欲望叙事手段，并符合了叙事的契约原则，所以巴特称之为经典性的“巴尔扎克式的文”⑦。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重新阐释很多文学创作现象。如关于古代戏曲、小说中的“才子佳人”故事格局，我们不妨这样分析，男女双方在一见钟情、山盟海誓的刹那间，便已经签订了某种契约，尽管没有作为“经纪人”的媒人介入。契约的基本条款中往往包含男子进京赶考，以赢得的权力地位来换取爱情婚姻之类的内容。在履行契约过程中，“小姐捐金后花园”是必要的预先投资，其目的是为了收获“落魄公子中状元”这样的利益回报。其间，契约的一些部分提前兑现与投资者尚未获利的错位造成了故事的曲曲折折和悲欢离合。又如，后殖民叙事交换理论家雷德的《叙事交换》（Narrative Exchanges,1992）也显而易见地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他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叙事既由语言建构而成，那它就跟语言一样是一种社会行为，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反思人类叙事行为的根本特征出发，来探讨叙事在文本结构之外的意义建构过程；一个叙事文本不是一种封闭的意义结构，而是一种表意过程，它自始至终连接着文本的写作者与阅读者，在作者缺场的情况下，叙事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了它意义生成的关键。关于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发生在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雷德认为，叙事的出发点就是运用语言编织故事，一个故事一定是讲给某个听故事的人的，讲故事的人为得到某种好处给听故事的人叙述一段故事，后者为了获得一种叙事的快乐而付出时间、金钱和注意力，因此，叙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交换。既然叙事是一种交换，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交换的角度对它进行全新的考察⑧。可见，雷德的叙事研究基本上来自经济学理论，他从交换的角度研究叙事的方法也得力于经济学。根据这种叙事交换理论，我们可以从结构意义上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钱权交易、钱色交易等叙述现象进行重新阐释和总结。如官场市场化的“卖官鬻爵”（又称“赀选”）与情场市场化的“追欢买笑”等叙事图景特别值得我们借此作进一步深究。
概而言之，在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虽然学科分类越来越趋于细化，但各学科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密切，它们在互相渗透中协调发展。经济学与文学向来有着难分难解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往往有着文学的参与，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也常常依托于一定的经济背景；一方面，经济学理论的说服力要靠文学修辞来支持，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现实感、形象感也需借助经济学话语来隐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的时代，由于经济学方法论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经常相互启发，因此，从经济生活的视角切入文学研究既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也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
二、物欲世态可置换为小说叙事形态
“欲望”（Desire）是现代西方文论的颇为热门的关键词之一。在乔治·巴塔耶看来，人的欲望是多维的存在，不仅有生之欲望、占有之欲望，而且有色情之欲望、死亡之欲望、耗尽之欲望，等等⑨。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叙述中，除了色欲叙述之外，物欲叙述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大致说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物欲世态的因果性、层次性、逻辑性，经作家们的妙手整合，一旦被置换到小说文本中，便形成有机而严谨的叙述构架。
无可否认，经济与文学的关系首先表现为，文学文本蕴涵着某种经济学思想。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赢得了不少经济学家的青睐：他的《威尼斯商人》所表现的商人的冒险性活动和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至今为经济学家们引用称道，而其《雅典的泰门》则被马克思援引来痛斥黄金的罪过。相对而言，在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中，小说当之无愧地最能负载起经济生活的本真及其运行之道，因而恩格斯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问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⑩。这就意味着，像《人间喜剧》这样的经典小说文本内部储藏着丰厚的经济细节矿藏。的确，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小说海洋中，很多作品因其文本蕴含着一定的经济理论而成为经济学家用来论证其经济思想的示例性论据。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就曾经几度被经济学家们拿来论证各自的经济理论。对此，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数落：马克思用它来说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内在关系；巴斯夏用它来驳斥一度流行的所谓“破窗”理论；弗里德曼用它来说明自由市场的分配原则；曼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张五常用它来解释产权的限制条件，等等。可见，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和事件都可被经济学家拿来印证经济学思想，因而暗合了某些经济规律和经济思想。19世纪法国作家左拉的《金钱》对第二帝国时期金融投机的运作方式做了详细准确的描画，为读者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金融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这是《金钱》这部小说的重要社会价值之一。左拉曾经在19世纪七十年代末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中的金钱》的论文，来阐发他的金钱观和社会观，我们可以拿来与《金钱》所表达的主题进行互相解释。当然，包含一定经济学思想或者被隐喻性地应用到经济活动的中国文学也举不胜举。古代经典小说《三国志演义》就是典型的一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掀起的“三国热”风潮撕破了文学与史学的隔膜，从谋略学、未来学、决策学、运筹学、指挥学、管理学、人才学、公关学等种种现代科学的视野，对这部小说富有张力的文化结构进行了多重解读。日本实业界更是把《三国志演义》中的谋略用于企业的决策与经营管理，远远超越了张献忠、皇太极、洪秀全把《三国志演义》作为军事教科书应用的层次(11)。当代中国作家张平的《抉择》等作品也因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学思想而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然而，小说存在的主要意义和价值毕竟是为了供广大读者审美的，而作家创作的初衷也不会仅仅是为了给经济学家提供证明某种理念的佐料。明乎此，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关小说研究的经济学意义等话题未免显得有点舍本逐末。
多年来，通过经济视角研究小说者已经不乏其人，最有影响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社会反映论。尤其是上世纪，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下，人们大多用如此基本统一的口径来描述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其他高级精神活动一样，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文学艺术以其不同于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创造性地掌握世界，反映社会，从而给人们认识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肩负着反映社会经济面貌的使命。特别是在红色政治话语独领风骚的岁月里，人们习以为常地运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审视小说所反映的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图景，形成红色化的“反映”论、现实主义“投影”说的一言堂。
在中国教条性地大搞现实主义反映论、批评一言堂的前前后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如，法国著名社会学文艺批评家吕西安·哥德曼通过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结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之关联的分析，确立了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念。他认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任务，是在文本结构中探索意义结构，在意义结构中开掘文本的超个人意指结构。他曾经概括地指出：
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转移，在一个为市场而生产的社会里，……小说的文学形式，同人和财富，广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源性(12)。
这里所谓的“同源性”（homology），也译为“同构性”或“同态性”，指的是文学文本的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某些规律在结构框架或大体轮廓上具有一致性。哥德曼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小说文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但它对研究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学同样有普适性。面对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也应当从社会反映批评进一步延伸到结构功能批评，注重从结构层面研究物欲叙述的文本建构意义。既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为基础，又注意这种文本建构的他律性，突出中国古代小说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文化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应用西方文论观念的过程中，应当有一种还原中国传统文论体系的意识。杨义先生在叙事学研究中的理论方法颇值得我们借鉴。他说：
立足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融通东西方的理论视野，探索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这种学术思路在20世纪颇有一些前辈学者试验过，为了提高它的有效性，我用四句话作为基本的学术方法论：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概括起来，就是“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所谓“八字真言”(13)。
根据这种理论方法，我们对“物欲”叙述的研究完全应当回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原点上。从“欲”字的结构来看，它的本意应当是某种物质愿望。汉代刘熙《释名》卷四曰：“俗，欲也，俗人所欲也。”(14) 这说明，“欲”与“俗”也可互训，“欲”即是世俗民间贪图钱财，追求物质享受与肉体快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致说来，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化生存样态之一的“物欲”，主要由两部分具有密切联系的基本内容构成：一是维持生命延续的“食”欲，一是丰富生活用度的“货”欲，古代史书并称之为“食货”，两者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维度、基本方式。明代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贪秽部》中说：“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令亦当败兴；倘孔氏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15) 几乎将“食货”等经济生活看成一个人社会化生存的全部。同时代的哲学家李卓吾《焚书·答邓石阳》更是明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6) 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并进而表明人伦物理就体现在穿衣吃饭等人类日常生活中。
在“食货”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司马迁、班固起到了关键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列出《货殖列传》，不仅明确指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7) 而且还特地为范蠡、子贡、卓氏、程郑等“通财鬻货”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东汉时代的班固在继承司马迁史学意识的基础上，借用《尚书》“八政”中最主要的前两政，从而构建了“食货”一词。他在《汉书·食货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他认为神农氏时，教民种田，组织市场贸易，使百姓食足货通。从此，“食货”观念得以初步确立。由于“食货”是人的原欲，搞不好就会走向恶性膨胀，所以，历代统治者大都采取一系列制度来加以疏导和规约。班固率先在《汉书》中专列《食货志》，来宣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18)。这种史学精神得到历代著史者的沿承和发扬。据《隋书》卷二十四《志》19《食货》载，魏征曾说过这样的话：“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货财以富之。”(19) 以后各朝之史的《食货志》均按照“食”、“货”两分的模版分别记述了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市籴、会计等食货活动、食货制度，且列举更细。如《宋史》、《明史》之《食货志》有二十余种子目，为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总体看来，各部史书的《食货志》既搜辑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又积聚着富有中国特色的“食货”文化。当然，除了正史之外，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其他典籍也格外关注“食货”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杜佑《通典》在将典制分门别类时，将“食货”列为“八典”之首（其他“七典”是科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特别突出了经济生活在社会有机体运转中的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在社会结构的诸因素之中，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不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社会文化的各种熏染，并习得一定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食货”文化体系。在物欲诉求中，人们除了形成了各种饮食文化外，还形成了一系列货殖规律、货殖制度、货殖风俗、货殖礼仪等文化价值规范。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中，物欲诉求与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相伴而行，它不单单是孤立的商品交易现象，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项活动的整体。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我们曾经提出过“商业文化”、“商人文化”等概念。然而，尽管商人是经济生活的主要承载者、商业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发生领域，但经济生活却不只发生在商人身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如果把建立在经济生活基础上的文化称为“商业文化”或“商人文化”，显然有失偏狭。因而，这里不再以职业性质或行业领域来定义这种人类生存方式中的各种文化规范，而是遣用古老的“货”或者“财货”这一蕴含相当丰富的词汇来为其命名。就辞源来看，“财货”一词，或曰“货财”，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出现，如《道德经》五十三章：“财货有余，是谓盗夸。”《荀子·儒效》：“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韩非子·五蠹》：“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后来，该词仍被人们多含义地征用。如欧阳修《朋党论》说：“小人之朋，所好者利禄，所领者财货。”这里用“财货”一词概指一切经济生活现象，既包括“货殖”层面的经济行为，也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实体，以及充当支付手段的金银等货币。
总之，由于历代以“食货”为主的社会物欲世态与文学叙事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性，因此，我们自然可以从现实社会物欲活动的结构模式来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形态。当然，小说文本的叙事形态绝对不是对社会物欲世态的原样复制，更不可能成为所谓的“等时现实主义”，而要经过压缩、捶扁、拉长、揉捏等多重工序加工。当然，无论怎么加工，小说叙事形态都会依照生活逻辑和现实因果关系，即万变不离其宗。
三、物欲叙事的“食货”形态及其研究意义
大致说来，现实社会物欲世态对文学文本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物欲世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文学有机体之外制约文学活动，并进而经作家之手，以某种方式再现于文学有机体内部；另一方面，物欲世态直接渗透到文学有机体内部，以参与叙事的方式成为某种结构形态及叙述模式。也就是说，物欲世态不仅为小说叙事提供了背景性的依据，而且还为小说叙事提供了结构性的形态。
在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与经济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始终对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各种专著大都把注意力投放到“现象”与“形象”上，即要么梳理文学内部所反映的某一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现象，要么分析经济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商人的形象。如，在研究某一时代的某些社会经济现象在文学中的反映方面，陈大康的《明代商贾与世风》采取设置专题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横向”性地专论有明一代的社会状况；邱绍雄的《中国商贾小说史》立足于探讨中国商贾小说是如何“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杨国明的《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将晚清小说中反映的商业的转型、近代工业化进程、近代金融的演变、海关制度的演变等社会经济转型的内容与晚清历史史实进行了一一比对。陈书录的《儒商及文化与文学》考察儒士与商贾心灵的契合处，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探微索隐，取精用宏，致力于儒商精神及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从深层次上发掘古代文学演变的动因，探究了其历史价值（真）、道德价值（善）、美学价值（美）、经济价值（利）。侯会《食货金瓶梅》把《金瓶梅》视为“一部晚明社会的‘食货志’”，以及人们了解封建社会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生动读本，继续从社会经济现象着眼来审视这部小说。这些研究的探索精神与独特视角，以及翔实而严谨的文史比照方法都值得充分肯定。在分析经济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商人形象方面，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着眼于勾勒“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关注的是不同时代的商人在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中的投影，其以明清两代作为重点进行了“全史”式“纵向”论述。其中，作者关于中国商贾小说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意经验，以及这些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儒商互补，理欲并重”特色等问题的探讨，也颇为系统细致。
当然，以往运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经济生活描写的镜像意义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以及人云亦云的现象。如有的小说研究者还在把小说关于明清时代人物“物欲”的表达当作供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人情淡薄、人性丑陋的反面教材，而把小说家所表现的经济活动用来印证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某种定论。况且，“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史学命题本身至今仍然存疑。关于这种研究的遗憾，我们不妨引用美籍学者韦勒克、沃伦的一段话来加以阐说：
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当作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20)。
社会生活中的物欲世态，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与文学展开平等对话；而进入文本内部的物欲叙述则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手段或情节工具。不过，以往的研究，说到底，主要是“以小说证史”，用小说来说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经济现象，大多侧重于探讨文学表现了那些经济现象或经济活动的“题材”，这种探讨是不够的，也是表面化的。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应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理论方法，从经济视角切入，尚不失为一种新的路数。这有利于突破我们已有的印象式的、道德化的社会批评的局限。
自古以来，以“食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生活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依据，是传统社会“齐家治国”的重要基础，而且还是维系血缘、地缘、业缘等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食”、“好货”、“好色”、“好勇”通常被视为人类固有的四种生存向度，它们基本上是被置于同一个文化平台加以审视的。这里姑且称之为“四好”，以对应于后来由此延伸出的酒色财气“四贪”。众所周知，儒家经典经常将“食色”并提，正面肯定其客观存在性。相传周代谋士箕子曾向周武王建言关于治理天下政治经济的八项原则，是为“八政”。《尚书·洪范》记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在提到的这八项政务或八类政官中，“食”、“货”被列为前两位，足见其地位之举足轻重。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将“色”、“货”拉扯到一起进行相提并论。《尚书·仲虺之诰》记载：“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这里将“声色”与“货利”并称，因而形成了“声色货利”这一固定成语。《孟子·告子上》载告子之言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亦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外，货、勇也经常被人们视为与“食”、“色”平行互动的两道原欲。而《孟子·梁惠王下》记录齐宣王在孟子面前坦白承认“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等毛病，孟子通过辨析认为，这“三好”是人情之常，关键是要做到“与民同之”，而不是独自贪图，这就明确地将“四好”中的“三好”置于同一平台作了探讨。后来，人们在充分肯定“食色，性也”的时候，“货”被搁置起来。到了明代，在物质追求成风的社会背景下，李贽等人重新把“好货”、“好色”等人的普遍欲望等而视之，充分肯定了“财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曾经指出：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21)。
在李贽看来，好色、好货以及多积金宝、多买田宅等一切治生、产业等事，正是普通百姓日用之实实在在的“迩言”，是极鄙俗、极浅近的街谈巷议，是普通人固有的原始欲望。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指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者，皆谓之欲。”(22) 王氏所谓的四大欲望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性欲、利欲、权欲、成就欲。可见，“利欲”是人情之常，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性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意见，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指出：
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23)。
可见，在关于人的“物欲”认识上，中外学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把“好食”、“好货”、“贪财”、“图利”等“物欲”视为人的一种本欲。
在中国，身为下里巴人的传统小说最堪充当以“食货”为主体的“欲望化叙述”的载体(24)。其中，围绕各种“货”事派生出的种种人间纠葛也成为这些小说故事的最好素材。根据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物欲”叙述不仅是内容层面的社会生活的投影，而且还是形式层面的一种叙事结构要素，对文本的生成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在普洛普等人叙事功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与功能之间富有逻辑关系的“叙事序列”问题。他指出：“任何叙事作品相等于一段包含着一个具有人类趣味又有情节统一性的时间序列的话语。没有序列，就没有叙事。”布雷蒙进而指出：“叙事作品的事件可以按照以下序列发展，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要得到的改善……，可以预见的恶化。”(25) 可以说，除了人们非常关注的“好色”、“好勇”（包括“斗气”）之外，“好食”、“好货”、“贪财”、“图利”这一人们参与其他社会生活的原动力和前提，也向来被视为人类共同的本欲，因而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叙述的一大动力。对此，我们统称之为“物欲叙述”。我们将小说所表现的经济生活看作一种叙事现象，并能够总结出一系列不同时代小说文本能够共享的叙事范式。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改善”与“恶化”两种基本叙事序列的具体图景。
在人类的多元欲望之中，中国古今小说除了把“好色”、“贪色”作为“欲望化叙述”的重心外，还常常特别关注“好货”、“贪财”，形成别立门户的“物欲”叙述范式。作为文学回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物欲”叙述的主要价值理应体现在形式层面上。从叙述学的功能意识着眼，将这种“物欲”叙述还原为一种文学叙述现象，来探讨其对文本生成的结构功能和实践意义，是我们开展创新研究应当肩负起的使命。
概而言之，在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物欲化”叙事的研究中，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运用社会学的眼光去辨析这些叙事印证了哪一段历史或反映了哪类人的思想风貌，而应当注意发掘其文本意义。从形态学以及叙事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物欲”叙述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在于其多功能的结构性。这种世俗化叙述不仅颇为有效地展现了世俗百态，为塑造褒贬分明的众生相提供了镜鉴，而且还形成了一套运用“食货”意象接榫小说故事的结构经验。
［收稿日期］2007－08－15
注释：
① 这里所谓的“形态”主要采自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观念。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大师弗·雅·普罗普曾指出：“‘形态学’一词意味着关于形式的学说。”（见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可以说，从物欲叙事切入的关于小说研究是一种侧重于形式，尤其是结构方式的研究。
②③ （美）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著，石磊译：《经济学的花言巧语》，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22、28页。
④ 杨玉成：《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⑤ （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见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北海：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96页。
⑥ （法）A·J·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8－290页。
⑦ （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页。
⑧ 王腊宝：《从结构到交换——评伊恩·里德的后殖民叙事交换理论》，《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⑨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06页。
⑩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45－446页。
(11) 刘逸生：《真假三国纵横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2) （法）哥德曼著，吴岳添译：《论小说的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13)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4) （汉）刘熙：《释名》，见《丛书集成初编》一一五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7页。
(15) 《冯梦龙全集》六《古今谭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16)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页。
(17)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1页。
(18)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7页。
(19) 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3页。
(20)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04页。
(21)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页。
(2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见《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761页。
(23)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页。
(24) “欲望化叙述”本是当代学者陈晓明针对当代小说创作的色情化倾向提出的概念。不过，所谓“欲望”，应当不仅限于性欲，还包括“好食”、“好货”等内容，因而“物欲叙述”是“欲望化叙述”的一脉。
(25) （法）克洛德·布雷蒙著，张寅德译：《叙述可能之逻辑》，见《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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