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
近二十年《中国语文》发表文字学研究文章综述
吴昌昊①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
摘 要 :对近二十年《中国语文》所发表的关于文字学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类归纳法。首先根据研究角度将文章分门别类、加以归纳;其次根据历年来的研究情况,总结出近二十年文字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和研究材料更加丰富;最后对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加以展望,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促进学术创新。
关键词 :《中国语文》 ;文字学 ;考释
《中国语文》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里权威性最强的期刊,它始创于1952 年7 月,主要刊登语言应用、语言理论、方言及词汇研究、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中国语文》作为中文核心刊物,体现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对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对近二十年《中国语文》的文字研究成果做了统计、梳理和分类。在1998 年到2018 年(截止到2018 年第5 期)这二十年间,有关文字学研究的文章共有73 篇,主要包括疑难俗字的考释、字词考释和单个字的考释,其次还有一些工具书以及汉字的发展研究。
一、分类
(一) 疑难俗字的考释
疑难俗字的考释在搜集的文章中所占数量较多,也是文字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材料来自石刻文字和传世文献。
1. 石刻文字
石刻文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该时期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俗字大量盛行,所以很多学者以这一时期的俗字为研究对象,进行考释研究。此时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选取一句或一段带有该字的话,把字放到具体的语境中来考释,先列举出字书中对该字的解释或前人对该字的考证成果,之后作者根据搜集的资料,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是对前人考证结果的肯定,有的则提出了新的解释。以梁春胜《魏晋南北朝石刻俗字考释》为例,文章从毛远明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选取了几句话,分别对8 个俗字进行考释,其中一个字是“音”,文中选择的是魏元道隆墓志里的一句话“属明皇短祚,乾纲中柿,音阳始义,王途尚俎。”《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照录原形,但作者认为“音”是“晋”的俗讹字,主要依据是孝明帝死后,尔朱荣以替孝明帝复仇为名,于晋阳起兵,所谓“晋阳始义”[1] 。证明“音”是“晋”的俗讹字。
随着居民对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和居民的休闲问题.公园绿地不仅同时具备了游憩、生态、景观、防灾等多种功能[1-2],而且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3-5].居民在购房时,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去购买靠近城市绿地的住宅[6].因此,景观房成为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热点[7].城市绿地还可以促进城市旅游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8],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墓志文字属于石刻文字,墓志文字的考释和石刻文字考释的研究思路相同,如赵曜曜《隋代墓志俗字考释举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同类文章还有邱亮、毛远明《六朝石刻俗字考释八则》,邹虎《隋代石刻俗字考释六则》,郭磊《刘家庄北地的两方唐代墓志铭文商榷》,梁春胜《隋唐碑志疑难字考释》等。
传世文献作为考释疑难字的素材,主要表现为字书和韵书。利用字书和韵书考释疑难字的文章通常是从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入手,利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辞书学知识,依据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结合具体文献用例,对疑难字进行考辨。比如杨宝忠《广韵》疑难字考辨,文章对《广韵》中的六个疑难字做了考辨,其中认为“”字是“艜”字俗讹,上声麌韵:“
,长艇船也。”《方言》卷九:“艇长而薄者谓之艜。”其形如帶也,“艜”与“帶”同源。《玉篇·舟部》中对艜的解释是“艜,丁大切。艇船。” “
”字与“艜”字义同。隶变之后,帶、舞二字形体相近,所以从帶之字或变从舞。艜,丁大切;
,文甫切,属于望形生音[2] 。还有两篇同类的文章,如熊加全《利用〈新修玉篇〉考辨疑难字》和杨宝忠《〈集韵〉疑难字考辨》。
2. 传世文献
(二)字词考释
字词考释主要依据出土文献,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成为文字考释的材料。例如王贵元《秦简字词考释四则》,文章对四个字词进行考释,其中对《睡虎地秦墓竹简》里的“侨”字进行考释,认为“侨”字应为“挢”字,其字左旁为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等常见的“扌”旁写法,只是第一横画略粗,第二横画略细,在记录时误释为“亻”[3] 。此外以简帛文献作为材料考证字词的文章还有魏德胜《以秦墓竹简印证〈说文〉说解》和王贵元《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
近年来,利用敦煌出土文献和魏晋南北朝的石刻文字来考释文字的文章逐渐增多,比如龚元华《英藏敦煌写卷俗字字形误释考校举例》,作者在研读英藏敦煌写卷时发现因俗字问题而释录不当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想法,对六个俗字进行详细的考证[11] 。
除了简帛文献外,敦煌文献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如李博《敦煌变文“”字新释》,这篇文章是对蒋宗福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释敦煌变文“
”字》一文的批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否认“
”字是“煨”字的形讹,认为“
”字是“怅”字的形讹。通过字形比较和文献印证,敦煌写本中“忄”旁与“火”旁相似,“长”与“艮”字形相似,在敦煌文献中确实有二者互讹的现象,所以最后得出结论,“
”字因形近讹化为“怅”字[4] 。同类文章还有曾良《敦煌变文字词考》。
(三)单个字的考释
同类文章还有魏励《〈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李宇明《规范汉字和〈规范汉字表〉》、谢自立《〈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一个特点》、张涌泉《对〈新华字典〉“同”的几点质疑》等。
(四)字书及字表
在进行文字考释的研究时,还有一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字书和字表的研究,这类文章在1998 —2006 年之间有很多,近三年来该方面的研究鲜有成果。字书研究以郑贤章《从疑难字看新版〈汉语大字典〉的缺失》为例,《汉语大字典》是我国一部收录最完备、规模最大的字典。作者认为新版《汉语大字典》在疑难字处理上仍然存在问题,并从五个方面——即增字有随意性、对新增的疑难字考释不够、疑难字举证不够、对已有疑难字考释成果不够重视、疑难字的修订新增失误等加以论述,希望对今后《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有所帮助[6] 。
杨剑隔两天给她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条信息,多是问候的话。电话里说的话和短信中的语帮着自己疗伤,尽管自己的职业已经是个医生,可心里的伤也得疗呀。
对字表的研究,主要是给予一些意见,比如周国光《关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两点意见》,文章从字音和部首两方面给出了意见,在字音方面,作者对《字表》中漏列的字音做了补充,对于轻声字,作者认为字的读音在词语中弱化而形成的轻声不应列为字的本音,因而《字表》所列出的“膊、场、点、慌、和、矩”等字的轻声都不应作为这些字的读音。《字表》把这些字的轻声处理为异读是一种不太谨慎的做法;在部首方面,作者指出《字表》里的“部首顺序表”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六画部首里设立了一个“系”部,而201 部中没有这个部首。《字表》把“糸”部错成了“系”部[7] 。
对单个字进行考释的文章最多,这类文章通常都是从文字的形、音、义入手,有的只针对其中两方面对某个字进行考释。例如刘钊《“集”字的形音义》,文章首先对“集”字的古文字字形进行排比分析,揭示出一种以往未被重视的特殊写法——“雧”;其次讨论“集”的上古音,指出“集”有读为幽觉、宵药一类韵部的音;最后分析“集”字早期的三个不同义位,揭示出“集”有降落、栖止、聚集三个本义,结合典籍中的诸多例子,得出早期典籍中“集”字理解为“降落”义最合适[5] 。同类文章还包括曾良《“甩”字的形音义考》、谢国剑《说“樊”及相关诸字》、陈源源《〈何典〉“易”字考》、徐前师《〈说文〉“嵒”字校议》等。
(五)汉字的发展研究
有关汉字的发展研究,近些年来也淡出了学界的视野,这方面内容在笔者搜集到这些文章中的数量是最少的,主要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齐元涛先生的研究,例如齐元涛《汉字发展中的跨结构变化》,文章从历时角度分析汉字字形变化,提出了跨结构变化这一概念,跨结构变化造成了汉字形体的重大变化,表现为构件黏合、构件分离和构建重组,分析了汉字跨结构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对汉字发展的影响[8] 。他在2008 年第一期发表的《重新分析与汉字的发展》一文,其行文思路和2011 年的这篇基本一致。
(六)学者间的商榷
对于文字的考释,不同学者难免会有不同的见解,《中国语文》中有很多学者间相互商榷补充的文章,比如雷缙碚《再谈甲骨文“阜”字及字符“阜”的四种形体》对2016 年第五期莫伯峰《从字体类型看甲骨文“阜”字及字符“阜”的四种形体》一文中甲骨文字符“阜1 ”与“阜2 ”的互补分布应从字体类型角度考虑,不认同“阜1 ”与“阜2 ”存在构字功能的不同这一观点进行细致分析,发现莫文论证的前提是不成立的[9] 。而莫文又是对雷缙碚、喻遂生在2015 年第三期《甲骨文“阜”字及字符“阜”的两个来源》一文中的观点提出质疑,尽管质疑并不甚准确,但学术界仍需要这些讨论,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促进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为研究中的某一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奠定基础。同类文章还有杨成虎《〈本草纲目〉“”字音义商兑》、张玉金《也谈甲骨文中的“何”和“此”》、华珍《也说“
”字》等。
二、研究特点
(一)研究范围更加广泛
2)碎石桩。碎石桩也是地基处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下,碎石桩不会单独使用,多是与其他处理方法联合使用,该方法不但可以使地基土体的密度大大提高,还可以提高地基基础的稳定性。
从搜集到的文章来看,在近二十年《中国语文》的文字学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尽管文字考释类的文章占多数,但还有工具书、汉字的发展等其他方面,比如字源研究,以于淼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异体字源流考》为例,文章分析了帛书《六十四卦》中所涉及的异体字字形,并对异体字进行了源流上的考证。考证结果是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文字,尤其是楚系文字和楚系版本《周易》用字习惯的影响,其底本很可能是带有楚系风格的篆隶抄本[10] 。此外,有关汉字结构的研究在今年兴起,比如王贵元《汉字部首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开拓了文字学研究的新思路。
(二) 研究材料更加丰富
在无人机测绘技术实施中,本研究采用Canon 5D MarkII(佳能EOS 5D Mark II全画幅单反相机)和固定翼无人机(YC-GY04型)进行无人航摄,获取DOM数据,步骤如下。
2006 年以前对字书的研究多数是利用现代字书,姚小平在2015 年第2 期发表的《明末〈葡汉词典〉的汉字》一文中,利用《葡汉词典》考察近代汉字的流变,看到今天通行的许多简化字,在明末时已具有其形,有些甚至显示出取代的趋向[12] 。研究材料的丰富化,促进了文字学研究全面化发展。
2)灌水。①萌芽前。葡萄春季根系生长、萌芽、抽梢、芽外分化及开花需要大量水分,是重要的需水临界期。应在萌芽前结合施肥灌1次水。②幼果膨大期。幼果黄豆大时,处于细胞分裂盛期,再加上新梢迅速生长和大量发新根,是需肥需水关键期,应结合施肥灌1次水。③转色至成熟期。根据土壤墒情适量膜下补水。④秋施肥后。秋施肥后灌水有利于肥料吸收、新根生长和营养积累。
三、不足与展望
(一)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角度应该更加多元化,周有光先生在2002 年第5 期发表过《关于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文中作者阐述了它对比较文字学的看法,并且在结尾处希望后人可以继续研究。但是截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关于比较文字学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有待更新,近年来对于疑难俗字或是词语的考释,都是从文字的形、音、义入手或是利用典籍和语境进行考释,缺乏新的研究方法。
(二)展望
比较文字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希望学术界可以把它发展壮大,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角度。对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结合新科技手段对其做适当的创新,比如将字符录入到专门开发的计算机字库,加以梳理、分类、统计,便于我们借助数字化手段和大数据技术对其进行研究,也有利于研究材料和成果的持久保存。另外,专业性期刊可以多增加一些学者间就某一个问题互相商榷的文章,这样可以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从而把问题分析得更加清晰透彻。最后,希望《中国语文》能够一直严把发表文章的质量关,从而为学术界提供优秀的学术成果,为语言文字研究者提供活跃的交流平台,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文章。
建设单位作为投资主体,在组织招投标活动中,采取一系列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有些明招暗定虚假招标,给参与投标活动的单位带来极大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总之,《中国语文》关于文字学研究板块刊发的文章,代表了国内文字学前沿研究的方向,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研究成果,为文字学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学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文字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屡有创新,但创新的幅度与时代的前进步伐不相一致,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希望我国文字学研究永葆生机与活力,也希望学界内继续保持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不断拓展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更希望期刊编者能够加强审核力度,大力奖掖后进,为文字学研究选拔和培养一批新时代的新学者,借以提高《中国语文》的专业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从而推陈出新、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
[1 ]梁春胜. 魏晋南北朝石刻俗字考释[J]. 中国语文,2013 (4 ):381.
[2 ]杨宝忠. 广韵疑难字考辨[J]. 中国语文,2008 (6 ):563.
[3 ]王贵元. 秦简字词考释四则[J]. 中国语文,2001 (4 ):378.
[4 ]李博. 敦煌变文“”字新释[J]. 中国语文,2018 (4 ):479.
[5 ]刘钊. “集”字的形音义[J]. 中国语文,2018 (1 ):106.
[6 ]郑贤章. 从疑难字看新版《汉语大字典》的缺失[J]. 中国语文,2013 (5 ):467.
[7 ]周国光. 关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两点意见[J]. 中国语文,2002 (3 ):269.
[8 ]齐元涛. 汉字发展中的跨结构变化[J]. 中国语文,2011 (2 ):181.
[9 ]雷缙碚. 再谈甲骨文“阜”字及字符“阜”的四种形体[J]. 中国语文,2017 (5 ):613.
[10 ]于淼.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异体字源流考[J]. 中国语文,2017 (5 ):607.
[11 ]龚元华. 英藏敦煌写卷俗字字形误释考校举例[J]. 中国语文,2014 (5 ):443.
[12 ]姚小平. 明末《葡汉词典》的汉字[J]. 中国语文,2015 (2 ):187.
Papers on Philology Published in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Recent Two Decades
WU Chang- 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
Abstract : The papers on philology published in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recent two decades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scope was wider and the materials were richer. Some shortages on the study are also discussed.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are proposed.
Key words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philology;textual exegesis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9)03-0086-04
DOI :10.14168 /j.issn.1672-8572.2019.03.14
①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简介 :吴昌昊(1996 —),男,辽宁锦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汉语。
(责任编辑 :王 芳)
标签:《中国语文》论文; 文字学论文; 考释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