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哪里割断，仍需从那里再接起来——评杨家志同志的“复归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仍需论文,再接论文,同志论文,历史论文,从哪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对杨家志先后在本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复归说”作了介评，认为这一学说最重要的价值是论证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深刻一致，这对于形成一个“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作者还对杨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
一、改革形势与“复归说”的提出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有18年了，18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健康发展，有待改革进一步深入。
改革如何深入？路在何方？早期，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既表明当前的改革是前无古人，外无借鉴，必须小心谨慎，站稳脚跟才能前进；也表明了改革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道路。因此也就很难统一人们的思想，达到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境地，使改革遇到的不少困难、不少阻力。如何才能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搞改革呢？杨家志同志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载1994年第5 期）、《“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1995年第2期）、 《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四大转折》（1995年第5期）、《“复归说”与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1996年第1期）。4 篇文章自成体系，前后呼应，主题鲜明，表达了作者一个基本观点，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是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复归，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复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应将邓小平的理论同毛泽东的理论统一起来，作为我们深入改革的“大一统”的指导思想。以上这一组文章及其所阐发的思想，作者统称之为“复归说”。“复归说”中的某些基本观点和论据也曾见之于一些学术刊物，有些问题还争论得很激烈。但现在通读这一组文章，作者思路的开阔，立论的新颖，构思的巧妙，行文的流畅，仍然令人耳目一新。不失为既有学术研究价值，又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论作。
二、“复归说”的基本内容及评说
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150年中，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无不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最终目的，无疑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并不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只有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个阶级的、纯粹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90%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共产党人的目的呢？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地回答。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民主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 “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要建立中华民族共和国，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则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原因”。“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总之“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之，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在稍后几年所作《论联合政府》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又作了补充和完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5〕这是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框架，毛泽东认为建立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仅是中国革命必由之路，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6〕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否定了自己精心构思并告诫全党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而转向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1953年6 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及“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7〕从此中国就开始积极地向私有制发动进攻， 以“互助合作”及“公私合营”等方式，仅用了三年时间，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苏联式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经济、政治也开始走上曲折坎坷的道路，时间长达20年。应当说，这个时期我国经济还是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当时党风端正、民风淳朴、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等级不严，再加上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充满希望，全党全民都有一种思想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生产关系和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使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纯粹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表现出它的优越性，而且没有能够摆脱贫困，成了“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8〕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拉大了。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出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开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批判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确认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分配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允许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流通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资源的配置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并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设置经济特区，引进外国资本（包括港台及侨资）等等。实施了这一整体改革措施以后，中国当前的经济面貌就恰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因此，“复归说”提出“人们的认识表现为向50年代初级以前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复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基本属性上明显地表现为对毛泽东在40年代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复归。
作者为什么不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初级阶段同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而用“复归”二字表达呢？作者说：“是想为中国出现的这场改革，寻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系”，就是树立一个“样板”。实际上，作者更深层次的想法是：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标志着毛泽东已经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关闭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而去搞“苏联式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路走错了，还得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历史在哪里切断了，一定还要在哪里再接起来。”因此邓小平不是简单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遗产，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选择的是50年代初期前，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有“复归”之说。
“复归说”如能成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完全统一起来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历史已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和战友，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作出过贡献。毛泽东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和错误，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程度不同地、或多或少地存在过。邓小平同志自己就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9〕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错误发现较早并受到毛泽东的打击，因此对毛泽东思想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既能批判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中错误的部份，也能继承和发挥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科学的部份。对当前他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他认为“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东西”。198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中就强调：“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样事情。”〔10〕由此可见，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思想。
有了“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这个“大一统”思想，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就有了明确方向，中国改革和建设的方程式就有了解决的方案。“复归说”提出当前中国方程式的解有五点：首先这个“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就是我们必须继续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任务，经过全党30年的奋斗已经完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使我国真正成为“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后再向社会主义推进，则不是10年或15年所能完成的。现在看来可能需要一个世纪，从现在算起还需要50年。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核心问题是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看来也不能逾越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当然有个“度”，即“不操纵国计民生”）。这个观点“复归说”没有明确提出，但其思想是显然可见的。这个观点如果能够成立，种种思想疑虑就会消失，“现阶段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其次，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如何明智选择，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如果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及其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只能是商品交换关系，社会资源的配置必然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第三，如果坚持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同多种经济成份相应的就要多个阶级，就具备了“国共合作”乃致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而且，“新民主主义性质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11〕这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政治基础。第四，至于“一国两制”，“抗日战争中，一边有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一边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国两制局面”。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是作为地方政府。现在则需要换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央政府，台湾政权是地方政府。此外，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其政权也属于地方政府。台、港、澳地区可以继续搞他们的资本主义，大陆搞新民主主义，内部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台港澳的资本家对一国两制也不会再心存疑虑了。最后一解是对外关系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明了“当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问题时，也会携起手来”。现在人类也面临着“必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自己和后代解决生存条件”，也“要学会用理智代替感情，学会沟通，学会妥协，携手预防人类共同灾难，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以上“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复归说”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可以说都是党和政府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方针政策。但是，确立一个“毛泽东—邓小平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就为这些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条解方程的正确思路。
三、对毛泽东思想转折的分析及评说
“复归说”认为，“建国以后直到晚年，毛泽东经济思想发生了四次大的转折和跳跃”。文章用较多的篇幅，“从经济的与政治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国际的与国内的，哲学的与心理的多维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转折的表现及原因，透视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脉络”。这是“复归说”最精彩最有创见的一部份。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出现了许多转折，已成历史事实。至于转折发生的时间和内容是否就是“复归说”所指出的，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是它所指出四次转折都是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通过对这些转折的分析，揭示了建国后毛泽东否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而急于向“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他夸大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逐渐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直到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把它纠正过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复归说”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合作化？机械化？还是商品化的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的作用与意义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既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也不能逾越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怎样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索。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评说，这里只想就两个问题谈谈笔者的读后感。
第一，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否定了他自己提出并经他反复论证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复归说”作者提出了他所能想到的五个原因，但是作者却未能指明毛泽东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搞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毛泽东曾热情洋溢地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2〕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理想，共产党人不异前仆后继，赴汤蹈火，血洒疆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似乎存在着这么一种规律性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通晓社会发展规律，深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作为革命领袖，他们总是鼓舞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斗争，总是希望革命的理想尽早实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明确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是“在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强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但是，1870年当巴黎工人在极其困难、极端缺乏物质条件下举行起义组成“巴黎公社”时，马克思却热情为公社而欢呼和给以巨大的支持和声援，并声称“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14〕1920年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认为在10—20年内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准备再用5年时间过渡到共产主义。 对于这种企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的急性病，薄一波同志认为“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代代相传的‘接力棒’”。〔15〕实际上这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应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也不可全盘否定。如果一律斥之为空想社会主义，那就只剩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一条道了。没有共产党人及无产阶级的奋斗，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了。
第二个问题是共产党如何对待小农的两极分化问题。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复归说”剖析毛泽东的想法是，通过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分配无地少地的农民是必需的，“但不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农业合作社方可以避免农民两极分化和再一次失去土地，使中国历史走出土地改革——中农化——社会安定兴旺——土地集中农民失去土地——社会动乱——旧王朝覆灭——再一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中农化——再一次……的周而复始的怪圈”，“毛泽东一直坚信，以农业生产合作化为基础的农民集体劳动组织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孕育出新的生产力”，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同富裕，所以毛泽东“在自己一生中坚持不懈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复归说”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剖析，应该说符合实际。但是，如何评价这种思想呢？“复归说”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土改“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办法”，“农业合作化是再一次合伙平产式的平均主义”，“‘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也是不切实际的”。“复归说”主张：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只不过是通过市场运动中的价值规律对农村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现代化必由之路”，“小农经济每日每刻确实在不断产生着富裕中农、富农，产生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小农经济的分化现象……在‘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分化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为这是“摆脱贫困的举动，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象征”。
的确，鼓励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可以使少数人富起来，但绝大多数人就会贫困，就会丧失他们赖以生存的那小块土地。作者想到了“如果社会无力让这些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又会造成农业生产中新的浪费”，对雇主来说是“浪费了劳动力”，而对数以亿计的既丧失了土地又不能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来说都断绝了生路。当时共产党人也没有能力和资金转移成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农民不愿做饥寒交迫的奴隶，势必起来造反，推翻共产党，改朝换代。这还是没有走出毛泽东所耽心的那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失败了。或者共产党人应当等到小农经济彻底分化，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绝大多数农民已变成了无产者，也就是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设计的经济模式，整个社会只剩下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阶级时，再来搞革命。这时既不存在小农经济，也就没有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还存在小农经济呢？还得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别无选择。毛泽东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问题上，的确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能根据这一特例就认定“合作化”本身就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如果“合作化”本身就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世界上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了。
责任编辑注：《“复归说”与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一文见本专题1996年第3期89～104页。
注释：
〔1〕〔2〕〔3〕〔4〕〔5〕〔6〕〔11〕〔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66、668、667、678、679、1433、675、1059、1084～1085、 1059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9〕〔1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0、26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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