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洛夫和他的《文明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即将发生文明冲突这一概念以来，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问题便一直为世界各地的人们争论不休。我们说，亨廷顿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部巨著，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研究冷战结束和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或范式。但是，亨廷顿在书中阐述的许多观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引起不同看法。由此产生的广泛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束的迹象。赞扬者有之，批驳者有之，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是：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剧变，世界多元文明处于融合和对话之中，还是处于碰撞和冲突之中？这种新现实反映出冷战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各种文明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将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人类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历史上世界政治第一次产生了以文明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建立文明理论概念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只能“对话”而不能“对抗”？为什么当代世界将有可能按照文明原则进行重组？
下面我们向读者推介的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的《文明的对话》① 这部新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回答上述问题，并带给读者一些思考和启迪。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文明的对话》重新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开拓视野，消除迷惑，对世界文明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希望读者认识到西方文明面临严峻选择，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会共存，互补兼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更多的是关注世界政治秩序，而对世界上现存文明的分析较为简单，不太深入。另外，在语言方面，较多地使用了一些哲学用语，不够通俗。还有，他预言将逐步建成全球化的大文明也是有争议的。书中重复现象亦常有出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史，需要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学者，特别是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学者来研究、补充、诠释各自的文明。同时，关于“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这种命题本身也存在异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有幸读到《文明的对话》一书，会使我们感慨良多，饱尝一顿文化大餐，也是一种享受。因此，本书无论对从事文化和文明问题研究，还是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些问题也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值得推荐的“文明”力作
在众多参加辩论者中，利洛夫教授② 和他撰写的《文明的对话》一书值得称道。该书作者谦称他生活在一个小国，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它既不是文明的“核心”，也不属于文明的“次要国家”。但他以一个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敏锐和勇气加入到了这个讨论中。他在一系列讨论文章中提出，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世界性的，所以对所有国家至关重要。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出与亨廷顿相抗衡的观点：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对话将主导世界和世界新秩序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后来，他又指出：“我的思想，或者可以更清晰地表述为：21世纪的世界将经历由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渡，而地缘政治格局将经历从两极经由单极到多极的过渡。”
2004年，保加利亚“扎哈里·斯托扬诺夫”出版社和索非亚“圣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利洛夫教授的《文明的对话——世界和保加利亚的过渡》一书。该书长达800多页，其主要观点和内容有：各种文明的对话是信息时代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格局变化的结果；单极还是多极世界——这是今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21世纪头一二十年将是上述两个并行不悖的地缘政治进行较量的时期；这期间，我们将是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世界秩序过渡的见证人；未来将建立具有多极世界秩序特征的多元文明世界；在将来的历史上，世界政治的地缘文化将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信息时代的新地缘文化，等等。
这是一部具有鲜明观点和深刻哲理的著作。作者还在书中对原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及其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就当前国际形势格局变化、多极世界和多元文明提出了独到见解，并着重就社会的进步发展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还是需要进行“文明的对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还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分析中肯，议论精辟，独具创建。
2005年12月，利洛夫教授再次访华时，赠予我们《文明的对话》，并欣然同意我们翻译出版该书。随后得知，此书一问世便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受到好评，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于是作者在2006年对原书进行了补充修订，并将一卷本改编为三卷本，起名《信息时代》：第一卷《文明》、第二卷《世界和保加利亚的过渡》、第三卷《信息社会》。下面我们向读者推介的这部新作就是根据第一和第二卷选译而成的。
利洛夫还在新版书中论述了文明的结构、起源、历史发展、职能、周期和在当代的作用，文化与文明、文明与战争，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性和特性、相互作用和在信息时代它们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等问题。
建立文明理论概念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长期以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研究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课题之一。所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利洛夫教授自然表述了他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他认为，历史上“文明”概念大约产生在18世纪，形成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歌德、席勒等对文明的研究大大加强，而20世纪对文明的研究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首先，他提出了建立文明理论概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他说，现在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经验来区分文化与文明。他们在阐明文化与文明的本质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们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把文化与文明和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文明是人类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所作出的符合理智、宗教、习俗和美德的标准又具有一定目的的活动。有了这种总的概念，我们便可以把文明与文化同相关的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区分开来。
他在谈到文明概论时，认为文明包括整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有互换性。传统上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在理解上只有细微的差别：“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而“文明”是指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但是，除德国学者外，一般认为文化和文明没有区别。文明体系建立在语言、神话和宗教、科学、艺术文化、媒体、道德价值、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社会和社会关系、人们的行为等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之上。
于是，利洛夫教授最后给“文明”作了如下的定义：文明是由一个或多个社会和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这些社会和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并组成了多元文明的历史和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体系。
这里，利洛夫教授向我们提出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准问题。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准是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由单极或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人们特别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进步与成就，认为这就是评价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但是，人们很少注意文化和文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在全世界的发展，很少重视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成就和新变化。这样，人们就严重地忽视了现代文明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世界历史不是别的，正是各种文明的历史。不研究各个时期的文明，就不可能弄清楚历史。”
利洛夫教授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总会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文明本身正是通过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不同时空的起伏得到发展。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成就和价值观不断发展，由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的过程。一种社会形态的进步，标志着一种新的符合现实需要的文明在前进，说明这种文明所代表的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演变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文明不能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不能与时俱进，那文明就会停滞甚至衰落。这就是人们常讲的“变则兴，不变则亡”的道理。
文明之间需要对话
从这种认识出发，各种文明要生存下去只有进行对话——文明的对话。今天当我们从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时候，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范式不是冲突，而是对话。当今世界上主要有8个有生命力的文明，它们是：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世界上的文化或文明存在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不能成为冲突或对抗的根源或借口。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或不足，只有通过相互借鉴和学习，开展对话和交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才会共同发展，才能保持文明发展的活力，才能实现和谐，避免文明出现停滞，甚至走向衰败和消亡。
今天，不同的文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状态，或者说它们对世界发展史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它们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是同样有价值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长期文化嬗变的结果。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认为它比别的文明更珍贵，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把自己的文明强加于人。任何惟一的文明模式或万能的文明模式都是不存在的。当代是多极世界秩序和多元文明相互交错、积极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要融汇到世界文明之中，但又要保留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又要吸取别国文明在物质和精神领域中取得的最高最新成就。每一种文明不是简单地参与世界多元文明进程，而是要为这一共同的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正是这些特点和价值参与创造了全球文明。
利洛夫特别声明，他的任务不是对“冲突”一书进行全面的批判分析，而是借助亨廷顿的观点来思考多元文明世界和多极世界政治，并提出自己的基本看法，即文明将在新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他强调指出，从近期和中期来看，世界各地的文明既有对话也有冲突。但从长期来看，不是冲突，而是互动，不是碰撞，而是对话，不是地缘文化中的敌意和排斥，而是地缘文化中的兼容和相互影响将决定新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简言之，文明的差异性乃至冲突将不会消失，但未来通过强权和战争解决冲突的方式将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新地缘文化。
当今多元文明结构包括七八个独立的主要文明，它们是当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有现实意义的和强大的实体。来自同一文明的国家尽管大部分没有结成军事联盟，但它们的文化和宗教相同，政治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也较高。最明显的例子是伊斯兰文明。但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文明。文明因素就是指在多极世界起基本作用的那些因素，文明的核心则是指那些构成多极世界的核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如果不考虑到文明因素的作用，将不能顺利推行其外交政策。如果认为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天生敌视其他文明、尤其是敌视欧洲基督教文明，那肯定是错误的。今天发达的西方和不发达的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状态，甚至相互敌视，其原因不完全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而主要是相关文明的特征所致。伊斯兰文明国家正积极参与公正解决世界问题，伊斯兰的声音将越来越响亮。而巴尔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巴尔干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互相影响，使巴尔干成了文明对话的区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和其他文明世世代代以来就在巴尔干处于共处状态。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主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种族之间的冲突。巴尔干国家在不同文明的对话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巴尔干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多元文明的世界将有怎样的体制？多极世界秩序将怎样发挥作用？聪明的回答是：这将由人们，也就是由现有国家和文明来决定。也许将保留现行的一些原则、范式和制度，也许将有一些过渡性的规定，也许将产生一些全新的原则、范式和制度。这里存在多种选择。有人把世界秩序视为“大棋局”（布热津斯基），有人把世界秩序视为“世界政府”（汤因比），还有人把世界秩序视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本书作者强调，后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建立人类的新地缘文化。
利洛夫教授的结论是：“文明的对话”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指：其一，它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其二，它是指“文明的对话”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基本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意味着和平解决问题和争端，意味着防止并在将来制止战争。面对新的世界现实，对话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条明智的道路。文明对话的思想还彰显了多元文明世界的政治特点。
今天，在建立世界强大的反恐联盟方面，不同的文明已不是障碍。世界上没有极端主义的文明，只有极端主义以及以极端主义为基础的恐怖主义。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把整个文明都宣布为恐怖主义，那是荒谬的，也是不文明的。
三个重要结论
作者在书中集中分析了新时代及其发展趋势。他预言，由两极经由单极向多极和多元文明的世界秩序过渡，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地缘政治变化的显著特点。这种过渡将在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结束。一方面，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全球化加速，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竞争时代。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或文明的影响在减弱，而其他文化或文明的实力在增强。这充分反映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十大趋势上，正是它们决定了未来的世界格局和文明的发展。因此，作者得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重要结论是：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几代人将亲历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将结束人类历史的工业时代，并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信息时代。这个信息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可用十大趋势来表述，它们是：（1）从工业技术过渡到后工业技术；（2）全球化，即从一国经济过渡到全球经济；（3）保留和发展文化的、宗教的、文明的、种族的和民族的世界多样性；（4）民族国家的作用减弱，而超越民族的（跨国的）机构的作用增强；（5）资本社会衰退，知识社会产生；（6）从人类活动的生态无政府状态过渡到普遍采用强制性措施；（7）向世界上的贫困现象发起全面进攻，使之在21世纪消除贫困；（8）从两极世界秩序经由单极过渡到多极多元文明的世界秩序；（9）当代世界发展的精神、道德和价值缺失将逐步被信息时代的精神、道德、价值标准取代；（10）人的智力、生理和心理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异常变化以及可能的奇特变化。
世界性过渡将是一个充满质变、激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历史时期。但21世纪的开头却使我们感到深深的失望——战争连绵、武力不断、理想缺失、贫穷加剧、世界不公。当然，世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不再是从前的欧洲，欧洲联盟正在成为统一的国家组织。整个亚洲正在复兴。俄罗斯克服混乱状态，正在前进。伊斯兰世界已经觉醒。巴西和拉丁美洲正在展望新的时代。
第二个重要结论是：信息时代的世界性过渡将引发向当代地缘政治新范式的过渡，这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的范式。世界性过渡还将形成新的地缘文化。新范式、新文化的变革已经开始，但这个历史过程尚未结束，也不可能很快结束，新文化的变革尤其如此。因此，有必要建立政治和地缘政治思维的新范式以及国家之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冷战结束、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以后，两极世界秩序崩溃了。雅尔塔体系已成为历史，华沙条约不复存在，经互会不复存在，不结盟运动也不复存在。两极世界的一极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极。同时，在形成多元文明世界的过程中，以及在个别文明内部，世界上中小国家占有什么地位和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重要结论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相互发展和影响将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成全球化的超大文明。当利洛夫教授展望人类文明的未来时，他大胆地预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建立全球化的超大文明。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这种全球化的超大文明既不是由各种文明组成的大杂烩，也不会和不可能代替世界上现有的各种文明。全人类的文明或者全球化的文明这个概念同“欧洲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概念没有矛盾，也不会发生混淆。这种全球化的超大文明将是人类生活目的和生活价值的大综合。我们可以概括它是“地球新文明”。
所以，利洛夫教授认为，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任何一个当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因此，当代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征进行文明的大组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文明将担负世界政治的主要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因为文明替代了冷战时期的联盟；第二，因为它们覆盖全球，代表全人类，也就是说，保证了世界体系的均衡；第三，因为所有文明是当代世界最大和最紧密的聚合体。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利洛夫教授在书中还以一定的篇幅，全面介绍和分析了中国改革与现代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作者还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灿烂的文明十分重视，并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在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强国。古代世界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诞生在中国，并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老子和孔子这些古代哲学家至今还在影响全世界。中国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神话传说、古典文学和诗词、建筑和中医享誉全球，是世界文化和艺术的珍贵财富，并跻身于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前列。当代中国成功地把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和今天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五千年文明融入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即继承了历史的遗产，这是中国持久发展的最可靠保证。显然，中华文明一如既往，是多元文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奇迹”绝非偶然。“伟大中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的现实。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但跟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密不可分。中华文明的乳汁哺育着中国，并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源泉。中国社会主义是古代文明遗产和新时代现实的结晶。中国社会主义文明有深厚根基，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文明财富取之不尽。尽管中国文化吸收了许多别国的东西，但其核心依然不变，是自己的，属于“中国的”精华。中国人从来不把他们的文明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人向他们兜售文明。他们始终坚持中国自己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前进，不会重复别人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征为：一方面，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决不固步自封，而是面向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守旧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国家。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制定的战略和它的成功实践，已使中国成为正在建立的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中心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正是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榜样和希望。“中国奇迹”继续使拥有十几亿人的中国成为东方的社会主义明珠和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象征！
注释：
① 亚历山大·利洛夫著，马细谱等翻译：《文明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亚·利洛夫系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哲学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保社会党主席。东欧剧变前，他是原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主要从事文化、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论艺术创作的本质》（1979年，已译成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中文）、《想象与创作》（1986年）、《欧洲成功还是失败》（1985年）、《欧洲——对话与合作》（1988年），主编《欧洲现实社会主义为何失败》（2001年）和《中国社会主义》（2002年）等。在保国内外发表文章两百余篇。现任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心的理论刊物《星期一》（双月刊），是党内外公认的改革家和理论家。他多次访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论著在中国早有发表，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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