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的经济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窑论文,宋代论文,话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窑的设置以及官窑作为正式称谓的出现，是从宋代开始的。关于宋代官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有如下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润，为世所珍。后郊坛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在官窑设置之前，定窑和汝窑，先后奉命为宫廷烧瓷。此外，《宋史》卷四百八十、《元丰九域志》卷三等史料中还可见到北宋时越州、耀州等地土贡瓷器的记载。北宋初期，宋廷设有“瓷器库”。“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纹数月目等科罪。”（注：《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七。）库中瓷器，有些是常贡品，如越窑瓷器，有些可能是地方官为买好朝廷主动送纳的，更多的怕还是宋廷以诏敕形式直接向地方宣索。宋代的贡窑，大都是当时著名的民间窑场，它们除生产贡瓷外，主要产品还是民用商品瓷，而且贡瓷与民用瓷均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注：这里所说的宋代贡窑，还包括清凉寺汝窑和钧台窑。笔者对如今流行的所谓此二窑均为官窑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说汝窑：“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显然，汝瓷的属性还是商品。
官窑设置的时间，文献记载是在北宋末政和年间。宫廷为何要“自置窑烧造”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徽宗皇帝追求奢华，显示尊贵吗？从官窑传世器来看，其种类大体可分为日用器、陈设器和祭器，其中以日用器为主。还如汝窑，传世器中，多数也是日用器，如碗、盘、碟、盏托、盆、奁等。这就说明，宫廷用瓷多为日用器；宫廷设置官窑，也主要是生产这类产品，以满足宫廷日益增长的需求。瓷器属耐用消费品，若无大量需求，仅是为了显示豪华尊贵和高雅趣味，宫廷恐怕是不会自置窑场的。宋代在服饰、宅室、交通工具和器用等方面，虽都有严格限制，“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注：《宋史》卷153，《舆服志》。），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等级制的某些规定不断被僭越。真宗时，“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乙巳。）。前面已提到，汝窑被宫廷拣退者，可以出卖。瓷器库的拣退品，由“行人估价出卖”（注：《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七。），亦是如此。可见，瓷器的官、民界限，在宋代社会生活中可能并不像我们臆想的那么森严。
宋廷对手工业的依赖性是很大的，这可从两方面看出：其一，宋代官营手工业高度发达。宋代官营手工业是隶属政府的各式手工作坊、场务等，主要生产宫廷、军队以及各级官府所需物品。宋廷设有工部，而直接的管理则由政府另设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职掌，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管理的手工作坊。此外还有直属于内廷的造船务、内酒务、后苑造作所、后苑烧朱所等。最大的手工业部门是土木营造和军事制造，而主要服务于宫廷消费以及宫廷对外活动的生产部门，如少府监下属的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和文绣院等，亦具相当规模。文思院掌管的多是金银犀玉等工巧之物制作，以供皇家舆辇、册宝、法物等器服之用，此外还有绣作、缂丝作、裁缝作、藤作、丝鞋作等等，作坊多达三四十个。绫锦院汇集各地织工，太宗端拱元年（988）时有兵匠1034 人（注：《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真宗咸平年间（998 ）“有锦绮机四百余”（注：《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八。）。建于徽宗崇宁四年（1105）的文绣院，招收刺绣工300人， 并选诸路善绣匠人为工师（注：《宋会要·职官》二九六八。）。庞大的官营手工业构成一个较完备的生产体系，通过它们，宋廷基本可满足其生活消费及部分军事所需。其二，宗戚、官僚以及宫中嫔妃、宫女、宦官等人数日益膨胀。北宋初期，宗室人数甚少，不过数百人而已，至北宋末，增长数十倍。靖康之祸，尽管大批宗室沦为金朝的阶下囚，而逃到南方的宗室人数仍不少。据宁宗嘉定三年（1213）统计，当时，吏部“四选”官员“名籍”共38864员，而宗室补官者达3923员，另加“宗女夫”308员，共计4231员（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虽然宋廷对宗室有种种禁约，但其加官进爵者，政治地位及经济收入往往高于一般官僚。对此，司马光有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宋朝官员的人数，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也愈来愈多，真宗时有官1万余员，仁宗皇祐年间，增为2万余员，至北宋末达4万1千余员，而且还未将高层的文臣武将包括在内（注：参见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官户》，《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到南宋时，尽管辖地丧失五分之二，官员冗滥之弊却沿而未改。宋代官员的收入，除俸禄外，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中高级官员的收入相当丰厚，使其完全居于养尊处优的地位。如此庞大的宗亲官僚阶层，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之大，是不难想见的。就瓷器而言，如果再加上陈设、祭祀和礼送等用瓷，所需就更为惊人。这正是宋代官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两件带“蔡”字铭的汝窑瓷器，对此有学者推测到：“刻‘蔡’字铭文的是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恐怕有两种可能：一为蔡京，徽宗时京位极人臣，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能性较大；一为蔡京之子蔡縧，縧为驸马，徽宗七次至其府第，赐予珍宝无数，其中必有珍贵的汝窑瓷器在内。”（注：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五节，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此种推测是否可靠，似无关紧要，这两件汝瓷至少可证实，那些奉命烧造的高档瓷器，除为宫廷占有外，还为官僚巨室、权幸之家所享用。
至此，前面讨论中所隐含的一个问题就不能再回避，即宋廷为何要舍弃汝窑？据陈万里先生的考证，汝窑奉命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大概介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5年（1106）约20 年之间（注：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这个时间仅比官窑的出现略早一点。既然汝窑工艺精良（《坦斋笔衡》谈汝窑有“汝窑为魁”的评价），那么弃此而另立新窑，这作何解释呢？汴京官窑窑址迄今尚无发现，传世品中所谓汴京官窑瓷器也就无法从窑址上取证。古代文献中虽谈到汴京官窑，但惜乎不详。于是有学者开始怀疑它的存在，认为文献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所谓官窑，实指汝窑；“京师”是指朝廷而非汴京。汴京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如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所用燃料等；宫廷曾先命汝州烧造贡瓷，而后自置官窑烧造，即所谓的官汝窑（注：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问题似乎不这么简单。《坦斋笔衡》中那段记载，文义贯通，条理、概念清楚，京师分明是指置窑地汴京无疑。此书作者叶寘系南宋前期人，他的记载当是可信的。关于汴京不具备建窑烧瓷自然条件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汴京一带素有烧窑传统，官营手工业中的东、西窑务，即是专门烧造砖瓦等建筑材料的生产机构。景德4年，东、西窑务曾一度停废， 而置务于河阴（今河南荥阳北），大中祥符二年，因修玉清昭应宫，复置东窑务于陈留（今开封东南），同时在京城西复置西窑务。窑场中有瓦匠、砖匠、装窑匠、火色匠、青作匠、合药匠等不同分工。在京窑务岁用柴60万束，“与石炭（煤）兼用”，其煤炭是从河北的怀州（州治在今河南沁阳）九鼎渡、武德镇收市，然后用船运到京城（注：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五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官办的广备指挥所下属生产机构中，亦有砖作、瓦作、青窑作等。成书于宋仁宗年间（1044）的《武经总要》中，提到一种火器“霹雳火毬”。它是“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毬”，即把铁钱形的薄瓷片与火药相拌，在干竹周围团和成球，然后外傅纸麻、杂药，燃烧时能产生高温，使球内的干竹爆炸裂开，发出霹雳般响声，其预制杀伤破片便是球内所装的薄瓷片（注：参见《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薄瓷片的烧制很可能就与“青窑作”有关。在窑务具有相当基础和规模的京城一带，通过从邻近的京西、河北等地调运制瓷原料、差雇窑工而烧造瓷器，并不是一件难事。今天某些陶瓷产地因本地原料告缺或本来就不产原料，依靠从外地购运，依然能够生存和发展。至于汴京官窑的窑址不明、产品特征不详等问题，也都能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汴京遗址已被深埋于黄河泥沙之下，官窑窑址发现的可能性自然很小；宋室南逃，船运物资全部被金兵掠走，官窑产品多已散失。另者，据文献推测，汴京官窑晚于汝窑，烧造时间比汝窑更短，因而出品大概不会很多，既然汝瓷在南宋时已“近尤难得”，那么汴京官窑传世器想必也极罕。这大概就是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一个主要原因。总之，汴京官窑问题并不简单，不可轻易否定它的存在。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庞大的贵族阶层追攀与无度的北宋末年，宫廷自置窑烧瓷，是不足为怪的。而舍弃汝窑的问题，或许也可从经济方面寻得答案。
大致从唐代中期以来，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这就是独立手工业发达起来了，如制瓷、冶炼、造船、绫绢织纴刺绣等等，都已出现专业化的作坊，它们与农业相分离，摆脱了家庭副业的从属地位。入宋以后，独立手工业更是得到飞快发展。独立手工业纯属商品生产，它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劳动力，不能用经济的强制手段去取得，而只能通过市场来解决。在当时的社会中，勋戚贵胄和达官贵宦，没有市场也能一样奢侈地生活，而那些地位卑微的民间工匠却离不开市场，不进行交换便无法度日。当然，由于独立手工业对国家仍有封建依附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种种剥削和压迫。但也要看到商品经济对封建集权的制约作用。实际上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唐宋，统治者对独立手工业已不能完全予取予求。独立手工业是国家的重要税源，因此也受到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史料中有关这方面的实例不少，如自宋真宗大中祥符9年（1016）起， 朝廷发内藏库钱高价收购京东绸绢：“时青、齐间绢直八百，绸六百，官给绢直一千，绸八百，民极以为便。自是绸绢之直日增，后数岁遂皆倍于昔时。”（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官府的这种优待，目的还是为了培育税源，增加收入。在国计民生中，制瓷虽算不上举足轻重的行业，但其产品为日常生活所必需，因此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特别是唐宋时，“钱荒”严重，铜材料短缺，国家屡禁民间用铜制作生活用器，故制瓷业得到鼓励，很快繁荣起来。北宋两京周围，瓷业最为发达；地处京师腹地的今河南省中部一带，更是瓷窑密集。密县窑、登封窑、禹县窑、鲁山窑、宝丰窑和临汝窑等，形成一个规模惊人的瓷区。在宝丰清凉寺与鲁山段店之间，瓷窑连绵数十里，故当地至今还流传有“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万（贯）”的民谚。瓷器生产和交易也是政府的税源之一。山西介休窑址附近的源神庙内有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碑，碑文谈及此地瓷业之盛，碑阴题名者有“瓷窑税务任韬、前瓷窑税务武忠”（注：《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据方志记载，五代末期，定窑所在地已有政府派出的瓷务税使（注：《重修曲阳县志》卷6， 《山川古绩考》，光绪三十年刊本。）。宋元丰5年（1082）， 官府在饶州景德镇设“瓷务博易务”（注：《宋史》卷186，《食货志》。）， 这个机构也可能兼收商税，《岭外代答》中就有钦州城博易官征税的记载（注：《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查阅南宋蒋祈《陶记》有关税收的记载，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税收达十余种之多。“官籍十尺，以第其税”，“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税金征收于烧窑之前，窑炉越长，税金越多。这一税制导致景德镇传统的龙窑不断缩短，以减少因烧窑失败所带来的损失。（注：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三章第七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宋代财政收入常计以贯、担、匹、两，夏秋两税绝大部分以粮食布帛等实物折纳，并非纳钱。对于一般窑场而言，瓷器赋税也很可能多以实物折纳。所谓土贡，实际上就是一种赋税形式，贡品本质上是一种实物税。唐宋时政府所需的民间手工业品，常以“和买”取得。《宋史》卷175 《食货志》称：“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下其数供足。”折科是将税钱物折变成绸、绢等交纳；和市（和买）是由官府拿出现钱直接向民间购买。官营手工业所用原料也由过去强令地方进贡而改为向民间和买了。
既然贡瓷也带有某些商品性质，那么它就要在赋税和交换中实现一定的价值。汝窑精细规整，“内有玛瑙为釉”，工艺考究；其天青釉色的烧成，是一个技术复杂的过程，须选取优质原料配釉并控制好每个烧成阶段的温度、气氛以及冷却过程的变化（注：朱文立等：《古代汝官瓷的仿制技术》，《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从明清以来景德镇和河南等地的仿烧情况看，汝窑釉色最难仿，比仿定、耀、钧等窑的难度大得多。清凉寺汝窑遗址发现后，笔者曾两次前去考察。遗址上各类青绿釉（豆青）、白釉、黑釉和三彩等瓷器破片随处可见，只有天青釉标本极难觅得，而且它可能被发现的范围很小。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三次对汝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天青釉瓷发现也较少，大量出土的还是各类民用瓷（注：《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90年第4期；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这一切似足以表明，汝窑天青釉产品由于工艺复杂，产量可能不高。南宋绍熙年间的《清波杂志》即说汝瓷“近尤难得”，其成书距陈万里先生考证的汝窑烧造时间不过百年左右。大概正是由于汝窑烧造难度大，产量小，故难以满足宫廷大量需求；或者还由于它生产成本高，价值不菲，宫廷也不愿大批购进。在徽宗即位后，由于奢侈浪费，财政上立即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一年的全部财赋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这样，徽宗在京师官营手工业中设置瓷窑，召募可能包括汝窑工匠在内的民工，役使厢军兵士，为宫廷烧制瓷器，以弥补汝窑等贡瓷的不足，也就不难理解了。笔者推测，官窑设置之后，汝窑一时并未被完全取代，而是在大量生产民用瓷的同时，继续烧造一部分贡瓷。正像定窑“失宠”后，并未完全停止进贡一样。
在封建社会中，官营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常常是互为消长的。官营手工业是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之一，其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均来自官府的贡赋，产品直接进入贵族的消费过程，不投入市场，因而它与市场很少关系，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宋代官营手工业在用工上有个特点，就是大量役使士兵。官营手工业的工匠来源复杂，大致分为军匠、征发匠和招募匠三类，此外还有部分罪犯充役。宋代实行募兵制，军队靠赋税养活。禁军供战守，厢军供杂役。厢军的俸给极低，基本上只有极少的口粮而无俸给，惟给酱菜钱和食盐而已（注：《宋史》卷194，《兵制·廪禄之制》。）。而凡役作、工徒、营缮等，均由厢军承担，厢军实际上是被雇佣的廉价劳动力。在技术性的专门作坊中，他们一般从事辅助性的劳动。瓷器生产，工序较繁。《天工开物》在谈到明代景德镇制瓷情况时说：“共计一杯之工，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在辅助性劳作中，诸如粉碎和淘洗瓷土、搬运坯件、运送燃料、装窑出窑等，是相当繁重的。南宋修内司，领有雄武兵士千余人，掌管皇城内宫省垣宇的修缮。有学者推测，修内司官窑之所以要设到修内司营中，是为了让雄武营兵士提供力役。基于同样的原因，更代而起的郊坛下官窑，可能仍是设于雄武营中（注：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 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由此也可推知北宋汴京官窑的情况。对于颇费工力的瓷器生产而言，官窑这种半军事化组织与管理的窑场，在工效与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应大于民窑。这恐怕是宫廷设置官窑的最深层原因。官窑生产虽是非商品性的，但它的产品可能在一定消费层面上挤占民窑的市场，所以官窑的产生，也可视为官营经济向民间经济“夺利”的表现。
标签：宋朝论文; 汝窑论文; 手工业论文; 官窑瓷器论文; 官窑论文; 唐代瓷器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宋史论文; 瓷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