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畲族史的几个关键问题——刘克庄《漳州谕畲》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畲族论文,漳州论文,几个论文,宋代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4-0008-06
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在畲族史尤其是宋代畲族史研究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凡治畲族史的学者，无例外地要加以引用和剖析。但对于《漳州谕畲》一文的解读，却歧义纷呈，且各家引用时往往“各取所需”，只是摘引，罕有顾及全文者。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漳州谕畲》作一新的透视，并与相关史料参证，借以索解宋代畲族史的几个关键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该文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兹将全文移录于下：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①、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壬戌(即理宗景定三年，1262)腊也，前牧恩泽侯有以激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摄郡，寇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卒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剿捕，仅得二捷。寇暂退，然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事闻朝家，调守，而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膺妙选。诏下，或曰：侯擢科甲有雅望，宰岩邑有去思，责之排难解纷，可乎？侯慨然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则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悛，当调大军，尽鉏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又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然欤。侯参佐褒畲事巅末二，锓梓示余。昔汉武帝患盗贼群起，命御史大夫衣绣持斧以威之，曾不少戢。龚遂一郡守尔，既至郡，前日之盗皆解刀剑而持钩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践其言。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侯语余曰：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呜呼！反本之论，固余之所服欤！侯素廉俭，山前调度，需如猬毛起。专以苦节，不至乏绝。自奉如穷书生，吏议事、宾客清谈，不过文字，饮数行，未尝卜夜。时例卷多削去。其清苦有李公韶、徐公复二牧之风。昔张奂为安定都尉，羌帅有感恩遗奂马及金者。奂□② 其物，威化盛行。史谓羌性贪而贵吏清。呜呼！清白之吏，固畲之所贵欤！侯功成而无德色，惟为佐僚属士友论功于朝，曰：不赏后无以使人。顷余亡友虚斋赵公为漳，民免丁钱。余尝大书于石。今卓侯夷难之功不下虚斋，乃夲谕蜀之义，作谕畲记，使漳人刻石，与前碑角立。侯名德庆，字善夫，莆阳人[1]。
这篇文章传达的历史信息是多方面的，下面结合对文中一些事件的疏证，略谈对宋代畲族史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
一、“畲”族称号的起始与宋代畲民的分布
这篇文章作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之后，以往很多研究者认为以“畲”作为今日畲族的族称始见于此文，即南宋末年才出现畲族的名称③。其实，以“畲”作为后世畲族的族称应该上溯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传世文献中，以“畲”或其同音异体字来指称具有烧山种畲、不断迁徙特征的特殊族群，在刘克庄《漳州谕畲》之前至少还有三处。
其一，南岳玄泰禅师居衡山时，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滋甚，乃作《畲山谣》曰：
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2]
此诗描述的“畲山儿”，以斫山烧畲为生，具有今年斫了一坡，明年又斫另一坡的不断转徙特点，在北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中，他们被称为“山民莫瑶辈”[3]，所有特征都与畲民相符，可以认作是文献中以“畲”来指称这群山地民族的最早史例。玄泰禅师的生卒年不祥，但据《五灯会元》，他“与贯休、齐己为友”，贯休、齐己都是唐末五代时人，则他也应是唐末五代时人，《宋高僧传》称他为“唐南岳七宝台寺玄泰”，也肯定了他在唐末已在南岳为僧。因此，以“畲”作一个耕山烧畲、不断迁徙的特殊族群的族称应始于唐末或五代。不过，当时这个族群还处在孕育为畲族的过程中，虽有人称之为畲山儿，更多的人还是称之为莫瑶。
其二，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条，记载当地的稜禾是“山客輋”所种。“輋”是“畲”的异体字，“山客”是畲民的自称，“輋”是广东汉人对畲民的称呼，“山客輋”把畲民的自称和他称结合起来，显然，这条记载应是文献上以“輋”(“畲”)作为畲族族称的正式记载。而《舆地纪胜》成书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至少比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早35年。
其三，《宋史》卷419《许应龙传》载：“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这是许应龙任潮州知州时的事。在潮州方言中，“畲”、“斜”同音，“山斜”即“山畲”。“山畲”是“峒獠”，又具有不输赋税的特点，指的显然是畲民。许应龙出任潮州知州在理宗绍定五年至端平元年之间(1232-1234)④，则潮人以“山斜(畲)”作为畲民的专称约略与梅州的“山客輋”同时，最迟不晚于端平元年，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畲》早了30年左右。
由以上梅州、潮州的材料，结合刘克庄《漳州谕畲》提供的信息，对于宋代畲族的基本分布范围，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刘克庄说，“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意思是，西畲只局限在当时龙溪县的范围内，所以还可以说是龙溪人。南畲名义上隶属于漳浦，但是当时漳浦县的范围很大，元明以后分出的南靖、平和、诏安、云霄、东山等县，都基本上在宋代漳浦县的版图内，其西部邻接潮州、梅州，西北部则邻接汀州并经由汀州与赣州相通。潮、梅、汀、赣的“奸人”，就是那些敢于反抗官府的不驯服之民，包括“梗化”的汉人和畲民，都聚集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区，这一区域即所谓“南畲”的活动范围，因其往来三省交界区域的特殊情势，故“南畲”实际上包含了潮、梅、汀、赣之畲，不得称为漳浦人了。宋代潮、梅的畲民，已由上引材料证实，宋代汀、赣之畲民，虽然迄今尚未见到直接的史料，但刘克庄此文一则说“汀、赣贼入畲者”，一则说“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都说明有不少汉人进入畲区，被视为畲寇。尤其“汀、赣贼入畲者”一语，“汀、赣贼”可以就在本地“入畲”，未必一定要到漳州来“入畲”，因此，这可以间接说明当时汀、赣之有畲民。
另外，嘉定二年(1209)郴州“黑风峒寇”李元励起事，主要转战在江西的吉州、赣州和南安军以及汀州，所以有的文献称之为“江闽寇”[4]或“江西峒寇”。“峒寇”之称，说明这批造反者中畲民占了相当的比例[5]；绍定二年晏头陀领导“盐寇”在宁化起事，纵横汀、剑、邵武、赣、吉、建昌等州军，当时文献称之为“蛮獠窃发”，这拨蛮獠也应有较多的畲民成分，其活动地域主要在汀、赣；绍定间陈三枪起事，出没江、闽、广间，“盗钟全相挺为乱”，官兵剿捕，主要战场一度在江西境内，从钟全的姓氏来看，钟全所部主要是畲民，江西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区域[6]；南宋末，文天祥在一篇文章中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刼，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7]。洪天骥于咸淳五年至七年(1269-1271)任潮州知州，文中提到的盐寇、輋民往来于潮、漳、汀之间，“累政不能讨”，是说前几任的知州无法解决盐寇、輋民“群聚剽刼”的问题。凡此，都是宋代汀、赣有畲民分布的佐证。
综上所述，畲族至迟在南宋中叶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文化特征的民族，且已以“畲”(或斜、輋)作为族称。当时畲族广泛分布于湘、赣、闽、粤之交的广袤山区，而漳、汀、潮、梅、赣五州毗邻区域则是当时畲族的基本住地。
二、畲族的族源
《漳州谕畲》对于厘清畲族族源问题，也提供了极为具体而珍贵的资料。
刘克庄说：漳州“壤接溪峒”，“省民、山越，往往错居”，所谓“省民”，是宋代对编户百姓的通称，以其籍隶中书省，故有是称。朱熹《琼州知乐亭记》曰：“化外人闻风感慕，至有愿得供田税比省民者。”[8] 楼钥《夔路运判陈谦湖北提刑》曰：“蛮猺披猖，省民惊扰”[9]。真德秀《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曰：“郴桂诸峒，虽名傜人，实与省民错处。”[10] 他们分别把海南、四川、湖南、广西的化外人、“蛮猺”、傜人与省民对举，说明当时各地都有“省民”的称呼，省民是编户百姓，而且一般是汉人。
“山越”则是对居住深山的闽越后裔的称呼。两晋南朝，山越遍布于东南各省。孙吴政权为了增加兵徭赋税来源，屡次发兵征山越，把山越从山区赶到平原，“强者为兵，赢者补户”[11]，使山越渐渐融入汉人之中，以致隋唐以后，文献中很少再见到山越的记载。但在深山化外仍有山越后裔。刘克庄此文在指出漳州“壤接溪峒”之后，紧接着说“省民、山越往往错居”，显然是把“溪峒种类”皆视为“山越”，也就是把“溪峒种类”都归为百越族后裔了。
刘克庄又说，“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
，在漳者曰畲”。意思说漳州的溪峒种类称为畲民，那么，按照他的认知，畲民无疑应属于百越后裔。但其实溪峒种类的来源和族类很复杂，在刘克庄这篇文章中，就涉及畲民的另外两种来源。
其一，“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文中“盘护”就是一般文献所说的“盘瓠”，“自称盘护孙”就是以盘瓠为祖宗，即以盘瓠为图腾，具有包括祖图、祖杖和始祖传说等一系列内容的盘瓠信仰。从“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的情况，可知盘瓠信仰或盘瓠图腾崇拜作为畲族最根本的文化特征，这时已经突现出来，并成为畲民自我识别及汉人识别畲族的重要标志。这些畲民是刘克庄所谓“溪峒种类”中“曰蛮”、“曰猺”的部分，是从湘鄂交界五溪地区南迁入闽粤的武陵蛮。刘克庄不懂得盘瓠传说在这部分畲民中世代口耳相传的情况，武断地认为这些内容只记载在范晔《后汉书》中，只有饱读书史的“华人”才知道，不识字的畲民是“受教于华人”。这反映了刘克庄的误解与偏见，却无法改变一部分畲民具有盘瓠信仰的事实，换言之，也就是无法改变具有盘瓠的武陵蛮是畲民来源之一的事实。
其二，“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说明在宋代所谓畲民中，包含了“知书及土人陷畲者”成分，前文说到的“汀、赣贼入畲者”，也是“知书及土人陷畲者”这一种。
这里先要说说“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的正字和句读问题。在今传世的四库全书本《漳州谕畲》一文中，“入畲”的“入”字刻作“人”字，所以过去有人把此句断为“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⑤，意指畲民把“短兵接战”的技术教给汀赣贼人，这就把关系搞混了。按前文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就是说畲民只会用毒弩作战，并不懂“短兵接战”之法，怎么可能是“畲者”把“短兵接战”之法教给“汀、赣贼人”呢？再说，从语法角度来说，“汀、赣贼”是宋代文献常见的提法，意思明白，多一“人”字，反而累赘；用“畲者”指代畲族、畲民，意思也很含混，且只此一见，别无他证。凡此，都说明把此句断为“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是错误的；其“人”字盖“入”字之误，应断作“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
按封建时代，凡是敢于揭竿而起反抗官府的百姓都被诬称为“贼”、“寇”，“汀、赣贼”指造反的汀州和赣州百姓。当时逼迫汀、赣百姓造反的主要原因是官府的榷盐弊政，汀、赣各县分别被摊派食用福盐、漳盐和虔盐，大多靠陆运，路途遥远，肩挑艰难，弊端丛生，质劣价昂，汀赣百姓不得不组织起来到广东走私潮盐，因而与官府冲突，被诬称为贼。对此，正史也无法讳言，宋史有一段记载说：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不呈无赖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12]
“汀、赣贼”与畲族，特别是南畲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彼此壤地相接，利益相通，联合斗争，互相支持。“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说的是有一部分“汀、赣贼”受到官府追捕后退入畲民居住的山中，把“短兵接战”的军事技术教给畲民。当然，“汀、赣贼入畲者”与畲民的交流是双向的，他们把先进军事技术传授给畲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从畲民那里学习种种适应山区的生产和生活知识、技能(如学种稜禾等)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样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日久就结出互相融合的硕果，这些入畲的“汀、赣贼”，以及其他“知书及土人陷畲者”，也就成了畲民的一部分。以闽西为例，《元一统志》卷八《汀州路风俗形胜》记述了宋代以来汀州畲民的情况，文曰：
汀之为郡，……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窍，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13]
可知汀州成千上万“号为畲民”者，“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量江西、广东的游民逃到汀州大山中，与畲民相结合，日久被畲化，语言习俗都变了，他们也就称为畲民了。反过来，漳、汀的游民逃到潮、梅或赣南畲区，渐染成习，也一样成为畲民。宋元之际，黄华畲军、许夫人畲军、陈吊眼畲军，数量动辄数万乃至十几万，其实都包含着很大比例的入畲汉人。
总之，《漳州谕畲》提示我们，畲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宋元文献的大量史例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畲族的汉化进程
从《漳州谕畲》，我们还看到宋廷对于畲民政策的变化，以及畲汉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首先让我们看看宋廷畲族政策的变化。以往朝廷对于畲族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听任“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其背景，一来畲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低，生产方式原始，生产力低下，“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基本上没有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二来畲族聚居于赣闽粤交界的大山区，天高皇帝远，南宋以前，国家权力还没有真正深入此地，对于转徙无常“如猱升鼠伏”的畲民管不了，没有把他们纳入编户齐民的范围。
到了南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唐代就已开始的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过程，至此已经完成，况且江山仅存半壁，首都定在杭州，吴会(江苏、浙江)成为国家核心之区，闽粤边鄙地区，过去被视为蛮荒化外之地，现在也成了“近里”，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之多所仰赖，对它的开发经营也就愈加重视。在此情势下，对于畲族，也就一改以往“其来久矣”的听任羁縻政策，要把他们纳入编户范围，榨取赋税徭役，并且维持地方的安靖稳定。《漳州谕畲》所谓“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云云，就是在国家对畲政策改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建政以来湘赣闽粤各地一系列“蛮獠”作乱和畲民反抗官府的事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也正因为如此，朝廷对于上述“蛮獠”作乱和畲民反抗事件，都极为重视，或剿或抚，或剿抚并用，最终的结果都是把乱事压平，把降服者收为编户。即以景定年间发生在漳州的这次畲民“作乱”事件来说，事件的起因是“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一句话，是畲民不堪汉人豪贵与封建官府的剥削压迫，揭竿而起，是官逼民反。畲民反抗的声势很大，他们武装包围了郡城，“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朝廷派大军围剿，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交战，畲民武装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州治“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于是朝廷改变策略，选用儒雅的卓德庆为漳州郡守，采用招抚和高压并举的办法，先解决“西畲”，后收拾“南畲”，结果是二畲接受招谕，酋长们“各籍户口”，“愿为版籍民”。由国家对畲族政策改变导致的一系列畲民变乱，最终以部分畲民纳为编户收场，这既是南宋“国家化”进程深入闽粤边鄙之地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宋代畲、汉互动进程的重要一步。
宋代畲汉互动的内容，除了畲民与国家的关系外，还有畲、汉民间关系一面，其中又包含畲民与汉族下层民众(“汀赣贼”是其典型代表)在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中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以及畲民受汉族上层剥削压迫(如前述“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之类)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代表汉人对畲民态度的两种相反的取向，但其背景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南迁汉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赣闽粤交界区域，必然与原居其地的畲民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复杂的关系，都殊途同归，相反相成，与这一区域“国家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相配合，共同推动了畲族的汉化进程。
纵观上下千年畲族史，我们发现，畲族的汉化进程，可以说始终是与畲族的形成发展史相伴相随的。对这一进程，我们可以作一大致的阶段划分。如果说，宋元之际波澜壮阔的畲汉人民联合抗元斗争，是畲族汉化的快速进行时期；明代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导致大批畲民汉化为客家人与福佬人，是畲族汉化结出硕果时期；那么，南宋中后期湘赣闽粤的大规模畲民抗争运动，可说是畲族汉化的正式启动时期。
注释：
①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蔑称。
②原文此处缺一字，审其文义，应为“却”字，即拒绝、退回的意思。
③如蒋炳钊《畲族史稿》认为：“畲族名称就是这时出现在史书上的”，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69页。徐规等《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认为：“畲族的名称，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其所引证的史料为刘克庄此文与文天祥为洪天骥作的《行状》(《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0页)。
④李裕民、黄挺考定，见所著《两宋潮州知州考》，载潮汕历史问候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编《潮学研究》第4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⑤蒋炳钊《畲族史稿》则断为或“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168页)，意思含混，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