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役论文,佛教论文,元代论文,寺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3)03-0005-11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兴盛，以元朝为最。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这些措施，都有重大的影响。
元朝佛教寺院的赋役负担，前后变化甚多。论者亦有不同意见。①本文作者近年参与元代法律文书《元典章》的整理，略有所得。试以《元典章》和元代法典《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为中心，对有元一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过程作一论述。
一、蒙古前四汗时期的佛寺赋役
元代法典《通制条格》载，世祖中统五年(1264年)正月，中书奏准节该：
已前成吉思皇帝时，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但种田者俱各出纳地税外，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哈罕皇帝圣旨里，也教这般行来。自谷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合无依旧征纳事。[1]178
据此，则成吉思汗时代曾颁发僧、道等各种宗教职业者需交纳地税、商税，但可免除差役的法令。“哈罕皇帝”即窝阔台汗时曾重申。而“谷由皇帝”即贵由汗和蒙哥汗时代则不曾交纳地税、商税，直至忽必烈执政之初。忽必烈批准了上述中书省的这个奏议，“仰中书省照依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体例，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儒人种田者，依例出纳地税(白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买卖者出纳商税)。”[1]718
就在《通制条格》所载上述中统五年正月圣旨前面，还有一道“已丑年十一月”的圣旨条画内一款：
僧道年五十以上者，任便修行，五十以下戒行清高者，並依例试经受戒，许为僧道。……僧人合居佛寺，道士不得居住，不得爭夺；道士合居宫观，僧人亦不得居住爭夺。其余寺观、文宣王、武成王等庙尊像、庙貌、舍宇，並禁拆毁。已上如有违犯者，並断按荅奚罪戾。除僧人、道士之外，其余诈冒出家之人，仰一概依例应当科差。其僧道种田、作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並行免放。[1]717
关于此条“已丑年”，《通制条格》校注者方龄贵先生说：“通蒙元一朝有三已丑岁……查《大元通制》颁行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则至正九年之己丑可以排除。又太宗元年遑论灭宋，且未取金，似不能发布此全国性之政令，谅当为至元十七年佛、道大冲突以后之事，非至元二十六年之已丑莫属。日译本并持此说，可从。”日本学者植松正作《元代条画考》，亦采此说。②这个论断是可商榷的。首先，现存《通制条格》残本共653条，其中以干支纪年仅3条。除了“己丑年十一月”外，还有第74条“庚子年”，为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第368条“庚申年四月”，即忽必烈即位之年(1260年)。这两条都颁发在忽必烈正式采用年号以前。其余条目中，有2条以十二生肖纪年(第34条和第136条)。剩下的648条均用皇帝的年号纪年。这说明“已丑年”在中统建元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次，至元十七年(1280年)佛道辩论，忽必烈完全倾向佛教，结果佛胜道败，许多道观变成佛寺。在这样背景下元朝皇帝是不可能頒布佛、道双方互不侵犯圣旨的。根据以上理由，我们认为上述“已丑年”圣旨为窝阔台汗颁发，亦即中统五年正月圣旨中所说“也教这般行来”的“哈罕皇帝圣旨”。事实上，这两件圣旨一脉相承，都明确宣布各种宗教人士种田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豁免杂泛差役。
但是，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各种宗教人士、寺院纳地税商税之说又是可疑的。众所周知的是，全真道领袖邱处机应诏前往中亚觐见时，成吉思汗问“通事(翻译-引者)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圣旨中说：道与诸处官员每，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隐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2]35
“赋税”应包括地税和商税，“差发”泛指各种差役和力役，有时还包括和雇、和买。这是道士、道观享受免税的待遇。就佛教来说，蒙古进入中原后，佛教临济宗僧人中观、海师徒与蒙古军将领有所接触。据记载，成吉思汗有旨：
道与摩花理国王，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少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③
“摩花理国王”即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木华黎，他受命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经营“汉地”，负责对金的战争。木华黎向成吉思汗报告，发现能“告天”的老、少长老，成吉思汗下令：“敎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就是承认老长老中观、少长老海云是“汉地”佛敎的领袖。“达里罕”又作“答刺罕”，都是蒙语darqan的音译，意为自由自在，有此称号者享有“免纳征课”及其他各种特权。⑤从这件诏书看来，成吉思汗显然给予“汉地”僧人和道士一样享有免除赋税的特权。后来元成宗即位时，藏传佛教僧人胆巴说：“昔成吉思皇帝有国之日，疆土未广，尚不征僧道税粮。”可以印证。
“岁在辛卯，合罕皇帝闻师(海云-引者)之名，特遣使臣阿先脱忽怜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⑥“辛卯”是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合罕”即“哈罕”的同名异译。“称心自在行”即上述“达里罕”之意。亦即承认海云及其门徒可以免税。另据记载，“丁酉，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公(耶律楚材-引者)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⑦“丁酉”是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僧道试经，通者许居寺观，正是上述己丑年圣旨中的规定。儒人尚可“复其家”，地位高于儒人的僧、道，定有类似的待遇。僧道可以免役，故有人为僧道以求避役。
可以认为，蒙古前四汗时期，一方面蒙古汗廷曾正式宣告，各种宗教人士种地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但可免当杂泛差役，以示优待。另一方面，大汗又不时赐与各种宗教人士以免税的特权。这种矛盾的现象使宗教人士、各级官员可以各取所需。事实上，在忽必烈采用“汉法”以后，这种矛盾的现象仍不断出现，亦可视为元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众所周知，元代有不少各种宗教寺院的白话圣旨碑传世，其中一般均援引成吉思汗等诸帝的圣旨。大体说来，有二种形式：一种是“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这种比较普遍；另一种是“除地税、商税，不拣什么休当者，告天祈福与者。”⑧两者差别甚大。对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圣旨，亦可各取所需。这是我们在利用碑刻资料时必须注意的。
二、世祖时期的佛寺赋役
《元史·世祖纪》载，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甲戌，“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3]95同书又载，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癸卯，命诸王位下工匠已籍为民者，並征差赋；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並征之；其蒙古、汉军站户所输租减半。”[3]95-96显然，至元元年正月忽必烈颁布的是有关诸色人户赋税的法令，其中包括中统四年十二月关于各种宗教人士纳税的规定。中统五年八月改元至元，至元元年即中统五年，此即前引中统五年正月征收各种宗教人士地税商税的圣旨。
至元四年(1267，兔儿年)八月二十八月山东长清灵岩寺圣旨碑云：“除税粮已外，不拣大小差发休当”；“种田呵，地粮纳者。地粮纳呵，本处城子里纳者。做买卖呵，税钱与者。”⑨便是上述中统五年八月圣旨的落实，可知纳地税商税的规定是得到执行的。在这里还应提及法国学者沙畹在1907年发现的《龙门神禹庙圣旨碑》。此碑发表后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此碑碑阳为至元十二年(1275年)圣旨，碑阴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皇子安西王令旨。碑阴令旨上截八思巴字写蒙古语，下截为汉字白话。碑阴汉字白话云：“地税、商税，什么差发休着者。”即包括地税、商税在内的一切赋役全部豁免。亦邻真教授指出，八思巴字令旨原文意为：“除了地税、商税之外，不负担任何赋役。”汉字白话“全乖原意”。⑩蔡美彪教授认为，“我意此处未必是译文错误，而是道士刻石时有意删去‘除’字或‘外’字，借以规避赋税。原文应是‘除地税商税’或‘地税商税外’。”(11)亦邻真、蔡美彪两位教授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忽必烈即位后相当一段时间都对各种宗教人士、庙宇征收地税、商税，八思巴字令旨内容与忽必烈的法令一致，而汉字令旨显然有意作了纂改。
没有多久，忽必烈就改变了这一规定。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丁亥，“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3]188这是《元史·世祖纪》中的记载，可知此时僧人纳地税的法令已被取消，改为免地税。这一变动的诏旨没有保留下来，但可以从一位少林僧人的碑文中得到证实。释慧庆为少林寺提点，“适聚敛者秉政，释道有赋税之征。丁丑春，复恳帝师闻于世祖，蠲除之，仍降优诏，师之力也。”(12)丁丑正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据元代佛教史籍记载，“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无知无闻宜令例[还]俗。’胆巴师父奏云：‘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怒好?’帝云：‘多人祝寿好。’其事乃止。”(13)阿合麻即阿合马，是忽必烈的宠臣，善于搜括钱财，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前文中“聚敛者”应指阿合麻(马)，他要对僧人征税是合乎情理的事。胆巴是藏传佛敎高僧，得到忽必烈宠信。这条记载可以作为免税的有力证据。前文中所说“帝师”很可能就指胆巴。
《元典章》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
江淮释教总摄所钦奉圣旨节该：
“这的每寺院里，他每底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不揀是谁，没体例休倚气力者。不揀什么他每底，休断拽夺要者。寺院里休断人者。官粮休顿放者。”钦此。[4]1130
江淮释教总摄所是管理江浙佛敎的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对南宋的战争尚在进行中，上述僧人免征地税的法令主要行于北方。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这道圣旨，则明确向南方佛寺宣布，赋予免纳地税(税粮)的权利。
元代佛敎史籍多次表彰忽必烈免除佛寺税粮的举动：“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行蠲免，普令缁侣安心办道。”“帝主领天下颁降圣旨，谕一切僧人不揀甚么差发休当，遵依释迦牟尼佛道子行持。”“臣佐奏：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帝问：民籍若干，府库若干。奏云：不知。上曰：‘辅相治道固宜用心，此乃不理，而急于飡菜馂馅之僧人。’其事乃止。”(14)所谓“一例同民”即同当赋税差役之意，被忽必烈否定。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至二十八年，元朝对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户口调查，核定户籍。同时对各种宗教寺院田土的赋税作出了新的规定：“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3]2359元代镇江的地方志载：“皇元崇尚释氏教，至元庚寅，令民占籍，凡土田之隶于僧者，咸蠲其租入，是庵(镇江报亲庵-引者)之业亦与焉。”[5]393“旧有者免租”是继续原有关于寺院土地免交租税的规定，“续置者输税”则是针对民间纳税的土地流入寺院而发，目的为了防止税粮不致减少。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江浙行省的文书中报告：“有气力的富家每并百姓每等，或见兄弟、孩儿每里头，教一个做了和尚、先生呵，做属和尚、先生每的田地这般不纳税有。又占种着系官田地也不纳租子有。”中书省与“管和尚的官人每答失蛮等商量来”，“依在先纳来的体例里教纳租税，他每别有缘故呵，教说将来者。”忽必烈下旨：“成吉思皇帝圣旨里，但种田呵，便合纳税，不须那般道。若是实呵，依在先体例里便教纳者。”[1]719意思是说，如果报告的情况属实，就要恢复旧有的种田纳税规定。至元三十年五月，忽必烈又颁发圣旨，对各种宗教团体的赋税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中书省官人每奏：“江浙官人每文字里说将来有：‘蛮子田地里，每年军、站的气力，不拣什么用的办济呵，多率是百姓每的税粮里成就有。如今那百姓每系官差发根底躲避着，在前合纳钱粮倒的田土根底，和尚、先生每底寺院里布施与了、卖与了、典与了，更剃了头发做和尚也么道，则它房子里与媳妇、孩儿每一处住的也有。这般使着见识，在前合纳的钱粮，每年渐渐的数目里开除了，不纳的多了也。更系官田土根底占种着，租米不纳的也有。亡宋时分和尚、先生每的寺院里常住田土，他每根底勾有。’”么道，奏来。这言语是实那，是虚?是实呵，各处行省官人每提调者，他的数目取勘者。无媳妇的和尚、先生每的属寺院里常住田土有呵，依着大圣旨体例里，休纳者。有媳妇的和尚、先生每在呵。自今以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揀谁，在前合纳钱粮的田土“买了来、与了来、做布施得了的来”么道，不纳钱粮的，更租佃系官田土不纳租米的人每，依在前纳的体例里纳者。事后出首了不纳的，要罪过者。圣旨俺底。[6]957
这道圣旨前半部分是重复上一年江浙行省的奏章，但内容较多。可知江南百姓托庇佛寺道观逃避赋役现象严重。当时很多百姓将田土布施或卖、典给寺院，这些原来纳税的田土因而在国家的税册上豁除。还有一些百姓家中有人剃发为僧，实际上仍与妻、儿一起生活，也可以僧、道名义免税。有的寺观还占着官田却不纳税。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应收的钱粮不断减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忽必烈要求各行省官人调查核实数目，並规定：(1)沒有妻室的僧道所属寺院的“常住田土”亦即上面所说“宋旧有者”可以免税，有妻室僧道所属寺院的田土则不在其列。(2)寺院购买或接受赠与、布施的“合纳钱粮的田土”必须照例纳税。可以说，这道圣旨对“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作出了具体的界定。
上面论述忽必烈时代佛教寺院田土纳税的前后变化。中统五年的圣旨，明确规定各种宗教人士做买卖要纳商税。元代“做买卖”有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两类。国内贸易交商税，标准是三十税一。海外贸易实行“验货抽分”，细货(高档货物)十抽一，粗货(普通货物)十五抽一。至元三十年中书省上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依买卖百姓体例纳税呵，怎生?”奏呵，奉圣旨：“这言语不曾了来那什么?拟定那般者。”[1]723意即重申过去的规定，各种宗教人士做买卖要纳商税。同年随后颁发的《市舶法则二十三条》中说：
议得：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荅失蛮人口，多是夹帶俗人，过番买卖，影射避免抽分。今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荅失蛮人口等过番兴贩，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依例抽分。如违，以漏舶论罪断没。为此，于至元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奏过事内一件：“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荅失蛮每，但做买卖去呵，依着百姓每的体例里与抽分者。商量来。”奏呵，“这的言语不曾了来那什么?拟定那般者。”圣旨了也。[7]877-878
明确提出各种宗教人士“过番兴贩”要和其他百姓一样抽分。同年六月，中书省官人又奏：
“海荅儿等管课程的说，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哏损着课程多有，执把着圣旨不肯纳税，降御宝圣旨呵，怎生?”奏呵，“与者。在前已了勾当，不是咱每的言语，是成吉思皇帝圣旨有。”么道，圣旨有来。[1]723
这里所说和尚、也里可温做大买卖，显然指海外贸易而言。这些人以圣旨为护身符(皇帝颁发给佛教、基督教寺院的护持诏书中，常有免税的字样)，不肯抽分，大大影响政府的“课程”(赋税)收入。官员们请求皇帝就此事专门颁布御宝圣旨，重申各种宗教人士做买卖经商纳税的政策。忽必烈同意重申“在前已了勾当”，並强调这是成吉思汗规定的，並非他的主张。同年十月初九日又有圣旨：“属寺家的酒店、做买卖的店里出办的课程……尽数都交收拾者。”“不是咱每的言语，是在先已定体例的勾当有。他每根底休与者，无那体例。”[8]868
从以上至元三十年几件圣旨来看，中统五年圣旨颁布后，各种宗教人士、寺院“做买卖”必须纳税的规定并没有认真执行，其主要原因是皇帝不断给他们发放护持诏书。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至元三十年忽必烈不得不接连重申原有的“做买卖”纳税(商税和抽分)的规定。
三、成宗时期的佛寺赋役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四月，其孙铁穆耳嗣位，是为成宗。铁穆耳笃信藏传佛教，即位之初，召见西番僧人胆巴，胆巴请求蠲免僧人租赋。(15)五月十六日，鉄穆耳下旨：
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揀甚么差发休教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揀甚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9]1127
忽必烈的圣旨中一再说，各种宗教人士收地税、商税是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月吉合皇帝)的旨意，而成宗却说成吉思汗、窩阔台汗和忽必烈都有圣旨，各种宗教人士“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两人对前朝皇帝的圣旨作出不同的说明。“差发”泛指赋役，意即免除一切赋役。和忽必烈晚年的圣旨相比，是一大转变。
这道免除一切差发的圣旨，引起了朝廷中争议。一年以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闰四月，中书省、宣政院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荅失蛮等，地粮、商税所办钱物，若不再行明谕，恐在下官府合征纳者妄作免除，不应征纳者却行追收，只致使僧道人等生受，乞降圣旨。”于是成宗为寺院赋役颁发圣旨条画，内容共四条。其中二条是：
西番、汉儿、畏兀儿、云南田地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荅失蛮，拟自元贞元年正月已前应有已未纳税地土尽行除免税石，今后续置或影占地土，依例随地征税。[6]958
江南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荅失蛮田土，除亡宋时旧有常住并节次续奉先皇帝圣旨拨赐常住地土不纳租税外，归附之后诸人捨施或典卖一切影占地亩依旧例征纳税粮，隐匿者严行治罪。[6]958
这次圣旨显然继承了忽必烈晚年确立的原则，即寺院原有常住地土免税，以后新添的则要纳税。但按地区作了划分，对西番(吐蕃地区)、汉儿(北方农业区)、畏兀儿、云南地区，元贞元年正月以前各种宗教寺院占有的田土，不管纳税与否，一律免税。以后添置的土地和影占的地土，都要征税。江南即原南宋地区，各种宗教寺院“亡宋时旧有常住”(即宋亡前已有的田土)和忽必烈赏赐的田土不纳租税，入元以后寺院通过各种方式(诸人施舍、典、买)占有的土地都要纳税。从时间划分来说，对前一类地区各种宗教寺院要比对江南各种宗教寺院更加优待。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度，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上述规定明显表示出对南人的歧视。这件圣旨确立的体例影响很大。按照蒙古纪年习惯，元贞元年(乙未)是羊儿年，故此后各种文书中征引时常称之为羊儿年圣旨。
同年七月，马昔里吉思在镇江等处建立七处也里可温寺院，“玺书护持，仍拨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10]366马昔里吉思向朝廷请求：“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並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意思是七处也里可温寺院拨赐的官田应交国家的地租都归寺院，收买的民田不向国家交税粮。中书省为此上奏：“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元成宗下旨：“是也，那般者。”[1]720-721马薛里吉思的请求和闰四月刚颁布的圣旨显然相违。中书省认为，已有“遍行的圣旨”，如若同意他的请求，别人亦会援例，还是依体例纳粮为好。如有困难，另行处理。元成宗同意。这是贯彻上述羊儿年圣旨所定体例的实例。
但是，很多宗教寺院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免除全部税粮的护持诏书，例如五台山大寿宁寺从大徳元年至大德五年(1301年)先后有皇帝圣旨、皇太后懿旨、帝师法旨，允许该寺“铺马祗应休拿者，仓粮商税休与者。”(16)这种情况很多，以致大德六年十一月，成宗“诏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並输租充役。”[3]443这道圣旨是重申元贞元年的体例。大德八年正月的一件圣旨中说：“今后众和尚与税粮的勾当，省官人每并宣政院官人每奏来的上头，依着羊儿年行来的圣旨体例里行者。”[11]1347不到两年时间两次重申元贞元年(羊儿年)的原则。说明该体例并未得到认真执行。然而同年十一月，“丁卯，复免僧人租。”[3]461这次免租无疑是指包括旧有常住和续置田土在内的全部田土，应是又一次反复。
关于做买卖纳税问题，亦有变化。上述元贞元年闰四月圣旨条画的第三条是：“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荅失蛮买卖不须纳税，却不得将合纳税之人等物货，妄作已物夹带影蔽。违者取问是实，犯人断罪，物货没官。其店肆塌房，客旅停塌物货依例销报纳税。”据此，则各种宗教人士“买卖不须纳税”，但寺院所属店肆、塌房停顿的货物要交税。[6]958与至元三十年的圣旨相比，这是一大改变，明显放宽。大德四年，中书省和河南、江浙、陕西数省长官联合上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买卖却不纳税，他每其间夹帶着别个做买卖的人呵，难分间，多亏兑课程有。”这些官员商议提出：“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自己穿的、食的、所用的买要呵，並寺院里出产的物货卖呵，不纳呵，他每也勾也者。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不纳税呵，不宜。因而夹帶着不干碍的人也者。似这般的每，依例交纳税呵，怎生?”[1]724成宗批示：“交纳税。”实际上继续元贞元年闰四月的圣旨，允许寺院自身消费的物品和出产的物货买卖，均可免税，亦即是说一般的商业活动可以不纳税，但“大钱本”、“大买卖”要交税。问题是如何界定“大钱本”、“大买卖”，显然朝廷中有不同意见。大德五年，宣政院奏：“省官人每奏过，教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依例纳税者。么道，俺根底与文书来。俺与剌马商量来，也里可温、荅失蛮，将着珠荅纳等宝货做买卖有，寺家的一二个店铺做些小买卖，修理寺院，与上位祝寿僧人的斋粮里用有。僧、道依在前的圣旨体例里，不教纳税，也里可温、荅失蛮，依着省官人每奏来的教纳税呵，怎生?”[1]724剌马即喇嘛，指藏传佛教的上层僧人。宣政院是主管佛教的机构，他们上奏显然是针对上述大德四年的决定的。宣政院强调佛教“寺院”的店铺做的是“小买卖”，而也里可温、荅失蛮做的是各种“宝货”的大买卖，因此建议对佛、道寺观的商业活动免税，而对也里可温、荅失蛮的商业活动征税。需要说明的是，“答纳”是大珠子，“将着珠、答纳等宝货做买卖有”，系指海外贸易而言。中书省就此事上奏说：“俺商量来，国家费用的钱粮浩大，近年以来，所入数少，不敷支用。合依在前成吉思皇帝圣旨、哈罕皇帝圣旨、蒙哥皇帝圣旨、世祖皇帝圣旨、皇帝圣旨，已了的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做买卖呵，教纳商税呵，怎生?”成宗下旨：“那般者。”即照此办理，对所有宗教人士、寺院买卖都征税。[1]724。可知成宗时代，寺院的买卖，经历了一个免税到纳税的变化，其中矛盾错综复杂，有行政机构(中书省、各行省)与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也有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里可温)之间的矛盾。但由此显示，各种宗教寺院经商成风，不仅有国内贸易，而且有大量海外贸易，其纳税与否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直接的影响。
元朝居民承担的义务，除了各种赋税之外，还有役与和雇、和买。役是杂泛差役的通称。杂泛指力役，差役指承当里正、主首、库子等。役是政府强行摊派的，沒有报酬。和雇指雇用车、牛等交通运输工具，和买指各级衙门采购需用的物件。和雇、和买本意是自愿的，政府要给予合理报酬，但实际是少给甚至不给报酬，也是强行摊派的，与杂泛差役的性质差不多，因而常常并列。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都是“随产均当”，即按各户资产(以田土为主)摊派。杂泛差役是相对固定的，和雇、和买大多是临时安排的。(17)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是百姓的沉重负担，常常比赋税更厉害。前引窝阔台汗己丑年十一月圣旨，僧道除地税、商税外，“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意即免除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中统五年(1264年)正月的圣旨，实际上继续确认“其余差役蠲免有来。”世祖时代各种宗教寺院都是免役的。成宗元贞元年十一月圣旨：
据中书省奏：“江浙行省陈说：有力富强之家往往投充诸王位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医人、僧、道、火佃、舶商等诸项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各处行省俱有似此户计，乞一体颁降圣旨”事。准奏。仰照勘不以是何投下诸名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从本省分拣，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12]964
大德五年八月，江浙行省又上奏：“先为有力富强之家，诸色名项等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己尝颁降圣旨，一例轮当。今有各管官司，往往别称事故，闻奏圣旨，执把除免，乞奏定例事。”中书省提出，包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在内“诸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13]497皇帝批准。这两件圣旨，都是针对僧、道等户包庇影占富户不当杂泛差役而发，要求查处，但对于僧、道户免役，仍是承认的。大德七年闰五月辛巳，“诏僧人与民均当差役。”[3]452则显然是要僧人、佛寺与民户同样承当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原诏已不存，但按照元朝赋役的体例，应指僧人、佛寺续置土地而言，至于原有常住田土，仍是可以免役的。这是役法的一大变化。
大德年间，郑介夫上书，“僧道之盛，莫盛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又曰：“今僧道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免繇税。而愚民多以财产托名诡寄，或全舍入常往，以求隐蔽差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又当和雇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是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绝伦者，从众推举，然后蠲其繇役，除其税粮，庶可养成清净之风，亦足激励浇薄之俗也。”(18)
郑介夫还主张限田。“僧道恃无差发，因而广置田宅，侵夺民役，为祸不小。亦宜立限，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过十顷，中止五顷，下存二顷。有过制者，依上没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僧道户计，隐占过半，仍复全免，深为不均。”(19)郑介夫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僧道免役和包庇富户免役而发的。他提出寺观交纳税粮和限田，亦为了均役。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僧道免役之不满。
四、武宗至顺帝时期佛寺的赋役
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死，其侄海山夺得帝位，是为武宗。十二月，武宗颁发改元诏书，其中云：“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並依舊制纳税。”[3]493所谓“旧制”，应是指元贞元年的羊儿年圣旨。这就否定了大德八年的免租。至大二年(1309年)六月乙亥，“中书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臣等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体奏免，非制。’有旨：依旧制征之。”[3]512显然，在武宗即位时申明各种宗教寺院“并依旧制纳税”以后，宣政院仍要求的是对所有宗教寺院田土免税，中书省反对。结果武宗同意中书省意见，仍“依旧制”。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之初对僧人特权颇为厌恶，嗣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二月，“禁宣政院违制度僧”，並撤消各级僧官衙门。十月丁丑，“禁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3]547此次事件经过是，至大四年十月初十日，中书省上奏说：“‘和尚每根底与来的常住地土，不揀谁休争者。’么道，宣政院官奏过，开读了圣旨来。将百姓每的田地，‘是常住’么道，昏赖的也有。倚着与来的常住混杂，不教爭呵，不中也者。”
仁宗下旨：“不教争呵，不中。似这般相争的，教廉访司官归断者。”[14]676
宣政院奏请佛寺常住地土“不拣谁休争”，皇帝下旨同意，这应是武宗时代的圣旨。以此为据，佛寺便可以“常住”为名强占民间的土地。这种情况显然很严重，影响政府的收入。所以中书省认为“不教争呵，不中也者。”仁宗接受中书省的建议，下旨凡佛寺与他人发生土地纠纷，由监察部门审判决断。这件圣旨否定了“不拣谁休争”，对僧寺“冒侵民田”下达禁令，反映出佛寺兼并土地成风。
紧接着，皇庆元年(1312年)四月壬午，“敕：僧人田除宋之旧有并世祖所赐外，余悉输租如制。’”[3]551此事经过是：
皇庆元年四月十七日，中书省奏：“为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纳税粮的上头，在先省官与宣政院官互相闻奏不一的上头，完泽笃皇帝时分，羊儿年里，完泽丞相等省官、荅失蛮等宣政院官，吃剌思八斡即儿帝师根底商量呵，‘除亡宋时分旧有常住，并奉世祖皇帝圣旨做常住与来的地土外，其余归附之后，诸人捨施，或典买来的，一切影占的，依旧纳税粮者。’么道，奏过定体了来。后头宣政院官，曲律皇帝时分‘休教纳税者。’么道，奏了的上头，省官人每‘依着羊儿年里定拟了的体例，交纳者。’么道，又奏过教行了来。去年也奏来。如今江浙省官人每根底说将来：‘僧人每休教纳税者。么道，宣政院官奏了，与了执把圣旨、懿旨有，怎生呵是?’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来：‘种田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的是成吉思皇帝圣旨有。如今依着羊儿年省官、宣政院官、帝师根底商量着行来的体例里教行，与了的执把圣旨、懿旨教拘收了。必阇赤官人每根底说了：‘今后与圣旨、懿旨呵，除亡宋时分有的，并奉世祖皇帝做常住与来的外，其余的依体例教纳税粮。’明白教写与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依先例教行者。”么道，圣旨了也。饮此。[1]725-726
这道圣旨透露了武宗时期到仁宗初年元朝上层关于僧人赋税的争论。在各种宗教寺院田土纳税问题上，中书省与宣政院的意见不同。羊儿年即元贞元年的圣旨是省官、宣政院官和帝师共同商议的结果，经成宗(完泽笃皇帝)批准，“定体了来”，具有权威性。但是在武宗(曲律皇帝)时期，宣政院官又提出“休教纳税者”，即一切宗教寺院田土全部免税，省官则坚持按羊儿年的“体例”办，这显然就是上引至大二年六月的爭论。“去年也奏来”，应指至大四年十月的事。皇庆元年，宣政院官又上奏：“僧人每休教纳税者。”为此还颁发了免税的圣旨、懿旨。江浙省官员面对前后互相矛盾的旨意，无所适从，只好向中书省请示。中书省仍然坚持羊儿年的体例，不仅提出收回“休教纳税”的圣旨、懿旨，而且要求以后发布有关寺院田土的圣旨、懿旨，必须按羊儿年体例办。仁宗同意中书省的意见。
可以看出，宣政院官代表佛教寺院的利益，不断爭取包括原有常住田土和续置田土在内的全部寺院田土免税，而中书省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坚持续置田土不能免税。对佛教颇有不满的仁宗为什么一度会同意宣政院的意见?似可从佛寺免税同时颁发圣旨、懿旨中得到解释。圣旨出于仁宗，懿旨则是皇太后答己颁发的。答己是虔诚的佛教信徒。(20)佛教上层人物要求答己出面争取免税，仁宗不能不同意，故有此举。但由于中书省官员以祖宗的名义坚持原来的“体例”，仁宗于是便顺水推舟，重申“依先例教行者”。
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乙亥，“诏谕僧俗辨讼，有司及主僧同问，续置土田，如例纳税。”[3]556-557此事起因是仁宗废除了僧司衙门，引起佛教上层人物不满。“如今帝师为头讲主每、众和尚等交奏：‘和尚每根底，交纳税粮，着铺马祗应，寺院里安下使臣，越着生受。经文的勾当、为上位祈福祝寿的勾当里，好生有阻碍。’”[15]1134-1135仁宗下旨，就两件事作出决定。一件是僧人词讼，凡僧俗相争，“管民官与各寺院里住持的和尚头目一同问了断者。”另一件是僧人税粮，“依着羊儿年体例，亡宋时分有来的常住田地并薛禅皇帝与来的田地内，休纳税粮者。收附江南已后，诸人布施与来的、置买来的、租典来的田地有呵，依在先体例里纳税者。铺马祗应，不揀什么杂泛差发休当者。”[15]1135这是上层僧人又一次上诉，要求免税，仁宗则坚持原来的体例不变。延祐五年(1318年)十月已丑，“敕：‘僧人除宋旧有及朝廷拨赐土田免租税，余田与民一体科征’。”[3]586这是又一次重申。仁宗在位九年，三次重申羊儿年体例。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只有“薛禅皇帝”(世祖忽必烈)所赐可免税，延祐五年十月圣旨却改为“朝廷拨赐”，也就是说，忽必烈汗以后诸帝赐与佛寺的田土亦在免税之列。
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庚辰，“敕：‘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业及世祖所赐者，余悉税之。’”[3]621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丙申，“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3]681这是用刑罚来禁止江浙僧道购买民田，前所未有，反映出佛道寺院兼并民间土地之严重，也说明寺院续置田土必须纳税的政策没有多大效果。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乙未，“诏：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赐予者，悉除其租。”[3]746虽是重申羊儿年体例，但其中“累朝赐予”，实际是重复了延祐五年十月的“朝廷拨赐”，也就是再一次肯定放宽免税范围。从武宗到文宗，不断重申羊儿年体例，说明僧寺续置田土纳税问题一直未能很好执行。至正四年(1344年)正月，中书省颁布了一件重要文书：
户部与刑部议得：“御史台呈：‘浙东道廉使张亚中等言：内外寺观僧道，近年以来，往往续置民产，影射差徭，侵靠民力。虽有禁治，终无定例。如系至元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书已前，除金、宋旧有常住田土外，以后增置者，即系立革之后，拟合立限勒令吐退，令元主备价收赎。如主贫乏，听所在官司给据，卖与无违碍之家，随产纳税当差。限外不行吐退者，严加禁治。今后明著革限，僧道不得置买民产，违者许诸人陈告，买主卖主各决五十七下，知情说合牙见人等，减罪二等，价钞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依例改正，仍旧当差纳税，诫为官民两便。’以此参详，国家经费，赋役为先，僧道身处空门，往往置买民田，影避差徭，靠损民力。合准廉使张亚中等所言，自立限以后，僧道不得置买军民站赤一应当差田产，违者买主卖主各决五十七下，牙见说合人等各减二等。其价沒官，实为官民两便。”都省淮拟。(21)
这件文书主旨是禁止僧道置买田产，违者重罚。说明羊儿年圣旨所定体例即“常住”免税、续置纳税已经完全失败。元朝政府不得不另谋对策，企图从源头盘入上解决问题。泰定四年九月的禁令开其端，经过文宗时期的反复，此时又重新提出来。但此时元朝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些亡羊补牢的政策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效果有限，很快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便爆发了。
在买卖纳税方面，延祐元年七月，元朝颁布新的市舶法则，其中一条是：“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诸色人等，下番博易到物货，並仰依例抽解。如有隐匿，不行依理抽解，许诸人首告，取问是实，钱物没官，犯人决一百七下，有官者罢职，仍于没官物内，一半付首告人充赏。若有执把免抽圣旨、懿旨，仰行省、宣慰司、廉访司就便拘收。”[16]533-534可以说延续了至元三十年市舶法则的有关规定，即宗教人士从事海外贸易必须纳税(抽分)。不同的是，三十年法则说：“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抽分”。即有免抽分的圣旨可免抽分。新的规定则是说：“若有执把免抽圣旨、懿旨，仰行省、宣慰司、廉访司就便拘收。”即持有免抽分的圣旨、懿旨亦无效，都要收回。显然，比起以前来更为严厉。对照上述皇庆元年四月的争论，是要拘收允许僧人免税的圣旨、懿旨，两者是很相似的。即答已要给予宗教人士更多的优遇，而仁宗则在同意以后又加以改正。
除了海外贸易，对于各种宗教寺院的国内商业活动，仁宗、泰定帝继续执行买卖纳商税的政策。仁宗延祐五年二月乙卯，“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並输税课。”[3]582延祐七年十一月庚辰，“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3]732泰定元年四月丙寅，“税僧、道邸舍积货。”[3]646文宗即位后，天历二年三月丁丑，“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3]732但不久即有改变。至顺二年三月丙戌，“中书省臣言：‘宣课提举司岁榷商税，为钞十万余定，比岁数不登，乞凡僧道为商者，仍征其税。’有旨：‘诚为僧者，其仍免之。’”[3]779值得注意的是，“仍征其税”说明“僧道为商”在此以前已经免纳，而文宗的旨意是僧人继续免纳，显然道士经商则需照原例纳税。此前免纳始于何时已不得知，但亦应经皇帝同意，故此时需重新请示。由此，可以认为，在文宗时期始，僧人经商可免税，这又是一个变化。从而至少部分地破坏了长期以来各种宗教人士买卖纳商税的体例。
仁宗时代，僧人、佛寺免役规定发生变化。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十七日的圣旨，重申寺院纳粮依羊儿年体例，“铺马祗应，不揀甚么杂泛差发休当者。”[17]713延祐元年(1314年)，帝师上奏：“河西田地里有的僧人每，当着差发、税粮、铺马、扫里，好生的生受有。依着其余和尚每的例，不揀什么差发休教当者。”[18]714中书省认为，河西人口稀少，当地和尚多半有妻子，还是按原来体例办。仁宗决定：“有妻室的教当差发、税粮、铺马、扫里者，无妻室的和尚每，休教当者。”[18]715河西地区即原西夏地区的无妻室的党项僧人，也获得免役的待遇。延祐五年十一月，又就僧、道免役一事颁布圣旨：
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书省奏准圣旨节该：“今后依着累次行来的圣旨，民间但是和雇和买、里正主首杂泛差役，除边远军人，大都至上都其间自备首思站户，诸处寺观南方自亡宋以前，腹里、云南自元贞元年为格，旧有常住并上位拨赐田土除差外，据边远军人元籍去处各有赡军产业，那里既已优免了，这军官、军人并僧道人等续置了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及财赋总管府承佃附余地土，并与其余军、站、民、匠、医、儒、灶户、运粮舡户、各枝儿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例均当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19]76
可知这次的圣旨，一是重申寺观免税的范围，二是强调续置的纳税土地必须应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延祐七年六月辛酉，“诏免僧人杂役。”[3]603显然是对前一年圣旨的否定。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乙末，“中书省臣言：‘江南民贫僧富，诸寺观田土，非宋旧置并累朝所赐者，请仍旧制与民均役。’从之。”[3]653按：泰定元年六月，“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3]4074，中书省臣张珪等上奏百官“集议”的意见，其中之一是：“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卖田，随收入户。铁木迭儿为相，纳江南诸寺贿赂，奏令僧人买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属，迄今流毒细民。臣等议：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如旧制勿征；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3]4082泰定帝应是采纳“集议”的意见，下令僧寺续置土地与民均役。这是恢复原来的制度。
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十二月，甲申，“诏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乙未，“诏：‘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赐予者，悉除其租。其有当输租者，仍免其役。僧还役者，听复为僧。’”[3]745-746甲申是十二月初二，乙未是十二月十三日。甲申诏是免除僧尼一切徭役，应包括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乙未诏是将僧寺田土分成两类，一类是“常往田土”和朝廷赐田，按例可以免租(地税)，当然也可以免役：另一类是“当输租者”即后来续置的田土，本应当役，亦免其役。实际上就是说佛寺所有田土，都可免役。甲申诏和乙未诏实际上是一回事。很可能，甲申诏颁发以后，朝廷官员中有不同理解，因而十天以后再下诏说得更明确。
到了顺帝时期，元朝关于佛寺赋役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癸卯，“敕僧、道与民一体充役。”[3]820即僧道与民户同样待遇，全部田土(包括旧有“常住”和续置)均需应当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这显然是对文宗时代僧寺免役的否定。但长期以来僧寺道观的续置田土当役都无法实行，要求“与民一体充役”肯定是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可知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为一方，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为另一方，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必须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崇佛，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伏遇，又要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纳、免之争，中心是佛寺续置土地的待遇问题。而续置土地的实质，则是佛寺对民间土地的兼并。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元代的经济关系。
注释：
①白文固的《元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见《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19页，对此有所介绍。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可参看船田善之：《蒙元时期硬译，公牍文体的格式化》，载《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②[日]植松正：《元代条画考(四)》，《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48号(1980年2月)。
③⑤念常：《历代佛祖通载》卷22，《大正藏》本。
④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参见韩儒林：《蒙古答刺罕考》，载《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9页。
⑥王万庆：《海云禅师碑》，侯堮校本，见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载《北京史研究(一)》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按《历代佛祖通载》卷21云：“辛卯十一月，受合罕皇帝宣赐：師称心自在行。”二者相同。
⑦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国朝文类》卷57，四部丛刊印本。
⑧蔡美彪：《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二)》，载《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9页。
⑨此碑全文见船田善之：《蒙元时期硬译公牍文体的格式化》，载《元史论丛》第11辑。
⑩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页。
(11)蔡美彪：《龙门建极宫啤碑》，载《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0页。
(12)薛友谅：《大名佰僧录庆公功行之碑》，见《中国古代碑帖拓本》，北大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2001年版。
(13)《历代佛祖通载》卷22《大正藏》本。
(14)《历代佛祖通载》卷22《大正藏》本。
(15)《历代佛祖通载》卷22《大正藏》本。
(16)《祁林院圣旨砷》，见《常山贞石志》卷17，凊道光刊本。
(17)参看陈高华：《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506页。
(18)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载《历代名臣奏议》卷6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本。
(19)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载《历代名臣奏议》卷68，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本。
(20)有关答已信佛情况，见陈高华著：《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6页。
(21)《至正条格·断例》卷7《户婚·僧道不许置买民田》，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