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曲折发展的世纪。当我们在世纪之交反思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时，自然而然地会把思维的聚焦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却充满了活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的历史进程，是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创造性贡献是什么？我认为，只有把这一理论置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才能获得清晰的答案。
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主流是与两大历史性课题密切相关的，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伴随着对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探索，在本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出现过两次转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三次飞跃。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产生出伟大成果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第一次转移是由西欧向俄国的转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飞跃，即产生了列宁主义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二次转移是由苏联向中国的转移，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伟大飞跃，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取得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以及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取得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理论是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积淀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社会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20世纪东方社会的历史走向，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在印证马克思晚年的预测，即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曾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其历史条件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一条路。马克思对此作了反驳。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不适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俄国等东方国家实现了，也表明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但不能因此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基本趋势相对立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不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这与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预言不完全相符），而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俄国并未从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下，在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之后，才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内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也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当一个落后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时，是否也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人们，成为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高难度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社会主义革命难度更大的课题。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进程是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许多坎坷，特别是经历了像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曲折，以及后来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重大挫折。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来自全球性的科技革命、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一切都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当今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命运等问题。社会历史进程也提供了初步回答这些问题的客观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总结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逆境中挽救了社会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遭受严重挫折时，在中国却呈蓬勃发展之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不仅同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有必然联系，而且同邓小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态度有必然联系。邓小平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站在时代高度和社会发展前列，全面思考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基本理论前提。一方面，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掉“老祖宗”。另一方面，他极力反对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主张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区别开来。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求实与创新的实践精神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上，始终以实践为基础，把求实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上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破除迷信和教条，推翻“两个凡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他反复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13、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以实践为准绳，敢于突破旧模式、旧观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没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
二
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邓小平理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从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在创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总是紧密围绕实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始终坚持运用科学的认识方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三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层次上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邓小平理论的社会认识方法论
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朴实无华，但蕴涵着深刻的哲学基础。邓小平把唯物史观运用于考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认识的基本原则。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强调得最多的是三条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三是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它们是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在1985年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同上书，第118页。）
实事求是实质上是科学的社会认识原则，它体现了客观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即不能从原则或思想出发，而只能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客观事物都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而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是统一的。实事求是还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性的原则。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从社会领域中的实际出发，与从社会实践出发是一致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同上书，第260页。）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中国国情， 就是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同上书，第252页。）
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社会实践、社会工作、社会体制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是衡量历史发展的科学尺度。强调坚持生产力标准，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又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当需要回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时，当需要用新的理论模式和体制模式取代旧的理论模式和体制模式时，就必须从根本上坚持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渗透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高价值标准。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中，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是有机统一的，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是有机统一的。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论述中。
上述社会认识的基本原则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理论支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正是在这一理论支点上建立起来的。
（二）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能否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解决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原则，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概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依据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本质进行过科学的预测和分析。由于他们未亲临社会主义“其境”，因而不可能对20世纪诞生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作出详尽完备的概括。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新课题：在生产力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在一国两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条件下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落后。社会主义遇到的现实矛盾主要是：从国内看，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国际看，是社会主义国家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教训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较落后或经济实力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解决上述矛盾的迫切要求，邓小平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同时，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突出方面。
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中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1.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历史定位，并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既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本质，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本质。他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置于社会主义本质诸规定的首位，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突出特点。2. 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目的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导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这是不难理解的常识，但是把它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却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与私有制社会不同，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在较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基础上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3.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成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过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以纯粹的形态存在和表现的，要把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根本目的（或根本目标）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区别开来。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私有制和剥削现象存在。
总之，邓小平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全面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既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或形态的根本区别，又说明了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根本要求和基本方向。这就为确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模式和基本途径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基本的思路。
（三）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一探索的最新科学成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包括“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和曲折性；他还及时纠正过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并且主张用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过较大成绩，但是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却超越了历史阶段。他在30年代中期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50年代初又过早地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长期性，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已进入社会主义发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指日可待，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做法，否则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他一再强调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换言之，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为深刻的意蕴在于：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寻求适合国情的道路，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前提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经济形式来发展生产力，并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制定，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模式的确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性的过程，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总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总览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主张“应该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同上书，第282页。 ）他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建设置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加以把握，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只有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优势。邓小平理论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在这方面，邓小平理论有许多丰富的思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走自己的路，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大力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即“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同上书，第149页。）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些思想， 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总体发展的辩证法，体现了重点论和两点论的内在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使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变为国民生产总值位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它曾经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市场的扩展，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出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状况时，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不敢越“计划经济”雷池一步。邓小平打破思想禁区，主张“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同上书，第373页。 ）他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指出：市场经济是一种体制，而不是社会基本制度；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冲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开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从而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具有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回答了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而同时又具有世界性意义。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及其在现实中的巨大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只有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土壤，勇于探索和回答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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