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木论文,两篇论文,同志论文,文章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乔木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一书写的《题记》，恐怕是《胡乔木文集》中收录的发表时间最晚的一篇文章吧。文章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很高的评价。我们曾经建议乔木同志把其中的一些话删去或者修改，他没有都接受，仍然保留的相当不少。我以为，应该将这些话看作是乔木同志对写出一部好的党史著作的期望。党史著作、近现代历史著作要达到乔木同志也是广大读者期望的高水平，还有待我们大家继续作认真的努力。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第七两章，即关于建国后头17年的两章的修改、改写和定稿。在准备工作中，我读了不少有关的著作和文章，给我帮助和指导很大的，有乔木同志的两篇论文：《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前一篇已经发表，后一篇当时还没有发表，现在都已收入《胡乔木文集》。这是两篇很有见地的史论，尽管我并不是对两文中的每个提法全都赞同，但我的确认为，对17年历史中这两大关键问题，两文所作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真正称得上是“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题记》中语）。
（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这个“选择”问题。
要讲选择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党的成立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明确地解决了的，建党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作出这种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不好说，这个选择是50年代才作出的。
我们党在延安提出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义，但这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选择，也不是把作出选择的问题推到未来去解决。只是指出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就在于它下一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当然，对何时开始这下一步，实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去只有一般的论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指出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那时内部讲话，估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10 年、 20年之后的事情。1953年中国共产党分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从当时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人民接受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写进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50年代作出来的。
就宣布开始过渡的时间比过去讲的要早这一点而言，对于总路线的提出，人们有些意外；就中国共产党迟早要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而言，没有人感到意外。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早已使人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少同志觉得这种过渡提出得早了一些，认为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某种偏离或脱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却宁可更多地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联系，同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联系。我发现并引用了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论述：“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增长的时期。”（这是按当时发表的稿子引用的，这篇讲话在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时，大概是由于整理文字的缘故，没有能保持原貌。）我认为，这段论述代表了当时党的领导人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如果牢牢把握这种联系，更加从容地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方法和进程，也许能够更好地找到从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途径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中心的主题，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它的由来，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实践的历史进程。我们力图写清楚过渡时期理论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写清楚提出和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段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书中的这些论述，参照了乔木同志文章的分析。我是赞成乔木同志这篇文章的结论的，这个结论就是：“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三）如果说，第六章的主题是“选择”，那未，第七章的主题可以说是“探索”。书中把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一个新意。提出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引人注目的一个新意。
所谓“探索”，是指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探索从《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开始。
现在有的文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转变，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我认为，说得不确切。首先，我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作否定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是中国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前后从总结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屡遭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根本意义，在于放弃过去人们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前，先进的人们为求中国的富强，想去效法日本、欧美，走日本人的路，走欧美的路，多少奋斗，多少牺牲，都不能成功，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先进分子转而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出路和方向。就是说，“走俄国人的路”，是就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而言的，不是就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这个层次而言的。就选择社会主义而言，今天我们还是坚持这个选择，因为这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归根到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其次，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正是毛泽东同志克服了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创造性地开拓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突出特点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的名字，正是同中国革命不照搬外国经验而走自己的道路的政治勇气和创造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走自己的路，那末，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也是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走自己的路，是我们确定不移的结论。
当然，在建国以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又经历了曲折。建国初期提出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说是学习“先进经验”，实际上往往把苏联经验都当作先进经验，以苏联经验作为自己仿效的模式，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历史地看，“学习苏联”有其不可避免性，有其起了积极作用的方面，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创造。所以小平同志也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尽管在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过渡所要达到和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过渡就迅速达到了的目标模式来说，根本上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改造的目标和结果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实际上的全盘公有乃至国有来说，也还是照搬苏联的模式。至于整个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等等，当然是照搬苏联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是成功的和赶上了时代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适合我们的情况，照搬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和某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模式，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
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试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意义重大的良好开始。所以说，对照搬外国的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不过，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解决好”。我们寻找自己道路的探索，后来走入了歧途。 1956 年探索的良好开端， 在许多方面被搁置了， 1958年按不同的思路另行探索，结果是一个大失误——“大跃进”，后来又发生另一个更大的失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这两大失误，是在区别于苏联道路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从深层来说，在一些方面，比如在社会主义就是全盘公有和计划经济的观念方面，实际上还是在苏联模式的思想支配下，而且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这些观念推到极端，使它们更加绝对化了。
不能因为探索中曾经走入歧途，就否定探索，认为还是按别人的路走为好。不管是过去苏联的路，还是现在不论哪一个国家的路，我们都不能照搬照抄。照搬照抄，都没有出路。关键是要在继承和吸取过去探索中得到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总结过去探索走入歧途的经验教训，摆脱过去从外国搬来的和我们自己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不清醒观念的束缚和负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提出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重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们的探索走上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下，我们开始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
（四）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包含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地表达出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本书中的这个思想，是按照胡绳同志的要求来写的，也是参考了乔木同志文章的论述来写的。
乔木同志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中说：“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采纳这个思想，又从突出“探索”这个主题的角度，提出了10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书中指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包括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8年底年从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八九个月纠“左”中的探索，60年代初继续纠“左”和五年经济调整中的探索，主要在这三段时间所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则是“左”倾错误的发展趋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包括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但是，积累起来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决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等量齐观，也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积极探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开拓等量齐观。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一如我们不能不看到1956年开始的积极探索同新时期的探索之间的联系。
（五）“二十年‘左’倾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算起的，单就经济发展来说，则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算起的，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乃至“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徘徊）一起计算在内，举其成数，叫做“二十年”。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说“‘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乔木同志文章，特别说到“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这里讲的中国领导人，当然是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了“二十年”的问题。例如，早在1980年1 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著名讲话中，他就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在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多次谈话中，小平同志更深刻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把“左”倾错误的由来追溯到1957年和1958年。这些都收入到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中。
又如，在同坦桑尼亚的姆维尼的谈话中，在同西班牙的格拉国的谈话中，在同南斯拉夫的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在同孟加拉的艾尔沙德的谈话中，小平同志都讲到“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的“左”倾错误。这些都是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 年出版， 1987年2月增订再版）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 月）》（1987年10月出版）这两本公开发行的小册子中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又增加了几处同样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二十年”的提法，对小平同志来说，不是他一时偶尔说起，而是他经常讲到的提法；对于理论界、党史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著作的同志来说，也应该是早就知道和熟悉了的提法。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小平同志的观点，不能无视这个提法。它客观地反映了建国以来“左”倾错误发展的历史。乔木同志的文章描绘了这段历史的本然，并力图去说明它的所以然。乔木同志用了“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这样的描绘。小平同志多次讲20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乔木同志加上“动荡”两字，我觉得很确切，概括了前面引用的小平同志所说的“不快”和“不稳”。
（六）那么，又该怎样看待小平同志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的评价呢？他说：这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联系到这以前的7年，他更强调这17年“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我以为， 这就要从“两个发展趋向”来进行分析。
从10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来说，因为这个趋向的存在和发展，因为这个趋向在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这一段历史“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对的”。尽管有几次“左”的错误的运动的干扰，尽管有的错误是带有全局性的（“大跃进”和反右倾），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成绩是主要的”这个基本估计。历史决议概括了这些作为基本方面的主要成绩，包括经济建设的成绩，经验积累的成绩，干部成长的成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展开记述了这些成绩。
从“左”的错误趋向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尽管其间两度有所纠正，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浩劫。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以来“左”倾错误的内在联系，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二十年‘左’倾错误”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这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
由于党和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决不可以抹杀党和人民努力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不因为“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而受到很大的耽误和限制。这样，从社会主义优越性应有的体现来要求，从同世界和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较，20年中我们经济的动荡、停滞和缓慢发展，就成为我们不能不正视的极其尖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决心实行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由来。
（七）对“二十年‘左’倾错误”，乔木同志文章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分析。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第七章时，他还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增写了一些重要段落。这些虽然都在书中，但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乔木同志改的。在这里作一些介绍，对于让大家了解乔木同志的观点，是会有帮助的。下面列出他作的主要修改，共有十条。
头两条都是关于反右派的，这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开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段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的描述和分析，是花了力气，有一些新意的。在总结这次运动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曲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第347页）。 此处用黑体字标明的“和对党的信任”是乔木同志所加，“打击”原稿是“挫伤”，为乔木同志所改。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还是总结反右派，有这样一段话：“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第348页）。 “甚至无中生有的”，为乔木同志所加。
第三条：讲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形势和情况，说：“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1976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第348——349页）。“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1976年）之久的长时间中”，为乔木同志所加。由此可见“二十年”这个命题，在乔木同志看来是一个不能撇开的命题。
第四条，在总结“大跃进”的地方，乔木同志作了一长段修改。改了两次，第一次写在送审稿边，第二次重新另写在两页纸上。这里将第二次单写的修改稿抄录如下：“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其有利方面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勇敢无畏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高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反冒进以及坚持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方针得到党的八大的正式通过）作了不适当的批判，这就造成了如下的两个消极影响：第一，新的探索没有认真研究分析而且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长期积累并为党的八大所系统总结的丰富的、宝贵的、成功的经验，这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冒进的作风；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的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没有经过新的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甚至也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的正式的、民主的、认真的讨论，就否定了八大、八届三中全会和政治局集体所通过的决定），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这段修改稿，经过必要的文字整理，就是现在书中第350——351页上的那一大段话。
第五条，“大跃进”造成的有些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要不要写在历史书上？经过反复和慎重的斟酌，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写上，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交代。稿子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 1960 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369页）。乔木同志认可了这样写， 其中“不少省份”，为乔木同志所改，原为“一部分”。
第六条，1962年广州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乔木同志加了这样的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的反复的预兆”（377页）。
第七条，对于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书中说：“这样，就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又一次严重地而又极端简单地提到全党面前”（第392页）。 “而又极端简单化地”，为乔木同志所加。现在书上印的是“而又极端简单地”，这是因为乔木同志改稿中“化”字字迹不很清楚，当时没有认出，这次仔细辨认，确有个“化”字。以后重印时，应该订正。
第八条，还是讲八届十中全会的，书中说：“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第394页）。 最后这一句，是乔木同志加上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两种相互矛盾的指导思想，只能暂时地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可能长久地被控制，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状态。发展下去，要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克服错误的指导思想，要么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压倒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能设想，可以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搞经济建设长期地协调起来。
第九条，对“二十三条”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书中说：“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第396页）。 “即”字起的那后半句，是乔木同志所加。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第十条，讲“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建设和探索的成就，参照乔木同志那篇文章，写了以1962年为基期，在1963到1965年这三年中，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百分比，并把这些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字相比。乔木同志在这之后加了一句话：“当然，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并不完全可比”（第401页）。
乔木同志那篇文章，一开头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三段时间是比较好的，一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个是1963年到1965年间的经济调整时期，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而在文章末尾，是这样说的：“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同‘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趋势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的中国，特别是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二十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
乔木同志在书稿中加的那一句话，是对他的文章中“三段较好时期”提法的补充和校正，同他的文章中最后这一段话是完全相应的。
（八）总之，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中，从这里介绍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的十处重要修改中， 可以看出， 乔木同志对这17年的研究，多么重视，作了多么值得我们珍视的努力。
只有认真研究17年奋斗的成就，并把它同党在建国以前28年奋斗的成就，同党在建国以后四十多年奋斗的成就，联系起来，就是说，同党的七十多年奋斗历史的成就联系起来，才能懂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来之不易，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可动摇。
只有认真分析17年中（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来）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只有认真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历史的大转折、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来之不易和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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