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实证研究——以重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为例论文,职业教育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2)02-0025-04
一、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各级政府实施的有力举措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城市化超人口城市化发展，使不少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既存在盲动性，又缺乏进城后的保障，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也存在不足的现象，这些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带来了新的困境。
一些学者进行了先验研究，唐以志[1]、谢瑷[2]等把劳动力转移与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联系起来，有的研究认为，接受初高中及职业教育的人，外出概率比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多11-21个百分点[3]。殷晓清[4]、徐林清[5]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出现的扭曲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滞后。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密切、服务最贴近、贡献最直接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功能决定了其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其特点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当中发挥主导作用[6]。职业教育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7]，它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8]。《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要求广泛开展新型农民和农民工培训工作，继续实施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9]。
已有的研究关注了职业教育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关系，但缺乏实证方面的证据，难以量化职业教育的贡献程度。本文以重庆为样本，通过在永川、江津、合川等地收集调查数据，先进行统计分析，再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和Logit模型予以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讨论。
二、职业教育对转移劳动力就业和收入贡献的统计分析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基本情况
考虑到职业教育(含技术培训，下同)官方数据较难获取，本研究是在201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下，运用问卷调查法及深度访谈法，收集重庆永川、江津、合川等地的样本数据。调查对象为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04份，有效率达67.33%。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有效、可靠，我们在自编问卷制作时，先以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对50名不同类型的在重庆市就业的农民进行调查，然后对其提供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评估问卷初稿，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本研究的样本重庆市，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多山区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近年来，重庆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转移速度较快，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从1997年的57.6%降低到2009年的44%，农村外出人口2009年达到782.98万人，是2000年的2倍；二是就业压力较大，2009年外出至市内人口达到314.33万人，市外外来人口96.33万人，合计占到全市就业人口的24.6%，农村劳动力市内转移数量占全市转移劳动力的比重逐年上升；三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城镇化率为例，2009年“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翼”和“渝东北翼”分别为51.6%、26.1%和34.3%，面积广大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渝东南翼”和“渝东北翼”是重庆农村劳动力净输出地区，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一小时经济圈”则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区域不平衡现象严重。
(二)职业教育对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贡献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认为找工作很容易、容易的分别占4.9%和25.5%，认为一般的占38.0%，三者合计共占78.4%；而认为找工作难或很难的分别占13.5%和8.2%，两者合计21.7%。另一方面，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认为找工作很容易、容易和一般的分别占5.1%、11.2%和31.2%，三者合计相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要低30%；而认为找工作难或很难的分别占39.3%和12.2%，合计共51.5%(见表1)，相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要高29.8%。显而易见，对一般的转移劳动力而言，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明显要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在城市就业。
(三)职业教育对转移劳动力收入的贡献
被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在城市就业所获取的收入是决定他们及其家庭成员能否最终在城市安家立足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提高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和保障其收入的稳定性是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反复，加快转移进程的有效措施。表2反映的是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水平及其稳定性情况。从表2可以知道，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为517.2元，是未接受过职业教育劳动力平均月收入的2.11倍，说明职业教育对于提升转移劳动力收入的贡献相当显著。另一方面，我们用转移劳动力工作的稳定性来反映其收入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率远高于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显而易见，对一般的转移劳动力而言，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明显要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在收入水平上更高，收入稳定性也更好，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常重要。
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计量分析
(一)计量模型
在上述样本数据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运用虚拟变量模型深入分析重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由于调查结果已经表明，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所获取的收入是决定他们及其家庭成员能否最终在城市安家立足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建立转移劳动力收入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计量模型揭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二)变量数据及实证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的设计，S、N、J、Z的数据均来源于每个有效的调查样本。其中，S为转移劳动力的年收入(元/年)，N为转移劳动力年龄(岁)，J为受教育年限(具体按照小学6年，初中、中职、普高、高职均为3年、本科4年的方法累计计算，技能培训按实际时间折算年限)。
通过Eviews5.0计算，结果见表3。
表3表明，模型能通过各项检验，因此认为模型是适合的。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农村劳动力是否受过职业教育(Z)、他们的受教育年限(J)、年龄大小(N)都是影响其收入水平(S)的关键变量，它们与重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当Z=1时，劳动力年收入相比Z=0时要多增加3264.2元，受过职业教育和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收入差别明显；受教育年限(J)则是每增加1年，S将增加86.9元。年龄大小(N)对收入水平(S)的影响程度为每增加1岁，收入提高38.2元，这与本文的样本年龄范围主要在30-40岁之间有关，他们和30岁以下劳动力的体力差距并不明显，而工作经验更加丰富使得收入有了提高。总之，实证结果充分说明了在现阶段条件下，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提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是促进重庆转移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和稳定的有效保障。
(三)职业教育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职业教育(Z)的影响因素，根据样本特性，我们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对于本研究的离散选择问题，可以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Z为观测值为1和0的决策被解释变量；S、N、J为解释变量。欲使得模型可以估计，就必须为随机误差项选择一种特定的概率分布。两种最常用的分布是标准正态分布和逻辑(Logistic)分布，于是形成了两种最常用的二元选择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本研究运用的是Logit模型分析。
由于关于参数的非线性函数，不能直接求解，因此需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中所采用的迭代方法，通过Eviews5.0计算，结果见表4。
表4表明，模型的各自变量的Z统计量不显著的概率接近于0，因此，模型中各自变量都是显著的。从模型中可以看出，重庆农村劳动力是否接受职业教育(Z)，受农村劳动力自身年龄(N)、受教育年限(J)和收入水平(S)的影响。转移劳动力城市就业收入(S)和自身的受教育年限(J)均对他们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年龄大小(N)对他们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产生负面作用，即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
四、结论与讨论
实证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对重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显著。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是影响其收入水平，从而决定其向城市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变量，它的影响系数高达3264.2，远高于受教育年限(38.2)和年龄大小(86.9)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职业培训，反过来又受农村劳动力自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是正的促进作用，自身年龄是负面作用。由此可见，重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劳动力作为职业教育和经济发生关联的重要介质，其总量、素质、结构直接影响劳动力资源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进而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在当前我国农业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恶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诸多后续问题(如“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的形势下，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认证，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因此，必须改变单一的职业教育模式，构建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体系，特别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扶植力度，实施农民工进城继续技能培训工程，逐步推进职业教育水平、技能等级与人才聘用、劳资相挂钩的政策。